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战争》章节试读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9页 - 第一章 “美国梦”在中国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来自国家统一和秩序方面的威胁。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3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着重关注意识心态。那30年间（约1949~1979年）是国家社会主义高潮阶段，党员干部主导的党内结构逐渐扩大影响，取代了传统社会和家庭关系。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178页 - 第五章 门罗主义与重返亚洲政策

美国的建国战略（合众为一）不仅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目的，更是为了实现全球的目标，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由贸易统一起来的世界，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和平与公正。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253页 - 第七章 太平洋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中国儒家文化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追求幸福的理念比法律统治更有影响力，使得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也影响深远：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极有可能创造性地推动国内更具民主精神的变革。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107页 - 中国在印度洋之昭昭天命

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西班牙扬帆启航。他渡过地中海一路向西进发，希望到达亚洲（印度）。然而，大西洋上空恒定的东北信风却把他的船只吹到了加勒比海。他在那里偶然间发现一片岛群，将其命名为“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并对世界宣称发现了“新大陆”（New World）。身为耶稣会教士，哥伦布在船上挂起红十字帆，给此次航行冠以完成基督教使命之名；然而实际上，船队此行还有其他目的，那就是搜罗珍珠、金银、宝石以及香料等。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天意，哥伦布到达美洲后无疑在世界编年史上开启了文化碰撞、冲突与殖民化的新篇章。
信仰天主教的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同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了长达10年的血腥战争，最终利用基督教统一了该地区。与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两位资助人的经历相似，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的航行也引发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大相径庭的信仰体系之间的残酷对抗，此外还促成欧洲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永久居住地。随着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其他殖民势力的相继出现，欧洲的殖民化进程改变了加勒比海国家和美洲大陆土著居民的文化。欧洲殖民主义者强迫未开化的土著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美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从定居美洲的欧洲人那里发展而来的美国文明也被强加给美洲原始居民。
在哥伦布上将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的近一个世纪前，另一位传奇式人物郑和从中国向西扬帆启航。他越过中国南海、横渡印度洋，最后到达非洲和中东地区。但是，中国郑和将军的远航与哥伦布受基督会庇佑的四次航行相比，二者目的并不相同。明朝（1368年—1644年）时期，燕王朱棣夺权，他派遣郑和下西洋，以昭示其“天子”身份使四海臣服。明朝沿用以往朝代的朝贡制度（一种“软实力”外交手段），这种制度植根于儒家传统，目的是确立对“天朝”统治者的承认并使其统治正当有效。朱棣即是人们所知的永乐（永远快乐）皇帝，他夺权篡位，面临着国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为了巩固法统、消除异己，执政伊始他便动迁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这位皇帝虽偏爱儒教，但对道教和佛教也同样尊重——这一明智之举为他赢得万民臣服和社稷稳固。他希望通过航海和海上外交，使中国的影响力能够从新国都辐射至遥远异邦。
在1405年至1433年间，这位明朝将军—— 一名来自于云南省、笃信穆斯林的蒙古族后裔——创造了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他航行10万多公里（约5.4万海里），途经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Sir Lanka），最终到达非洲东海岸和中东地区（包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圣城麦加）。七下西洋的壮举意在以中国之辉煌“震慑”远方文化，从而彰显“天命”。此前，明朝历经数年的靖难之役，自然同战争相伴的饥荒、疾病、部族冲突使中国人口大大减少，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在《欧洲霸权之前》（Before European Hegemony）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拉格赫德（Janet Abu-Lughod）描述道：
在15世纪的前30年，中国在印度洋耀武扬威，目的是为了向“蛮夷之邦”显示中国已恢复其在众国之中的应有地位——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央王国”。
正如哥伦布那样，这位将军自然也为中央王国搜集知识、搜罗财宝；然而，与哥伦布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不同，明朝的和平航程最终成果既不显著，也未能给当地带来巨大变化。
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的航海业彰显了中国文明的高度——再现汉宋之辉煌。人们对于明朝的航海发明和导航技术赞誉有加，称赞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开创性并领先于西方。事实上，相比于哥伦布率领的那支相对较小的船队，中国的巨型“宝船”（treasure ships）船队更为壮观。著名的热那亚探险家和90名船员挤在3艘船只内，最长的“圣塔•玛丽亚号”也仅有90英尺长、30英尺宽。相比之下，这位中国将军拥有2.8万名水手，300艘船只，其中最大的船只达400英尺之长，150英尺之宽。
郑和的这几次史诗般的航行蔚为壮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航海史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航行距离几乎比绕地球赤道行走一周还要长两倍半。船队不仅装备了诸如用于装载马匹和淡水的补给船、运兵船、战船、巡逻船等“硬实力”，而且还配备了诸多“软实力”：阿拉伯语和其他语种的通事、预测天气和观测天象的阴阳官生、收集奇花异草与珍禽异兽的书手、维修船只的工匠、负责医疗保健的医官医士、甚至还有两个负责官方接待的序班等。
根据《国家地理》记者弗兰克•维维亚诺（Frank Viviano）的描述，郑和船队中的某些船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帆动力船舶。当时中国水手以罗盘和详细星际图为导航，而欧洲在几个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使用此类工具。中国水手很久以前便已主宰该地区水域，并且中国航海业在海事工程、造船、动力驱动方面均居于领先地位。维维亚诺写道：“郑和船队中一艘船上的一块甲板，便足以容纳哥伦布和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两队的所有船只。”而中国造船厂早在8世纪就在建造这种巨型船舶的样板。明朝船舶的体量被人们蓄意夸大——夸得过于玄虚，以至于在1962年从长江河道深处挖掘出巨型木制舵杆和方向舵之前，郑和下西洋仅仅被视作一个传说。
这位《国家地理》的记者进一步解释道，此次远航的规模与宏大气势迎合了皇帝对具有挑战性的庞大工程的喜爱，诸如此类的还有紫禁城、大运河以及长城的扩建工程。据传郑和将军身长“7英尺”、体宽“5英尺”，身材魁梧但品性却出人意外地谦卑。郑和在其父墓地上立碑，在墓志铭中他夸赞父亲知天乐命、行侠仗义、悲天悯人、乐善好施。这些都是这位穆斯林水手最为尊崇的“人类基本价值”。除对这些价值的尊崇、对知识的执着渴望外，一名随行翻译在其流传下来的一本游记中讲述，郑和对于文化、烹饪、生态、政治、学问以及从南京到麦加之间广泛区域的社会多样性等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都有百科全书式的详尽记载。
然而，由于后期统治者对郑和卓越功绩的刻意压制，直到最近，这位明朝宦官的航海经历才为本国之外的人所知。现已退休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具有争议性的著作《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一度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中提到，他重访了郑和充满传奇色彩的航程，再次研究了这位中国航海家的辉煌成就遭隐瞒的背后真相。在一个以士大夫占支配地位的儒家社会，士大夫对商人毫无敬意，对于郑和这样的宦官所展示的才华也同样鄙视。如今在中国大陆，这段被隐去的历史不仅得以公开讨论，而且还成为热门话题。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145页 - 第五章 门罗主义与重返亚洲政策

中国的南海战略是复杂议题：意识阐释中国法律体系与外国法律拥有平等地位（或者高于外国法律）；二是如何选择利用本国有益的国际法。

《和平的战争》的笔记-第256页 - 第七章 太平洋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善于学习的中国领导人或许已经意识到美国在想杰斐逊式的理念努力方面拥有经验。作为一个成熟国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且对高层次人才和技术具有无形吸引力，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基辛格认为，这皆源于美国的“传统信念，而不是与中国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