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钟叔河》书评

止庵先生的一则微博

收到《众说钟叔河》一书（粱由之、王平编，华夏出版社2015年4月），内有我的文章《〈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未经我授权，我根本不知道。著作权法颁布已25年，竟还有此事。拙文不足道，钟先生素所敬重，但著作权法须维护，兹要求：将该书我的文章所在之P442-P447撕去，再行发售。关注我者，敬请转发。5月2日 17:41 来自 三星android智能手机

钟叔河：一个手持火炬的人

钟叔河：一个手持火炬的人要“述往事”，就得“关心着天下的大事”，而“思来者”，就是“对未来抱有信心”。著名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坦承，他的出版选题是有偏好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着力良多。透过梁由之主编、张中行、朱正等合著的《众说钟叔河》一书，透过众大家对钟先生和他的书的不同理解和欣赏，使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入钟先生用数十年苦难铸就的、博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狂飙为我从天落。”命运的转折在1957年，先生先被错划为右派，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数十年的牢狱生涯，使得先生有大量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先生“认为是坎坷的经历成全了他……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渐渐显出他们的个性来了”（蒋子丹）。在狱中，先生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在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一下昨天和前天的这些历史，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先生在回顾、反思那段历史时坦言：“坐牢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历史上的那场政治暴风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先生把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广泛搜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搜集到了三百余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比如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比如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的《日本杂事诗》，以及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本等，几乎“包罗近代所有的重要出国记载”（楚天高）。“从选题的确定，版本的选择，乃至图片的采用，都经过细心的处理”，尤其是每篇文章现身都要写很长的导言，“每篇评介文章，都是卓有见识的论文”（柯安）。在拨乱反正的时代风雨中想到在故纸堆中寻觅“走向世界”的通道，可见先生作为出版家的识见和功绩“远在于作为文人之上”（李公明），“这部《走向世界丛书》突破了前人旧辙，将着眼点移向社会政治、科学文化、中国人怎样从中世纪式的昏暗中睁眼展望近代史的晨曦”（戴文葆），“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我相信钟先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王尔敏）。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在《新京报》上撰文直言，“二十年后，重新看1986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和《欧洲十一国游记》（康有为著）等感触仍然很多。”“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引述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先生“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走向世界丛书·环游地球新录》）的观点，之所以契合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当今的世界是越小越平，各国都牢牢拴在全球化的链条中”（《世界是平的》）的观点，正是得益于先生炽热的爱国心，正是得益于先生追求社会主义和祖国富强的热切愿望。所以，就连从不轻易给人写序的钱锺书先生也主动为其效劳，欣然作序。杨绛先生说：“他（钱锺书）平生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书的功能是给人阅读，不是摆看的，收藏上架也只是手段，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读。”先生说：“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所以，或著书写文章，或对图书的装帧制作，先生从“不敢马虎大意”。以先生的随笔集《小西门集》出版为例，《小西门集》先由山东画报社接受出版，南京的书籍装帧艺术家朱赢椿先生仰慕先生，主动请缨设计，因设计制作用材特别，朱先生提出在南京印刷，以便监制，画报社难以办到，于是由朱先生出面联系，转到南京的出版社，此地两家出版社在书稿编审过程中，都提出要删节部分内容，钟先生不答应，书稿辗转到了上海、广州……最后还是在岳麓书社出版。“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蔼理斯）。”一如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所言，“一个好的出版家，往往会领导一次次的思想革命。我们知道，学术的进步，可能学者就能完成，但是没有出版家，新的思想、学术就可能被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小范围内传播，无法实现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或者无法即刻实现，可能要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有这样的学术或思想曾经出现过。而有了优秀的出版家，这些成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迅速影响人们的生活、价值、思想的变化。如果一个社会有一批有追求、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家，那么对于社会的进步、价值的革命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杨阳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如果把思想家们比作是点燃火炬的人，那么钟叔河先生就是手持火炬的人。2015年06月06日《乐清日报》第四版http://www.yqrb.cn/html/2015-06/06/content_274620.htm钟叔河：一个手持火炬的人□刘英团要“述往事”，就得“关心着天下的大事”，而“思来者”，就是“对未来抱有信心”。著名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坦承，他的出版选题是有偏好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着力良多。透过梁由之主编、张中行、朱正等合著的《众说钟叔河》一书，透过众大家对钟先生和他的书的不同理解和欣赏，使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入钟先生用数十年苦难铸就的、博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狂飙为我从天落。”命运的转折在 1957年，先生先被错划为“右派”，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数十年的牢狱生涯，使得先生有大量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先生“认为是坎坷的经历成全了他……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渐渐显出其个性来了”（蒋子丹）。在狱中，先生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在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一下昨天和前天的这些历史，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先生在回顾、反思那段历史时坦言：“坐牢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历史上的那场政治暴风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先生把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广泛搜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搜集到了三百余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比如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比如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的《日本杂事诗》，以及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本等，几乎“包罗近代所有的重要出国记载”（楚天高）。“从选题的确定，版本的选择，乃至图片的采用，都经过细心的处理”，尤其是每篇文章都要写很长的导言，“每篇评介文章，都是卓有见识的论文”（柯安）。在拨乱反正的时代风雨中想到在故纸堆中寻觅“走向世界”的通道，可见先生作为出版家的识见和功绩“远在于作为文人之上”（李公明），“这部《走向世界丛书》突破了前人旧辙，将着眼点移向社会政治、科学文化、中国人怎样从中世纪式的昏暗中睁眼展望近代史的晨曦”（戴文葆），“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我相信钟先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王尔敏）。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在《新京报》上撰文直言，“20年后，重新看1986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和《欧洲十一国游记》（康有为著）等，感触仍然很多。”“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引述的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先生“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走向世界丛书·环游地球新录》）的观点，之所以契合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当今的世界是越小越平，各国都牢牢拴在全球化的链条中”（《世界是平的》）的观点，正是得益于先生炽热的爱国心，正是得益于先生追求社会主义和祖国富强的热切愿望。所以，就连从不轻易给人写序的钱锺书先生也主动为其效劳，欣然作序。杨绛先生说：“他（钱锺书）平生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书的功能是给人阅读，不是摆看的，收藏上架也只是手段，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读。”先生说：“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所以，或著书写文章，或对图书的装帧制作，先生“从不敢马虎大意”。以先生的随笔集《小西门集》出版为例，《小西门集》先由山东画报社接受出版，南京的书籍装帧艺术家朱赢椿先生仰慕先生，主动请缨设计，因设计制作用材特别，朱先生提出在南京印刷，以便监制，画报社难以办到，于是由朱先生出面联系，转到南京的出版社，此地两家出版社在书稿编审过程中，都提出要删节部分内容，钟先生不答应，书稿又辗转到了上海、广州……最后还是在岳麓书社出版。“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蔼理斯）。一如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所言，“一个好的出版家，往往会领导一次次的思想革命。我们知道，学术的进步，可能学者就能完成，但是没有出版家，新的思想、学术就可能被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小范围内传播，无法实现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或者无法即刻实现，可能要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有这样的学术或思想曾经出现过。而有了优秀的出版家，这些成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迅速影响人们的生活、价值、思想的变化。如果一个社会有一批有追求、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家，那么对于社会的进步、价值的革命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杨阳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如果把思想家们比作点燃火炬的人，那么钟叔河先生就是手持火炬的人。2015年6月8日《新华书目报》A14版http://b.xhsmb.com/20150608/news_14_1.htm转载或商用，请致电致函索要完整版，此见报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