《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书评

作家郑鸿生探讨台湾“殖民现代化”扭曲之路

学者钱理群称郑鸿生作品以文学性的方式进入历史2013年09月04日 星期三 新京报分享： 　　新京报讯 （记者江楠）“郑鸿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文学的书写进入历史，这种方式超越了充满遮蔽的理论阐释和充满偏见的历史叙述，直接让个体和个体进行沟通。”昨日，在“郑鸿生作品”新书座谈会上，学者钱理群如是说。　　近日，台湾作家郑鸿生的三部作品《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〇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寻找大范男孩》和《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出版。郑鸿生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为中国曾经被割让出去的一块土地，台湾所走过的殖民现代化的扭曲之路，以及其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用流行的术语讲就是台湾还未能去殖民化”。　　郑鸿生：历史断裂让世代之间差异性更大　　郑鸿生三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上溯到百年前的乙未割台，经历光复对立，一直追溯到今天重新寻找和解之路。昨日，郑鸿生在新书座谈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的演讲。他认为身份认同问题在台湾更为复杂，因为其中不仅牵扯到一般的世代变化，更因台湾特有的历史断裂，而让不同世代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差异性。　　郑鸿生的祖父是前清遗老，父亲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他本人则属于受国民党政府民族精神教育的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郑鸿生说上一代面对下一代总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是普世性的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态度。”但郑鸿生也看到历史的延续，“相对于祖父的失语，我的祖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她终其一生都是传统打扮，不太受现代化的影响，她的安身立命来自于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由此中国的传统社会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文化传承。　　钱理群：应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　　钱理群认为郑鸿生的作品提出了一个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钱理群说进入历史一般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现实生活经验建构历史，一种则是用理论进入历史，“但两者都存在遮蔽历史复杂性的倾向”。由此，钱理群提出应用文学性的方式进入历史，“文学性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注，它用个体性、具体性和感性获得历史中可感知、可追寻的东西，辐射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钱理群认为郑鸿生的作品即是如此，“他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写了家族几代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而他的回忆又有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视野。”钱理群还谈到了自己的一个观察，台湾、香港和大陆在经济、物质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但内在的矛盾和差异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达成内在精神的和解？钱理群认为这些通过文学进入历史的作品可以有所助力，“它能够唤起生命记忆，让人们进入心灵的对话和交流”。　　■ 郑鸿生作品　　《青春之歌》呈现的是战后在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与反共亲美教育下成长的保钓青年，《寻找大范男孩》探讨了台湾百年来连续两三代人因为时代变迁而失语问题及其后遗症，《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则以一个职业女性的一生，展现与男性不同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角色。

一甲子的变迁

清朝遗民的祖父一代。日据统治的父母一代。中国人的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 作者以第三代人的目光，以母亲六十年洋裁岁月的抓手，以小见大，记叙了台湾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自我发展、着装时尚等等的变迁。书内颇多老照片，对照文字来看，很有深味。在前言中作者还提到一个特别值得深究的问题，即作者的童年时代是随着祖母看着野台戏长大的，祖母这一代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妇女，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从戏曲舞台上她们熟识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从中，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而正是靠着这个，台南城乡间的民族因素民族认同，躲过了日据时代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涌动的西方思潮，而保存下来。 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看到台湾变迁，角度的确非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