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书评

张跃然《茧》I上游的父辈与追逐的困顿

转载请联系本人，侵权必究。公号：muzuoshijie【前言】：相比对于这位新概念出道的80后代表作家，一些人都会对其产生莫名的偏见，给其盖上青春文学的标签就置之高阁。其实我们不能否认如今的那些80后写作者有很多已然在向伟岸的文学圣坛孤独攀登，他们并没有被商业或是成功所诱惑和羁绊，坚持着一种有性灵的书写。当然每个读者都有每个读者的观点，对于张悦然的新作《茧》其实大家也各执一词。但是就我在她讲座上说听得的她期望做到的探寻和书写的努力而言，相信她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成功了。所有的回忆都是从现实蔓延开去，宛如蜘蛛张网，一点点捕捉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和消靡不散的言语。从济南南院这个确切的地点开始，张悦然这位本是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就正式扎入了现实与历史纠葛的土壤之中，其正好贴合了小说《茧》的题目，展现出一种期待逃脱却又难免沦陷的姿态。张悦然曾表示这次的写作算是源于一场重逢，她本是在济南山大度过的童年，如今的归来，那些熟悉的意象让她难免心中充斥着回忆的冲动和惶恐。她的内心包含着一种期待，希望一切都是原来的物象，那些年少的玩伴，那些街边的商贩。但是她又惶恐于生活于这些人如此的桎梏，倘若一些都宛如一个个茧蛹，困顿住这些企图长大而改变的生命。但是我坚信她又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仿佛自己是那个始终变化着的人，许多普通人的生命注定了要在相似的轨迹来回运转，再重堕轮回。但是无论怎样，在这本小说中，她心中的那种企图回忆和挖掘历史的冲动来得十分强烈。有人曾问起她对于这次题材的选择，她是这么回答的，其实历史并不是她的关注点，但是写作难免会遇到。对历史的追忆和搜寻张悦然用了一个比喻来表示自己的感受，她说，我们就像是住在河的下游的人，承载着上游漂来的那些事物，这些事物有好有坏，有人难以忍受而搬离，有人则愿意逆流而上，想去探寻，相比于掩埋逃离，她更看重逆流而上的勇气。可以说在小说中，张悦然笔下的李佳栖以一种原始的姿态同样去追寻历史，在弗雷泽的《金枝》一书中，提到了原始性的接触巫术，说是原始人认为物体之间倘若曾经接触过，就算两个物体分开，彼此之间同样会产生一定的连结，巫师们据此作法。而在小说中，因为早年父亲的抛弃加上后来的早逝，李佳栖对父亲抱有的那种情怀和复杂的情绪被不断地加持，围困在历史核心的父辈之谜让其感到痴迷。由此李佳栖转而希望在父亲曾经的学生身上找到相关的痕迹。那个曾在李佳栖家里和年轻的同学一起挽留老师的许亚琛早已经失去了原先的血气方刚，成为了一个狡猾老练、善弄情调的富商，他看似毫不费心地带着李佳栖在典雅而别致的餐厅约会，将李佳栖收拢为自己的战利品，算是对自己曾敬佩的李佳栖的父亲也是自己的恩师的一种致敬和变相地挑战，宣泄着一种原始而扭曲了的斗志和欲望。而反观李佳栖，其实她忘却了自己的不忠，漠视了自己的出轨，甚至对于历史的探寻成为了核心的动力，其表达为一种极其浓烈的意志，对父辈的记忆几近挣扎的探寻。“一进他家的门，我就拉着他爬上楼梯，跌跌撞撞地冲进卧室，剥去他的衬衫，解开他的皮带。他肥胖的身体袒露在夜色里，像个废墟。”那种极端的情欲看似莫名来由，实际上却汲取着追逐历史的全部气力。这种强大的动力瞬间赋予了感情丰富的女性便足以促成了一场情欲的宣泄。而李佳栖与许亚琛那场看似放荡的结合，彰显的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获取，然而正如接触巫术的虚妄，这种历史的获取也最终归于空洞，李佳栖离开许亚琛时的一无所有证实了她追寻过去的竭尽全力。这样的追寻意义何在，是一种奋进的勇气还是近于痴狂的执念？小说并没有展露出来。但是李佳栖对于她父亲的追逐和程恭对于陈莎莎的逃离又何尝不是具备一种异质的相似性。程恭从牧师夫妇那里偷听来秘密之后就对已经身为植物人的爷爷萌生了一种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在李佳栖说他爷爷还有灵魂的时候，就已经暗暗埋下了伏笔，于是它铸成了程恭近于蒙昧的行为——制造灵魂唤醒的仪器，而当这种象征意义上的不能复活和李佳栖无法获取和占有父亲一样变得那么神秘危险而令人向往，于是这场平行世界的两个人展开对于过去历史的猛烈追逐，而这种行为被赋予的最厚重的价值，就是自身的确立。张悦然曾说，她们这代人感觉早慧而晚熟，似乎未能建立自身的逻辑，从而以父辈为数轴来确立自己。文章中李佳栖是这样一个叛逆的人物，而在成长之后的程恭同样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们穷尽青春去追逐父辈的足迹，探寻被掩埋的历史，无非是为了找到父辈们的历史坐标，从而确立自己。由此在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些人物通常感到枯燥和乏味，正如钟情于李佳栖的唐晖对于李佳栖因为追忆父亲而一次次背叛所说的话一样，“关于你爸爸的历史，是不是找不到什么新线索了，所以决定把从前的故人重新拜会一遍？”“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找到激情，对吗？否则就会活得如同行尸走肉”这正是李佳栖所抱有的那种青春的幻想，父辈的光辉或者说是神秘感已然占有了李佳栖们的生活，作为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所有细胞都驱使着他们去找寻自己的意义，他们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他们急需要确立自身的位置，也由此渴望找寻到父辈们的坐标，而就这样他们常常忘记了自我，陷入了为确立构想的自我存在，而失掉现实自我的一种怪异循坏之中。同辈间的爱情显得幼稚而俗套，记忆中神秘而伟岸的父辈（祖辈）的形象和无数种可能性成为了他们一生挚爱，作为青春爱情的背景主题被永远追寻无法忘记，最终这种执念外化成了他们所认为的宿命，或许还没有等这辈人找寻到父辈的坐标，也未能确立自己的方位之后，他们本身的足迹又成了下一辈人苦苦追寻的东西，这就仿佛文中李佳栖反复做的那个俄罗斯套娃的梦想，她受命打开它，却发现了一环环充满希望的陷阱，而在这场无谓的追逐之中，他们这辈人的青春也由此悄然逝去，但或许这也是一种成就和意义。文中对于题目有过这样一段直接的提示：“我们走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驱着双脚茫然前行，完全看不清前面的路，也不知道去哪里，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可以说这层雾，既是这代成长的年轻人悬而未决的自我坐标，亦是他们为之追逐的父辈的方向，成长并非在于真正的认知，而在于无奈且坦然地接受。在后记中，张悦然提到了自己回到济南后发现的那些停留在原地生长的人们，她发现自己的蜕变，但是她感觉到另一个自我依旧和这些人一起生长，这也启发她造就了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原型。可以说随着青春活力的消散，套娃般历史迷雾被层层打开却最终消失本来意义，追逐行为本身也显得不想之前那么充实而富有含义，那么在此之后，这种被历史秘密纠缠包裹而企图探寻的欲望也终究以青春落幕的形式烟消云散，而失败于确立自己的人们最终站成了茧中的孤岛，任由这层迷雾包裹而茫然前行。

十年破茧成蝶

距离上一次张悦然出书已经是十年前，誓鸟刚出版的那几年很期待她能够出新书，想多看看她的书。可惜，这一等就是十年。这一次新书关于80成长，关于父爱的书。书的开头的部分极具画面感，两个孩子的童年都是有溃烂的伤口，带他们渐渐长大明白爱，理解爱，这条他们走得很缓慢，很艰难。我比较喜欢写男孩的部分，支离破碎的家庭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黑暗的一面，思想一般的孩子更能体会到多面。

沉郁的故事，自缚的人生——茧

若是一只毛毛虫吐丝成蛹，等待它的未来将是破茧成蝶，若是一只肥大白嫩的蚕，辛苦吐丝，也只能作茧自缚罢。自己束缚自己，又或者说束缚它们的是命运。茧这本小说是青年作家张悦然的新作，我第一次读张悦然的文字大约是十几年前了吧，短篇小说黑猫不睡，隔了这许久再见张悦然，她对文字的掌控和情节的架构更加的老练，但是那故事的背景色依然沉郁，一如当年。也许是作者就喜爱这种让人带着压抑和无法倾泻的不满与怨怼的故事吧。在这本小说里，故事由两个曾经的好朋友而今的陌路者的互相倾诉而成。用他们各自的视角讲述那些不为对方所知的故事，这样的写法能让我们看到隐藏于暗处的世界，而这个故事是两段交织了三代人的往事，在叙述上虽有详略，但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往事的回首与判断。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两人的命运开始交缠，然后在他们往后的20年里，不断地回忆不断的发现。命运把他们和父辈、祖辈的因缘紧紧连在一起，以至于这么多年都无法从当年的错误中摆脱出去。命运说来很玄妙，总是在若有似无中飘来荡去。程恭祖父外行指挥内行任意胡为，为他变成植物人埋下了伏笔，也因此他们一家的生活翻转颠倒，再不复往昔。而隐藏的凶手李冀生，也就是李佳栖的祖父，他名声誉隆，可是中年丧子，老年丧妻，及至临终时，身边只有一个并不亲近的孙女在，当然可能他并不在意这些，但在小说里这样的描述，是否也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若是在深究起这掩藏的不知真假的往事，让外行做医院院长的人是不是也该负责，而文革那时的批斗与混乱是不是也需承担大半的责任。往源头上找，似乎没有源头，可能这就是命运吧。然而这样的命运更深的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因为愧疚，李牧原反叛家庭，没能善终。因为父亲被害，程恭的爸爸暴戾失控，无法找到仇人的愤怒无处宣泄，最终用愤怒击伤自己和家人。而李佳栖和程恭是被命运玩弄的第三代，因为父爱的缺失，李佳栖一直走在追寻父亲的路上，无法在一个地方获得安定和幸福，而程恭确实因为父亲的暴虐失去家庭，在尖刻扭曲的奶奶家一住三十年，似乎逃脱不了，也无法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这是命运带给这两个家庭的悲哀。有的人并不在意那些隐藏的秘密，也不想去寻找未知的答案，即使不幸，也习了惯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着生活的悲苦。而寻找答案的人似乎是愈清醒愈痛苦。其实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前途，只是故事里的他们总把往事当做镣铐与牵绊，一圈一圈缠绕着自己，似乎如此就可以取暖或是求得安全，作茧自缚的只能是自己，说来也许是命运安排他们如此这般吧。关于文革的故事，我还不曾看过欢欣鼓舞这个类型的，但结局总能让人有一点点念想存在。我希望张悦然能够给故事里的人们安排一个光明一点的未来，但不知怎的，总觉得以她的性格和习惯，总不会脱离一个灰扑扑的结局。

变沉重后的80后

写在前面的话：张悦然将要出版自己的新长篇小说了，叫作《茧》。2016年2月的《收获》也刊登了这篇小说，还可以在《收获》的微信公众号中试读一小段。托同事的福，拿到了试读本，一口气读完了。张悦然描述的“茧”，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大茧套了很多个小茧。最外面的茧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统治者的决策和意念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尤其是遭遇到不好的时代和不好的政治状况，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某种命运的悲剧，“文革”十年就像个大大的蚕茧，困住了处在其中的每个人。每个小一点的茧都像一个时代的人，背负着命运给他们的茧而沉痛地活着。在这本书中，80后就是那个最小的茧，祖辈和父辈遭遇了“文革”和那个不能直接道出的“北京事件”，祖辈在“文革”中做的孽，受到的伤，间接影响到了80后的成长。作者的逻辑是否如此我不清楚，这只是我看后的感觉。其实张悦然在这个故事中想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了，也许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那就是80后为何好像总是背负着这么多的伤痛，但是在他们的长辈看来，这些伤痛都是无病呻吟。在70后、60后、50后看来，80后并没有受过什么苦，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不知道“大字报”和“牛棚”是什么东东，不懂得过年盼着吃肉是啥子滋味。但是在80后作家笔下，总会写出一种伤痛的感觉，即使郭敬明的作品，也有一种虚无和寂寞在其中。可以说80后作家似乎更关注和擅长心理描写了，那么多后现代的西方文学没有白读，但感觉总无法触及到人性中最根本的那种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变成了无病呻吟。再回到《茧》。80后的李佳栖爱上了父亲的同学，还和父亲当年的学生重逢后当晚就做爱了，如果这部小说没有大的背景，你会以为自己在看《匆匆那年》这样狗血的青春片。但李佳栖这样做都是有理由的：因为她的爷爷李冀生在“文革”中杀了人，却逍遥法外，在事业上飞黄腾达；而她父亲李牧原却因为知道李冀生犯罪而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于是对整个家庭都很叛逆。为了报复父亲，李牧原娶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也可以归结于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李佳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父亲的关注，这让她在青春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爱的能力，只在无意中遇到的或者有意寻找的父亲的同学、学生和朋友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把对父亲的爱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所有这些都是从作者笔下那个李佳栖的自述中得知的，也就说，这是80后眼中的文革、北京事件和改革开放等等，但更多进行的是心理的描写。但好像每个人都很痛，都不算快乐。整部小说都是由两个人的自述构成的。刚讲到了李佳栖，还有一个是她的同龄人，她的青梅竹马程恭。李冀生犯下的罪行就是巧妙地用一颗钉子将程恭的爷爷程守义变成了植物人，原因是程守义凭仗自己是老革命，立下显赫战功，没有医术却凭借行政权力打压真才实学的医生，并且因为自己的专横导致了病人的死亡。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李冀生这样做似乎并没有良心上的不安，反而从他救死扶伤无数和在科研上获得的巨大荣誉可以看出，或许正是由于当初下得去手，才使得这一切得以可能。不过小说并没有给李冀生任何申辩的机会，对他的描写都是侧面的，冷漠无情到极致，心中只有工作，甚至对自己的妻子生病都觉得很厌烦，因为打破了生活和工作的日常，得知自己的儿子出车祸身亡，也能在第二天继续一台很复杂的手术。作者笔下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似乎也有一些对主流媒体塑造的劳模形象有所贬损的意味。不过整部小说其实还是以80后的视角在看待新中国的历史，但可能跟现实生活不同的是，小说精心设计了一个故事情节，让某些重要的事故在推动着情节发展，也成为80后受伤的主要原因。不过或许作者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她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而已，并不想探究那些中国的过去对于80后的影响。我想在这一点上她做到了，不管在故事的讲述方式，还是语言的运用，都是比较成功的，除了一些地方的过度描写，让人有些腻，过度描写可能是80后作家的通病。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物能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对于人物的刻画有些浮于表面，读者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但只是知道而已，很难感同身受。最后的彩蛋：《茧》中比较好玩的地方（1）程守义的病房：317房间是整部作品中一个很成功的意象，围绕这个房间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作者的描写也比较到位。李佳栖和程恭把这个房间当作不受干扰的玩耍天堂，程恭的姑姑把这里当作幽会的处所。汪露寒把这里当作“赎罪”和寻找心灵寄托的地方，她是李冀生罪行的另一个受害者汪良成的女儿，同时程恭还在这里收获了久违的“母爱”，让他恋母情结大爆发。单单这个房间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改编成一部不错的电影了。（2）比起其他人，70后好像被作者描写的有点不堪，但却很真实。许亚琛是李牧原的学生，参加了“北京事件”，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诗，等到80后长大，许亚琛这一代人已经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功成名就，整日在意的不是股市就是收藏，而曾经的理想只是停留在回忆中。只是我自己最近写了关于70后的文章，就觉得这一点心有戚戚焉，张悦然黑得不错。（3）还没看完的时候就和多肉兄讲，这部电影很多地方像王家卫和侯孝贤的电影。比如同一个场景在两个人身上的描写：汪露寒和李佳栖都抽一种叫做“520”的烟，涂上口红吸一口，唇膏就会晕在烟蒂的红心边，看到这里就会想象张曼玉或者舒淇在抽烟的场景。总之，《茧》还是一部值得讨论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可取之处。

青春伤逝背后的那些残酷真相

老实说，我一直不太看国内作者写的小说，尤其是同龄人写的小说，更是有种写不出深度的错觉。是以当别人为我推荐张悦然的《茧》时，我起初是有些拒绝的。然而当我翻开小说，当即产生一种庆幸之感。张悦然的文字太流畅了，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每一句都重要，每一段都不能跳过。那紧凑的情节，那抽丝剥茧般的漫长过程，让我一口气读下去，欲罢不能。作品分别以两位主人翁各自的角度，叙述了两个家庭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两个家庭起初看似毫无瓜葛，随着情节越来越紧凑，一个庞大而不堪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这个残酷的真相影响了整整三代人，他们的不幸遭遇在1967年的那个雨夜便埋下了伏笔。两位主人翁——李佳栖息和程恭，追寻着上一代的足迹，循着线索不断走向秘密的核心。作品渗透出的那些哥特气息的诡秘氛围，带读者回溯50年前那个动荡的年代，受人敬仰的院士和意识全无的植物人之间的秘密交缠，渗透在儿孙背后的绵长岁月中，使他们在爱与罪的阴影里苦苦挣扎。小说将现实生活、生死离别与恩恩怨怨交织在一起，融进了三代人的命运中，通过两个家庭的命运浮沉，在刻画人物与命运抗争灵魂的同时，这个由历史、悬疑与记忆交织而成的谜底亟待解开。人生大事的确莫过于生死，李佳栖的祖父，那个即将走向死亡的院士，临死前却只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唯一的亲人也只是“喜欢爷爷的前半段人生，喜欢想象要是他在当中的某个地方停下来，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是怎样。”这也形成了作品从开始直到结束都挥散不去的阴郁气息。就像书中不止一次的讲述每个人的梦境，这些噩梦纠缠着他们，令人窒息。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实现，梦是潜意识的反应，而潜意识中，则藏着我们的意识所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而张悦然就是通过这些梦境渲染主人翁那些无助、惶恐、悲怆的情感挣扎，令读者从潜意识里感受到悬疑气氛。《茧》是张悦然暌违十年推出的长篇力作。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父辈的恩怨纠葛，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层层抽丝剥茧的漫长过程，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展开在读者面前。超过20余人不同时代的青春，层层追溯，同辈，父辈，祖辈，于我们，是隔断不了的牵引。那些长期蛰伏在幽暗心灵深处的记忆偷偷从裂罅中潜出，影像被高高掷起，画面完美清晰，仿若昨日。然后，恰如第一滴雨试探落地，旋即大雨如注，洪水汹涌，所有对话争先恐后地涌出，鲜活场景如电影上映般一幕接着一幕，现出那个久远时代的迷离与延续，几度令人扼腕。张悦然的小说无论语言还是内容都是经得起读者反复推敲阅读的，在不断的领悟后，心灵即会抵达世俗生活中所未发现的秘境。上一代人所拥有的历史观真实地反映在作品里，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大好时光里隐藏着的罪恶。小说中的世态人情就如一扇窗户，可以让读者窥见人性中最隐秘的一面。《茧》不仅是一篇简单的悬疑作品，更是一篇关乎人性的寓言。

文字与纸萍水相逢，却把根往人心里扎得如此深

张悦然有十年没出长篇小说了，而这本花了她七年时间去写就的新书，是一个我怎么也意料不到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它是根植于一块被云烟罩住的历史当中，失去棱角、面目模糊的故事原石。它不过是被作者掏出，然后仔仔细细地修整干净，加上耐心（七年），加上巧手，加上一股勇气，将这个雕琢“完整的躯体”，推到读者的面前。该故事简而言之，是一个祖辈们在混乱的历史背景下，犯下了罪与错，却让子子孙孙穷其一生，似乎都在往那口填不满的罪恶的黑洞塞东西，女主角与男主角用一辈子在“赎罪”。故事的主角是李佳栖与程恭，整个故事基本上是他们漫长的叙旧。他决定告别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她回到仇恨之地的时候，他们又坐到一起，将过去的恩怨都一一厘清说出来了，就像是破开暗黑的茧一般的过程。直到最后，或许我们看到希望了，但是故事已经结束了。故事之外，年轻人的生活还是在继续，“恨”还在故事之外游荡。爱或许是战胜恨的曙光所在，“恨”可能会随着祖辈父辈的逝去而消失——这大概是作者赋予结尾的一个希望吧？我很喜欢这本书，所以在拿到书之后的一天一夜，直接就看完了。如果我没记错，张悦然几乎在所有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悲剧女主角，《红鞋》里的小女孩、《樱桃之远》里的段小沐和杜婉婉、《水仙已乘鲤鱼去》里的璟、《誓鸟》里的春迟……然后是，这本书里的李佳栖。其中，我觉得《水仙已乘鲤鱼去》里的意象与这本书新书最搭——“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蕖红泪多。”其实我也无意，也不会刻意去揣测她在写作的时候，有多想表现出让别人觉得她是在成长的，然而读者或许还是会将以前的作品拿出来一一回忆，我也会。比如我在看《茧》的时候，我觉得李佳栖，就像是《誓鸟》里的春迟一样，人生颠簸，性子过强，一生飘零。——“我早就习惯了这种移动的生活……平日购买生活用品，除去价格，还有一个重要的衡量参数，就是体积。在具有同种功能的同类物品中，我一定会选择最小的那个”，书中的李佳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当下都市人的一个缩影。张悦然在这本书里选择了一种颇为吃力的叙述方式讲这个漫长的故事，若是以一般的形式，故事更容易推动，读者更容易接受，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过于客观地叙述那段暗黑的历史，它将很难以出版物的形式走出来。以男女主角的回忆的方式来叙述整个故事，有种电影倒带的感觉，这种方式难的在于，大篇章的对话的契合性要高，另外时间的顺序全部被打破，容易造成读者混乱。但是对我来说，这大概是这本小说最好的表现形式了，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对我来说，这故事里的“茧”，有三种▼第一种茧第一种，是一个死茧，被丢弃在历史云烟里，连腐烂的资格都没有，看过它的人总想透过蛛丝马迹，拨开灰尘，看看里面的秘密，但是太久了，那个时间点里结成的秘密的茧都太大太复杂，夹杂在残酷的历史洪流里，也只能最坚硬的材质才能结成那个茧，留在记忆里。所以依靠微弱的记忆，以及被时间以及人为磨灭的历史记载，去追寻过去的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人拼命制造城墙，圈地自闭，以保护自己，社会被圈成一个个小小的圈子，圈子里的人以为秘密无迹可寻，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小道消息，人尽皆知。于是小道消息，确确凿凿地，成了作家们笔下的故事。张悦然的这个故事，据她自己所说，是从她父亲那里“偷”来的，故事里的植物人也有原型。她在那基础上做了许多相关的调查，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讲一个漫长的故事。对程恭来说，那一枚留在历史里的钉子，是他一生的命运所在，他说——“所有的不幸都指向同一个源头。那枚钉子，那个凶手，是他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轨迹。”可是谁是凶手，也只能靠着人们的记忆与揣测，得到一个没有被确认的“罪人”，这是历史的死茧所在，也是这本书处心积虑设下的局。不过——“想要为非作歹一辈子，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容易。没准他们会从你的尸体上找回来。”历史推着故事里的悲剧人物往前走，他们没一个终生幸福，没一个得到释怀，最终得到和解的是爱情，除了爱情没有别的了，罪与恨都不能被抹去，爱填补了那个黑洞。他们都那么不幸福，为什么呢？我猜想，是我的猜想，作者在用一种“作茧自缚”的轮回在嘲笑那段可悲的历史。第二种茧“血缘真是一种暴力，把没有感情的人牢牢捆绑在一起。”——P30第二种茧是血缘，是用霸道的亲情结成的茧。勇敢的蝶，每次破开那厚厚的后，都会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拉回去：黑暗的弄堂，死人塔，破屋子，小白房……那些灰暗的色调将这些茧往历史的罪恶深处扔。李佳栖，程恭……他们都是被亲情绑架了一辈子的人，活得像是没有为自己活过一样。祖辈犯下的错，像是会被继承似的，就像是财产，被子子孙孙带在身上，压垮他们的意念，又压垮他们的身躯，李佳栖祖父与程恭祖父的过错，绝不是他们的“财产”——阅读的时候我一直在心底呐喊，然而大时代如此，社会观念如此，极难改变。这让我想起费迪南.馮.席拉赫 的《可侵犯的尊严》，他在里面写到：“我祖父的罪过是我祖父的罪过。联邦法院说：罪责止於一身。没有株连家族这回事，罪也不能被继承，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是德国著名的辩护律师，而他的祖父，是恶名昭彰的希特勒的青年团的主席。亲情的因素，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将故事推着往前走，而男女主角对话似的回忆，让人恍恍惚惚不知道是谎言，还是作茧自缚的一厢情愿。李佳栖对父亲的迷恋，从一开始是因为父亲与爷爷的对决，那场对决从父母的婚姻，延续到自己身上来，父亲对李佳栖的疼爱从不表露，到了一种近似陌生人的状态。这造成了李佳栖对父亲的病态的迷恋。父亲车祸早逝似乎给她落下难以痊愈的伤痛，所以才在日后，通过不断追访父亲的友人、学生来“完成”父亲的一生的故事。她甚至不惜依靠自己的身体，亲手毁灭岌岌可危的爱情。程恭对父亲有一种疏离的厌恶，对母亲有一种被背叛似的选择性忘记，对姑姑有一种类似母亲般的依赖，所以姑姑一辈子都没有独自离开过，而程恭也一辈子都没有逃离过。血缘如同丝线，四散开来，无远弗届地，将悲剧里的男女主角都缠在一起了，一辈子都关在亲情的茧里面。第三种茧是爱。是每一次遇到爱就将自己缠住在其中的茧，饥饿的情欲诅咒他们，从那个茧里喷出来的丝线给他们以羁绊。对李佳栖来说，每次都狠狠地爱着，每一场性爱之后又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留恋。父亲在友人以及学生身上落下的记忆，让李佳栖如同飞蛾一般，朝着欲火，前仆后继。程恭的爱情，记忆点不高，每一场，都像是被饥饿吞噬一般。在他身上我能发现的最单纯的爱情，大概是陈莎莎对他的爱。陈莎莎单单纯纯地恋着他，宛若自我催眠一般，裹在一个由程恭与她想象的爱情结成的茧里。故事的最后，陈莎莎看到了故地重游的李佳栖，看到和李佳栖站在一起的程恭，那个微笑，其实并不是开心吧？只是心中的茧，裂开了一道缝，嘴角也跟着裂开了而已。即使他们分别都勇敢爱，勇敢地决定离开，又怎样，最后还是被一根似有似无的线，拉扯到一起。_张悦然写了那么多爱情，那么多悲剧，这一次，最接近生活。小说，就是用鱼眼镜头拍摄下的生活小细节组成的故事，生活百态，被放大，组合到一起，如同一出有声有字的广播剧，那些画面，我们留着自己想象。© 本人首发于黄信然个人公众号（版权归作者 黄信然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yNzE4Nw==&mid=2650832176&idx=1&sn=0477a7732cb3d1fc22a0832c3dfa5617#rd

化茧成蝶不如化茧自缚

同为济南人，张悦然在书中所营造的济南三代人的故事着实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与青春岁月。先不谈书中对于历史向度的思考，国族人性的忖度，以及宗教的救赎与文学梦的幻灭；单就书中景物的原型就让我会心一笑回到了十年之前。经五路小学，老东门，大明湖，山大老校，718暴雨，黄台电厂，还有洪家楼教堂（今年就是在此完婚）这本《茧》于我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告别与重逢。那些看似早已告别的青春时光又都在记忆深处中显现重逢。正如放学漫步在山大老校的林荫路上，过曝的阳光窸窸窣窣的穿过枝叶映衬在脸上。看了豆瓣里其他的书评，或多或少都会从张悦然的整个作家生涯的角度去批判，说实话虽然大学汉语言文学毕业，但对于这位初中学姐也是知之不多。《萌芽》出身的80后女作家，创办杂志《鲤》，寝室哥们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她，除此之外再无太多了解。《茧》是我读的第一部张悦然的小说，在她的笔下，几乎三代人的历史回溯中的每个事件里，相关人员都背负着深重的罪恶感。许多罪恶制造者的亲人们都饱受良心的折磨，许多人都因隐藏秘密而认为自己是罪恶的一部分。小说中的茧这一个意向好像只出现了一次，但是整部小说却弥漫着一种作茧自缚的感伤与破茧而出的渴望。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洪流中背负着一种隐秘的过去。复仇、友情、爱情，通通桎梏于这个历史的茧。对程恭来说，那一枚留在历史里的钉子，是他一生的命运所系。罪人自始至终也没有在书中得到证实，这是人生的无奈，也是那一代人的无奈。李佳栖对父亲的迷恋，程恭对父亲有一种疏离的厌恶，两相对照之下都可以算的上是一种畸形的亲情关系。血缘如同丝线，四散开来，无远弗届地，将悲剧里的男女主角都缠在一起了，使得整本书的基调都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感伤情绪。也许是受制于我自身的阅读水平，这本小说的故事构架与情节似乎更多的是让我困在作者的字里行间所交织产生的情绪里，对于故事情节的设定以及其中历史感的描述都有待商榷。当然最喜欢张悦然的文字，有性格有情绪。“在陌生的异乡，连衰老都是小心翼翼的，没有一条皱纹敢长得太铺张。”在对人物的刻画上简直入木三分，三言两语道尽人世沧桑。“这时的天光已经散尽。淡淡的新月浮现在半空中，像一颗狡黠的虎牙”“浸没在回忆里的意识像烧断的灯丝，一根根熄灭”“薄薄的梦，像破棉袄里吐出的棉絮。”信手拈来的比喻与形容恰到好处，情绪尽显。在张悦然的笔下，总是能感觉成蝶并不是美，在青春的迷离与历史大环境下的感伤中化茧自缚，更凸显种种病态之美。

寄居于历史或者真空

1“很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个冬天，眼前立即会出现我们并排走在大雾里的画面。沉厚的，灰丧的雾，没有尽头。或许那就是最真实的童年写照。我们走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驱着步伐茫然前行，完全看不清前面的路，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茧》第三章）这是张悦然最新长篇小说《茧》里面唯一点题，并且出现“茧”意象的段落。作者将时代的划痕、父辈的遗产，形容为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它笼罩并且影响着我们，为我们投下一片难以言表，又好坏不明的“阴影”。这些阴影包含在瑰丽而又别具魔幻色彩的辞藻里，似真非真，似假非假。如同我们身处的，吊诡的现实。我们的孩童年代，这些“阴影”姑且隐隐缭绕，如雾如烟；等我们长大了，自以为驱赶了大雾，避开了阴影，而实际上，它们并未在我们身上解除效力，只不过变幻了形态，以一种更具象的，如茧丝缠绕的方式将我们紧紧裹住。最终肌肤贴合，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书里的“我们”指的是两位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文革”的一桩惨案，将李家与程家捆在了一起。施害者李家，父子反目，终生对抗。李佳栖的父亲一直游离在家庭之外，佳栖一面因此对祖父怀有怨恨，一方面苦苦求得父亲的爱而不得；被害者程家，家境一落千丈，母亲与人私奔，奶奶与父亲性格暴虐、而姑姑又过于软弱。程恭正如自己的名字一样，对成功有着极大的渴望，甚至不惜以罪恶或暴力的途径取得。这使得这部小说天然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条指向虚无的爱，另一条指向世代流传的罪。2很多人指出，这仍是一部关于八零一代的成长小说，是关于两个孩子成长的历程。但细究之下，这种成长又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随着长大而获得勇敢、睿智、成熟等一切美好品质和正面能量的成长。李佳栖日益面临着爱的能力的匮乏；程恭对暴力与罪的迷恋不断升级。他们并没有因为成长变得更好，相反，他们走到了另一面——变得更糟。止庵曾在微博里表达过一种关于反成长的观点，似乎适用于李佳栖与程恭。“借用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那种‘成长小说’的说法，《白夜行》也是描写主人公的成长的，但却与正常的成长方向背道而驰。”《茧》也同样。李佳栖对于父亲的爱有一种病态的迷恋，因为始终寻求不得，父亲又过早离逝，她只得借助不断寻访父亲的友人、学生来靠近他，甚至不惜依靠身体。即使在她自己的印象中，父亲生前已经是一个颓丧、失意的酒鬼，但她仍孜孜不倦地试图拼凑出一个父亲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借此安放她的爱。相比较程恭的恶，李佳栖彻底的虚无更让我胆颤。佳栖这一形象，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双重的幻觉之上。首先一层幻觉，在于李佳栖着迷的点，并不是拼凑出一个父亲形象这一结果。换句话说，拼凑出一个多么完美的父亲的形象，李佳栖都不会满意。她的潜意识中，拼贴父亲，拼贴父爱幻觉的过程是一件更重要的事，她能够从这一拼贴过程中不断获得对于自己的认知，甚至确认自己还活着。另一层幻觉，我隐隐感到，李佳栖对于父亲的欲望，对父亲的渴求，实际上源自父亲身上的瑕疵，源自父亲身上的衰败气息、腐烂味道。李佳栖不需要一个正常意义，庸常意义上的父亲的形象，她甚至觉得那样一种正常是愚蠢。能够让李佳栖产生欲望的原因是父亲的不完美，恰恰是父亲的冷漠、颓败、伤感，让李佳栖对于父亲潜意识的迷恋更深厚。那么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来，如果李佳栖拥有一个正常意义上的父亲呢？也许李佳栖会陷入一种更加彻底的迷惘和虚无。而程恭在我看来，更可能获救。他身上流传的恶与罪，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意味。如《搏击俱乐部》里，我们看到爱德华诺顿赤手搏击的场面，常常互搏到头破血流，似乎非要这样，才能获得一种健康的发泄。程恭在内心深处担负着一个家族的兴旺，他似乎非要通过这种恶来强调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有通过散发恶意，才能获得一种继续下去的能量。他希望自己获得高高在上，从而掌控别人命运的位置，但实际上，这种念头本身非常虚妄，也许他自己也明白。因此，程恭的一系列恶意，实际上在不断探索自己罪的底线，希冀着一种触底反弹。他很幸运，陈莎莎的出现，使程恭意识到了罪的边界，最终完成了一次救赎。3.《基列家书》里有一句特别正确的话。“你对某个东西可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实际上又一无所知。一个人可以熟悉自己的父亲，或者儿子，可是他们之间除了忠诚、爱和相互不理解，什么都不存在。”是的，除了忠诚、爱和相互不理解，什么都不存在。这就是永远横亘在子辈与父辈之间的深渊。那么回望父辈，回望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既然最终无法理解。《茧》在主题探讨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是80后一代的存在之难，它的困境与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溯回历史，通过祖辈父辈的经历得到一点答案。这样说固然没错。但也可能，这种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回望是一种被动的姿势。说回溯历史，毋宁说，现实感的丧失逼迫我们回到一块不属于我们的历史地带，去发现和寻找我们自己，凭此找到自己的生存的根基。正如《茧》中唐晖对李佳栖说的一样：“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80，甚至90、00活在更为真空的时代中，被巨大的虚拟现实裹着，似乎怎么也冲不破。我们拥有属于我们的历史吗？也许有，千禧年的狂欢、sars一疫的围困、还有数不清的奥运会、世界杯、高考、毕业……可是这些时间的坐标，真的与我们有关系吗？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难忘的记忆？也许翻找一遍记忆的口袋，你一无所获，只剩下一片茫然。集体主义的丧失也许并非是一种特别令人骄傲的事情，因为与此同时，我们现实的存在感也在削弱。鸡汤文里，每天都在教我们，一个人如何自给自足，如何不被打扰，如何与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但却没有教我们，怎么保持一种切实的存在感。我们一代人，始终生活在一种虚拟的，茫然的幻觉中。在《茧》里面，被这种时代氛围影响最大的非李佳栖莫属。她甚至可以作为80一代精神的象征——一个彻彻底底的虚无主义者。而所谓父亲的形象，也许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重要，或者，也许意味着更大的社会现实——一种幻觉。我们每个人都有李佳栖的影子，在幻觉里走的太深，人越来越虚幻，越来越空虚。幻想说到底，是最无聊和枯燥的，它必将意味着失败。在幻觉的世界里，每次与现实链接，可能都需要一次强烈的震荡与破坏。在小说的结尾，李佳栖与程恭，一个迷失在爱的幻觉中，一个沉沦在成功梦想的泡沫中，似乎正逐渐苏醒。最终他们会被现实界的一碗面条叫醒吗？我不知道，虽然我愿意相信他们会醒来，但并不抱太大希望。太多悬而未决的茧裹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们需要更用力地抓住我们存在的证据，牢牢攒在手里，并且真正叩击现实，最终得到属于一代人的回响。

回归！

当我打出“张悦然”三个字时，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一种情怀。作为八零后的我来说，这个名字所承载的就是我的青春！最初阅读她的文字是在十年前，那时候我17岁。当时我心里的男神是韩寒、郭敬明，而我的女神只有一个那就是张悦然。在我的青春岁月里，读她的文字，体会她字里行间所展现出来的故事，我会感到无比的欣喜和快乐。在我所处的那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安妮宝贝他们四个在当时就是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那时候他们四位风格迥异，但一个个真的是光彩四射，引人注目。那时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这四位的作品在当时的年青一代里刮起了一股文学旋风，那时候大家都喜欢“新概念”喜欢《萌芽》，喜欢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成就了他们，也可以说是他们成就了那个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字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更是陪着我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年华飞逝，十年光阴也在斗转星移和太阳的东升西落之间悄然而逝。十年前我17岁，正是站在青春的路口向里面张望，十年后我27岁，我站在青春的路尾回首过往的岁月。在一幕幕回首往事的记忆里，我清晰的记得那时候陆陆续续的读着张悦然的作品，《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以及《鲤》。这一部部作品，一段段有关文字的回忆至今想来依然是我青春岁月里不可缺少的回忆，那是我成长岁月里最快乐的时光。时光如同奔向大海的河流，一去不返，我们从此各奔东西。说是散落天涯，其实也就是各自沉淀。可是对于她的文字，她的作品我依然会拿出来回味品读。当年那批少不更事的少年，如今已出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岗位，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当年的韩少结了婚，现如今有了女儿，他玩着自己钟爱的赛车，他当导演，拍电影，但他依然坚持写作，当年叛逆的韩少，如今已成长为新一代的公知。还有当年的那个瘦瘦小小的郭小四，如今他仍然会45°角仰望天空，他从一个作家变身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小时代四部曲加上爵迹终于凑齐了五颗星，毋庸置疑的是他现在是成功的商人。曾经的安妮宝贝，现在的庆山经过岁月的积淀她作品日渐成熟，在风格上也从阴郁逼仄、桀骜不驯，变为如今的明朗清新、稳重平和。而张悦然，我青春岁月里的女神，在这十年间我看着她以前的文字，期待着她的强势回归。直到今年，2016我看到了她的新作《茧》。这是她阔别十年，十年回归的经典之作。十年间经历了更多的事，更多的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我们都已不复当年的那个最初的模样，而我对她的文字却始终期待如初。她在文学之路十年的沉淀和积累，写出了今日的《茧》。这是一部全新的小说，相较于她以前的文字风格，这篇小说有很大的改变。她的新作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件改编而成，通过她的文字，通过她的笔抽丝剥茧般的向我们一层层揭去神秘的面纱，最终展真相展现给我们。这部作品与她以往的作品相比显得更为的深沉，厚重，大气。老一辈的作家会说新一代的作家浮躁，他们的作品轻浮，缺少文字的厚重感，以及真实感。而《茧》这部作品则是张悦然不断挑战自己，同时更是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作品完全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大气之作。对于张悦然的《茧》你需要的是，静下心来细细的品读。我一直相信每一朵花开都是造物者的微笑，小角落里毛毛虫在呼唤时间啊，你快快的去花开了我渴望上下翩舞衬托花的美丽花落了我已把自己封闭在厚厚的茧壳中做着甜甜的梦在花开成海洋的季节里破茧成蝶我会听见整片花海欢呼的声音对于《茧》的回归，对于我来说“张悦然”三个字以代表一切。我所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全力阅读，品读我所钟爱的文字。我想她写作的最大的乐趣也就是让更多的读者喜欢她的作品，热爱她的文字。在这我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去品读她的最新作品《茧》，支持她！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我好像已与青春的疼痛隔膜

这几天在看张悦然的《茧》，据说她是新概念作文出来的作家，我以前也看新概念的，可能是时间久了不怎么记得了。受人推荐的看了这本新书，其实经常有精彩的语句出没，但是怎么说呢，我好像已与青春的疼痛隔膜，那些痛于我而言像是他们在自残，我一面被鲜血触动，一面又心生鄙夷。好似过了那个年纪，再也体会不到当初走不出来的愁绪。以如今的心智，任何问题，都在想出路，挥着刀披荆斩棘，而不是用来自残。昨晚坐地铁，车站等车的人并不多，一个穿白衬衫平头的男子，独自坐在凳子上，上身完全蜷缩，头抵着腿上的包，像是肚子疼或是有极痛苦的事情。可看他只是闭着眼睛，神情自若，可能只是困倦了吧。初初一瞥，心中一惊，身形头发和那貌似痛苦的样子挺像 一个人的。我总觉得成年人应该淡然自若的，把难过的自己放到黑暗的角落，何必昭示于大庭广众。再有，哪有那么多痛不欲生，爱人安好孩子活泼父母健在有屋遮雨有食果腹，应该庆幸了。至于你想得而不得想留而未能留的那些，不过是需要再多一些的努力与天时地利罢了。抛洒在众人前的眼泪与愤怒，不会换取上帝的同情与施舍。这大约是我与青春疼痛的隔膜所在，一个中年人看着笼子里的困兽，那笼子还是虚拟的。当然，除了青春的疼痛，这本书当然不止说了这些，我也还未完全看完，只是目前为止，感受到的，就是各种疼痛。

《茧》：作茧自缚还是破茧而出？

---首发凤凰文化·洞见，发表时题为《80后张悦然：从历史虚无主义者到历史阴影书写者》----张悦然过去曾为人所诟病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与她之前的小说大多局限于个体青春经验的书写不无关系，“我是呓人，卖梦为生”，她的文本中仿佛有一个迷幻的世界，一切都是轻盈的、虚空的、迷离的、冰冷的，缺乏来自日常生活的真实触感。因此，她的个人书写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很难看到个体与历史、国家之间的关联，与其他的青春文学作者并无二致：自我经验遮蔽了历史进程，青春成为一个脱离历史的、永恒的神话，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迷幻的情绪与感觉，或者充斥着不无优越的自我确证。（黄平《青春文学不该回避大时代》）在新作《茧》中，张悦然书写的虽然仍是80后的青春历程，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宕开了个人，开始关注80后与父辈及父辈历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茧》也可以视为一部成长小说，张悦然关注的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历史议题、家族秘密与他们青春气质的冲突。年轻一代的李佳栖与程恭虽然没有卷入历史，但是历史却深刻影响着父辈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性格。李佳栖的爷爷是知名的院士，在文革中伤害了程恭的爷爷，并间接导致汪露寒父亲自杀。李佳栖的父亲无法忘却父辈的罪恶，所以他既理想又脆弱、既斗志昂扬又容易颓废、既渴望反抗又自我放逐，其生活与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撕扯与纠结的状态。这导致了李佳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处于飘摇动荡之中，她承续了父亲的负罪感，对家族又爱又恨、既想割舍又藕断丝连。而程恭的爷爷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家族的黑暗历史让程恭在成长中遭遇了诸多冷漠和嘲讽，更致命的是，加害者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步步高升，这动摇了他原本良善的人生观。“一些生命高于另外一些生命，一些人掌握着另外一些人的命运，这难道不就是世界的逻辑吗？”他由此走上了歧途，差点无法回头。题为《茧》，但小说中唯一一次出现关于“茧”的解释，是程恭的一段自剖：“很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父辈的历史，就像是一层厚厚的茧，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沉厚的，灰丧的，没有尽头”，成了李佳栖、程恭成长历程中难以抹灭的创伤体验。告密、80年代末、创伤……这些关键词我们早在一系列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中有所接触，但张悦然并没有滑入伤痕文学控诉和宣泄的窠臼。曾经，她偏好极致的东西，但在《茧》中开始有了克制的美德。这源于写作视角的转移，张悦然关注的不是“被害者”与“加害者”的标签，而是人的选择。“加害者”固然可恶，却同样有人性光环，“被害者”是无辜的，但并非没有责任。置身于大历史的浪潮之中，个体虽然单薄而脆弱，但在随波逐流同时，对精神的自由却依然有选择权。但《茧》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放弃了这种选择权。无论是程恭的奶奶、程恭、还是李佳栖的父亲、汪露寒，他们被历史的阴影罩住，或成为遗老遗少，或自我放逐，历史是茧，他们作茧自缚。既然历史是深重的负担，为何不将这一负担放下，我们何必作茧自缚？在小说中，张悦然还通过其他两位80后，展现了不一样的历史观。李沛萱选择性地看待历史，她只看到她想看到的光明的一面，自欺欺人；而唐晖并不关心历史，将历史的包袱丢下，活得最为自由轻松。可以说，唐晖最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他对李佳栖的两次质疑读起来都颇为有力：“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你就不能把他从历史上解下来一会儿？给他一点自由不好吗？”“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张悦然在小说中进行着自我辩论。这既是关于历史观的辩论，也可以看作80后写作的辩论。年轻人非得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吗，如果历史不光彩，我们为什么不把历史遗忘？80后单纯书写自己的青春体验不好吗，一定要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这里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的重要性，历史感，它是对历史的感悟与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看待当下与未来的价值观。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实际上与当下、与未来是紧密相连的，历史的曲折、错误以及种种遗留问题，都折射着当下存在的困境和潜伏的危机。我们只有彻底反思历史，才可能真正拥有更好的当下，才可能走入更好的未来。但是，一个忘却历史、丢掉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建立起历史感的。个体当然有权成为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但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优秀的文学书写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历史感的。就像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所说：“小说作为一种共同的文体和普遍的体裁，实际上承担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历史社会进行沟通、对话的功能。其重要性在于通过不断的，持续的书写把支离破碎的历史缝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与历史能够发生有效的关系，或者说，个人通过阅读加入到历史中去，然后完成现实性的（而非想象性的）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茧》开篇那句引言的意义（小说内文也出现一次），理解了张悦然此次写作的野心。这句话选自萨克雷的《玫瑰与指环》——“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历史给予的些许不幸，是不幸，但也是对当下与未来的观照和启示。我们背上历史的负担，或许是作茧自缚，但如若不曾作茧自缚，也将永远不可能有破茧而出的一刻。因为历史并不会因为人们忽略它、遗忘它就消失，它会以各种形式包裹在当下与未来身上。因此，总要有人去承担，总要有人去突破。张悦然让小说中人物选择了这条路，她的写作也选择了这条路，这是《茧》的可称道之处。但无论是小说中的程恭、李佳栖，还是张悦然自己，显然都尚未找到突围之路。小说结尾，张悦然为程恭和李佳栖安排了一个历经世事、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结局，固然温馨，却失之于心灵鸡汤和轻薄，人物的内心转折没有足够的依据和说服力。只有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作茧自缚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茧》本身也是一种作茧自缚。如果负担历史、反思历史是条漫长而艰难的路，《茧》显然才只是个开头。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枷锁中寻求救赎

很久没有看到张悦然的小说了。在郭敬明疯狂圈钱博关注度的时代，在国民岳父韩寒当的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个当年也在同等闪光灯下照耀让人惊艳的女作家，却鲜有作品问世。没错，她还一直在写作，比如她一直在坚持筹办着的文学杂志《鲤》，嵌套不同的主题让人享受阅读和思考。但真正如以前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之类的单本小说却鲜有问世了。直到这本《茧》。这本质是一个枷锁和救赎的故事。放在特定的文革历史背景下，牵扯出了三代人的恩怨，让被无辜连累的人们受到折磨付出本不该承担的罪与罚。还记得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他挑选了一批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然而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会变成自己无法想象的样子。而这个故事当时发生的时代背景就会让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模糊。爷爷辈、父辈、子女辈，每个人的每一辈都肩负着自己的一段未了的往事。而故事中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残缺面，想要挣脱既定的牢笼，却还是被无形的阴影笼罩，在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中徘徊。每个人一开始都是想要幸福的，但逐渐的，幸福变成了幻影的五彩泡沫，终将离我们越来越远。李佳栖童年缺失父亲的爱。她试图构建出真正父亲的样子，在通过不断尝试和父亲生前周围人的关系建立想要离父亲更近一点。在记忆中仅有的为数不多也不够亲昵的父女关系中，她最期待的就是每年一次去爷爷家拜年的假温馨。我特别可以理解书中那种永远隔阂了一条无法逾越鸿沟的失落。中国很多家庭的父亲都有这种由于时代造就的郁郁寡欢不得志，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借酒消愁。李佳栖的父亲并没有真正把女儿当成生活中的瑰宝，仿佛只是一个带有生疏距离感的“女儿”身份。爷爷辈的恩怨父辈们已经在偿还了，却还是因为力量的薄弱转移到了小辈。李沛萱像个战士在捍卫家族的名誉，那道疤痕就是最好的鉴证；汪露寒为自己父亲自杀而赎罪，照顾精神失常的母亲，毅然和外交官丈夫离婚后回归李佳栖的父亲，却发现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直到最后把病床上程恭的爷爷接走照顾；李佳栖的母亲作为局外人成为了这场往事的受害者，未曾得到真正的爱，始终成为挡箭牌；还有程恭的姑姑，在唯一一次可以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时候退缩，做了一辈子老姑娘，直到成为第二个神经质奶奶。我们嘴上说着不希望成为那类人，却在岁月影像中变成了那类人。该是多么可悲。陈莎莎其实是执念的代表符，她像幽灵一般地缠着程恭，拙劣地做着永远都无法下咽的饼干蛋糕，哪怕被他无视、玩消失、冷漠对待、甚至在哮喘奄奄一息时都袖手旁观故意看她濒临死亡边缘时，都没有任何的恨意，始终如史上最强吸铁石般阴魂不散，她像一个虔诚的圣徒对待这个从头到尾都不喜欢她的男人，直到看到李佳栖和程恭并排站在一起重逢的那刻，她只是怔怔地望了她，然后笑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这种口气有一股完璧归赵的飘然。她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奉行的使命在那一刹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继续纠缠的必要。以致于在回答曾经差点害她丢了性命的哮喘时，她笃定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好了。”每个人为了寻求自我心里的解脱和安慰，履行着义务和责任。然后想到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乔任梁。其实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茧继续生活的，不是非要剥落不可，也不是所有茧都会破成蝶，最重要的是要平和地看待自己的茧，接收它作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和我们共呼吸共生存。学会和自己相处，反而成为了我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想买的看过来：茧 购买链接欢迎关注林小路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畅快淋漓嬉笑怒骂人生又心心相映奋斗不息。

爱是害怕受伤又想伸手触碰

茧：一些昆虫的幼虫在变成蛹之前吐丝或分泌某种物质做成的壳。它的存在，是为了让昆虫有着一个安全成长的堡垒。他紧紧包裹住毫无防备的躯体，直至他有一天长成了飞蛾，成长到足够保护自己，那么茧，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张悦然也在不断地成长。她的文字，她对于故事的掌控力，都和过去有了不同。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她有在构造一个很庞大的框架，关于时代，关于家族，虽然最终还是归结为少男少女到中年男女们的爱恨纠葛。她笔下的每个少女都是相似的，都有着非常坎坷的青春期。但是以我一个年轻过的少女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是经历着这样的青春期。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像一条干净浅显的溪流，平平缓缓的度过她们的一生。所以我很好奇张悦然的经历。她并不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作家，但是你也不能够把她肤浅的归为青春疼痛小说家，所以她一直都是不愠不火的，但却赞誉很高。能够查到关于她的事情太少，所以我对她有了很多神秘的幻想。或许她写的每一个故事中的女孩都是她自己，或许她的青春期非常平淡无味，所以导致她有着这么多幻想，一直从未实现的幻想，但我更加希望她是前者，因为一个作家的一生如果是平淡无奇的，那该多让人失望啊。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街头可以偶遇她，我也不会很狂热的要签名，只是会像遇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打个招呼。

承载80后一代对时代的思考

以“我”的双人视角，看到父辈祖辈在他们时代里的彷徨迷茫和痛苦。缺爱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两个性格扭曲的孩子，背负着上一辈的恩怨纠葛，作茧自缚的长大。是80后对于时代的思考和解读。作者在故事里刻入了童年的回忆，叙事细腻真挚，很有带入感。通过这部长篇也看到了张悦然的蜕变，她在努力探索思考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课题。我很喜欢这部作品。喜欢她带给我的新的启发。

张悦然：雪花落地

张悦然：雪花落地现在的张悦然。(均由受访者供图)特约撰稿　吴越7月19日下午，张悦然见到了长篇小说　《茧》　的实体。她轻柔地托着这本杏黄色的小书，像揽着一个酣睡的婴儿。这一刻，她心情平静。“从今天开始，它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而存在。再见啦，《茧》。”10天后，　《茧》　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张悦然请来了余华和梁文道作为她的对谈嘉宾。谈话的题目是“80后的精神成长”———既是　《茧》的小说主题，也是张悦然正在应对的写作命题。陪伴7年的长篇写作张悦然34岁，住在北京，生活稳定，工作稳定，身材和颜值稳定。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们约在一家有机餐厅见面，她穿一件质地精良的深蓝色茧形连衣裙，坐在咖啡与肉桂卷慷慨的香气里，十分明丽。“我发现还是写长篇更适合我，中篇和短篇到中后部你就想去怎么收梢，你要冲刺，要调整，朝着结尾奔去。长篇可以加入到你的生活中，你带着它生长，到结尾的时候你只需要冲刺一次。”话虽这么说，张悦然在把长篇小说《茧》交给《收获》杂志编辑走走的时候，仍然没有想好结尾要怎么写。那是在2016年初，张悦然决定完成这部陪伴了自己七年的小说。交稿前她临时写了个结尾，让小说中交谈了一夜的男女主人公从各自的讲述中抽离出来，两个声音交叠在一起，完成一场罪与罚的论辩。这一段写得不理想，但她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结尾。《茧》　的初稿还是让走走很吃惊。2010年走走责编张悦然的第一个作品是长篇小说《誓鸟》，感觉她“天马行空，语言瑰丽，很会讲故事”，后来是　《嫁衣》，再然后是《动物形状的烟火》和《天气预报今晚有雪》这几个聚焦都市男女爱情关系的中短篇，忽然出现了《茧》，截然不同。“在年轻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张悦然罕见地关注社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普通年轻人造成的后遗影响。”走走说，“她很有勇气，也许她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她的短板，而放弃了她原本最擅长的东西；她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也可能得到更多读者，谁都不知道。”小说到了《收获》主编程永新手里，他一口气看完，决定在最新一期(2016年第2期)发表。程永新说，他相信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父亲的《钉子》其实，《茧》的故事雏形，在张悦然很小的时候，便已伴随着她。“这是一个我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文革中，一个医院的头头被揪斗，不久人们发现他种种生理异状，再一检查，居然发现一颗钉子以精妙的手术手法嵌入在他的脑门中。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父亲那时也只有十几岁，事是真事，就发生在他长大的那个医院家属大院。1977年，恢复高考，我父亲考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名为《钉子》的小说，寄到《上海文学》，本来都要发表了，后来说调子太灰，退回来了。但是他念念不忘，从我小时候起，就老听见他在说这个故事，以此说明他也是写过小说的。但我从未真正听进去。”真正听进去，要等到2009年。那时，张悦然加入了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在出版商眼中，张悦然这个名字依旧具有市场魔力，但她突然放缓了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步伐，进入到一个“很长时间在别人眼里停滞不前”的阶段。因为工作量的要求，她主动放弃了与北京作协续约。张悦然老感觉有些事情没想清楚。或许是她在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日子里，对自己的定位有些焦虑。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写的东西和我想走的文学道路差得特别特别远。”在她自己的书架上，2001年到2006年之间出版的书一本都没留存，“害怕看到”。公正地说，张悦然之前的小说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唯美与魔幻，都像空中花园一样悬浮着。现在她想下来，找不到梯子。父亲讲述的故事就在这时进入了张悦然的视野，给了她立足之地。她开始想象这桩骇人罪案的背后，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作案人真的从来没有被发现吗？假使有知情者，又将如何生活下去？　被历史掩盖的真相会折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吗？时代更迭如洗，可人性的毒素是否会被清理干净？　恶念会不会有一个潜伏期，借由什么契机再次发作？一开始，这部小说与张悦然本人毫无关系，她只是贴着经验去写，非常谦卑，非常仔细，不再渴望宏大的叙事。她写到了90年代流行过的服饰，也写到了家族团年宴时夜空中的焰火；她写到了在中俄铁路上奔波的服装商人，也写到了城市贫民把日子过下去的窍门……最终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童年经验与时代记忆。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她儿时生活过的山东大学家属院成为了“医科大学校园和宿舍”的原型，小说中的“小白楼”“死人塔”，都是有的。张悦然有个朋友专门跑到山东大学去拍了一个视频，又做了一张地图，贴在朋友圈里。这其实是张悦然第一次写到山东济南。故乡的印记一直很淡。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大学校园里，20岁不到出国读书。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回来，就留在了北京。从前，她宁可写南洋背景下带有神话和魔幻色彩、“华丽而残忍”的故事(《誓鸟》)，或者选择一个模糊的、多义也更显得高级的故事发生地。但因为这个“钉子”的故事来源于真事，涉及到很多父辈和祖辈的东西，张悦然很难去想象他们生活在上海、北京或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可避免地要把故乡———“熟悉但并不一定写得好的地方”———带入进来。她在2011年春节回了一趟老家，在闲逛家属院未曾改变过的平房、水果摊和已经拆了的旧楼时，获得了《茧》的开头和叙述视角。于是，一个女孩的形象在“死人塔”“小白楼”背景前浮现。为了把故事讲圆，解决这个女孩作为当事人的后代何以知晓了秘密罪案的问题，张悦然娴熟地创造了一只狐狸，作为一个“先知”式的角色，一步步引导女孩发现真相。但是现在，你在小说里找不到这只狐狸，它消失了。小说写着写着，张悦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借助非现实的道具。她想到了用两条线来互相补充，用另一个男主人公来代替这只并不真实存在的狐狸。当然困难也随之产生了，两条线要步调一致，分头并进，对技巧和耐心提出很高要求。当她最后终于完全在现实的空间里完成了这个漫长而丰瞻的故事，感觉到自己“换了一支笔，好像从写小楷换成了行书”。“我最初的写作里有魔幻的成分，有超现实的东西，当然是有意思的，但也体现了我经验和技法的匮乏。我可能是像抓住一根拐杖，或者海上的浮木，但写着写着，我拥有了独立的能力。”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张悦然有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档全都是《茧》的原稿，按《茧2009》、《茧2010》的次序……一直到《茧2016》，有什么新的想法，她就放在文档末尾，写的时候不断拉到后面看，然后添上去。七年前，她带着这个故事上了路，但她并不清楚最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故事与她一起经历着20多岁到30出头这段时间的成长和变迁、探索与回溯，“长在了一起”。她想起自己懂事起便发现外婆与常人不太一样，想起母亲很早就试图向她解释，外公外婆是“文革”的受害者，外公曾被批斗得很厉害，外婆的精神由此出现很大问题。写着写着，外婆的样貌悄悄走了进来，成为了小说中的“秦婆婆”。张悦然意识到，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命运。“钉子”的故事没有被父亲以当年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的样式记录下来，也许就是注定了要被传递给她，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和七年的磨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个当事人的第三代，年轻的一男一女，像侦探一样去想象和重新叙述沉重的历史，同时展现出他们各自因“缺爱”而造成的性格悲剧。张悦然写作主题、风格与形式的转折引起了评论界兴趣。评论家项静说：“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中，张悦然可能是最早隆重地碰触这个主题的”，“甚至已经堵死了一部分人再次涉猎这个主题的方式”。评论家李壮认为《茧》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内在化的历史”———“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我并不是主动去接过了历史的重量。”张悦然平和地说，“而是你无论承认或不承认，看见或假装看不见，它们就在那儿，你每天都要面对，和它们打交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和你的父母，你们带着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何相处？而我又很好奇，父母这代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因何、如何形成的。”那些岑寂的后半夜，张悦然坐在电脑前，通读这经年累月攒下的文字，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感情上的庞然巨物———不仅仅因为小说本身涉及到近百年来三个家族三代人，更是因为，这部小说像间储藏室一样忠实地收藏了迄今为止她写作生涯中几乎所有的尝试、努力和变化等诸多痕迹；又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留下了或明或暗、星罗棋布、只有她自己才看得到的脚印，还带着体温。结尾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到来了。“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盖，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张悦然给了和自己同龄的两个主人公以一枚硬币那么小、那么轻，但是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把生活的选择权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她以前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我们在青春文学时期的写作都比较黑暗，比较尖锐，结尾里都不留那么多可能性。”她说。一些评论家指出《茧》依然带有青春文学的标志性风格：“罪与罚，偏执，无力感以及那种像铅笔一样尖的词语，时时准备给人致命一击，冷酷的语气”，等等。张悦然说，现在的她已经积极多了，已不再“有特别强的自我，自恋和自怜”———这是她概括的曾经的自己。延迟感受力的衰退在这七年里，张悦然曾经和同为写作者的两三好友谈起过这篇小说。可她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故事，说着说着很没意思，还是回去写吧”。她一边写一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在不断地与故事产生新的关联，就像包裹着“钉子”的茧结了厚厚的好多层，永远也结束不了。为了转移压力，她主动谋求了一些社会性的事务，比如担任了文艺杂志《鲤》的主编，再写一些随笔，一些中短篇。在这七年里，张悦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位传授小说鉴赏和创意写作的教师。“偶像光环？完全没有。没有哪个学生是来粉我的。”张悦然说，每次课前她至少要花一个整天备课，直到上课铃响前还在教学楼旁边的咖啡厅里如临大敌地改着课件，比学生还用功。教师这个职业和身份令张悦然有安身立命之感。首先是使她的生活规律、稳定、平和，其次是从正面补充着她的写作。“女作家主要是靠感受力在写作，随着年龄增长，感受力在衰退，怎么办呢，就需要更多知识的支撑，可以延迟你感受力的衰退。”父亲至今没有看过《茧》。张悦然没和他提，但猜测他最终会知道。这些日子里，寄出不少试读本给朋友、前辈和评论家，发快递的活儿都交给了父亲。在《茧》的后记里，张悦然虚构了一个场景：等快递时，父亲随手翻开一摞试读本最上面的那一本，看到了小说的开头：“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访谈认识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文汇报:你出名较早，有什么事情困扰过你吗？张悦然:主要是关于青春写作的这个阶段，有过一些被当作“商业化畅销作家”的误解。2002年到2006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后所谓的“成名了”“出来了”的阶段，也是我的一段密集出版的时间。那个时代，因为“青春文学”受到市场的欢迎，年轻作者都有很多出版的机会，有些出版社拿了稿子稍微校对一下就出版了。也许那是个对于年轻原创作家最好的时代，但不可否认这种繁荣里有商业的推动，也有消费年轻作者的倾向。现在看来，我那时候的表达也是真诚的、严肃的，有朋友说看了我刚开始的作品，“真是有水晶一样的一颗心”，但是对文学缺乏更专业的认识，作品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太草率，不够精细，缺乏规范的帮助。当我通过阅读和学习，以及朋友的意见，了解到更好的文学标准之后，就特别害怕看到那个阶段出版的作品，只有我父母还悄悄帮我攒着，我书架上是一本也没有。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早期的文学尝试被当成畅销书和商业化作品来运作，但我本人内心真没有任何商业化写作的企图。外界却总会觉得当时我们这批80后作家都在迎合商业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往那个路子去写。因而我们总是被怀疑是不是在进行纯文学的写作，这是过去很多年里面跟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疑问。文汇报:你们这一批成名于“新概念”的作家里还有哪些还在继续文学写作？你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张悦然:以我知道的范围来说，周嘉宁，颜歌，蒋峰，张怡微，霍艳……还在写小说的大概不到10个吧？　其实，当时一大批人涌现出来，那个繁荣里面确实也有一种假象，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事业的开始。但我还是很怀念当时的朋友们，也怀念那个阶段，它对我的写作挺重要的。当然，太早进入文学，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清楚，热情和表达欲支撑的东西意义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群体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平时就是网友，分布在各地，但那还是一种群体，有互相的影响。这代写作者让我看到很多尖锐的，叛逆的，和社会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东西。另外，我觉得当时“新概念”那批人，他们具有的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才华，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别的领域里也做得非常出色。而留下继续写作的这么几个人，我们的文学起点并不是直线通向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前面的路怎么走，其实是没有的，中间有很多曲折。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不过现在，我在那些当年的同伴身上，依然能看到一种锐气和骄傲的气质，这种骄傲不是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追求更新的、有意思的东西。文汇报:你们好像都经历了一个从青春文学作家到严肃文学作家的转型，你怎么走过这个过程？张悦然:在“新概念作家”出名后的第一个转变是我完成大学学业，从新加坡来到北京生活。刚到北京过得很自由，很开心，那阶段出版的作品，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也都算有自己的痕迹，是本色的书写，虽然和现实关系不大，情节也屡屡失真，但里面那种强烈的感情，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看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摆脱那种“我很痛苦，你们要看着我啊”的自恋和自怜，我的小说观念还停留在认为应该要让读者喜欢里面的人物、由此建立起读者和作者之间投射关系的阶段。但很快我就到了二十七八岁，有点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转变。我们这代人是早慧的，但是晚熟。“新概念”作家到了19、20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好像把这套想法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真正的东西。教育使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没有有意地去拓宽过。长大这个过程很缓慢。虽然“80后”都三十好几了还在说“长大”，听起来有些矫情。但一个人并不是结婚了生子了就长大了，只有认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茧》对我来说是长大之前必经的路。文汇报:你最注重自己的什么能力、品质？张悦然:我比较注重的能力，一是坚持和坚定。我的目标确定以后，无论多困难，我还是会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一种持久的耐心。这是在喧闹的世界里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有一种充分感受和了解别人的热情，换言之就是对人感兴趣，不然写出来的小说会是冷冰冰的。再不同的人，我也会想去了解他。人的性格是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的人做出的选择可能会不太利于他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另外我始终追求在写作上作为一个独立人格、一个中性的人格，任何“人生大事”都不能打断我和干扰我。文汇报:如果未来的岁月里你还能获得一些进步，你希望是什么？张悦然:有待于强化的品质是勤奋。我还是勤奋不够，和那些勤奋又认真的人相比差远了。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比我要好。文汇报:你还不够勤奋吗？张悦然:我是一个很专注的天蝎座，总想专注地做一件事，但我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教书、主编杂志……也许因为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是想得到不同的经验。既然想同时做些别的事，就应该舍弃休息、玩耍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占据写作的时间。在很多被琐事烦扰的日子里，我大概只有每天上午两三个小时能够持续、专注地写作或阅读。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如地进入写作状态，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困难。只要能安享孤独，什么时候都能坐下来开始写作。

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

第一次读《茧》，是在《收获》杂志上。摊开书的一瞬，灰色调的开头攫取了我的心：“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一直待在这幢大房子里，守着这个将死的人。”彼时，现实生活中的我也在陪伴着一个将死的人——我的爸爸。关系之亲近让我寸步不离他的病床，同时我们的关系之亲近又让我暗暗希望他能早日摆脱病痛通往极乐世界。我天天活在低气压的氛围里。偶尔得空，才能读一读张悦然的《茧》。这一本去掉了华丽辞藻、露出了生活原貌的书，恰到好处地概况了我当时的想法：“我站在床边，感觉死亡的阴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盘旋。”隔了一段，又写：“天仍旧阴着，死亡继续盘旋，迟迟不肯降下来。”每读一段话，我就拿眼前的生活进行一番比对：纷扰的医院，无力的人，昼夜不息的痛苦呻吟……《茧》里写的没错，死亡就在我们身畔，凌迟着每个人的幸福。继续往下读，我才发现女主人公李佳栖对她的爷爷李冀生，也就是这个“将死的人”，并没有多少恻隐之心。若不是佳栖的妈妈觊觎李冀生的遗产，恐怕不会让佳栖前去照料。佳栖看向爷爷时，总能看见他们之间隔着的一个人。这人正是她的爸爸，她死死追随的爸爸，也是他的儿子，对他反目相视的儿子。佳栖的堂姐李沛萱，相较佳栖而言，与爷爷更像，更加信奉爷爷的处事方式。而沛萱有一天对佳栖说：“其实我们两个里面，爷爷更喜欢你。”佳栖却笑着打断她：“怎么可能，他和我爸爸水火不容。”佳栖的潜台词是：深深崇拜爸爸、爱慕爸爸、甚至想要变成爸爸的自己，岂会被爷爷喜欢？爷爷是带着秘密的，爸爸是带着秘密的。秘密让两人无法再和睦地制造幸福家庭的假象。佳栖对秘密本身并不感兴趣。她只为爸爸离家时没有带走自己而遗憾，想方设法地挽留爸爸：要把眼泪攒在爸爸离开时嚎啕大哭，要在爸爸来看望自己时走到公园里最远的那个亭子，要偷偷跑上火车随爸爸去远方……在佳栖眼里，爸爸是中文系老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发表的诗作被女学生悄悄吟诵。哪怕他辞去老师的工作，开始走南闯北，也总与他昔日的学生不期而遇，那些学生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崇拜和欣赏。哪怕他走南闯北时做的是投机倒把的工作，他也和其他粗鄙的商人不一样，他有文化，是值得尊敬的。哪怕他被其他商人排挤，开始酗酒，他也有他的激情、信心和斗志。哪怕他的激情、信心和斗志都不可逆转地死了，他也会带走佳栖，只要他把手里囤的货卖掉，将欠的钱还清，很快，也许到下一个暑假，就会将佳栖接走。佳栖这样笃定地认为，直到爸爸在一场争吵后，喝醉酒离开。十五分钟后，噩耗如同新降的雪，带着森森寒气而来。“爸爸出了车祸”这一消息就像掉落在地上的脏雪，无可避免地被踩实。故事看到这里，我停了几个月，没有再翻阅。我被自己现实中的困境层层围住，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砸下来。我爸爸的遗体被很快运出了医院，病房里其他的病人都临时去了别处，房间里只剩下一台消毒机嗡嗡作响的声音。爸爸躺了一个月的床位被换上了新床单，留给了另一个等待手术的人。那个人，也许因为这个新床位，重燃起对生的希望。《茧》里有一段描述：“每天都有新进来的人，每天都有走出去的人，也有来了没走的人。医院就像只巨大的筛子筛选着生命，将一些老旧的、不必要的生命留下来。上帝会来回收，再补充些新的，就像送牛奶的人每天送来新鲜的牛奶，同时取走空瓶。”这是上帝视角的一段描述，无误。真正的当事者是怎样的呢？在爸爸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佳栖竭尽所能地拜会爸爸以前的故人，收集着和爸爸有关的一切。她与爸爸的学生许亚琛发展成情人关系，从而得知爸爸失去教职是因为同事之间的斗争和倾轧。佳栖坐地铁到最末一站去拜会玲姨，听玲姨讲起爸爸下海经商时的故事：他拎着羽绒服在火车上探出身叫卖，做的是倒包贩卖的生意，十分落魄。佳栖与爸爸的老朋友谢天成见面，终于得知让爸爸和爷爷不合的原因。佳栖给了爸爸当年的同事殷正一个吻，殷正拿来交换的秘密却是：当年陷害她爸爸的人正是自己。像是在打开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才发现里面还有小一号的套娃。佳栖又把它拧开，看见更小的一个。又好像是一个茧，一层一层裹着秘密的核心。但凡佳栖能够做到，她一定会逼近爸爸所在的那段历史。唯有这样，才能解释爸爸做的那些选择：他为何离开了佳栖？他为何放弃了自己？他要让佳栖在未来如何凭吊？我爸爸走前，给了我一个他保管已久的黑色牛皮本子。本子上记录着这几年来家里发生的大事，和几个关键数字。本子的前几页，年代久远，让人想不起当时的情景。而在本子的最后几页，我爸爸的字迹越发潦草，辨认起来也要费一番工夫。最残忍的，莫过于有一天听他的故交讲起他的往事，和牛皮本子里的记录对上。像是找到了一把日记本的钥匙，打开了一段不曾知晓的记忆，播放了一盘录了他声音的磁带，看见了一封他未曾发送的邮件。他在那些记忆里必定是健康的、是幸福的、是陪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继而想到，我们无法再回到过去，将人生重走一遍，就有遗憾从心底汩汩流出。每一次想到他，都是这样残忍。我们还该不该继续去追忆他？但追忆是无法控制的。读着《茧》的时候，读着别人的家长里短的时候，一些句子仍然会击中我。病床上的李冀生从来没有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他会一直憋着，直到佳栖把痰盂放到他的身子底下。我妈妈也说，我爸爸走的时候，身子是那样干净，床单也是那样干净，他不想麻烦别人，必定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做着这一切。能想起这一件小事真好，能回忆起爸爸的爱、性格和坚持，真好。从小学起就离开爸爸的佳栖，她有青梅竹马的同伴，有不断包容自己的男友，但只要有一条和爸爸有关的线索出现，她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追着那条线索不放。她因此疏远了青梅竹马的同伴，让性格温和的男友忍无可忍地离开，失去了所有，也要拾起和爸爸有关的碎片。一定要给爸爸的死找一个隆重的意义，佳栖这样想。当缠在爸爸身上的茧被层层剥落，我们发现，佳栖爸爸的形象实则是羸弱的、是不堪一击的，可他在佳栖心里，永远是那个伟岸的诗人。七月底，我安葬了爸爸，到北京参加了《茧》的新书发布会。《茧》要说的内容当然不仅仅是父女之情，它基于文革时发生的一件惨案，讲了三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纠葛。发布会开始前，大屏幕上循环播放了一段VCR，聊起了与爸爸的隔阂、错意与爱。我们都无法在爸爸在世时和他说完足够的话。当他离世时，多出来的爱就悬在心中，无处寄放。《茧》这本书里，对死亡着墨的地方何其多，我最喜欢的还是下面一段：“他们竟然再也不能吃东西了。”年少时的佳栖第一次光顾死人塔，看着塔里的尸体，对她的同伴说。“往好处想嘛，”另一个男孩说。“他们也再也不会饿了。”愿你离开后，去了一个更好、更理想的世界。这才让我们这世的爱，不至于太绝望。

修清心 | 时代的悲剧决定了一些人的宿命，剥茧成蝶或作茧自缚

自高中毕业，历史不再是必修必考科目后，对历史的迷恋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大。可能，冥冥之中想弥补在学习之日遗漏的了解，也想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状态和影响，从那些文字和想象去了解过去。《茧》这本书是在凤凰文化频道看到的。作者不遗余力地推介了作为与韩寒、郭敬明处于同一起点，擅长青春爱情小说的张悦然的这本“破茧”之作。这是作者第一次突破个人体验式的青春小说，把青春成长与历史、父辈和祖辈各方关系联系起来的作品。故事的起点设定在十年动乱，历史绵长，故事曲折，影响了三代人的人生。所有的一切源起一枚插入大脑的钉子。莫名致残但不致命的钉子，让男主程恭的爷爷自杀，奶奶发疯，妈妈离家，爸爸入狱，姑姑终生未嫁，程恭从小到大都因为这枚钉子而左右着人生的发展。也是因为这枚钉子，让女主角李佳栖的爷爷冷漠，奶奶偷偷做着救赎，爸爸叛逆，妈妈不幸，而她自己，一生都深陷在得不到爸爸的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本书的叙述形式很像我大学时候读多的《穆斯林的葬礼》，一个篇章一个叙述人，程恭和李佳栖分别以自己的角度，以向对方诉的形式，去推进故事的发展。就像我上一篇聊到《白夜行》时提到的，两本书讲的都是由于历史或家庭原因，影响到了两个孩子的人生。扭曲也好，偏激也好，最终都是不幸的。不会去爱，也得不到爱。这到底是谁的错？但是，整体来说，虽然可以称作是作者的“破茧”之作，但是从我这个不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看，与大家的水平还相差较远。这种差距既体现在文字的功力，也有人性的深度的挖掘。夸张的说，《白夜行》读完后是无法名状的悲凉，无处宣泄的黑暗；《茧》读完，是个故事，是个无奈的故事，而已。但，第一步突破不易，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后记回想看过的印象深刻的大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有《灰皮书，黄皮书》、《七十年代》、《采桑子》、《上海·爱》等等，有散文、纪实文学、小说各种形式，都非常值得一读。

“祖辈和父辈都不再提，慢慢地忘记了”

“为什么只过了十年，我们就变得如此疲惫？”谈起自己这代人，80后作家张悦然很不解。“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精神上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她继续谈论自己的同代人，“另一方面，他们肉身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有一种中年人的状态。”张悦然刚刚出版第四部长篇小说《茧》，主人公就是她关注的80后。上两代人的旧恨，令两个青年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80后常被归类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普遍更关心自我，对历史兴趣有限。张悦然希望有所改变，写现实生活，检讨历史。她曾形容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作品思想空洞，没有真正的思考。“也许外界觉得这不是原来的张悦然，可能很多读者不接受，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张悦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写作风格已经转变。张悦然很看重自己的新小说。7月29日的新书发布会上，在嘉宾发表意见时，她时常显得严肃。当天深夜，她在微博上发布一张发布会的照片，兴奋地写道：“发布会。谢谢余华，谢谢梁文道，谢谢杨庆祥 。他们真的喜欢这本书，是最重要的吧。”“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关注重要历史事件。”发布会主持人杨庆祥相信，会有更多80后作家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而在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茧》“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历史题材，比如’文革’”。杨庆祥是张悦然的同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副教授。青春文学曾经尖锐，现在微风拂面2001年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张悦然密集出版了一批作品。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家邵燕君把张悦然的创作形容为“玉女忧伤”和“生冷怪酷”。文章开篇就指出，2000年，由韩寒的《三重门》开始，80后先进入市场；2004年，他们才大规模进入文坛。2004年，张悦然出版了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在内的四本书，转年1月又出版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2006年底，她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誓鸟》，尔后发觉写不下去了。《誓鸟》的故事背景，是郑和下西洋。“那时候，我对那段历史没有个人观点，只觉得很迷人、很浪漫。”写明代历史，张悦然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誓鸟》把我那种抒情、华丽的辞藻推到了顶峰，看起来特别华美，又特别虚幻。”张悦然尝试其他题材，写着写着就“虚”了，沉湎于抒情，“感觉特别不对”。她认定，自己需要抛弃这种风格，“用一种更朴素的方式，去写更大的主题”。接下来十年，张悦然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创办了文艺丛刊《鲤》。其中晚近七年，她把主要精力花在《茧》上。《茧》也写历史，故事缘起于“文革”时的一桩迷案。她想了解父辈的经历，“理解历史怎样塑造他们”。过去，张悦然更关心自己的同代人，作品的价值观往往十分黑暗。最近，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正改编电影，将亲自导演的张悦然发现，时过境迁，大家未必能理解书里的价值观。小说主人公叫璟，是位作家，自幼遭到母亲仇视。仇视的诱因一部了然：怀上她之后，母亲产生了美貌逝去的危机感，领舞资格也被歌舞团剥夺。璟11岁时，奶奶、父亲先后死于心脏病，母亲改嫁。她爱上继父，后来被母亲送去寄宿学校，三年后出落成美少女回家。第二天，继父车祸身亡。璟历经人生不幸，所爱之人尽数死去，万念俱灰。在《人民文学》刊载时，小说开篇有句引言：“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这部小说当时拥有非常广阔的读者基础，特别多人喜欢，但以现在的眼光去看，价值观完全是黑暗和下坠的。”张悦然猜想，现在的读者宁愿去读“鸡汤”式的治愈系小说。所谓“生冷怪酷”，张悦然认为是时代产物。韩寒和春树等80后作家，作品都曾对抗教育体制，那种尖利现在很难找到。她心生困惑：“是不是因为当时80后这一代人有那种尖锐的东西，那时候的读者也需要这样的东西？”在张悦然眼中，80后出生在集体主义解体的年代，更在意自己和家庭，对外界“可能有一种漠然和不关心”。但是，随年龄渐长，他们不得不面对世界。“我们这代人好像早慧，但是晚熟，所谓80后，大概十多年前就开始发出声音，但自己又没有特别实质性的，真正的思想。”新小说写到大约三分之一，张悦然确定了“茧”这个名字。很多朋友觉得如今时兴特别长的名字，十几个字最好。为了表达人与之间的隔绝和孤独，她还是保留了“茧”——他们被包裹进历史和秘密编织成的茧里。张悦然没考虑两位80后主人公的家庭阶层差别，她想写人们的普遍困境，譬如生死。“过不了这个坎，可能都没办法活下去，对所有人都一样。”张悦然创办的文学丛刊《鲤》，读者涵盖80后和90后，内容更偏向“纯文学”，而非青春文学。但她还怀念青春文学中的反叛气息：“那时候，还在冲击一种体制，或者在冲击一种所谓平静、幸福、美好的生活。那时候还有残酷青春，还有一些挺尖锐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把市面上这些，所谓’治愈系’的小说看成另外一种青春文学，那未免太微风拂面了。”张悦然说。“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同为80后的杨庆祥认为，80后及后面两代人，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情况将愈发严峻。他曾把80后称为“失败的一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都不利于年轻人发展，阶层固化，就业机会减少，思想懒惰，大量资源被控制在’老男人’手里。”杨庆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察觉了这一代人的倦怠与无力，“你会觉得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不完全是个体生理的无力感，是整个精神的无力感。 ”头颅里有铁钉的植物人《茧》中也有黑暗，人们仍旧疏离、缺爱，但故事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更紧密。张悦然常开玩笑，说《茧》里的故事是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张悦然的祖父祖母都学医，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长大。13岁时，隔壁楼一位相熟的医生叔叔遭到批斗，回家后慢慢失去行动能力，成了植物人。医生在他脑袋里发现了一枚铁钉，长度超过8厘米，凶手一直没找到。张悦然的父亲一度是位文学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以这件往事为基础，写出第一篇小说《钉子》。小说投给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没过多久编辑来信，稿子采用，并表示赞赏。他很高兴，和女朋友庆祝自己走上写作之路。一个月后，编辑部再度来信，说“上面”认为小说调子太灰，没法用。再写几篇，调子都太灰，发表不了。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结婚，生了女儿张悦然，不再写小说。张悦然开始写作后，才知道父亲也写过小说。但是，父亲写过的故事，她听来毫不惊奇，有点失望。她记得，钉子和植物人的故事，父亲在她很小时就讲过。2009年左右，张悦然开始热切希望了解植物人的故事。小说原稿散佚，在父亲的记忆中，虚构部分与历史真实已经交织在一起。她回医院做调查，找到了植物人的档案。档案只有两页纸，罗列着那位内科医师的生命历程：1926年出生，参军，入党，分配，被打，医院精心照顾，从未生过褥疮，体质渐衰，1970年平反，1985年去世。字句简单，细节骇人。1968年，他遭到毒打，右手和几根胸椎骨折，血尿、发烧、头痛、呕吐。医生们发现铁钉后，经过六次手术，他的大脑被切除大半，“一直昏迷不醒，造成’活死人’惨案”。钉子的故事，在张悦然心里“长成了大树”。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她很想把它写进小说。如果再花些工夫，张悦然能找到那位受害者的家人，听更多回忆，但她停了下来。“再调查，会渐渐变成一个非虚构作品，可能非常有力量。”张悦然解释，作家经常要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做取舍，“我感兴趣的部分，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张悦然选择了虚构。“‘活死人’惨案”是三代人故事的缘起，其余部分由想象完成。小说里，迷案跨越三代人，叙事的是两个家族的第三代，一男一女两位80后。父辈、祖辈的遭遇，被张悦然写进了小说。张悦然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相当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张悦然去时，那里早被没收，变成了居委会。母亲仍旧依恋儿时居所，告诉女儿：“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外公性情温和，早早去世。他曾是银行家，在“文革”时受到很多伤害。批斗结束，他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个糟溜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别人看到，更加恼火，继续骂他。“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她相信，外公的遭遇与性格，会留在母亲身上。到张悦然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很多，没了怨愤，不着急讲往事。很多年不去，张悦然猜想，院子应该被拆掉了。祖父在民国时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持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仍引以为荣。他当时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虽然没上过前线，但他见识了许多生死别离。“战争会部分摧毁他们的人格，到‘文革’的时候（人格进一步被毁），在很多事件中被挤压、被碾压，慢慢变成这样。”在张悦然的印象里，祖父有点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她想象，历史会有另一种走向。如果祖父留在缅甸，他的后半生将大不相同，进而影响家人。小说中，女主人公有过类似遐想：“我长大了，可能和一个缅甸的男孩谈了恋爱，我们冒着雨到广场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讲……”“我出生的时候，离那些历史还很近，如果那时候我就有能力跟他们对话，能记录下更真实的东西。”张悦然很遗憾，“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父辈在迅速地遗忘，迅速地变化。能在他们身上留住的东西很少。”小说里，父亲不再写诗，祖父与孙将军的合影找到了，植物人莫名其妙地失踪。往事改头换面，填充了小说世界，两者关系好似现实与梦境。与童年重逢从2009年开始，张悦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茧》上。起初，她觉得故事离自己很远，不清楚怎么讲完整。2011年春节，时隔多年，张悦然重回父母居住的山东大学家属院。家属院相对封闭，她记得，老师从前经常告诫，“不要跟社会上的孩子玩”。院里新盖了很多高楼，但“变化非常慢，不像城市的其他部分”。往日的树木、平房、垃圾站，甚至看水果摊的女孩和卖报的男人都还在。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是自己的童年痕迹。“童年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它一直也在前进，应该还有一个从没离开过的你，住在里面。”张悦然能找到自己的童年，比母亲更加幸运。童年并非一直如此珍贵。不到20岁，张悦然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济南——“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接近30岁时，她想真实地书写故乡。大暴雨、零食等童年往事，她自然而然地写了出来。小说的背景，就设在济南。“重逢”童年后，张悦然决定为小说添一位男主人公，让两个人交替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全书开始，在他们长大的医科大学家属院，时隔18年，两位80后主人公重逢。他们是儿时玩伴，都跟家庭关系疏离，经历过情感挫折，与父辈如出一辙。女青年李佳栖的祖父把秘密埋进内心，成为名医、院士，是家族的骄傲，但与儿子关系破裂；祖父变成植物人后，男青年程恭的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成了活下去的动力。恶行也许无心，但两个家族的命运由此改变。《茧》的故事神似《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家族仇恨压垮了爱情。“如果罗密欧失去了爱的能力，如果朱丽叶每天都在想着罪的问题，他们该怎样面对生活呢？”张悦然问道。确定讲述方法后，张悦然找到了写故事的路径：先返回自己的童年，再返回父亲的童年。两个童年，“可能在某个地方是连接着的”。她找到的连接点，是父辈在1990年代的精神状态。他们童年时经历了“文革”，壮年时无法施展抱负，一次次失望累积成幻灭和犬儒，在1990年代影响了下一代人。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大家看着它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市场经济时代，很多大学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在张悦然身边，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张悦然的父亲最终留在了学校。李佳栖的教授父亲则离开校园和家庭，去了北京，成为往返于中国东欧的国际“倒爷”。“倒爷”存在于特定年代。他们一夜暴富，用大麻袋装卢布，航空运输兴起后迅速没落。父亲意外去世后，李佳栖迫切希望了解他的过往，为此找到他的学生、同事、生意伙伴，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18年后再见，受益于经济腾飞，大学生变成夸夸其谈的商人；“倒爷”回忆时，却好像白头宫女回忆当年盛况。张悦然对“倒爷”的故事格外感兴趣，与一位表姑聊了很多次。表姑当年去过俄罗斯做生意，还记得火车上有很多狗在跑。“文革”时，很多狗死了。1990年代，人们喜欢的贵宾犬、贵妇犬，许多是从莫斯科运到北京的。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取自张悦然自幼旁观的老师们——“他们都有一种相差不多的气息”。那些知识分子中，父亲对她的影响无疑最深。小时候，张悦然经常兴致勃勃地画画、剪纸，父亲总是表示不屑，仿佛那些事毫无意义，让她顿时“觉得像一盆冷水浇下来”。“90年代，在我青春期的时候，这样一个父亲形象影响着我。那时候，我对一切充满希望，特别有热情。但身边有一个很幻灭的人，对我童年的触动非常大。”张悦然认为，类似经历使80后缺乏爱的能力，“不会表达感情，或觉得得到的爱不够多”。刚写小说不久，张悦然就创作过女孩弑父的故事。那女孩的父亲是画家，长期让她一动不动地做模特，态度粗暴。有男孩想邀请女孩参加舞会，但直言她的嘴唇太苍白。女孩没口红，想找父亲的红颜料代替，但根本找不到。这时，父亲又要画她。天慢慢黑下来，她跳了起来，杀死父亲，用他的血涂嘴唇后出门。此后，张悦然经常写到弑父。回头看自己的作品，她觉得不可思议。弑父之外，还有炽烈的恋父。“她们爱的这个父亲，其实不是真实的父亲，而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像一个蜡人的存在。”张悦然形容道。这种性格，出现在李佳栖的身上。“他也许害怕我对这个世界怀有特别高期望，或太多幻想，等我长大以后容易碰壁，容易受伤。”现在，张悦然试着理解父亲的做法。“找不到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父辈的故事，张悦然耳闻目睹，写起来顺手；描绘“文革”，困难和隔阂很多，她担心自己写得不对，或人物的行为逻辑不成立。施害者后代相爱，但爱情无法见光。“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这种爱情，应该怎样写。”对张悦然来说，这是小说最难写的一部分，不满意，但没办法。受害者的儿子“程玩命”，即程恭之父，激愤之下加入红卫兵，以抄家为乐，“文革”后仍旧性情暴虐。张悦然不确定，这种长期的愤怒和痛苦，能不能当共性来写。 群众暴力是“活死人”惨剧的诱因，小说没有直接描写犯罪场景，只在警方调查和回忆中呈现。张悦然借人物的口写道，混乱年代，“坏人作恶，好人也作恶”。她相信，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放纵了人性中的恶。受害者年轻时参加革命，建国后担任医院领导。他把医生当成军人管，效果不彰，就心生恼怒，刻意打压医生，令他们无法专心工作，竟导致病人不治身亡。在非正常环境中，工作中的冲突升级为犯罪，以暴易暴。张悦然了解，当时无逻辑的恶行更多，但她仍想为之理出一条逻辑：“让我自己心安，如果所有的恶都没有逻辑，更可怕。”施害者家人隐瞒秘密，不愿正视历史；受害者的家人心怀仇怨，谋求复仇，植物人成了全家的负担。将近50年过去，迷案仍未了结。李佳栖执着地探寻父亲甚至祖辈的往事，疏离亲人，背叛男友。男友心灰意冷，愤怒地指责她：“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李佳栖的表姐，则为人正派，格外珍视家族的荣誉，尽心尽力地为祖父拍摄纪录片。很多朋友告诉张悦然，自己认同李佳栖的男朋友。他更正常，李佳栖有点“作”。张悦然描写了几种不同的历史观，想让小说里有多元的声音。她偏爱李佳栖的做法，“做一些无用功，但清晰地去走一遍父亲的路，了解他们的历史”。张悦然敬佩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在自传《剥洋葱》中坦承自己的污点：年轻时参加过纳粹党卫军，对身边人失踪无动于衷，又隐藏这些往事几十年。“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格拉斯写道。她没有亲眼见过格拉斯式的勇敢坦白，更常见的，是“祖辈和父辈都不再提，慢慢地忘记了”。“你也没有，是吧？”她问南方周末记者。不过，小说里有人为往事而忏悔，留下些希望。《茧》首发在文学杂志《收获》2016年第二期。小说发表后，张悦然看到一些评论，也与文学圈的朋友讨论。有人觉得，她应该用更大篇幅去写李佳栖男友那样的，无视历史，轻巧活在当下的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80后主体，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应该有更多篇幅去展现。”当然，有人不一样。在张悦然的微博上，一位90后读者留言：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删节版载于贵报，160811

我的一部分已经跟着那个时代一起死了

“我的一部分已经跟着那个时代一起死了。”当李佳栖渴望从父亲当年的男学生身上探寻出父亲的点滴时，得到了如是回复。这个男学生在弃文从商后平步青云，他迅速挤掉了“那个时代”的脓疮，以健全的面貌拥抱剧变的社会。当然，他在茶余饭后也会抚摸当年结的痂，带着些感伤。这或许代表着大多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人们的表现。然而，李佳栖没能从时代伤痛里走出来，或者说，她根本不愿从那伤痛里走出来，她反复舔伤口，好能得到与父亲的一丝丝联结。父亲的早逝带给她的打击是巨大的，然而即使是在世时，父亲也是失职的——为了对抗祖父的意志，他取了并无共同语言的美貌村妇为妻，却以冷漠的脸孔对待妻女，只有在过年回家时，才会扮演起慈父，给那个同样冷漠的祖父看。尽管知道是在演戏，但这片刻慈父的面貌，仍让年幼的佳栖迷恋不已。与她分享着诸多童年秘密的程恭，也是个被过去牵绊住的人。父亲的暴戾，母亲的出走，让他成了一个“弃儿”，虽然奶奶、姑姑在身边，但他只有在已成了植物人的爷爷床边，才能获得片刻宁静。在梦里，是爷爷陪他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这两个早熟的孩子，在相识后迅速成了最亲密的伙伴，然而他们却来自水火不容的两个家庭，牵扯着三代人的纠葛——曾是医科大学副院长的程恭爷爷，在“文革”批斗中被人在太阳穴里扎进了一枚钉子，渐渐丧失了行动力，最终变成了植物人，一躺几十年，程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而这一切的幕后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李佳栖的爷爷——一位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外科医生，医科大学的金字招牌。得知祖辈间的恩怨后，两位主人公并没有反目，而是在阔别多年后依然保持着对彼此的惺惺相惜之感。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如此冷漠的家庭吧，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相似的早熟与脆弱。可以说，这是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张悦然十年磨一剑，在这部长篇《茧》中，以这两位主人公背负的命运来展现时代的伤痛。她透彻地指出，那个疯狂年代留下的累累伤痕并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经济上的井喷式发展掩盖了一些历史的遗患，这些遗患就像那枚扎入程恭爷爷脑子里的钉子，看不出任何外伤，却让人渐渐丧失意识，大脑不断溃烂，最终只能被切除。李佳栖和程恭的家庭、童年都像是被钉子伤了的大脑，是要被部分切除、失去了活力的，而那被切除的一部分，正是父权。从现代时期的左翼文学开始，很多作品都踏上了寻找父权的路径，从《青春之歌》，到《红灯记》，女性角色投靠革命的标志行为都是以寻找到父亲一般的人物。在漫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后，曾被打为“右派”，投进“牛棚”的老一代文人，开始展示“伤痕”，而“伤痕文学”背后其实是这一代人找回政治主体性，甚至政治主导的结果。然而父权就此重新被找回了吗？在张悦然的叙事里，显然父权是“空缺”的，是被“切除”的，父辈反抗着祖辈的高压，也最终导致了自身父权的丧失。就像李佳栖的父亲，因为目睹了自己父亲的恶行，一面开始强烈地抵制父权，一面则为自己套上了沉重精神的枷锁。而面对自己的女儿，他没有了履行父亲职责的能力，精神上的折磨也最终让他丢了性命。《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通过三个男人的引路，最终成了“党的女儿”，而《茧》里的李佳栖，也从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搜寻着父亲的点滴，革命年代的焦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起飞就此消弭，在“文革”结束的四十年里，撕裂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痛了三代人，甚至可能更远。而我想，这正是张悦然所思之深的地方。

你的手心柔软而潮湿，像雨后森林里的蘑菇?

43元的定价? 你的手心柔软而潮湿，像雨后森林里的蘑菇?就读到了这一句,然后我想这是一部至少为"报告文学"方式的作品,怎么可以如此青春气质,不应该你的手心柔软而潮湿,就是柔软一般柔软,潮湿般潮湿吗?这部硬是要写文革的作品,但又饶来饶去的打打擦边球,是不是想迎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们?

缅怀我的青春：一部回忆杀

前几天获知张悦然出了新书，毫不犹豫就买来看了。以前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我九〇年出生）其实挺“可怜”的。老师和家长口中的文学经典，似乎无论怎样都没法读进去。伴随我们念完中学的是郭敬明，韩寒，以及张悦然。作为中学生的我，一度被这三个强烈的符号击溃，并笃定地认为除此之外，文学别无天地。甚至，我曾赌气地去翻查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笔，拎出几段只言片语，嗤之以鼻。这正是郭韩张的“伟大”之处，在修辞和叙述上的技巧让我难以招架。我不知道这些心理活动能否得到更多人的共鸣，不过郭敬明确实教会我无数的生僻词，以及许多极尽迂回之能事的内心独白描写；韩寒教给我的是三行必有一则金句，一页必有一种奇论，此外他的文笔中那种与我们贴近的幽默也是与众不同的，低俗而适切；张悦然教给我的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带有某种忧伤气质的写法。正是这些特质，导致你随意拎取只言片语都能收获一种修辞和叙述上的美感。这是我的青春。许多年后（尽管好似也并没有很多年），我都极少接触这样的书写，仿佛忘了曾经那个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踽踽独行的文学世界。还可以说得更直白一些，后来的我写得更多的是论文。论文，是一种非常克制的问题，并且它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个性的，你写的我来改，我写的你来接，只要文学基本功过关，几乎不会出现任何文气不通的地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的我们在写完随便一个什么篇什的时候总会加上一句，“看不懂没关系，这是写给我自己的”。表面上拒绝共鸣拒绝沟通，却往往渴求广大受众的认可。总之，当逐渐习惯了论文的规矩之后，忽然回到这样浓郁而华丽的小说中，我承认，我又有点被触动了。郭韩张三人都不擅长经营故事情节，即便在修辞和叙述上可以得到高分。《茧》同样是一部故事性较弱的小说，“多年”以后的我在合上最后一页时首先觉察到这一点也让我很意外。说白了，故事的核心就是那颗在现实生活中和小说世界里都很重要的“钉子”，也就是书中主角的爷爷们和父辈在文革时期产生纠葛的重要“凶器”，但是到最后凶手究竟是不是女主的爷爷也没有一个确凿的说法。可能有人认为开放式的情节和如烟的过往正是作者想要刻画的，那我只能说现在我难以接受。因为我无法确定张悦然的书写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推断，这个搞不清楚的话，很多浓墨重彩的人物细节都可能有南辕北辙的心路历程。对于此，我不会认为是开放式，我仅仅会觉得……尴尬。毕竟作者也坦诚这部小说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她甚至还去重访有关人士，但如果这些“调查”仅仅呈现为一些背景性的东西，我会认为作者的工作恐怕做得并不到位。《茧》使用了两位主角并行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因为小说开始的时候作者建构里一个男女主角久别重逢的场景，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又转用第三人称，让结局和济南的雪一样留下一个冷峻的印象。故事中，张悦然还别出心裁地加入了纪录片描写。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作者的精巧构思，令人佩服。但巧归巧，我个人说实话并不喜欢。当然文学评论有很多个人化的面向。这样的结构总是让我想到村上村树的《1Q84》，互相寻觅的两人，忧伤的故事节奏，细腻华丽的遣词造句，都在这两部作品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当然也就高下立判了。后者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而且角色和故事架构的复杂轻巧程度是《茧》远远不能相比的。当然我并非有意标榜某种写法，只不过第一人称的风险就在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性格，一个风格，一个气质。因为他们所观察到的环境细节，内心的想法与活动，语言台词的风格……皆是难以区分的。或者应该说，《茧》中的所有角色都被写成了张悦然。我不敢说这样一定不好，但肯定有更好的处理手法。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如果把这样一部作品放在B站上作为视频播放，一定会有一句弹幕飘出来，“回忆杀”“又是回忆杀”“还要回忆多久”……“原来整部剧就是一个回忆”。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次元词汇，“不幸”的是我们的成长也伴随着这样粗粝的语言。但我总是觉得在光怪陆离的网络语言背后也有一些入木三分的洞见，即便更多的时候是过犹不及的。

很难坚持看下去

作者的叙述手法让我想起了一部韩国的电影，电影是成功的，书却失败了。书并不是标新立异就是好的，有时候如果没有独树一帜的能力，那么坚持传统就是好的。至于内容，也太过繁芜了，这么单薄的东西横七竖八的贴上去太多不相干的事了，这不是博渊，表述一个事情，字少不行，字多也不行，恰当最好。而且有些地方又感觉有点突兀，无以相接，不知所删，这都是一个毛病，居然十年都没发现。我想即便是在闹书荒的年代，我也很难给自己一个坚持去看完的理由。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个水平？

没有历史感的人

　　　　标题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质疑声音，也许因为太过常见，已经变成了一个陈述句。然而，今年以来，因为全球经济形势恶化所带来的各种乱相，似乎暗示着曾经写在政治课本里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正在悄然改写，现在，除了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悬在年轻人头上的，还有一把无形的隐忧之刀。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抛却历史感，在不厌其烦地试图将小写的“我”变大之后，一个人终究要在历史里头找到自己的坐标系，他（她）注定要被正在发生的历史裹挟、影响，直至找到足以标记自己生命刻度的历史事件，而不再是自己不曾参与其中的大跃进、文革或者工厂改制这一类被反复使用在写作中日渐符号化、几乎已经成为某种纯文学“腔调”的东西（就像写到农村必须有迷信破败通奸往往还有一个傻子存在）。　　“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　　从这个角度来说，《茧》当中，这段李佳栖的恋人唐晖对她说的话，就像是张悦然对自己写作中面对历史所取态度的一段自我劝诫或忠告。　　在最初得知张悦然的新长篇会涉及到父辈的历史时，心中就不免产生过一种担心，担心历史元素在小说中的强行楔入，担心风格上的“削足适履”，担心最终会是一个向政治正确靠拢的作品。也曾有过她写了10万字又改人称重写的传闻，在这辗转多年的“难产”中，仿佛可以想象她的挣扎，被历史压得喘不过气。　　但在看到作品的第一段，就放下心来。久违的、熟悉的叙述者声音，对话结构让人想起了张悦然的处女长篇《樱桃之远》，我始终记得两个女生重逢的那个场景，原本两个人称的叙述在那一章统合为一，《茧》所不同的是，一开始就是主人公的重逢，随后，在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将记忆的暗扣一一榫合。我猜想，张悦然曾经做过亲身投入历史的努力，但最终，她还是决定从个人的生命和情感体验出发，去辐射沉重的父辈故事。这也许是一条捷径，但却绝对不是写作的捷径。　　张悦然在整部小说中试图梳理出一条年轻人对于历史和过往的态度：接近、探询、试图取证，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对于“历史”的态度都值得玩味。　　李佳栖对于自己的父亲有一种偏执的痴迷（“恋父”也是张悦然创作谱系中一个常见的母题），父亲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种经过美化的、理想主义破灭后忧郁的知识青年形象，为此，她花了漫长的时间，千万百计地搜集自己父亲散落在故人那里的历史沉积物，却知道了越来越多属于父亲往事的不堪之处，整个过程就仿佛一种对于历史的证伪。　　与之相对的是程恭，一开始，他记忆的黑匣子锁住的就是一段罪恶的历史，他双目灼灼地攥牢这段历史，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这段历史的审判者，揪住那个隐藏在背后道貌岸然的罪人。小说中，李佳栖偷偷跳上了父亲那趟通往北京的列车，而程恭则因谎称知道李佳栖的去向而在警局碰巧与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见面，但当他可以与这位罪恶历史的原生者对峙时，他近乎耻辱地发现，自己压根不敢与他对视，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揭穿它，让它像蠹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始终心怀这段历史，在想象中反刍它，却束手无策。　　而李佳栖的表姐沛萱，则代表另一种——对历史不辨真假地全盘接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仰。她曾经有过甄别的机会，但她选择做一个坚定的捍卫者，并依托外界的力量进一步去装饰历史。假如她本身再具备一定的攻击性，也许就很像现在网路上的某一类人群。　　正是在发展自己个人史的过程中，两位主人公也在处理自己与更庞大、更抽象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两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因彼时彼地对于历史态度的差异而不断错落变化。张悦然显然不打算把注意力放在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上，因为他们本身的命运已经因那件发生在混乱年代的事件而有了某种至深的联系，所以尽管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每一章节都充斥着某种“抒情诗结构”，但却有回忆带起的距离感来保持口吻上的克制。　　在主人公的个人史中，李佳栖的身上带着对爱的巨大需索，却在拼凑父亲历史碎片的过程中模糊了焦点，在工作和情感生活上双重失败，她身上的某种放弃感既像她的父亲，也很像她的母亲；而一直对罪进行无声讨伐的程恭，渐渐迷失在罪中，历史在代际之间，也在不断重复自身。最终，两个人都是靠着借力，跳出了这个怪圈。殷正是李佳栖少女时代最后的“乡愁”，陈莎莎因为缺乏人性普遍的情感反应，象征性和叙事功能有些被过分放大，就像一片人工制造的新雪，盖住了程恭的罪。我们随之发现，叙事的推进看似在引领我们接近秘密的核心，可仍然无法获知真相。　　“你觉得自己有罪吗？”她问。　　李冀生盯着她，目光好像穿过她，落在一个旷阔的地方。　　“把灯关了吧，太亮了。”他说。　　她走到墙边，手放在开关上，但没有按下。灯是关着的。在黑暗中，她听到床上的人叹了一口气。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小说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又已经得到了解答，这种解答，需要依靠读者审美阅读经验的聚合、对人性和历史的理解来完成。　　毫无疑问，张悦然在《茧》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语言：不蔓不枝、有所克制的美感，在一些地方适当地抛出自己喜爱的形容词、意象和比喻，但不让语言成为叙事的阻碍。她也对自己的叙事能力更加自信，或匀速，或缓行，或竞走，或小跨步，最后一段程恭的回忆则是小跑了。　　小说的结尾，李冀生的死，宣告世界对于成人后李佳栖和程恭的一次洗劫已经完成，他们告别过去，宛如重生般，将彼此扶持着重新开始蹒跚学步。而这个告别，或也可视为张悦然对于一向关注小我的青年写作者的小说近几年来不断被评论者要求加入时代变迁、历史事件这些宏大叙事元素所导致的美学焦虑的告别。　　这或许代表着，张悦然像她的主人公一样，从困厄中突围成功，并将二次出发，开启自己写作的全新阶段。

灰暗

整部作品的风格比较灰暗！因为文革中的一枚钉子，把三个家庭连接在了一起。脑死亡的植物人，权威的医生，还有善良老实的工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活在事件的阴影里。文中充满了叛逆和疯狂。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深厚，叙事风格也比较有特点。但是文章开头平铺直叙，不太容易看明白。总体还是不错的，值得一看

未脱青春写作的“愁滋味”

若说张悦然的新作《茧》是部失败的小说，或未免失之过苛，不过其距离令人满意的程度，却遥远了些。作者的野心是大的，意图有所突破——何以见得？原本无甚历史感的作者，在此作品中，不仅要书写个体，还要处理个体所在的家族及家族所缠绕错节的历史中——且是那段棘手的历史，不由得不让人为其捏把冷汗。当然，没有谁规定若未经历某段岁月就不可以去写，但无亲历必然大大增加难度却是无须讳言的；我相信，《茧》的作者一定做了许多功课，不管是翻阅史料记载、读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作品，乃至访问曾经沧桑的老人。不过，成品仍是读之有些尴尬的，似为先前的“伤痕小说”与目下的“青春文学”之混合体，不能说不伦不类，却是怪异的，有个说法可拿来一用，“有病呻吟”，病或有之，呻吟却不免还是令人不耐的。《茧》的故事乃为两分：过去的，与现在的；而现在的，全然笼罩在过去的阴影底下。过去的，是动荡岁月的故事，有加害者，有受害者，还有各自的后代；加害者并非恶人，受害者亦非一点错没有，加害行为在公众层面是隐匿的，施加人未受惩罚，且日后成就极大、跃居高位，而受害者变为植物人，一生全休。对历史的交代就是如此，此后的故事皆发生于后代之间——通过不同途径知晓真相且反应各异的后代。这样的历史故事不排除存在的可能，但给人的印象总有些二手感，编织？奇观化展示？还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似曾相识，模棱两可，似是特定时段的伤痕故事，又或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的通俗人性故事，总之，有为写故事而写故事之嫌，其作用，只是为后来的男女主角“少年要识愁滋味”提供前奏曲或背景板而已。作者的勃勃野心建立在一个动乱年代的离奇刑事案件之上，好处是便于将各个面向的关系凑合到一起来，恩怨情仇便宜从事，诸般情绪呼之即来，不好处呢，即讨巧，太讨巧。刑事案件为素材，以之写成小说的甚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自然是极成功的。陀氏的写法极拙，仅以杀人之事为酵母，舒展开之后，全然抛弃编织情节，简淡的故事，在极有限的角色间作灵魂诘问，痛彻肺腑，重剑无锋，与“巧”有多远离多远。当然，以《罪与罚》的高度，于张悦然未免有些不公平，不过，文学标准的大致基准是要的，既然对文学有所追求，不能长久地依恋于“巧”，否则，省力倒是省力了，却戕害着内里的质地。说《茧》是“青春文学”于“伤痕小说”的嫁接或曰“植入”，不仅仅因男女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均为年轻人，且要注意其对另一重要人物——李佳栖祖父李冀生的处理。李冀生之重要，乃因他即是那位加害者——将铁钉钉入受害者头颅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他却是有后的，孙女李佳栖背负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一辈子不得挣脱。这样的一位人物，如同《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罪恶与救赎可集于其一身，然而，《茧》对李冀生作了影子化处理，即极少正面描写（多为平板写来或纪录片脚本回溯），更无心理刻画，他是其余所有人物及悲剧的导索，自己本身却苍白得无任何立体感。或说，小说是要写李佳栖的心灵创伤、精神纠葛，淡化李冀生乃为文的技巧，或许可以存此一说吧，但我总感觉，避开李冀生是小说无法更深一步的缺失，且作者非不为，是不能也。（写青春人物自然驾轻就熟，面对年老的“问题人物”是否束手无策？）如此这般，《茧》借用了伤痕文学一个壳，迅即向青春小说滑落。诸如负罪感、寻父，纠结于往事，不能忘记“历史”等等元素，缠绕着书中人物（主要是李佳栖和程恭），至此，所谓“茧”字，也就可以索解了，无非缚住人之心灵而已。不过看看李佳栖们的表现，以何来应对这种痛苦之缠绕呢？漂泊、酗酒、性爱、颓废，又是似曾相识——或是青春文学诸要素吧。如这样的描写：“我早就习惯了这种移动的生活。对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痕迹从某个地方消失颇为在行。平日购买生活用品，除却价格，还有一个重要的衡量参数，就是体积。在具有同种功能的同类物品中，我一定会选择体积最小的那个。吹风机、直发夹板、电熨斗、扬声器，所有这些都是最迷你的。香水都是五毫升的小试管。此外，尽量选择兼具多种功能的物品，折叠的开瓶器能开红酒、啤酒和罐头，便携充电器可以给手机、电脑和相机充电，一罐乳液既能搽脸又能涂身体。我像节食的女人计算卡路里那样对物件的体积斤斤计较，把自己所占据的空间缩小到不能再小，如同生活在一只勒紧的胃里。”为何不厌其烦将整段录下？就是想清晰地看看“物”的展示：香水、乳液、开瓶器、吹风机、直发夹板、电熨斗、扬声器等。我只能说，在伤痕文学里无论如何是读不到这些的，只能存在于“物”时代的小说里。苦痛纠结的李佳栖，无依，过得乃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说她痛也好，说她潇洒也无妨，却总是有点刻意的仪式化，说我没体味出人家的苦痛也罢，我是确有些不大习惯的。一入某种模式中，就难免出现某些陈词滥调，还有腻烦人的描写，看得人也不免有些尴尬。如苦痛纠结的李佳栖，和父亲的学生偶然相遇，说起往事：“‘不只是青春，好像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他说。‘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我小声重复了一遍，紧紧捏住这句话，仿佛终于为我爸爸的死找到了一个隆重的意义。”诸如此类，说者似为痛，听者却似曾相识，全无新鲜。小说中有段对李佳栖的质问，倒是切中肯綮：“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作者本意当然不是真的要质疑女主角生存之意义与小说之立意根基，仅为增加一个“声部”而已，不过却无意中道出了一些弊病。某一个体的存在多半不足百年，但或许没有太多人不去触碰“不属于你的历史”，否则，《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不属于列夫•托尔斯泰，《百年孤独》的历史也不属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难道就不可以进入么？自然不是的。但，若硬性“挤进”，就会出现问题，《茧》选取了当代史中最糟糕的一段，没有历史是孤立而存在的，作者很机敏地将其后续与自己亲历的时代连接了起来，这种做法是聪明的，也有极大述说的空间。然而要做得好，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历史有着深刻的认知，再有要找到历史与现实微妙而恰如其分的“桥”。可惜的是，《茧》的作者在这两面或浅尝辄止，或拉郎配混搭，不能尽如人意。

偏执——张悦然《茧》

“很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个冬天，眼前立即会出现我们并排走在大雾里的画面。沉厚的，灰丧的雾，没有尽头。或许那就是最真实的童年写照。我们走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驱着步伐茫然前行，完全看不清前面的路，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这是我中学时期最爱的青年作家，十年了，终于等到《茧》。80后的作家，没有经历过祖辈父辈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只能去从幼小的成长中，尝试着与历史对话，探寻当年的故事，这仍然是一部自带作者标签的成长系小说，疼痛、颓废、病态、毁灭、救赎，有着少女时代的笔锋，细腻魔幻的辞藻，也有着成熟深刻的思考，巧妙惊喜的结构。故事由“文革”中一个被钉子植入的大脑引发，李程两家人三代的命运纠葛。一个是享尽荣誉的院士，一个是生不如死的植物人，附带了一个“畏罪自杀”的小家庭，爱与罪，真相与秘密，谁才能被拯救。三个家庭的人物关系由此展开叙述。李冀生是受人瞩目的院士，一辈子忙于工作，不停的完成一个个手术，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治病救人的专注中，几乎不搭理工作以外的事情，他用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掩饰着当年犯下的罪行，那一个生命的摧残和毁灭，是他一辈子难以抹去的灰色，他通过一次次对生命的救治完成对自己愧疚内心的救赎。他没有对当事人忏悔，没有对世界交代，只留下一声叹息，一片辉煌，谁又知道他内心结成了怎样的茧呢。李沛萱是李冀生人物形象的延续，继承了他聪明、好学、上进、正直的品质，学校里的尖子生，去美国留学，永远和不爱搭理她的妹妹保持联系，被同学欺负也选择原谅，带着一条被毁容的伤疤高傲的活着，她想告诉世人， 她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只有拼命努力才能维系住这样的辉煌，她出生起就自带优越感，不愿与“坏孩子”同流合污，一心把爷爷所创造的辉煌当成自身约束和学习的榜样，可惜，这个爷爷除了工作，谁都不爱。李牧原是文中“颓废”形象的代表，原本是最富才情的诗人，却被同事排挤嫉妒，也逐渐丧失才华，因家庭背负的历史，痛恨父亲当年的罪恶，与父亲长期不和，一生只为反抗父亲而活。辞职以后，下海经商，从一个满腹经纶的新锐诗人，沦为满是铜臭的商人，再到为生计所迫的小贩。抛弃本就不爱的家庭，追寻当年青春时期的挚爱，却两败俱伤。酗酒、争吵，生活无处不在打压着早已千疮百孔的他，本以为走上与父亲截然不同的路，就能收获幸福，怎奈没有好转的生活将他知识分子的光荣形象撕得粉碎，太过强硬的性格和让他日渐颓废，接受不了如此大起大落的跌倒，父亲还是高高在上受人敬仰，而他，理想工作家庭一无所有，在父亲面前一败涂地，没有意义了，没有留恋了，生命摇摇欲坠，一转方向盘，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汪露寒，红颜薄命的人物形象。原本家庭幸福，父母恩爱。父亲因涉嫌钉子案件“畏罪自杀”，母亲因此精神失常，她从此受到南院众人冷遇，背负罪犯女儿的罪名。程家无处报仇，总是想方设法找她麻烦，李牧原因得知真相对她产生同情，继而产生爱情。之后被哥哥接至北京生活，嫁与外交官，过上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可是，案件的核心人物，终是逃不掉命运的安排。与李牧原的意外相见，激起了心中沉寂多年的火花，毅然离婚，重温当年青涩年华，那些一起读书的梦境终日萦绕，可好景不长，发疯的母亲和贫穷的生活引发了两人之间暗藏的性格冲突。李牧原和母亲离世之后，她精神崩溃，加入教会，信奉上帝，固执的认为自身从父辈带来的罪孽需要偿还，于是，悄然回到南院，秘密照顾程守义，直到被程家发现赶走。她相信只有悉心照顾程守义，才能让两家被困住的灵魂得到安歇，程守义成了她当下唯一的精神支柱，一个夜晚，她将植物人秘密偷走，从此不知下落，成为不解之谜。李佳栖和程恭，故事的讲述者和探秘者。李佳栖自幼对父亲崇拜，期盼得到他唯一的爱，可总有一些人和事将他们隔离开，年少的她悄悄跳上火车跟随父亲至北京，只想融入父亲的生活，却意外的见证了父亲的死，精神支柱崩塌了，但追寻父亲痕迹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她不断的寻找父亲生命中的见证人，试图通过他们的讲述还原一个他从未深入了解过的父亲，为此不惜通过出卖身体以换取故事的脉络。她对这一段历史充满了好奇和迷恋，拼命想参与进去，重塑一个高大虚假的父亲形象，以寄托她无处安放的依恋。这个形象并不真实，是想象中构建的，唐晖说出了实质：“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程恭在老师同学眼中是坏孩子，父亲入狱，母亲改嫁，爷爷是植物人，奶奶出了名的泼辣，他的人生中，没有成功。他的家庭悲剧是犯罪者的产物，而程恭在知晓谁是真凶之后，开始寻求为家庭报仇的途径，他把这种途径转到了对周围人和事的报复，李沛萱脸上的伤疤，一条小黑狗的生命，对大斌的背叛，对陈莎莎身体的折磨。他从小就被定为一个心里有脏东西的坏孩子，既然如此，那么就当做他自己的定位吧，他人性中的恶刚好在完成外界对他的定义，成为他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他太渴望成功，获得如同李冀生一样高高在上的位置，他才能掌控他人的命运。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以同样偏执的心态活着，李冀生的专注，李沛萱的高傲，李牧原的反抗，汪露寒的信仰，李佳栖的追寻，程家的挣扎，程恭的罪恶，他们企图通过近乎病态的途径拯救目前伤痕累累的生活，这是两个被历史摧残了的家庭，没有真正的爱，有的只是疯狂的病态和毁灭。家庭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厚，李牧原为反抗父亲而活，李佳栖为追寻父亲而活，程式父子有着相同的暴力和罪恶，这些偏执的心理扭曲，是历史的影响，血缘的传承，这种影响的摧毁力极强，想要打破和重建，与历史达成和解，并不容易。李冀生是整个故事的始作俑者，由他的邪念引发了三个家庭的悲剧，文中仅有侧面描写，我曾以为会出现剧情大反转，可作者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永远一副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他是故事的灵魂，他的死，是这个悲剧的结束。历史所造就的错误影响了三代人的生存，80后的两位讲述者，对历史的探究、拷问、追寻，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为了理解生存的意义。李佳栖程恭的相见，是两家的破冰，是几代人故事的结束，他们是否获得了心灵的救赎，作者没有详细交代，但至少，他们敢于面对了。小说延续了张悦然擅长的疼痛、颓废风格描写，主人公具有恋父恋母情结，内心的空洞，都会通过酒精、烟雾和性的放肆来填满，带来麻木眩晕的幻象，体会与生活疼痛相反的快感，来完成对虚无世界的迷恋，用一种自我堕落的颓废和任性，来报复这样不被重视的青春。这样的青春，是冷的，是痛的，是残缺的，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没有关爱、温暖、快乐和单纯。茧，一些昆虫的幼虫在变成蛹之前吐丝或分泌某种物质做成的壳，是一种保护壳。李佳栖与程恭处于迷茫时代的青春期，从小生活环境的特殊性造成对世界极为不信任，对某一事物的迷恋引发了无限的渴望，渴望得知真相，渴望融入生命，他们把这些混沌织成了厚厚的茧，想把自己保护在里面，可困住的是那个原本应该快乐自然的灵魂，在这只茧中，他们想要冲破，想要抽丝，一点一滴的剥离真相，他们不需要普通人的青春，只有这种颓废和伤痛才代表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疯狂的作乱过，丑恶的部分是逃不掉的，只有承认、指出，才有可能获得救赎，破茧成蝶，尘埃落定。这是一本令我感到纠结的书，一会赞叹作者细腻的文笔，一会哀怨角色的堕落，一会佩服作者巧妙的安排，一会疑惑作者怎么还深陷在青春疼痛系列。读者的评论，褒贬不一，我们都没有这样的青春，没有这样的历史，也不会有这样的故事，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平淡，而这本书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跟着主人公又活了一次生活所不会给予的青春。正如后记中，她写道，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会。大抵如此。

摘录

“冷风吹过来，像一双枯瘦的手插入他的头发，把它们揪起来。我看着他一直连到耳朵下面的胡髯，像旷野里顽韧的草，有一种亡命天的味道。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逃亡中的罪犯。”（p191）“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天性并不像岩石一样坚固，所有的天赋都可能被收走，所有的美德都可能被污损。人是会改变的，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熟悉的人忽然变得陌生起来，这令我感到很恐惧，然而让我觉得奇妙而温暖的是，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爱他。纵使他已经不再是我所爱的样子，面目全非，爱却没有消失，甚至没有丝毫的减损。爱是像岩石一样坚固的东西，它令我觉得很骄傲。那么恒久的爱，一定不会是毫无用处的。”（p195）

双手插袋的少女

双手插袋的少女——读《茧》札记张悦然并不是一个经常在人眼前晃荡的作家，但是很难被人忘记。这可能某种程度上能给人一点信心，即作为一个写作者，曾经为自己镌刻的高度和在读者心头留在的撞击，即使因为时光略微蒙尘，一个小小的线索便能使这一切重又浮凸出来，再次裸露出亮度。考量张悦然近七八年的创作，大多是一些零散的短篇和随笔，主要发表在她主持的《鲤》杂志书上，另一些应约的短章散落各处，不成体系，2014年在《收获》发表《动物形状的烟火》，2016年年初在《收获》发表《天气月报今晚有雪》，两个万字左右的短篇，都写艺术圈人物形状，大致如此，总共能见的作品十万字左右。对于一个曾经一年能够写两部长篇的旺盛的作家，这几年的创作基本等于歇业，或者说是一种自娱，小说似乎已成自家庭院的花草，想起来就伺弄一下，大风来了就挪进屋里，有时候忘了拿出去，因为干燥炎热，就萎了几枝。不过若是稍加注意，便能发现她在经历着某种阅历和写作的变化，或者简单来说，她正因为某种平静和对生活文学新的认识，寻觅一种新的文学。虽然产量稀少，可是变化之剧烈使得稀少的产量有了些分量，其中以《动物形状的烟火》为显著的代表。这篇小说叙述考究，曲折微妙，虽略带往日痕迹，可已经十分简省自然，不过似乎我们的文学人一直对这种散发着“资产阶级”气味的小说不太感冒，或者说，对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竟然也有痛苦和迷惑，无法切身地知觉。我们的文学批评和阅读，虽然经过多年的蹉跎与发展，总似乎无法逃出某种制式，即对于史诗的偏爱，对于伤及生存的苦难的尊敬，这也是为什么时至即日，一些学人反观我们的文学史，将萧红置于张爱玲之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以另一个角度考察，便会发现在八十年代末兴起的先锋文学正是对这种意识的反抗，即形式和风格之重要，也许重于看上去伟大的思想，沉重的命题，而对形式之迷恋来源于对思想之过时的恐惧。随着一批先锋作家老去并且回归到传统叙事，我们发现先锋文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遗产需要继承人，没有继承人便成为无主之物。究其原因，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对先锋文学认识的偏狭，先锋文学的标签并非形式上的时空倒致和叙述圈套，更重要的是对风格的注意。而张悦然从创作伊始，便风格强烈，而今风格转变，纹理大异，可依旧是以风格和形式为先的一脉，从《动物形状的烟火》及《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受到阐释之单薄就可以看出，先锋文学求之于西方，到了今天，依然无法被恰当解读，从另一方面来讲，先锋精神永远存在，若被奉为文学主流，趋之如骛，便难称之为先锋。而近七八年张悦然的大幅减产，并非没有缘由。2016年《收获》2期刊发的《茧》便是明证，原来其一方面在伺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这个长篇她写了多久我并不知道，但是时间似乎不短，据说几年前，书中还有一只狐狸，如今狐狸了无踪迹，可见森林里过了多少春秋。此书形式特别，通篇两人叙述，几乎都是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交叠，向对方陈述自己的生涯，中间夹以纪录片的片段，如同二重唱后面的提琴，或者说，其形式更像戏剧，后面站着一个古希腊戏剧里经常悄然浮现的鬼魂。时间跨度六十几年，涉及三代人，众多人物，而其主干，是我们这代人的悲欢，欲望与罪孽，离散和团圆。此书以医院里头颅中的一颗钉子起，以一场大雪中的审判和合解终，几条线分和交织，最终成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其野心之巨，写法之难，在此不做赘述，这里只讲意义。纵观近几年产生的长篇，尤其是青年作家的长篇，可以发现，很多作家在以短篇小说的方式写长篇，这里不乏舍伍德安德森和奈保尔的影响，更多的是勇气和专注不足所造成。张悦然的这部长篇虽然形式离奇，但是乃是一部标准的长篇小说，其中节奏气韵，都是长篇所需要，其厚度密度，其体现出的强力的持续性和一以贯之的线索，都使其具备长篇小说应有的意义。二点，张悦然努力正面去处理历史问题，以及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并非观念上的，而是生活细节中的。历史和现今的生活的关系是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强大有时会使近其火焰的人物速朽和枯萎。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张悦然笔下的青年似乎毫无保留地和历史接近，并把自己投入历史火焰中去，冒着成为灰烬的风险，可在其中正可见鲜活的真身。张悦然努力在写的似乎正是这种无意义追索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似乎在一次次失败，遍体鳞伤，堕落而后的重生的希望中浮现出来。情欲，死亡，别离，毁灭，正是这些又把人们牢牢粘合起来，不忍再次分别。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有些人乐于丰富，而丰富其实掩盖着某种犹疑，而有些人敢于坚决，坚决带来的是一门心思把头撞进南墙去，且不说石墙是否因此碎裂倒退，便这一脑门的鲜血，似乎就有些意义。三点，张悦然以这部小说更加接近于自己寻觅的文学。这种文学特征之一是西方的，职业的，书面语的，隐喻的，特征之二是，简洁的，动作的，含蓄的，忧伤的，特征之三是，实验性的，复杂的，不轻佻的，梦幻的，诗意的。而这些特征都统御于一个特征之下，便是个人的。如果一个人敢于自私地写一部长篇，我便觉得她似乎就更容易地敢于真挚，如果一个人敢于真挚，我便觉得先不讲这把大刀舞得是否滴水不漏，至少此人是提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回首当年青春文学叱咤风云的几人，大多是以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短文始，进而以《萌芽》为阵地，发表一系列华美的短篇小说和随笔，进而被出版社收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制成一种殊于课本文学和主流（在这个语境里等于于衰老的）文学的文化产品。这一跳跃式的发展路径，使一批早慧的文学少年在名利的光圈里迅速分化，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迅速地把文学的命题转化为粉丝的命题，然后转化为资本的命题，毫无顾虑地追逐商业上的成功，引导青春文学的主体成为迷药一样的都市声色的幻境；韩寒特立独行，制造藐视权威，率性批判的标签，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一个为自己活的年轻人，一个善于长跑和赛车的嬉皮士，一个永远不会败下阵来的辩论家。只是在文学的本职上，韩寒是个过于轻盈的作家，一个太容易分心的孩童，而从近几年的趋势可以看出，韩寒和郭敬明除了身高上的难以弥合的差别，内里上区别不大，都是一种偶像式的，无法严肃的，越来越剥脱和文学的联系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除此两个代表性的方向性的人物之外，大部分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结局是消亡。这种消亡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发式的，成批地消失，那些曾经写出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度的作品的年轻人们，似乎听到了一声归队的哨子一样，又回归到自己原初的生活。如果想要分析这个有趣的现象，可能需要去辨识我们中国特有的写作环境和作家面临的有限的发展模式，当然也要考虑写作者本身处理写作和生活的态度。中国所能容纳的文学类别，可能可以简单归结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而青春文学从出现伊始，就是另一个特殊门类，以创作者的年龄和写作题材为界，主要是创作者的身份，青春文学由青春人写作。而这一类比势必要融入或者严肃文学或者通俗文学才能存活下来。郭敬明和韩寒迅速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郭敬明金币式的胭脂气的，还是韩寒挠痒痒一样的批判式的，都是有效地进入到通俗文学语境的方式。而那些大批的青春文学作家的特征并不如此明晰，不过想要拒绝通俗奔向严肃，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严肃文学的阵地主要是大量的文学期刊，而文学期刊的主流是体制内的写作，体制内的严肃，体制内的悲苦和体制内的批判，对于一个热爱上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想在这个语境内生存基本上等于汇入自己厌弃的陈旧语系，这种骑于墙，两边望，难以取舍的困惑可能是使这批作家消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文学本身具有规律，一个作家的生长也有规律可循，有如大跃进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薄弱的文学生态的破坏，作家是缓慢的生物，需要跟生活裹挟在一起，不断学习观察，不断沉思反省，蠕动式地前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是自我的需要，而非热闹的典礼，大多数青春文学作者更像是典礼的来宾，鲜艳于形，而到底是谁的婚礼并不清楚，一旦主角入了洞房，来宾也需散去，各自回家，拾起最安全最熟悉的生活。从上述的粗浅分析可以看出，张悦然是这一波文学热潮里的另类，她曾经获得过商业上的成功，曾经放飞那几束最璀璨的烟火，回到书房里，又想到这不是办法，掂量着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从她一直在创作中短篇小说就可以看出，她所关心的东西和大部分青春文学热潮中涌现的作家大不同。写作，写出好的小说，做一个职业的小说家，可能是她给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选择做一个安静地特立独行者。早年的写作积累了生活的必需品和读者，这些东西没有成为负担，而是成为某种自由。不过这条路还是艰难的，一个作家也许受过诸多作家的影响，但是作家又很难以依据模板复制，这条道路需要自己创造自己，需要苦行僧一样逼迫自己成为一个更深刻的人，需要有时候捂起耳朵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又得竖起耳朵听听大家在说什么，有时候需要忆起当年的写作以给自己力量，有时候又需要确认那种写作并不值得留恋，一切都是新的，新世界需要自己一砖一瓦去修建。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独创的可敬的唐吉坷德式的幸福。悦然在微信里的头像是一个短发少女，手插在裤兜，眼神斜下，嘴唇紧闭，面带微笑似乎不屑一顾，身后有一片阴影似乎也感到孤独。一个人无论身上经历了怎样的创痛，总是力图跟文学产生联系，一个人无论多么孤单和迷惑，总想去文学里寻一些慰藉和宽容，在我看来，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本色。一个人私自写作，公开发表，拥者众，回头还能把写作当做一件私事，这似乎可以说是某种小说家的操守和禀赋。人总是期待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对于作家来说，这黄金时代并非多少人为你喝彩，而是越发感到自己和文学越来越近的联系，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转了一圈发现，哦，还是写吧，又能干什么呢？恐怕这样的无奈，便是黄金时代的导引。每当泥沙俱下之际的时候，每当时代裸露出生铁一样丑陋的内胆的时候，内心的黄金时代便格外耀眼，当我阅读《茧》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一点，就像《茧》的结尾写到：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住，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他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在这里，死亡褪去，历史远行，软弱的人存活下来，内心泛起幸福的巨响。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意义。

读后杂感

张悦然文笔很好，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人物角色和其说的话难以匹配。尤其是唐晖，这个角色通常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评价李佳栖的行为，作者把她想说的通过唐晖表达出来，倒让我感觉到一种人物和其语言的隔阂感。一个人，真的可以把另一个人看得那么透吗？很久没有读小说了，这是几个月来读的第一本。好在自己对人情世故的敏感的关怀还在，一气呵成读完了这本《茧》。作为一个90后的人，读一部试图寻找80后集体记忆的小说，时常缺少一种带入感。而90后的标准家庭，又恰好缺少一个80后的家庭成员。身在这样的尴尬地位下，我用来拉近和人物距离的东西大抵是我们共同的人性了。整个阅读的过程我是比较压抑的，作者用来给情节引线的针，也扎的读者一阵心疼。整体感觉小说见长的是对人物以及人物关系的刻画，那隐藏在其之下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反倒不那么厚重了。小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结尾，也许真正让人感到乐观的，正是两位主人公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展现出的对自己、对他人、对时代的理解。他们选择了和解，恰恰避免了他们的祖辈父辈因为互相的不和解给他们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灰色的不是小说，是生活

自从开始喜欢上读书，基本是倾向于看比较灰色的小说。太宰治、村上春树等的日本文学作品，少数看过的欧美作家的作品，也都是比较悲观主义浓厚的。或许在本性里，我对人性是没有抱什么乐观态度的。我可能在内心深处觉得人生无论用何种方式度过，都是一种悲剧。伟人或乞丐，一生无忧或凄苦终生都无本质区别。所以这些灰色的作品总能打动我。当然，我用了或许和可能这些措辞表明我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甚至连对自身的定义都模模糊糊的没有把握。我慢慢探求清楚自我的一些基本属性，然后再尝试接近真实的自己，继而想弄清楚人生的意义和好的现实行事原则。我知道前途渺茫，因为我缺善可陈的记忆力和对事物本质层面的理解力薄弱，显然是不足以完成这么困难的目标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放弃理性对我人生的指导，但起码现在，我还是在微弱的理性指引下，一步步的向前摸索。至少我能通过一些作品感受到一些内心深处的声音。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不是讨人喜欢的人，如果在现实中遇到他们，我应该是除了同情，不会再和他们有任何交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和经历那些事情时的感受，再加上对这些经历的加工记忆，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虽然我能不喜欢各种人，但我一般不会去批判那些人，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塑造了他，但我也没有义务替那些我不喜欢的人的言行找借口。一个人无论心里装了什么，最终必须显现出立场。我还是相信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选择的能力，只要自己能接受就自己就行，但尽可能不要伤害别人。

张悦然：雪花落地

张悦然：雪花落地现在的张悦然。(均由受访者供图)特约撰稿　吴越7月19日下午，张悦然见到了长篇小说　《茧》　的实体。她轻柔地托着这本杏黄色的小书，像揽着一个酣睡的婴儿。这一刻，她心情平静。“从今天开始，它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而存在。再见啦，《茧》。”10天后，　《茧》　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张悦然请来了余华和梁文道作为她的对谈嘉宾。谈话的题目是“80后的精神成长”———既是　《茧》的小说主题，也是张悦然正在应对的写作命题。陪伴7年的长篇写作张悦然34岁，住在北京，生活稳定，工作稳定，身材和颜值稳定。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们约在一家有机餐厅见面，她穿一件质地精良的深蓝色茧形连衣裙，坐在咖啡与肉桂卷慷慨的香气里，十分明丽。“我发现还是写长篇更适合我，中篇和短篇到中后部你就想去怎么收梢，你要冲刺，要调整，朝着结尾奔去。长篇可以加入到你的生活中，你带着它生长，到结尾的时候你只需要冲刺一次。”话虽这么说，张悦然在把长篇小说《茧》交给《收获》杂志编辑走走的时候，仍然没有想好结尾要怎么写。那是在2016年初，张悦然决定完成这部陪伴了自己七年的小说。交稿前她临时写了个结尾，让小说中交谈了一夜的男女主人公从各自的讲述中抽离出来，两个声音交叠在一起，完成一场罪与罚的论辩。这一段写得不理想，但她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结尾。《茧》　的初稿还是让走走很吃惊。2010年走走责编张悦然的第一个作品是长篇小说《誓鸟》，感觉她“天马行空，语言瑰丽，很会讲故事”，后来是　《嫁衣》，再然后是《动物形状的烟火》和《天气预报今晚有雪》这几个聚焦都市男女爱情关系的中短篇，忽然出现了《茧》，截然不同。“在年轻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张悦然罕见地关注社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普通年轻人造成的后遗影响。”走走说，“她很有勇气，也许她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她的短板，而放弃了她原本最擅长的东西；她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也可能得到更多读者，谁都不知道。”小说到了《收获》主编程永新手里，他一口气看完，决定在最新一期(2016年第2期)发表。程永新说，他相信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父亲的《钉子》其实，《茧》的故事雏形，在张悦然很小的时候，便已伴随着她。“这是一个我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文革中，一个医院的头头被揪斗，不久人们发现他种种生理异状，再一检查，居然发现一颗钉子以精妙的手术手法嵌入在他的脑门中。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父亲那时也只有十几岁，事是真事，就发生在他长大的那个医院家属大院。1977年，恢复高考，我父亲考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名为《钉子》的小说，寄到《上海文学》，本来都要发表了，后来说调子太灰，退回来了。但是他念念不忘，从我小时候起，就老听见他在说这个故事，以此说明他也是写过小说的。但我从未真正听进去。”真正听进去，要等到2009年。那时，张悦然加入了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在出版商眼中，张悦然这个名字依旧具有市场魔力，但她突然放缓了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步伐，进入到一个“很长时间在别人眼里停滞不前”的阶段。因为工作量的要求，她主动放弃了与北京作协续约。张悦然老感觉有些事情没想清楚。或许是她在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日子里，对自己的定位有些焦虑。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写的东西和我想走的文学道路差得特别特别远。”在她自己的书架上，2001年到2006年之间出版的书一本都没留存，“害怕看到”。公正地说，张悦然之前的小说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唯美与魔幻，都像空中花园一样悬浮着。现在她想下来，找不到梯子。父亲讲述的故事就在这时进入了张悦然的视野，给了她立足之地。她开始想象这桩骇人罪案的背后，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作案人真的从来没有被发现吗？假使有知情者，又将如何生活下去？　被历史掩盖的真相会折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吗？时代更迭如洗，可人性的毒素是否会被清理干净？　恶念会不会有一个潜伏期，借由什么契机再次发作？一开始，这部小说与张悦然本人毫无关系，她只是贴着经验去写，非常谦卑，非常仔细，不再渴望宏大的叙事。她写到了90年代流行过的服饰，也写到了家族团年宴时夜空中的焰火；她写到了在中俄铁路上奔波的服装商人，也写到了城市贫民把日子过下去的窍门……最终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童年经验与时代记忆。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她儿时生活过的山东大学家属院成为了“医科大学校园和宿舍”的原型，小说中的“小白楼”“死人塔”，都是有的。张悦然有个朋友专门跑到山东大学去拍了一个视频，又做了一张地图，贴在朋友圈里。这其实是张悦然第一次写到山东济南。故乡的印记一直很淡。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大学校园里，20岁不到出国读书。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回来，就留在了北京。从前，她宁可写南洋背景下带有神话和魔幻色彩、“华丽而残忍”的故事(《誓鸟》)，或者选择一个模糊的、多义也更显得高级的故事发生地。但因为这个“钉子”的故事来源于真事，涉及到很多父辈和祖辈的东西，张悦然很难去想象他们生活在上海、北京或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可避免地要把故乡———“熟悉但并不一定写得好的地方”———带入进来。她在2011年春节回了一趟老家，在闲逛家属院未曾改变过的平房、水果摊和已经拆了的旧楼时，获得了《茧》的开头和叙述视角。于是，一个女孩的形象在“死人塔”“小白楼”背景前浮现。为了把故事讲圆，解决这个女孩作为当事人的后代何以知晓了秘密罪案的问题，张悦然娴熟地创造了一只狐狸，作为一个“先知”式的角色，一步步引导女孩发现真相。但是现在，你在小说里找不到这只狐狸，它消失了。小说写着写着，张悦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借助非现实的道具。她想到了用两条线来互相补充，用另一个男主人公来代替这只并不真实存在的狐狸。当然困难也随之产生了，两条线要步调一致，分头并进，对技巧和耐心提出很高要求。当她最后终于完全在现实的空间里完成了这个漫长而丰瞻的故事，感觉到自己“换了一支笔，好像从写小楷换成了行书”。“我最初的写作里有魔幻的成分，有超现实的东西，当然是有意思的，但也体现了我经验和技法的匮乏。我可能是像抓住一根拐杖，或者海上的浮木，但写着写着，我拥有了独立的能力。”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张悦然有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档全都是《茧》的原稿，按《茧2009》、《茧2010》的次序……一直到《茧2016》，有什么新的想法，她就放在文档末尾，写的时候不断拉到后面看，然后添上去。七年前，她带着这个故事上了路，但她并不清楚最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故事与她一起经历着20多岁到30出头这段时间的成长和变迁、探索与回溯，“长在了一起”。她想起自己懂事起便发现外婆与常人不太一样，想起母亲很早就试图向她解释，外公外婆是“文革”的受害者，外公曾被批斗得很厉害，外婆的精神由此出现很大问题。写着写着，外婆的样貌悄悄走了进来，成为了小说中的“秦婆婆”。张悦然意识到，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命运。“钉子”的故事没有被父亲以当年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的样式记录下来，也许就是注定了要被传递给她，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和七年的磨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个当事人的第三代，年轻的一男一女，像侦探一样去想象和重新叙述沉重的历史，同时展现出他们各自因“缺爱”而造成的性格悲剧。张悦然写作主题、风格与形式的转折引起了评论界兴趣。评论家项静说：“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中，张悦然可能是最早隆重地碰触这个主题的”，“甚至已经堵死了一部分人再次涉猎这个主题的方式”。评论家李壮认为《茧》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内在化的历史”———“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我并不是主动去接过了历史的重量。”张悦然平和地说，“而是你无论承认或不承认，看见或假装看不见，它们就在那儿，你每天都要面对，和它们打交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和你的父母，你们带着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何相处？而我又很好奇，父母这代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因何、如何形成的。”那些岑寂的后半夜，张悦然坐在电脑前，通读这经年累月攒下的文字，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感情上的庞然巨物———不仅仅因为小说本身涉及到近百年来三个家族三代人，更是因为，这部小说像间储藏室一样忠实地收藏了迄今为止她写作生涯中几乎所有的尝试、努力和变化等诸多痕迹；又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留下了或明或暗、星罗棋布、只有她自己才看得到的脚印，还带着体温。结尾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到来了。“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盖，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张悦然给了和自己同龄的两个主人公以一枚硬币那么小、那么轻，但是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把生活的选择权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她以前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我们在青春文学时期的写作都比较黑暗，比较尖锐，结尾里都不留那么多可能性。”她说。一些评论家指出《茧》依然带有青春文学的标志性风格：“罪与罚，偏执，无力感以及那种像铅笔一样尖的词语，时时准备给人致命一击，冷酷的语气”，等等。张悦然说，现在的她已经积极多了，已不再“有特别强的自我，自恋和自怜”———这是她概括的曾经的自己。延迟感受力的衰退在这七年里，张悦然曾经和同为写作者的两三好友谈起过这篇小说。可她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故事，说着说着很没意思，还是回去写吧”。她一边写一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在不断地与故事产生新的关联，就像包裹着“钉子”的茧结了厚厚的好多层，永远也结束不了。为了转移压力，她主动谋求了一些社会性的事务，比如担任了文艺杂志《鲤》的主编，再写一些随笔，一些中短篇。在这七年里，张悦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位传授小说鉴赏和创意写作的教师。“偶像光环？完全没有。没有哪个学生是来粉我的。”张悦然说，每次课前她至少要花一个整天备课，直到上课铃响前还在教学楼旁边的咖啡厅里如临大敌地改着课件，比学生还用功。教师这个职业和身份令张悦然有安身立命之感。首先是使她的生活规律、稳定、平和，其次是从正面补充着她的写作。“女作家主要是靠感受力在写作，随着年龄增长，感受力在衰退，怎么办呢，就需要更多知识的支撑，可以延迟你感受力的衰退。”父亲至今没有看过《茧》。张悦然没和他提，但猜测他最终会知道。这些日子里，寄出不少试读本给朋友、前辈和评论家，发快递的活儿都交给了父亲。在《茧》的后记里，张悦然虚构了一个场景：等快递时，父亲随手翻开一摞试读本最上面的那一本，看到了小说的开头：“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访谈认识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文汇报:你出名较早，有什么事情困扰过你吗？张悦然:主要是关于青春写作的这个阶段，有过一些被当作“商业化畅销作家”的误解。2002年到2006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后所谓的“成名了”“出来了”的阶段，也是我的一段密集出版的时间。那个时代，因为“青春文学”受到市场的欢迎，年轻作者都有很多出版的机会，有些出版社拿了稿子稍微校对一下就出版了。也许那是个对于年轻原创作家最好的时代，但不可否认这种繁荣里有商业的推动，也有消费年轻作者的倾向。现在看来，我那时候的表达也是真诚的、严肃的，有朋友说看了我刚开始的作品，“真是有水晶一样的一颗心”，但是对文学缺乏更专业的认识，作品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太草率，不够精细，缺乏规范的帮助。当我通过阅读和学习，以及朋友的意见，了解到更好的文学标准之后，就特别害怕看到那个阶段出版的作品，只有我父母还悄悄帮我攒着，我书架上是一本也没有。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早期的文学尝试被当成畅销书和商业化作品来运作，但我本人内心真没有任何商业化写作的企图。外界却总会觉得当时我们这批80后作家都在迎合商业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往那个路子去写。因而我们总是被怀疑是不是在进行纯文学的写作，这是过去很多年里面跟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疑问。文汇报:你们这一批成名于“新概念”的作家里还有哪些还在继续文学写作？你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张悦然:以我知道的范围来说，周嘉宁，颜歌，蒋峰，张怡微，霍艳……还在写小说的大概不到10个吧？　其实，当时一大批人涌现出来，那个繁荣里面确实也有一种假象，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事业的开始。但我还是很怀念当时的朋友们，也怀念那个阶段，它对我的写作挺重要的。当然，太早进入文学，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清楚，热情和表达欲支撑的东西意义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群体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平时就是网友，分布在各地，但那还是一种群体，有互相的影响。这代写作者让我看到很多尖锐的，叛逆的，和社会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东西。另外，我觉得当时“新概念”那批人，他们具有的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才华，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别的领域里也做得非常出色。而留下继续写作的这么几个人，我们的文学起点并不是直线通向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前面的路怎么走，其实是没有的，中间有很多曲折。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不过现在，我在那些当年的同伴身上，依然能看到一种锐气和骄傲的气质，这种骄傲不是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追求更新的、有意思的东西。文汇报:你们好像都经历了一个从青春文学作家到严肃文学作家的转型，你怎么走过这个过程？张悦然:在“新概念作家”出名后的第一个转变是我完成大学学业，从新加坡来到北京生活。刚到北京过得很自由，很开心，那阶段出版的作品，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也都算有自己的痕迹，是本色的书写，虽然和现实关系不大，情节也屡屡失真，但里面那种强烈的感情，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看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摆脱那种“我很痛苦，你们要看着我啊”的自恋和自怜，我的小说观念还停留在认为应该要让读者喜欢里面的人物、由此建立起读者和作者之间投射关系的阶段。但很快我就到了二十七八岁，有点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转变。我们这代人是早慧的，但是晚熟。“新概念”作家到了19、20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好像把这套想法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真正的东西。教育使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没有有意地去拓宽过。长大这个过程很缓慢。虽然“80后”都三十好几了还在说“长大”，听起来有些矫情。但一个人并不是结婚了生子了就长大了，只有认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茧》对我来说是长大之前必经的路。文汇报:你最注重自己的什么能力、品质？张悦然:我比较注重的能力，一是坚持和坚定。我的目标确定以后，无论多困难，我还是会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一种持久的耐心。这是在喧闹的世界里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有一种充分感受和了解别人的热情，换言之就是对人感兴趣，不然写出来的小说会是冷冰冰的。再不同的人，我也会想去了解他。人的性格是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的人做出的选择可能会不太利于他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另外我始终追求在写作上作为一个独立人格、一个中性的人格，任何“人生大事”都不能打断我和干扰我。文汇报:如果未来的岁月里你还能获得一些进步，你希望是什么？张悦然:有待于强化的品质是勤奋。我还是勤奋不够，和那些勤奋又认真的人相比差远了。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比我要好。文汇报:你还不够勤奋吗？张悦然:我是一个很专注的天蝎座，总想专注地做一件事，但我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教书、主编杂志……也许因为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是想得到不同的经验。既然想同时做些别的事，就应该舍弃休息、玩耍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占据写作的时间。在很多被琐事烦扰的日子里，我大概只有每天上午两三个小时能够持续、专注地写作或阅读。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如地进入写作状态，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困难。只要能安享孤独，什么时候都能坐下来开始写作。

“李佳栖，你的人生一定是一个悲剧。”

书读到最后，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李佳栖，你的人生一定是一个悲剧。”这句话在全书中闪现两次，都像小心翼翼一笔而过。第一次出自李佳栖的回忆，第二次则是程恭的回忆。当然，还有一句关于别人谈论程恭的话语也出现不下3次:“那孩子心里有脏东西。”《茧》的结构算得上别致，从久别重逢的一次相遇起，始于李佳栖爷爷的死亡，她回到故乡与经久断联的童年好友程恭相逢，故事的叙述皆来自于他俩分别作为第一人称的回忆和对谈。说是对谈，不妨说是长时间独白，他们叙述的对象和目的是彼此，又是自己，或者鬼神，但绝非他人。人物在整个故事中的意识觉知非常独立，与公开无关，与读者无关，与告解有关，与醉后有关，与秘密有关，与心灵赎罪有关。故事在夜幕降临时开始讲述，结束于雪停之后的清早。最末处，他们带着早已消失在虚无中的旧伤口打算重新认识对方，毕竟，“谁规定的人与人之间只能有一次认识的机会？”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作者构写的故事涉及到年代跨越幅度大的人物和事件，就能被叫做“格局大”或者“宏大叙事”，抑或能被称为几代人的恩怨？但是张悦然，或说迄今为止的张悦然，显然更适合写小角度的故事。《茧》相比之前她的小说来看，的确有一个更加实沉的人设和时代背景。较之以往，她的确更加驾驭一些更广的主题——我猜这是她主动为之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可以使她在她同代作者中脱颖而出，也是一种更大视域的文学实验，但这种尝试未必就能一招中的，因为对于自己未有过感同身受的东西，作者所能做的只能是模模糊糊带过，避重就轻，甚至只是较为生硬地提几个名词，或以某些刻板框架来放置人物灵魂。比如，在提到抗日战争、文革、捌玖年事件和下海经商潮时，会让人意识到这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因为必须要安排进这些事件，才像一部代际之间和关涉到更广时代与社会角度的小说。（当然，这是写作行为的一种常见情况，就像很多写作者在塑造一个特别的、不落俗套的年轻女性/男性形象时，喜欢用到大量的性元素——和朋友发生关系、和陌生人发生关系、和长辈发生关系——似乎这就是一种解放的象征，也也是一种疯狂的象征，是‘性’让他们从一群平庸男女中区别开来，因为这个人的‘性’不一样，可以是仇恨、是轻松、是随性、是虚空、是癫狂，但不是生育，不是日常，因为这个人的‘性’不一样，所以这个人就不一样。在写小说的人中，使用‘性’这个法宝已经成为一种约定的媚俗。当然，这是题外话，在<茧>中，‘性’元素并没有到滥用的地步。）在这个故事中，读者可以非常明显地发觉，张悦然写了父辈、祖辈和同辈这三代人，但除了同辈（尤其李佳栖与程恭），其他人的存在让她很难把握得当。而在写年长女性上面，例如汪寒露与程恭的姑姑、奶奶上，往往又比写男性来得娴熟、深刻。这些呈现效果都受制于作者本人的经历、思维、视角。李佳栖那位德高望重、不苟言笑的爷爷李冀生俨然已成为一个模糊的轮廓，或一个谜题，他的公众形象活在《仁心仁术——走进李冀生院士》大型纪录片里，他隐秘的杀人武器——那颗钉子还死死钉在暗处，成为不解之词，没有人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杀人，为什么杀人。父亲李牧原的形象更是复杂与模糊——忧郁、反叛、颓废、绝望，在小说中，他的形象已经沦为一个隐喻，一个符号，一种情结，一个不真实的声音，他是捉摸不透的，这个残破的符号铸就了李佳栖长大后的情感缺陷——因童年最初“保护者”角色的缺失，她无法对同龄人感兴趣，而后她不停在与父亲相关的人身上寻求父亲的踪迹时，这一行为是贯穿在故事中一个很特别的美学象征，她也不知道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在别人的脸上、身上寻找自己父亲的影子，这似乎是她带着的咒语了。仔细回想起来，张悦然从前挺多小说里也有着此般冷漠、暴戾、“谜题”一般的“类父亲”角色和带有恋父情结的少女，这是一种锐利且敏感的冲突意象，和伤害、抛弃、冷暴力、甚至宿命息息相关。与其说李佳栖活在父亲的影子里，不如说她活在对往昔美好世界终结的执念中，她追寻早逝的父亲生前的所有故事，就像在追寻失落的世界，更多，是在找寻自己如何活下去的答案。在故事里，她母亲的角色显得很弱，很轻，放佛微不足道，直到后文中李佳栖谈到自己将母亲丢给那位货车司机，然后第二天清晨母亲坐在沙发上失魂落魄的一幕时，才让人感觉形象凸出了一些。当我看到这时，也完全体会到了李佳栖内心深处的冷漠和狠劲，因为她能做出一般人做不出的事情，她和自己童年最好朋友程恭在灵魂上有几近一致的地方。和李佳栖一样作为一个“失败者”或一个“悲剧”出现的人物是程恭，他也是这个故事中的叙述者，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程恭和李佳栖同样有着破碎童年，而与她不同的是，程恭还面临物质上的贫穷。李佳栖和程恭这一对朋友之间的秘密、交好、背叛和谅解是《茧》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它充满了张力。整个故事看似是一出解密一般的三代人之间的因果宿命，事实上，它是属于李佳栖和程恭两个人的故事，他们两人的命运更像是同一个人的命运。张悦然写得最好的一部分，始终还是在同代人身上，因为在他们身上，她更能深刻体悟。程恭曾经将一匹在暴雪中冻僵的老狗直接活埋，这是他第一次杀生，第二次则是故意远离在一旁垂死挣扎的陈莎莎，他冷冷地盯着她，想着人的可有可无和渺小，但好在陈莎莎最后没有死掉，这种非此即彼的机缘甚至拯救了他的灵魂。程恭的行为与李佳栖将自己母亲留在货车司机车上这一做法极为相似，他们都有一种决绝的毁灭欲，这种毁灭欲似乎来自于他们认为自己如果不能为自己，为命运，为这些渺小苦痛的沧生做点什么，那么就什么都不做，甚至直接取消他们。故事的完结之处是一碗想象中的面条香味——那是日常生活的味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这普通都是在虚构中出现。故事完在这里，尾声慢而平。可是李佳栖和程恭两个人的漂泊，怎么会因为一次重逢，一次雪夜长谈，就这样停止了呢。总体来说，李佳栖和程恭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也是系统和完整的。而其他父辈及祖辈人物，我更宁愿将他们理解成故事的布景和容器，因为佳栖和程恭的存在、生长和心路历程是需要这些布景的衬托和容器置纳。张悦然的这一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这一代人用了最大限度去了解父辈的历史、时代和我们自己身上新旧交织的伤口。我对张悦然的关注和喜爱还是从2003年左右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陶之陨》开始，从那以后她的每一本小说都有陪伴我渡过十几岁乃至二十的日子。如今我27岁，她算是我记忆里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区别于新概念其他作者。《茧》是我8月1日到货的预售版，因我对张悦然文字气质的偏爱，致使我在读这本书，和完成阅读后都发现这种情感还如其旧。事实上我并非一个恋旧的人，书中伤痛、忧郁的味道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更像是一种停留不久的虚无气息。但这股气息来得厚重，极可能会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后知后觉一些类似启示之物。人性是一深潭，张悦然对此有孜孜不倦的热情去捕捉，她笔下伤痕累累近乎于冷酷无情的李佳栖和程恭，他们极致纯粹有着象征意义，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我能清晰可见人物的痛苦，也有深刻体悟之处，但很多时候，并无共鸣。这种无共鸣是因为文字内省不足，呐喊与怨念有余，到底还是单向性的思想内核，的确觉得有些可惜用那么复杂与迂回的叙事而包裹着一个极其小极其虚无与无力的内核。但是那又怎样，意义的取消也是一种当代艺术吧。我找不到用什么样的标题才合适，所以就用书中那句话好了。2016.8.12 @Shenzhen Nanshan

和解

秋夜凉风习习，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天高云淡，黄色的银杏，街上飘落的梧桐叶还有山里的红叶都会让你暂时停下匆忙的脚步。也许正因秋天的景物变换无常，倍感萧瑟，常常引起人们伤秋的情绪。更容易思考人生。最近看了一些所谓的经典，不知道是自己阅历不够、年代久远看不太懂还是真的只是传说而已，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和杜拉斯《情人》，读后完全无感。倒是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她在书中剖析了我们这一代八零后是如何在父辈没能彻底消化的历史中前行的。我们或多或少地受着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的间接影响。比如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比如上山下乡、比如广场事件。学生时代还曾跟着看她主编的文学杂志《鲤》，也喜欢她那些阴郁又唯美的文字。茧》并没有雕琢文字的刻意感，一气呵成，表达了她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几次看到泪眼模糊，想到了自己与父亲或者母亲的相处。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种不解和对抗中。比如不解父母的冷漠到残酷、节俭到吝啬、感情克制到无爱。成长的过程也是和他们和解的过程，直到今日，我依旧未能与他们和解。仍然会一言不合就互不理睬。但好像能理解一些他们行为背后的动因了。他们是被时代车轮碾压过的一代，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而那些创伤有些被禁止讨论，有些未被充分消化，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了，他们可能怕我们经历同样的磨难，所以活得谨小慎微，并让我们同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他们信奉传统保守的婚姻观、不愿意接受多元的价值观、认为在体制内求得一份工作才算是安稳、很少参与与自己无关的公共事务。《茧》中的女主人公李佳栖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说“我们是为你好”而同时做着对她来说并不好的事情。她说为了我的将来这个说法很奇怪，我只想要他们让我过得好一些。我与他们紧密相联的部分只是童年，那是我自己无法主宰的，必须交由他们掌控。在他们可以掌握的阶段，如果都不能让我过得好一点，所谓的将来又怎么是能应许的呢？就像父母总说哪有时间陪你们玩，还得赚钱养家，殊不知他们在成长中的缺席对我们才是最大的伤害。童年的不良经历更是造成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记仇的人，但对于童年一些被“抛弃”的记忆只要有触发因素还是会显现出来。年少时期甚至写过一些绝情诗故意留在书桌上，以表达自己愤怒的情绪。李佳栖对酗酒的爸爸的爱正如她所说，就像岩石一样坚固。在爸爸离世后，她一直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接近一切与他有关的人和事，越了解深入越爱。她想这一切要是早一点发生就好了，她或许就知道该如何与父亲相处，也许他们也会变得不一样。想起每年春节酒过三巡后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亲弟，总是会泪眼模糊地回忆他们的童年一起度过的苦日子，就像仪式一般。如何去生产队挣公分，如何一起干远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农活，物质如何贫瘠。他们的童年正值自然灾害时期。也许正是这些构成了他们的执念吧。随着长大，对一些历史的了解，虽然还是不能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彼此说服，至少能带着理解的心态和他们相处。我表达的可能还不及这本书所表达出来的丰富度的万分之一，这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曾经不喜欢读小说，不理解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浪费如此多的笔墨呢。随着年龄增长，渐渐意识到，生命远比我想象的丰富，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事情也并非一两句就能说清楚。而文学是有温度的，能带领我们进入生命更深的层次，从而与这个芜杂、矛盾、陌生的世界和解。

《茧》与头痛

这个题目真的无法画龙点睛，表明中心思想。但我想用。时间刚过凌晨，拖把坏掉，隐隐听见远处有鸡鸣，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应该不是幻觉。实在不喜欢一口一个“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这样的表述，但是男女主人公交替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方式还是吸引到我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算在乏味的电视剧里，我们也能窥见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东西。沉重的开头，“厚厚”的叙述、真相出现的方式让真相本身出现的时候苍白弱小、一点力量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济南触手可及，总在读到“济南”这两个字的时候跳脱出书外。书读完，总觉得自己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前后故事的讲述像是漏掉了一环，让生活在三个时代的人的故事难以无缝对接，总觉得中间缺点什么，有点漏风，前后差异的应该不是讲述的方式，而是故事本身。三辈人的故事中间有巨大的裂缝，那些缝隙让我停下来，让我头疼，有些简单的东西在不厌其烦的描写里越来越模糊，有些好像很重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描述里越来越虚无，越抽丝剥茧，离真相越远，就像一个果皮很厚的柚子，总是看不到核心的东西，终于看到了，也没有饱满的汁水，有些失望。对于男主，还算能够理解，一个“家门不幸”、从小被划进差生圈的孩子长成什么样似乎都不奇怪。对于女主，觉得唐晖那段话说的很准，“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对于男主，有很多形容词，没想好用哪个，对于女主，想到的形容词也实在不算好，有些自恋，非常固执，非常“作”。男女主人公都是早熟、敏感的人，他们都在属于自己的年纪里做些想着属于或者不属于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事，并且认为那些事情对他们无比重要。在一次次搜寻里，他们总想努力抓住点什么，又总是失败。有点宿命的味道。看完第二章的时候，越过第三、第四章，看了结尾，不算坏，甚至有些好。又回过头来继续看。也许性格决定命运，敏感的人总是更难感受到幸福。还是很庆幸读了这本书，看到了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看到了作者坚硬的努力。这本身就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