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书评

读《思想的力量》

by严搏非几年前，科尔奈的这部思想自传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以后，曾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一次在北京，还听到一位朋友说，读了这本《思想的力量》，觉得科氏已 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思想家了。虽然这个评论不见得准确，但科氏在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思 想家却是无疑的了。这部《社会主义体制》六年前由中央编译出过，当时我们书店的读书会还专门做过一场讨论，可惜，它并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足够的、与此书叙 述的问题相称的重视。科氏这本《思想的力量》在回溯自身思想历程时，便大量地回到《社会主义体制》。　科尔奈在80年代就为国内学界熟知，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参加了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派的重要会议：巴山轮会议。他那本描述计划经 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也随之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当时的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也不管你是读经济学的还是读历史学、哲学甚至文学的。《短缺经济学》指出，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关于“短缺”的再生产体制，也就是说，在短缺的经济中，计划的对象其实是“无”，是“不存在”——是对“短缺”的计划（或 对短缺的控制）。这一分析和论断，在那个还是可以相当自由地争论的年代，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 计划模式，无疑是一个完全的解构。此书在80年代出版，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在科尔奈看来，《短缺经济学》只完成了30%的工作，对社会主义体制 的完整分析，要到10年以后，直到《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完成。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科尔奈才完成了他对这个体制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 度自身演化的完整分析。最近两年来，由于某位高官的推荐，很多人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人们不妨再读一下科氏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是更为直接的系 统分析，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整体，它是不能改革的，它只能是“整体转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意味着天然的杂交性和不完整性”。科尔奈 论证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我用几百页的篇幅支持这一假定，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改革，无法拯救制度本身。相反，这种改革会削弱制度的基石。政 府的压迫越是缓和，官僚管制越是放松，旧的权力关系越难以维系”。这段论证，表面上很象托克维尔的“改良引发革命”，但区别则是，托氏的大革命来源于旧制 度的合法性资源的丧失，而在科尔奈那里，“崩溃”却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自身演化的必然结果，无幸免可能。

将学术与生命碰撞、融合的大学者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度洛阳纸贵，出现了“短缺”，但这是在价格体系下的暂时性的短缺，而科尔奈本人的学术历程则更是充满了传奇，是时代与学术的大碰撞与大融合的结晶。科尔奈是匈牙利人，父亲是精通三门语言的博士，为德国的匈牙利大使馆做法律顾问，社会地位高，收入亦非常丰厚。但是纳粹的上台以及匈牙利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使得匈牙利的犹太人从天堂跌入深渊，科尔奈的父亲被关押而最后不知所踪。科尔奈因之对赶走德国人的苏联红军及其实行的共产主义政策一度狂热，并进入共产主义报社工作，仕途一路凯歌。在此期间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引起的关于斯大林体制的讨论及匈牙利相应的变革使科尔奈本人开始反思共产主义体制，并为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的书籍撰写书评，鼓吹新思潮。苏联的坦克不会允许匈牙利另起炉灶脱离自己的控制，随着纳吉发动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科尔奈本人也被调离了报社，进入研究所工作。此时的科尔奈并无深厚的学术功底，但是通读过《资本论》并做了详尽的笔记，在匈牙利经济大学的博士学位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在职博士，其博士论文《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的反响，科尔奈指出了在管理过度集中的情况下，努力与激励相背离的情况，并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短缺”。此后科尔奈自学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通过与数学家的交往增强自己的数理能力。加之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通透理解，其论文很顺利地见诸《经济计量学》等顶尖经济学杂志，受邀到剑桥、哈佛等名校访学，在国内的地位也蒸蒸日上，在满足匈牙利当局平衡正统候选人与非正统候选人的条件下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科尔奈到哈佛大学经济系做了终身教授，钱颖一、许成刚等都是他的学生。纵观科尔奈的学术生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珍贵品质是将自身的学术追求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变迁融合起来。从二战的战争创伤中倒向共产主义，再到接触到共产主义体制的真相后进行深刻地反思。咒骂共产主义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解释这种体制的运行机理并给人以启发的鲜见，后者实际上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使命。科尔奈从实际现象出发，提出颠覆性的观点并用精密的梳理模型论证，是勇士才可能有的壮举，但实际上普通人也有所感知，但未进行深入。以科尔奈提出的著名的“软预算约束”为例，我自己也曾感觉这个和父母对子女之爱导致的子女在消费以及决策上的软约束是一样的，但我止于观察，甚至没有进行粗浅的分析。实际上，科尔奈的灵感正来自于家庭决策中的”预算约束“并将之用于对国营企业的分析，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司空见惯的基本假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天然背景的，但是在匈牙利以及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不是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往往会产生新的理论，科尔奈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父爱主义与政府挽救亏损企业的做法连接起来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此外，科尔奈关于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实证方法“之间的判断也深得我心，”就我的经验来看，数学经济学的泰斗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研究的角色分工。我从来没有听说阿罗或者库普斯曼对那些表达不准确或者不完全准确但是包含真知灼见的观点不屑一顾，也没有听说他们会贬低这种观点的创造者。‘大致的正确总比精确的错误来得强’”。但是目前的学术发表体制下，那些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且不完整的原创性作品难以有机会与成熟的作品一同出现在顶级学术刊物上。科尔奈对此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因为这会使得“刚取得博士学位急于在工作中迅速获得提拔的学者不会尝试着提出革命性（但是没有经过提炼）的新观点”，而是在研究中使用学术界里广泛得到认可的理论以及经过实际检验的数理模型。对理论和模型的略作修正就可以短平快地出很多成果。这实际上对研究精神的一种背离。总之，对于有志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尤其是生活在转轨国家中做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年轻人来说，科尔奈的思想自传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

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 科尔奈《思想的力量》读后

原载于腾讯.大家 文\北望 在阅读出身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师们的作品中，我时常有一些莫名的亲切感和隐秘的痛感，及至快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又如《波兰斯基回忆录》。虽然书中描述的异国他乡及其历史事件都与自己相去甚远，但书中许多情境和对人的命运的困惑与反思，却又让人感同身受。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集大成者，科尔奈这本《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不但又给我了那些如约而至的感受，而且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答案肯定不是什么“成名要趁早”，或者“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之类——这些格言金句恐怕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成功而不是应该如何成功。是的，尽管书中关于学习研究和学术生涯发展的宝贵经验俯首皆是，比如：如何自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如何不受干扰专心地从事研究，怎样开始博士论文和开展同行交流，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等等，但传主最大的贡献并非总结这些成功秘籍，而是通过回顾如何成就经济学术生命的同时，展现了具有价值判断维度非常规的“智识之旅”。对经济学而言，价值判断是个古老而敏感的话题。樊纲十多年前在《读书》上发表的《“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后来张五常倡导的“经济解释”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这其实都涉及了“应该如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张曙光先生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中梳理得比较到位：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主张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判断的。科尔奈显然秉承后者，尤其是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逐步完善了价值判断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协调。在科尔奈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从淡化价值判断到重拾价值判断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人生观。在从博士论文研究到70年代的早期研究阶段中，科尔奈还是以在调查、访谈、数据基础上进行理论一般化的实证主义为主。甚至正是因为摈弃了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中得出经过反复推敲的新的理论，保持了思想的原创性，科尔奈才摆脱了陈腐的教条束缚，与匈牙利同行们将理论变成说教、宣传式的不同，他在研究中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话，而是从经验中学习，使用中性的技术术语，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产生了过度集中、突进增长、反均衡论、短缺经济学等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尔奈在书中提到，从1954年到1959年，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弄清楚未来的生活方式，最终做出了完全尊从学术事业的抉择。正如科尔奈所言“我无法看透他人的灵魂或者决策过程，我只能审视自己的内心”。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时代的顾准先生，他当年振聋发聩地提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其本质上也是回归科学精神。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科尔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者，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催生了不成熟的福利国家。”他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也在获得在被匈牙利左派和右派夹攻尴尬遭遇的同时，却赢得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誉。通过理性、实证来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获得，这是经济学家成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在科学原则下，科尔奈在秉承实证分析的同时，又逐步重拾、强化了价值观。甚至在其学术生涯中，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甚至成为贯穿其研究的一条主线，并著有《社会主义伦理的效率和原则》等经典文章。在其自传中，科尔奈鲜明地表示，“我尤其强调自由、人权、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权这些价值观，尽管我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但是我认为，违背上述价值观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科尔奈一方面呼吁结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模仿行为，支持私人部门的有机发展；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加速强行推进私有化，而是采取渐进、公正的转轨进程。他坦言道：“两种战略选择的背后是价值观的选择。整体发展观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社会的重新分层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这样才能产生由业主和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信奉无偿分配计划的人，则更看重制度转轨速度。”事后观之，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过分追求速度的而忽略社会正义的改革贻害无穷，而接受了科尔奈渐进策略的匈牙利不但避免了国家资产迅速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厄运，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甚至到了1998年，在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时，科尔奈干脆与当时通行的先解决问题后考虑道德的思路背道而驰，“从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入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使用的改革途径”。他不仅强调了个人主义原则，而且与那些单纯努力弱化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同时将团结原则作为重要前提，认为只要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允许国家拥有再分配职能。根据这一研究最终出版的《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医疗部门改革》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科尔奈在经济学界相应领域可谓执牛耳者，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及政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并有不少名声鹊起的中国学生介绍、传承其学说，但与预算软约束等理论广为人知并行不悖的是，他学术生涯中关于价值观、伦理的这条线索却为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也折射出，在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面临着重大突破的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汪丁丁语）反思和探索还远远不够。国人对经济学研究的认识过多停留在知识、技术、应用层面和实用的工程师思维上，而忽视了起更关键作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判断，因此基于两者之上的原创性贡献就极为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杨小凯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过的“后发劣势”陷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它回答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而且也让人们懂得真正成功的社会科学家是为何如此稀少而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