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的国度》书评

读书感悟和探讨一些观点

08年读过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加之今年上海书展来到国内。怎么说呢，奈保尔的书出版不少，但几乎译者都不同，以至于奈保尔文风千变万化般捉摸不定。他最推崇的是英国作家吉卜林（保罗索鲁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写到他去阿根廷见到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也很赞赏吉卜林）。翻译采用台湾版的做简体化，但地名部分还是没完全翻过来，马来西亚一章，哥打京那巴鲁就是我们常说的亚庇，雅加达幸亏没有沿用那个巴达维亚的老名字。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没抓住国王，但是处决了总理，奈保尔和他的同乡拉什迪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多是批判性的，不过没有像后者那样因为作品惹恼了霍梅尼被人追杀。巴基斯坦部分，提到了印巴分治，以及孟加拉国的独立，布托总统宝贝军方推翻处死。印尼部分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个国家宗教多样性，1965年的那次对华裔的大屠杀更是它国排华的体现，不过1998年它们又搞了一次，华人的勤劳，聪明，迅速的积累财富惹恼了印尼的穆斯林，它们本身无力推翻荷兰的殖民统治，而日军的入侵让它们有了机会，类似的也如同马来西亚，缅甸，越南，不借助日本的力量根本无力对抗殖民者，可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它们当地人把华裔和欧洲殖民者看成同样的可恨，当印尼军方推翻苏加诺的时候，马来西亚也迫不及待的把新加坡赶出了联邦。记录平民的故事十分精彩。按照书里所写，伊斯兰教对银行的利差和放高利贷很反感，而放高利贷的在印尼和马来是华裔来做的？伊朗也在反gong分子，可我觉得伊朗当时应付的应该是库尔德人（伊拉克土耳其那里也是它们温和要求建国），好像它们是分离势力，可未见描写。马来确实邀请英国特种部队去半岛的丛林地区清剿过gong的游击队，印尼也是类似反gong的原因。我的一个观点，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温和民主的领袖无法驾驭？霍梅尼的强硬和卡特的犹豫再之后伊朗人质事件就看出来，当时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强硬的入侵了阿富汗，国家元首一定要控制军队，看巴基斯坦的军政府总是军事力量推翻民选领袖就知道，印尼也是如此。先知被迫离开麦加，最后也是依靠武力重新回到了麦加。华裔在东南亚国家已多是富豪，而它们总是很难和当地人处理好关系。再次走访这些国家的故事，应该是《超越信仰》的书里所记述的。

吐血

以为不会出版的。竟然出了。泪流满面。。。以前看过朋友有繁体版，只有上本。但又不愿意看繁体竖版。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本书的简版横排，而且还是悄悄出的。。。。哭。。。南海出版社牛。。。一直想看这本书。。。。。。。。。。。。。。。。。。。。。。。。。。。。。。。。。。。。。。。。。。。。。。。。。。。。。。。。。。。。。。。。。。。。。。。。。。。。。。。。。。。。。。。。。。。。。。。。。。。。。。。。

“普世文明”和它的边陲

“普世文明”和它的边陲——奈保尔《信徒的国度》作为游记作家的奈保尔，对于他要游历的地方，似乎总是缺乏信心。他是印度裔，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长大，又在英国念书，这样的经历让他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成了过客。奈保尔在三十岁时第一次回到印度，对那里的一切都大失所望，由此而来的《幽暗国度》也是他诸多游记中火气最盛的一种。以后的书，火气越来越少，奈保尔也越来越像一个冷静而精确的观察者，同时，他的失望变得根深蒂固。中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世界的边陲是如此的无望，它们的命运早就写在它们的本质当中。《信徒的国度》中出场的四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不例外。今天看来，这本书结尾的一番话很像是一个成功的预言：“而今，不论在哪个伊斯兰国家，像贝赫扎德这类的年轻人都在逐渐增加，他们即将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愿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亦即一个信徒的社会。”激情、有信仰的伊斯兰青年，很容易让人想到911之后的原教旨主义战士。不过，奈保尔评论的并不是信教的青年，而是那些不信的。这也正是他这次伊斯兰之旅最感纠结的地方：穆斯林信徒——无论虔诚的、热衷的、进取的、消沉的、富贵的或者贫贱的——固然都表现得像穆斯林，连那些怀着阶级仇恨干革命的、在英、法奢侈品商店大肆购物的、企图到美国大学拿硕士文凭的……竟然也都表现得正如一个穆斯林。譬如这位贝赫扎德，他是奈保尔在伊朗的向导，也是无信仰者、左派大学生、德黑兰共产党组织的成员，换句话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年代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即便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奈保尔看来，也不免从根本上被败坏了。“他接受了多少文明的灌输，这么多文明的汇入，造就他现在的人格与思想。可是，现在，就在他知识生活的开端上，他就像他反对抗争的穆斯林一样，将自己切断隔离在文明启蒙之外。”这位名叫贝赫扎德的大学生使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用波斯文写数学作业，崇拜斯大林和苏联，他的女朋友是穆斯林家庭的叛徒，公然在火车上阅读共产主义小册子……即便如此，贝赫扎德与他的穆斯林同胞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从一开始就被隔绝在“文明启蒙”之外。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奈保尔遇见一位叫赛义德•侯赛因的医学院学生。此君读过两百五十本英文书，热爱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和赛珍珠的《大地》，对同胞全盘拒斥西方的态度绝不赞同，对宗教感觉淡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一篇作品题为“伪善”：伪善者说话像云雀，咬得却比叫得痛。伪善者看来无谓而大胆，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首诗转写成汉语，已经不知道被翻译了几手，诗义、诗韵等等自然无从论起。在奈保尔看来，它的主要问题是：虽然出自一位西化的医学院精英之手，它与什叶派穆斯林推崇的阿里箴言还是一脉相承。奈保尔对伊斯兰文明的看法中最有滋味的一部分，就蕴含在这看似奇异的矛盾里面。多年以后，奈保尔用“歇斯底里”一词来描述穆斯林的文化：愤怒、空洞，无法充分地自我表达，以及向西方尖利而陈腐的抗议。不管这是洞见还是污蔑，身在伊朗等国的奈保尔都相信自己目睹了很多佐证，所以，对于那些宗教特征很鲜明的人和事，他并无太多感慨。他坚信伊斯兰国家已经失败并将继续失败，而根本的原因就是伊斯兰信仰本身。信仰带来优越感，带来道德上的自我陶醉以及对未来的盲目乐观。信仰也带来依赖，“伊斯兰教是解决一切的方案”，一千多年前的圣书被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结果是知识——新进的或者来自外族的——遭到抑制，自我的历史被扭曲、伪造，各种具体问题被演化成抽象的法则、律令，陈义甚高却没人知道该怎么去实现。信仰甚至能够用来掩饰信仰的失落，即便是伊斯兰世界触手可及的失败，也不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世间尚未有完满的伊斯兰统治，“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曾经过试炼。”奈保尔指出这些，毫无宽假，大概也不觉得有丝毫困惑。贝赫扎德这样的青年却不同，他们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甚至会有改革社会的志向，却仍不能摆脱宗教对他们根本性的影响，这不免太令人感伤。至于那些远不如贝赫扎德赤诚，在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首鼠两端之辈，则不免令人气愤。这不是西方的失败，却彰显伊斯兰教受病之重、自欺之深。奈保尔作出的更尖锐的批评，就是从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中辨析而来。在奈保尔看来，西方文明为伊斯兰世界带来的是无以弥合的分裂感：“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而强大的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另一处说明得更加详细：巴基斯坦人感情上拒斥西方和西方人所倡导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动摇国本，威胁社会秩序。偏偏西方文明同时又不可或缺，因为巴基斯坦需要西方人的机械、商品、医药、战斗机、移民侨胞的汇款，以及有望治疗缺钙的美国医院和能够提供大众传播硕士学位的美国大学。所有摒弃西方的想法，都根植于一个假设当中，假设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富于创意的文明，奇妙地中立，开放于所有的诉求。因此，摒弃，不是纯然绝对的弃之如敝履。同时，就整个团体而言，也是一种停止再增进智能的方式，意即整个团体将沦为寄生虫，寄生现象将是教义始料未及又不能承认的恶果。寄生，却自居为主人，这就是虚伪。整个《信徒的国度》的游历中，奈保尔真情流露的时刻屈指可数，当一位巴基斯坦编辑表示想去美国念大众传播的硕士学位时，他却愤怒地爆发。因为这位编辑希望在国内维持伊斯兰的统治，又企图利用西方的开放、包容为自己谋名利。虚伪——类似的虚伪在信徒的国度中随处可见：激进派的毛拉，大限将至就飞到波士顿治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誓言“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使用的是法国造的战斗机……层层堆叠的虚伪，难道不是来自文明本身的缺陷？至此，奈保尔完成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的羞辱。作为作家，奈保尔为人诟病的种种，大概都可归结于他在世界各地种下的“羞辱”。仅就游记而言，他似乎并未虚构什么，也很少议论，产生羞辱的大多是各种事实。我们还记得十几、二十年前，有些西方来客会刻意拍摄中国城乡落后、破败甚至肮脏的地方，国人发觉，不免会因为羞愧而生气，某些善于启蒙的，更会因为羞愧而起劲反思——奈保尔的游记就有类似的效果。而且，因为他惊人的笔力，他写下的种种情状甚至比一般的影像更加清晰、刻露，引发的羞辱感自然也更强烈。他的出身又让这些都变本加厉。政治和道德禁忌不允许一个西方作家如此“污蔑”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出身的作家却能够对此免疫。奈保尔造成的羞辱由此变成了可耻的出卖。无怪乎一辈子为伊斯兰国家鼓而呼的萨义德会写出一篇火冒三丈的文章，形容奈保尔的书是“智力灾难”。其实奈保尔在智识上是精致而精确的，只是带有一种独特的残酷。这源于他作为伟大作家的本性：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笔力以及绝不动摇的专注。对于所见所思，他可以刻画到纤毫毕现。而那些被他忽略的，即便重若丘山，你也休想在书中看见分毫。奈保尔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专家，对于这四个国家也没有对印度那样的亲缘心态，他不懂当地的语言，许多交流要依靠翻译，而即便与他关系密切的翻译，俩人之间也经常互不认同。他很勤勉，去过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记者、教师、编辑、企业主等“中产阶级”。他在印度接触过很多的底层民众，这一次却少有尝试。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他不耻下问，拜访了当地的穆斯林公社成员，两次都话不投机。1979年的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奈保尔自己更像是带着霉运光环，所经之处祸患连绵：拜访过的报社几个月间纷纷关门，幸存的也濒临倒闭，采访过的记者、编辑也纷纷失业，甚至在抑郁中以惊人的速度白了头发。他感觉沮丧，笔下尽是衰气，这并不奇怪，但他了解的伊斯兰世界必定是片面的。奈保尔的才华全部凝聚在这片面上了，他的文字是如此诱人，几乎很难去思考他究竟忽略了什么。奈保尔来到伊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伊斯兰革命正在进行，国王被推翻，流亡美国，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则被激进派学生占领，五十余名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这一切就在奈保尔身边展开，他也确实写到过几次，但都处理得如同遥远的背景。假设认定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宗教或者文明本身，这些俗世的风波只能算作肤浅的表象。但西方在伊斯兰世界哪里只是背景和表象，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再去重复双方千百年来的恩怨也许是迂腐了，但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在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漫长的交恶正式开始，苏联的军队已经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即将爆发……西方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影响，并将更深地卷入。这些在奈保尔的书中淡如云烟。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把西方“中立化”了，其实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作同样的事情：无视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分化乃至侵犯，无视西方在当地产生的作用和引发的反应。无视这些，当地的问题似乎只源于其自身；看到这些，很多问题就是无可逃遁的应激反应。因此，尽管奈保尔把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纠结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他还是轻视了其中仇恨的那一部分。他乐此不疲地描写那些在欧美大肆购物或者热衷于西方大学文凭的穆斯林，似乎在暗示，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分裂感中，会有一种天然的驯服态度：他们毕竟还是倾慕西方的，他们的虚伪中，至少这一半是真实的。然而，敌意和仇恨也是真实的。十年之后，在英国布莱德福焚烧《撒旦诗篇》的正是穆斯林移民，在911事件中驾机撞毁世贸大厦的也是他们。奈保尔抱怨的那种“虚伪”已经远远不能解释这种变故。所谓文明冲突的理论越来越像是真理，奈保尔的文字也自动变成这一理论的绝佳注脚——亨廷顿说，对于奈保尔而言，“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而奈保尔的答案是：“普世文明”正是那种穆斯林一边诅咒、一边以奇异的方式依赖并颂赞的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只有在西方才找得到的文明。奈保尔的游记很成功，萨义德描述过它们在西方的归宿：“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索尼娅•里克尔服装店别致的陈列室橱窗里”，“围巾、皮带和手袋中间”。这一番刻薄饶有意味。描写第三世界国家苦难的游记成了最具时尚性的商品，它们显然迎合了西方口味中高尚而精致的那一部分。一卷在手，既能窥探到异邦、异教的文化，又能从那里的愚昧和悲剧中间获得一种道德感，更重要的是，还能因此形成关于“我们”的共识。奈保尔对于成为“我们”的一员而感激不已。他很幸运，出身于遥远的殖民地小岛，早早地拥有成为作家的志愿，还遇见了这种“普世文明”，允许并帮助他成为了作家。最终，他用文学把边陲国度的芸芸众生打入自作自受的火狱，把自己的书摆进巴黎的时尚橱窗。而他对这一切似乎心安理得。

天涯行脚，辗转风尘，逆来顺受，消磨人生！

1、伊朗库姆这个地方的人，整天谈的就是宗教，不然就在判断谁还值得救赎，或者谁该下地狱，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沉默是金。圣人的影响力高于国王，他有这个能耐，颠覆王权。如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执政。《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革命期间被伊朗挟持人质的故事，奥斯卡金像奖美国人意淫太多。《我在伊朗长大》则是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的个人自传电影。还有《一次离别》里关于信仰的力量，武侠剧里，光是古波斯三个字就吸引人太多。伊朗的伊斯兰教为什叶派伊斯兰教，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要坚持复仇的信念，并认定自己的信仰为最纯净的穆斯林。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石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毛拉，穆斯林对伊斯兰学者的敬称，类似犹太人中的拉比，但很多毛拉都是装逼者，并且博览群书的毛拉也一味遵循《古兰经》的教义，丝毫不会变通，他们讨厌并排斥科技及现代知识，宗教即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伊朗人没有所谓的宗教路线，不是共产党员，就得专注于宗教。伊朗富产原油而多金，光靠一天的原油输出，就赚进七千多美元，可以一口气订购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1980年左右）2、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原属印度，后因北部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分裂而独立。巴基斯坦对中国友好，是因为美国抛弃了巴国而转向印度，印度妄想吞并巴基斯坦时，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及经济援助，并且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传袭制度让外交策略至少稳固上百年，而美国一个领导人一个想法，不靠谱。巴基斯坦的沙漠没有石油可崛，人口却是伊朗的2倍，经济上是个侏儒，人人叫穷，也靠输出国民为生，即人力输出。识字率非常低，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甚至认为银行收取利息是违反古兰经的——伊斯兰教严禁钱生钱、收取利息，因为利息被认为是对人的剥削。所以，他们的银行贷款不收利息。英属殖民后，奴隶恢复自由身，所以在巴基斯坦也有非洲黑人，并且是长期待下来的。用词来形容这个宗教，是激进，炽热。3、马来西亚马来人占50%左右，其中50%的马来人为伊斯兰教，其余是华人和印度人。华人凭借精力与聪颖，推动了马来的发展，所以有钱的多为华人——经商开店，但华人不准涉足政坛。他们在追求物质教育上落后，对科技一知半解，并且觉得不需要大楼，不需要电梯，不需要高速公路，也不必学习，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华人及外来人口的勤奋，于他们在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贫富差距，于是愤怒，产生仇恨。向往乡村生活，可往往已经回不去了，居住于大城市中，查询什么是古兰经所允许的，什么又是触犯禁忌的，简单的生活同时也是禁锢的生活。一个打着赤膊，嘴里嚼着槟榔的厌食者。一个怒气冲冲，无权无势，身无分文之人，强忍着苦涩不甘的长啸悲鸣。这一呼声，倘若真的脱口而出，就是传遍这片林地，穿透原始的遗失孤寂，如此真切、雄浑、深邃，正如任何在安乐椅上思考的哲学一般，扰乱了烟囱与屋顶构成的不纯荒野。《海隅逐客》里安乐椅上的马来人的呐喊。meditation闭目静坐，于20世纪60年代就流行西方。欧洲人穿睡衣是从土耳其跟印度之类的地方学来的。4、印度尼西亚印尼曾被荷兰统治300多年，独立来之不易。混乱期间，军方认为共产党想染指印尼，图谋不轨，当局逮捕十万民众，大规模屠华运动。伊斯兰教是印尼的官方信仰，但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的遗风仍然活跃，对于一些历史遗迹，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其意义。印度教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活着皮影戏瓦杨中。排斥华人，外国人以及印尼所缺乏的高等技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