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章节试读

《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的笔记-由传统金字塔形向现代橄榄形的转变：中国橄榄形社会结构前景展望 - 由传统金字塔形向现代橄榄形的转变：中国橄榄形社会结构前景展望

在当代中国资本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大型垄断资本集团的膨胀和中小资本阶层的举步维艰。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规模的大型资本集团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种资本集团具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即把自己集团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一旦其中的某个或几个集团拥有足够的权力，就会把集团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导致国家整体利益的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大型的资本利益集团会阻碍创新型的中小资本阶层的出现，过分蚕食其他阶层的利益。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的那样：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获利阶层组织得比较好，而他们往往占有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这个社会中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入更加不平等。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调控过程中，大型国有垄断集团由于资金和资本实力雄厚，其经济活动较少受到影响，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萎缩和倒闭现象十分普遍，因为他们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大额贷款，只能依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金融。有效限制大型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使其处于适当规模，或在国有垄断企业积极引入战略性民营资本，进而不断鼓励和推动中小资本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将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最终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成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措施，以防社会结构的极端分化。如意大利95%以上的企业均是中小企业，正是以中小企业资本为核心的中产阶层的存在，塑造了其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由传统金字塔形向现代橄榄形的转变：中国橄榄形社会结构前景展望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科举考试虽然为士人阶层提供了重要的上升渠道，但由于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数所占人口比例极小，约占千分之一，个别地区甚至占万分之一，而普通劳动阶层的比例和数量十分巨大，每当社会矛盾激发到沸点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就成为引发社会动荡、推动朝代更替的主要力量。自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劳动阶层造反活动不下数百次。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率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跳出这一周期率？自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一直在制度建设层面和理论研究层面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由传统金字塔形向现代橄榄形的转变：中国橄榄形社会结构前景展望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坐标，这就是改变社会的阶层结构，使其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转变为橄榄形结构。因为在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中，由于中间层规模很小，而占人口比例极少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相反，在橄榄形社会结构中，社会最富的人群和最穷的人群所占人口比例较小，中间层社会规模巨大，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能够获得比较丰厚的经济收入，生活相对稳定，社会资源配置也比较合理，特别是中间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主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消费结构，他们能有效缓解社会阶层变迁中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最为稳定，具有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不断变革的作用下，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大力推动下，传统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正在被逐步改变，东部个别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具备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雏形，但从全国整体性社会结构看，金字塔形结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要使其向橄榄形结构转变，还需要做大量长期性艰苦细致的工作。其中尤其要解决好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市场化相配套，农民进城后没有建基于工业化之上的职业保障，无法适应市场化所必需的生存方式，最终会沦落为城市贫民，无法流动到社会中产阶层，无助于改变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二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必须大力废除“官本位”的传统价值理念，不宜提倡劳动阶层向权力阶层的转变，而是要大力倡导让更多的劳动阶层成员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知识资本、文化资本、技能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逐步转变为资本阶层的一员，唯其如此，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传统金字塔形向现代橄榄形的转变。

《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的笔记-前言：中国道路：优势、问题与走向 - 前言：中国道路：优势、问题与走向

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活力所在。各种较为成熟的社会道路或发展模式皆是世界各国立足自身国情，并结合其历史传统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包括：自由市场型的美国道路、协调市场型的欧洲道路和政府导向型的日本道路，还有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非洲模式等，各种道路或模式皆有其利弊得失。在今天人类各种类型的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特别是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APEC会议基础上，还先后科学应对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而彰显出蓬勃活力，这就使得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关注与争论愈演愈烈。尤其是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行进速度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相径庭，同时也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预料，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出现误读、疑虑、猜忌。其间，捧杀与棒杀者皆有之，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霸权道路论、不负责任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究竟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与非？无疑关乎中华民族能否真正树立起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实问题。基于此种考量，笔者在本书中试图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就中国道路的后发优势、根本问题、解决办法、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道德检审，从而有效揭示中国未来发展的逻辑大势，其基本结论如下：
（1）中国道路的后发优势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制度，也不同于凯恩斯之后西方的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将政府主导作用同市场主体作用有效结合起来，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有机统一起来，本着循序渐进的增量改革之路，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快速增长。
（2）中国道路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其中，权力与资本、权力与劳动、资本与劳动三大阶层之间的深刻性伦理冲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特别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由良性互动走向赢者通吃，对劳动阶层的利益构成深度侵蚀，从而引发了权力腐败蔓延、资本逻辑盛行、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劳资冲突升级等突出社会问题。
（3）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在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基础上，以系统复杂性思维方法为指导，深度改革和调整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的利益格局，通过建构民主政治制度伦理有效制衡公共权力，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合理规范资本运营，通过强化公民社团制度伦理充分保障劳动权益。
（4）中国道路的终极伦理指向在于：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为指针，真正实现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之间的权责一致和公平流动，使国家、市场、社会进入一个动态平衡的良性运行状态。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好横亘在中国道路上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求中华民族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在主体的道德文化世界，还应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在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时，必须担当起引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光荣使命。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道路不仅关乎中国命运，也关乎世界命运。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其任何改变都会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对近三四百年来独霸天下的西方话语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对现行国际秩序和人类已有的文明范式发生罕见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内源性和原创性的新型坐标体系和里程碑式标志物，并重新赋予人类现代化道路以超越西方的崭新意义。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世界各国理念、制度、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人类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世界精神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文化就是世界精神不断取得自由的过程，世界精神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它主要通过各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来表现自己。如果一个民族只是留给后代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没有在他们身上培养出一种主动成为世界历史运动主体的崇高精神追求，没有培养出有抱负、有理想、有作为、有道德担当和行动勇气的伟大人格，那么，这个民族就不会按照自己的道德意志和价值追求，去为人类多元异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更不会遥契天命（世界精神）进而去完成伟大、神圣而光荣的创造世界历史的使命。而世界精神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只要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就需要更加丰富的政治伦理来引导和处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中，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精神，应该为丰富和发展这种世界精神作出自己卓越而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