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1949

后记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距离他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仅有八个月的时间。蒋氏曾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为促成宁汉合作，以“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未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牲，而民生凋敝，国计困穷，尤甚于昔”为由，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为促成宁粤合作，以“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将来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为由，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此次则是他军政生涯中的第三次下野。前两次下野都与中国国民党的分裂有关，第一次为宁汉分裂，第二次为宁粤分裂；此次则为中国国民党内对中共的和、战意见分歧所致。    关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人有归因于美国对华援助之迟迟不至。检视蒋氏相关资料，可以发现他对美国的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确实有相当期待，曾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表示欢迎其派遣一位高级军官来华共同磋商军事援华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作战指挥之参加问题等，称：“现在局势之应付，需要阁下之充分同情与迅速决定。”并同意夫人宋美龄赴美，直接寻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且提示与美方商谈时，可明白传达其对于个人进退问题的态度，日：“关于兄个人之进退，只要于国有益，中国不为共党所统治，则随时可以离职让贤，此意不妨以友义关系予之诚恳密告，亦望其能开诚直谈，勿作外交词令。”但是他亦理解美援问题是“操之在人”，根本解决的方法是“操之在我”，如果军事一再失利，则美援更无希望。衡诸政府当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形势俱处于不利，让蒋氏对夫人访美所能发生的作用十分不乐观，一再要求其尽速返国，以免“为人轻侮”。因此美国对华援助问题固然是促成其下野的因素之一，但是对于蒋氏而言，党内对于与中共和、战意见之分歧，才是使其决定下野的主要因素。    桂系的逼宫行动    一 自崇禧的“亥敬电”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自崇禧派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邓翔海飞抵南京，面请即将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忠信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向蒋介石表达请其从速下野之意，否则后悔莫及，恐各省将有通电劝辞行动。揭开了蒋氏下野的序幕。    白崇禧是桂系领导者之一，与蒋介石长期处于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他所以会在此时要求蒋氏下野，与对情势的观察、派系本身利益，以及个人对蒋氏的不满有关。受国共战争国军一再失利的影响，政府中军政要员，大都明白局势已难以挽回，只有与中共谈判一途可走，而支持这一主和倾向的幕后人士，则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J．Stuart)。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向国务院报告中国政情时，即曾建议应该考虑让蒋下野，并组成联合政府，以解决中国情势。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请辞获准，蒋氏提名立法院院长孙科继任；次日，立法院投票，同意孙科为行政院院长。但是新内阁迟迟未进行筹组工作，政务无形停顿。据党政高层了解，主要原因为孙科受司徒雷登之顾问傅泾波影响所致。傅曾告知孙科：“一、美国政府希望蒋氏之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孙亦曾当面探询司徒雷登对于与中共和、战的意见，司徒表示他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他愿意以个人身份建议孙氏应从全局考虑，是否以军事的或政治的方式有效地与中共进行抗争。他保证，不论是和是战，只要是能造福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都会提供同情与帮助。因此孙科对于组阁的态度十分犹豫，一度甚至决定辞职，经蒋氏与其恳谈后，方才打消辞意，开始征询内阁相关人选，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总统明令公布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名单，二十三日正式就职，距离其行政院院长之任命，延迟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孙科的态度亦影响到政府中其他人士，司徒雷登于十二月二十日向国务院报告表示：“内阁筹组情形仍然十分混乱，甚至蒋的亲信也认为为了求取和平，他必须下野。”白崇禧要求蒋氏下野的行动，即在此种情势下开始。    另一方面，就派系利益而言，此时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在徐蚌战场之失利几乎已成定局，白崇禧在武汉地区统辖的数十万部队成为国军最主要的力量，亦加重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徐州弃守后，南京安全受到威胁。蒋介石曾于十二月八日致电白崇禧，命其以最快方法将所辖第二军调赴南京，增援守备兵力，但遭到拒绝。白氏并且进一步以其所拥有的兵力为后盾，要求蒋介石下野。按照宪政体制，一旦蒋氏下野，依法应由亦是桂系领导者的副总统李宗仁继任总统，届时桂系将可顺利掌握政权。此外，就白氏个人而言，此举亦有报复蒋氏于行宪政府成立时，坚持撤换其国防部部长一职之意。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军事机构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与行政院之军政部，改设国防部，掌理全国国防策划与军事设施一切事宜，由白崇禧出任首任部长。一九四八年五月，行宪政府成立，蒋介石决定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部长，调白氏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氏原认为行宪政府成立后，国防部长一职应不至于更动，在得知调任消息后，难以接受此一事实，并欲以不就总司令职表达抗议，嗣后虽然在各方斡旋下勉强到任，但对于蒋氏坚持将其调职一事深表不满，此时正为其报复蒋氏的机会。但是白氏不便贸然采取行动，遂决定采取通过吴忠信、张群先行试探的方式进行。    吴忠信与张群均为蒋介石之老友及重要幕僚，而吴氏与桂系关系更是一向良好，长时期担任中央与桂系间沟通的桥梁，接获白氏是项要求后，深感兹事体大，经与张群商议后，决定于二十二日中午，藉两人应蒋氏邀宴之便提出。蒋氏听取报告后，表示下野并无不可，但应顾及政治、军事情势，嘱以答复如下：“一、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则甚愿辞职也。”    本书是笔者以过去十年间发表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政治生涯之相关论文为基础完成，包括《蒋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十七期分册，二○○○年六月)；《从看南京撤守前后的蒋李关系》，(《史学的传承》，近代中国出版社，二oo一年九月)；《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经过的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十六期，一九九九年五月)；《阎锡山组阁经过之探讨》，(《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史馆”，二○○○年十二月)；《国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以胡宗南为中心的探讨》(《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五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蒋中正先生复行视事》(《近代中国》双月刊，第一三五期，二○○○年二月出版)等。论文发表后，笔者继续搜集相关资料，集结成书时，在内容上进行较大幅度的增补与修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感谢师长们的教诲，以及政治大学历史系同仁与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同仁的关切与协助；并感谢陈佑慎同学的排版与校对。资料运用上，必须向“国史馆”对于《蒋中正总统档案》之完善典藏，与调档同仁的热诚服务，致上衷心的谢意。同时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张继正先生、胡为真先生等提供所保存先人日记等相关资料，并同意运用。而已故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先生对笔者长期的督促与爱护，更是感念至深。特别是秦先生指派笔者参加其所主持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续编计划”，并负责抄录整理相关资料，使笔者对于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代前后的心路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亦能持续以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之政治生涯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一九四九年对于许多人而言，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笔者及内子吕琳之双亲，均是一九四九年的见证者，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逃难，，经历。一九四九年，先父正在北平工作，笔者自幼听闻先父讲述北平局部和平后如何脱险，如何与好友改名易服躲过共军盘查的故事。先父博闻强记，熟悉民国掌故，旧学根基深厚，启发笔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兴趣。多年前笔者协助先父整理诗稿，见有一九四九年诗作多首，适足以反映一位服公职者在乱世中对家国的感怀。其中《渡黄河》一首，为回忆离开北平，行抵山东境内，夜渡黄河之作，亦显示当时的心情，兹引录于下，为这个大时代，增加一个脚注：    伤离念乱客愁多，    更向横流唤奈何。    今古苍茫风雨夜，    满腔血泪渡黄河。    刘维开谨记    二○○九年七月一日

作者简介

1949年，是蒋介石自认其革命生涯中遭遇最大挫折的一年。不过，从他一生事业来看，这年则是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但他却也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蒋介石自1949年1月21日下野，到1950年3月1日再起，前后共一年一个月又七天。他的下野固然有美国方面的因素，但是影响不大，主要还是在于国共战争，国军溃败，政府内部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以及蒋氏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失望所致。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这一年是其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即使在时隔数年后，对于这一年各种经历的记忆，依然是“悲惨”“侮辱”。除了自我反省外，在对国民党党员的多次演讲中，他曾以“亡国”来形容当年的处境。

不过，从蒋介石一生事业来看，1949年亦是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他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却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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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

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

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

下野后的蒋介石为何被宋美龄、李宗仁屡劝出国？他们的动机和和目的是什么？

“悲惨”的1949年里，蒋介石有没有最愉悦的一段时光？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三次下野

桂系的逼宫行动

一  白崇喜的“亥敬电”

二  蒋介石决定下野

三  桂系提出的下野方案

主张和谈的压力

一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

二  政府的和谈试探行动

蒋介石下野

一  下野前的准备

二  最后的考虑

三  继任或代行总统职权

第二章 从溪口到台北

溪口岁月

一  宋美龄的意见

二  优游山林

三  亲友团聚

四  接见访客

关心党政事务

一  协助李宗仁

二  研究党政改革

三  旁观北平谈判

告别溪口

一  上海之行

二  《谈话纪录》风波

三  停驻舟山

四  抵达台湾

第三章  建立党政关系常轨

杭州会谈

一  会谈召开的背景

二  经过与决议

成立非常委员会

一  非常委员会之设置

二  人事安排的波折

推动阎锡山组阁

一  何应钦的继任人选

二  蒋、阎关系之发展

三  蒋介石与阎内阁的组成

四  外交、国防两部的人事争议

第四章 维护大陆最后据点

第一次赴西南

一  视察重庆

二  解决云南问题

再莅重庆

一  知其不可为而为

二  主持重庆防务

保卫成都

一  部署成都防御力量

二  成都失陷

第五章 在台复行视事

李宗仁出国就医

一  促请蒋介石复职

二  李宗仁赴港

复职前的准备

一  解决“代总统”问题

二  阎锡山辞职案

蒋介石复行视事

一  蒋介石决定复职

二  复职的法律解释

结论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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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编辑推荐：台湾国民党史研究大家刘维开深度解析蒋介石的1949•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下野后的蒋介石为何被宋美龄、李宗仁屡劝出国？他们的动机和和目的是什么？•“悲惨”的1949年里，蒋介石有没有最愉悦的一段时光？

前言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历史转折的特殊意义，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1949年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共战争的较量中，中国在1949年出现重大的变化。    本书以“蒋介石的1949”为题，并不准备对蒋介石在1949年的各项作为进行研究，而是将重点置于蒋介石自1949年1月下野至1950年3月复行视事一年多的时间中，探讨他如何再起？再起的过程与机遇。全书除前言、结论外，分为五章：第一章“第三次下野”，探讨蒋氏决定下野的原因，以及下野之经过；第二章“从溪口到台北”，叙述蒋氏下野后，居留溪口的生活，以及转赴上海、舟山、台湾等地之过程；第三章“建立党政关系常轨”，分析蒋氏在杭州会谈、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及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等事中的地位；第四章“维护大陆最后据点”，探讨蒋氏两度至西南的情形，以及其在李宗仁出国后，角色如何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第五章“在台复行视事”，探讨蒋氏个人对于复任总统问题的认知，以及复职一事进行之经过。    我们认为，这样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出版这部著作的初衷，但不表明出版社持有与此相同的学术立场，作为一家之言，本书的学术观点仅属于作者本人。    作为台湾学者，作者的行文、视野及立场难免与大陆学者有所不同，如文中常有的“共军”“国军”，引文中的“民国××年”，等等，除个别有所调整外，为使读者分享原貌，故而均做保留。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论述当中征引了一定数量的有关民国时期以及国民党去台之后的史料资料，包括报刊、书籍、档案、日记等方面的内容，这均属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是一种规范做法。为保留历史原貌，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对其中不恰当的提法及称谓等未作处理，在此特予申明。

内容概要

刘维开

现任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副主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蒋介石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

编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罗家伦先生年谱》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蒋介石决定下野 蒋介石对于下野一事并不陌生，在此之前曾于1927年9月及1931年12月两度下野。观察两次下野的时机，均是在其无法完全掌控情势之时，此次决定下野，亦复如此。 蒋氏此时实处于内外交相施压的困境，前已述及，司徒雷登为支持政府中主和力量的幕后人士。对蒋氏而言，他认为司徒雷登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当不至于如此行动，曾表示：“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12月13日，张群奉蒋氏之命往访司徒雷登，探询美国政府的意图。张群表示蒋氏从各方面讯息得知，人们希望他从政府中引退，甚至美国方面也有这个意思，因此派他来了解司徒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司徒则明白表示，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蒋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下野，而中国民众的想法正是美国政府拟定政策的基本考虑。蒋氏则认为美国方面迫其下野的举措，系干涉中国内政，绝对无法接受，曾于12月19日致电宋美龄，谓：“外传余下野，乃是美大使馆所策动，可怪，但余决不被迫受制。”日记中亦记道： 两年以来，美国政府马歇尔一贯倒蒋之政策，至此更暴露无余（遗），而其对我国侮辱，亦至极点。彼小子以为在此惨败末途，一经其压迫，余必不能忍受而下野，此等狂妄之徒，对余之人格性情，以及中国历史文化毫不研究，一味以经济与物质之力可以被其屈服也。殊不知余因此而反坚定我意志与信心，非予此种全世界恶势力奋斗到底，无以保种卫国，尽我革命之职责，若不力图自力更生，何以立于天地之间耶。 因此促使蒋氏作出下野决定的主要因素，应该还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从1948年初开始，军事上，国军在东北战场上陷入苦战；政治上，先是有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纠纷，后有副总统选举问题。特别是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当选，对蒋氏之打击尤为重大，使其感觉从来所未有之懊丧。另一方面，立法院党籍立法委员的自主行为，以及党、团派系纷争，直接挑战蒋氏的威信，导致行政院院长人选迟迟无法决定，更使得蒋氏充满无力感，甚至考虑应否就总统职。5月15日自记： 朝醒后，深虑总统应否就职，或如始愿仍退任行政院长而让位于德邻，再三考虑，决定退让，起床后向天父祷告，究竟应否就职，无论进退，皆恳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后得默示进不可辞，总统故决不辞。 5月20日为蒋氏就行宪第一任总统之日，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愁闷悲伤，自记： 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则更切辞职之念矣。 次日，因党籍立法委员对行政院院长人选进行假投票一事，更觉愤怒，决定辞去总统一职，并于22日两度约见王宠惠，商量下野辞职程序。嗣因王氏不赞成并为其分析下野之利害，以及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院长提名人选翁文灏之同意权行使顺利通过等，遂暂时作罢。 1948年12月，行政院改组，孙科延请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同时出缺，必须进行补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简称“中常会”）于22日提名李培基、刘健群为正、副院长候选人。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委员互选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名人选是否能当选，需要党籍委员的支持。当时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主要分为以CC派为主的“革新俱乐部”、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团派”）为主的“新政俱乐部”，以及获得吴铁城支持之“民主自由社”等三个次级团体，他们对于是项人事安排，特别是属于团派的新政俱乐部部分委员，有相当强烈的不满。认为李培基是CC派推出的人选，而CC派的目的则是挤掉团派的刘健群，支持该派的程天放为副院长，于是与民主自由社合作，预备支持吴铁城竞选院长，嗣因吴氏出任孙内阁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而作罢，经内部协议，决定另推同为北方人之童冠贤与李培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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