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秘密战

后记

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热点。上至高层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不少人都能津津乐道。尽管有不少影视题材已经把中日间谍作战作为卖点，但是可靠信实的历史类著述却仍然很少。怀着深深的好奇心理，还夹杂着些兴奋，我从2005年开始进入中日间谍战的神秘空间，翻看着种种离奇的画卷，从种种凌乱的线索中整理出一些头绪。几年下来，从国内到海外，从图书馆到网络，我终于积累起了相当厚实的一堆历史资料，也基本搞清了整个近代以来中日间谍作战的轮廓和线索，还编著出来一本比较可靠的历史纪实作品。这些结果也都验证了当年的一个猜想：中日间谍作战的历史一定是多姿多彩的。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注重间谍作战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几乎动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投入间谍活动中。日本官方间谍机构和民间间谍组织紧密配合，编织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络，使日本接连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获得巨大的利益。近代中国是遭受日本间谍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日本间谍在中国的间谍情报活动最为频繁和猖獗。中国的谍报机构肇始于袁世凯，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与日本帝国强大的间谍情报机关的搏斗中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中国的谍报机构和各盟国的谍报机构并肩作战，斗智斗勇，终于挫败了日本间谍机关亡我中华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间谍虽然神秘，但也和普通人有着同样的感情和思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好莱坞镜头下千篇一律的俊男美女，他们不一定像詹姆斯•邦德和英•佛莱明那样风流潇洒，也不一定像玛塔•哈莉和克里斯蒂娜那样倾国倾城，但他们都是富有情感的人，有个性，有棱角，有喜乐，有哀愁，每一个都值得你去触摸和感受，也都值得你去倾听和交流。掩卷长思，体会诸多。间谍作战史，可谓是人类历史中最为隐秘的角落。这些角落既为大多数人所忽视，也为少数关注者所心驰神往。往往就在这种角落里，却堆积着各种历史真相的证据和碎片。长久以来，我一直确信，所谓的各种正史和野史都是普通人书写的历史，反映的都是普通人所观察到的世界。间谍的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间谍的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

作者简介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内容简介：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就是一部日本间谍祸华史。从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近百年间，日本官方和民间谍报机构对中国开展全面、深入的间谍活动，其对中国的探查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其对中国的危害如附骨之疽，挥之不去。中国政府和各派力量痛定思痛、绝地反击，中日双方除了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对峙鏖战，同时在极其隐秘的谍报战线展开了殊死搏斗。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以多年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为基础，用挥洒自如的笔法，为读者掀开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绮丽壮观的历史画卷……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蓄谋已久：日本群谍潜入中国从丰臣秀吉到西乡隆盛“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大陆浪人的“楷模”日本谍报机关的形成特殊身份的日本民间团体第二章 倾巢出动：甲午之战日本间谍大获全胜大陆调查计划“天佑侠”团三项谍报决定甲午战争结果葬身中国的日本群谍第三章 举国出击：日本打垮沙皇俄国偷袭旅顺口消灭俄国舰队“青木机关”“草原之花”非凡的明石元二郎第四章 鱼龙混杂：中国政要身边的日本“友人”营救康、梁混入中国革命洪流袁世凯的高级顾问推动张勋复辟第五章 兴风作浪：几成事实的“满蒙独立”川岛浪速和肃亲王第—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勾结末代皇室“双枪小白龙”第六章 翻云覆雨：日本炸死“东北王”张作霖和日本间谍的恩怨皇姑屯的惊天大爆炸河本大作的阴谋第七章 晴天霹雳：关东军少壮派制造“九一八”“中村事件”“天津事变”挟持溥仪“黑色花木兰”第八章 声东击西：中日暗中角力大上海“满洲的圣女贞德”“上海事变”的黑手虹口公园大爆炸第九章 瞒天过海：日谍策动建立“满洲国”劫持“秋鸿皇后”“安国军总司令”“满洲马贼大转移”第十章 得寸进尺：日特机关煽动“华北独立”谋刺何应钦四刺于学忠“丰台事件”争夺宋哲元“德王工作”第十一章 绝地反击：军统华北抗日锄奸军统崛起制裁张敬尧争夺段祺瑞百灵庙大捷第十二章 烽火连江：中日谍战全面爆发“帝国之花”谋刺蒋介石“别动军”浴血上海滩“蓝色机密”第十三章 暗流涌动：相持阶段的诱降与反诱降“唐绍仪工作”“吴佩孚工作”策反“云南王”河内刺汪行动汪精卫叛国投敌第十四章 血雨腥风：军统与“七十六号”全面对决“七十六号”出笼血战宁沪狙击丁默邨间谍对攻战第十五章 蓄势待发：中国密码战部队锁定日本海空军秘密电台空军监察总队锁定日本空军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第十六章 逐鹿大洋：盟国共建对日情报网美日密码战“独臂大盗”和“双重女谍”中英情报合作挺进东南亚第十七章 胜利曙光：隐蔽战线中国力量全面反攻“花花公子”肩负重任策反周佛海李士群被毒毙胜利前夜日本间谍和汉奸特工的末日后记

编辑推荐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是历史读物，不是文学作品。时间跨越整个近代，堪称近代中日情报史，而非某个时间点的故事。《中国秘密战》姊妹篇，首次全面揭示近代中日两国谍报战史。

前言

间谍，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太公六韬》云：“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间谍作战源远流长。《孙子•用间》云：“昔殷之兴，伊掣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用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吴子》云：“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上下相咎，是为事机。”从中国古代的孙武、吴起开始，历代的中外军事家无不重视间谍活动，以其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斗争的上乘手段。所谓“上兵伐谋”，而谋略立足于用间。近代以来，有志于“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一直把间谍活动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之道。日本间谍的黑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随之产生灾难和血泪。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其间谍活动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近百年间，日本的政府、军队和民间组织各施手段，互相配合；日本间谍对中国的渗透和探察，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他们对中国的危害更如附骨之疽，触目惊心，成为笼罩在中华民族身上挥之不去的噩梦和阴影。概言之，一部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就是一部日本间谍祸华史。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外敌所征服的优秀民族。晚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和各派力量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了日本间谍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开始了绝地反击。从日本间谍踏上中国土地之日起，成千上万的中华志士就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在特殊战线上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有力地捍卫着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迎头痛击日本间谍，斩断了他们一次次伸出的黑手。经过近百年的英勇奋斗，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礼炮声中，中华志士们终于彻底摧毁了日本在华苦心营造的庞大间谍网，取得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后胜利。时光流逝如水，英雄却了无痕迹。许多谍海英豪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像风一样来去无踪，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气息，只有在辽远的历史时空中才能捕捉到他们变幻的身影。他们的丰功伟绩更是不为人知晓，湮没在蒙尘已久的历史卷宗中，成为像楼兰古城一样的历史谜团，在幽暗的角落里忽隐忽现。本书以作者多年的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为基础，选取大量翔实的史料，以挥洒自如的如椽大笔，为读者揭开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绮丽壮观的历史画卷……

内容概要

吴童，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

章节摘录

第十七章 胜利曙光：隐蔽战线中国力量全面反攻肩负重任的“花花公子”抗战后期，随着日本逐渐走向败亡，军统对汪伪人员的策反工作也逐步取得了成效。军统的策反工作主要是通过打入汪伪政权中的特派人员来进行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就是唐生明。唐生明是湖南省东安县人，唐生智的弟弟，被人称为“福将”，更有人说他是“花花公子”。1940年的一天，戴笠约唐生明去见蒋介石。蒋当面指示唐生明，要他去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说这是挽救民族危亡、战胜日本的一个重要策略，他是最完美的人选。唐生明听了很高兴，因为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确实是非他莫属：—是要求胆量过人；二是要求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各方面的人物都能拉上关系，否则就是送死或者被关押。唐生明过去与汪精卫有过一些往来，与周佛海、叶蓬、褚民谊等汉奸头目都是好朋友。而且，他生活上一贯贪图享受，以爱好吃喝玩乐而出名，所以就可以说是受不了大后方的艰苦日子，而回到上海、南京逍遥，这个借口是非常合适的，许多人是会相信的。但是，唐生智坚决反对。唐生智的理由在于：其一，他一贯坚决主张抗日，如果弟弟去投敌，外人也不知是负有特殊任务，就会以为是他同意才去的，对他不满意的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造谣说是他派弟弟去和汪伪联系，为自己谋出路，这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其二，南京保卫战一役，他损兵折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万一再让弟弟失手，更是会痛疚终生的；其三，蒋介石为人心胸狭窄，难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做内应工作落不下什么好处。由于唐生明固执己见，两兄弟闹得很不愉快。为了劝说唐生智改变主意，戴笠亲自去拜访唐生智。唐生智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还对戴笠冷嘲热讽，戴笠也无可奈何，只好请蒋介石亲自来做说服工作。于是，蒋介石便给唐生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弟弟去南京、上海工作。既然老蒋都出面了，唐生智只能勉强同意，任务已定，唐生明去向哥哥辞行，并恳求他写封信给汪精卫作个介绍。唐生智更来气了，坚决不肯。为了假戏真做，唐生智还必须出面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所以戴笠派了军统局人事处长李肖白去见他，说等唐生明到南京后，如果南京伪广播电台和报刊发表消息，唐生智也必须在重庆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立即发表和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的声明。唐生智余怒未消，李肖白又碰了一鼻子灰。戴笠只能又亲自赶去看望唐生智，在被当面挖苦了几句后，只得乖乖离开。唐生明出发前，戴笠当面交给他三项任务：一、运用与汉奸的人际关系，掩护军统人员在沦陷区的工作，并在家中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二、多接触汪伪集团中的一些重要官员，必要时可透露蒋介石能原谅他们，并关怀他们，理解他们投敌的苦衷；三、利用日伪的力量，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和其他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戴笠再三强调第三项任务的重要性，并说这项任务实际上是最容易完成的，因为日本和汪伪都是坚决反共的，三方有共同的目标和合作基础。唐生明转道香港到达南京后，汪伪中央通讯社立即发布新闻：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之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1940年10月4日，南京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会议，汪精卫以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身份任命大批人员，其中特任唐生明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10日到19日，重庆方面连续在《中央日报》等报纸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的声明：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诚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接着，重庆国民政府也对唐生明发出“通缉令”。就这样，国民政府假戏真做，把一枚棋子塞进了汪伪的阵营。唐生明在南京短暂停留后便回到上海，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号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周佛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专用轿车，算是见面礼。其实，不但汪精卫认为唐生明是蒋介石派出的准备以后进行汪蒋合作的代表，连日本间谍机关也研究过，并认定蒋介石有可能预先派出唐生明作为“和平工作代表”，等将来中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面来谈“和平”条件。所以，不仅上海的军统人员要奉戴笠之命保护唐生明，连汪伪“七十六号”和日本间谍机关也要密切监视并保护他。但是，唐生明并不了解各方动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整天吃喝玩乐，以避免引起注意。1941年5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担任副委员长，李士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清乡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军务处处长。早在4月，李士群便和唐生明研究过，一再表示让他负责正在酝酿中的清乡委员会的军事工作，唐生明一直没有同意。后来，唐生明把清乡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士群要他负责军事等情况秘密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马上指示戴笠，要求唐生明应当参加，不能推辞，并规定他的任务就是利用日伪去消灭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于是，唐生明就同意了李士群的要求。1941年6月，汪精卫召开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会上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清乡运动”。7月初，清乡委员会便在苏州成立了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唐生明被指定兼办事处副主任，协助李士群工作。1942年冬，军统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破坏，区长陈恭澍被捕。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士群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军统上海特区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密电稿，起草人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李士群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认为它反映了一个实际现象。因为当时上海军统人员正热衷于搞个别的刺杀活动，困难不大，功劳不小，所以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但是，由于日军疯狂报复，普通老百姓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李士群认为电文口气不是上海军统特工的手笔，而从笔迹看，却和唐生明的差不多，于是便认定是唐生明起草的。李士群很欣赏唐生明的这一建议，认为只要军统特工不再在上海暗杀日军官兵，他们就能减去不少麻烦，几个日本顾问也都是如此想法。但是，李士群又觉得唐生明不够朋友，既然与重庆方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为什么丝毫不露声色？李士群向唐生明试探了一下，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采取一点不客气的手段。一天深夜，李士群突然让唐生明和妻子一同回上海，说有要事面商。唐生明已经听说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只能硬着头皮去。一到上海，唐生明就被“七十六号”的傅也文从车站直接拉到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唐生明夫妇一走进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自己的联络人张素贞。唐生明和军统联系的接头地点是开设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张素贞就是联络人。原来，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后，杂货店和张素贞也被查获。李士群一见唐生明，就很不满意地说：“唐兄，陈恭澍已经被捕了，有些案情还涉及你，你如何解释呢？”唐生明定了定神，解释道：“李老弟，我过去与戴笠是朋友，这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没有低下到替他工作吧。”李士群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对证。虽然再三威胁，陈恭澍却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李士群倒是颇有耐心，缓缓地说：“唐兄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但是你不应该避开做兄弟的，你应该把小弟也当成好朋友，咱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可隐瞒的。唐兄不该对小弟做这种不义之事。”唐生明急了，便大声嚷嚷起来：“老弟，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李士群感觉似乎有道理，因为从那份电稿的语气上看，确实不是部下向上级作报告，而是朋友性质的劝告。这时，陈恭澍也坚决表示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没有往来，只是代他发过这份电报，而且还是别人转来的。李士群也没了主意，于是慢腾腾地对唐生明说：“唐兄，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总裁有电话来，让我送你们去南京去见他，你去和他当面解释吧！”当晚，唐生明夫妇和张素贞便被一同解送往南京。第二天，唐生明一行被带下火车，汪精卫派来几个人接他。突然，几个佩戴军衔的日军参谋官拦住了他们，看起来是主管情报工作的军官。几个日本军官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带走唐生明。李士群无可奈何，同意让日本人把唐生明带走。几个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这是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下车后，唐生明被带到参谋部，三名日本高级军官正在等候，分别是唐生明认识的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和上海“登部队”13军的参谋市川中佐。三名日本军官一见到唐生明，都非常客气地和他握手。他们先安慰唐生明，叫他别害怕，还一再称赞他那份电报里提的建议很好，非常有利于中日亲善。最后，都甲大佐正式向唐生明说：“唐君，我们一直找不到和蒋介石进行商谈的合适代表，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日本帝国希望阁下能够到南京工作，阁下将受到真心的欢迎，只是我们知道得太晚了，以后一定要尽力支持。”延原中佐也说：“我们希望阁下能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我们来负责保护安全，一切由日方做主，汪兆铭政府绝不敢难为阁下。要是没有专用的电台，我们日本皇军愿意提供帮助。”唐生明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也不敢放松警惕。三名日本军官见他没有明确表示，便又陪着他去见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正三见到唐生明也非常客气，非常坦率地说：“唐君，中日战争已经持续太长时间了。我们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促进和平工作，所以才请汪兆铭出山。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真正能够支配国家意志的还是重庆的蒋介石。阁下既然能够直接联系重庆方面，帝国非常希望阁下能够和蒋介石直接商谈中日合作问题，以早日实现东亚和平和共荣，请多关照，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河边正三越谈态度越谦和，不但对蒋介石大加恭维，而且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合作，共同反共。重庆不应该再来暗杀我们日本人，否则日本军人的情绪会平稳不下来，也就很难推动和平工作。”最后，河边正三还谈到要经常派人与唐生明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生明的安全，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同时对唐建议重庆不要再去暗杀个别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十分赞赏。由于河边正三一再提出要他提负和谈任务，唐生明只好说：“我在重庆的朋友的确很多，也能见到蒋先生，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再去与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河边正三见唐生明态度还是不明朗，也不再勉强，就陪他去见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畑俊六在苏州见过唐生明，对他更客气，又重复了一下河边正三等人的意思，并勉励他为和平工作多努力。和畑俊六告辞后，河边正三还招待了唐生明一顿午饭。唐生明像梦游一样回到李士群家中。李士群的态度比以前更亲热了几分，并建议唐生明去见汪精卫，向他报告有关的情况。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精卫。汪精卫也知道了前一天发生的事，虽然极力遮掩，但终究藏不住一脸的尴尬和失落，因为他更加明白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分量还是有限的，仍然比不了死对头蒋介石。汪精卫毕竟是能沉住气的人物，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埋怨唐生明：“唐老弟，你还是没有把我汪某人当知心朋友啊，我对你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你却没有将心比心，以诚待我啊。”唐生明也不方便解释，只是略带歉意地说：“兆铭兄，我也是有为难之处啊。”汪精卫意犹未尽地说：“其实，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的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你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本来就不同常人嘛，但是你该把这些情况透露给我，你能信任我，我哪能反过来对你做不义之事呢？”唐生明一时语塞，不便多解释，便匆匆告辞。汪精卫这样说，其实倒也合乎情理。后来，唐生明从李士群那里得知，当陈恭澍案发时，唐生明身份泄露，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精卫提出要严惩唐生明，但是，汪精卫却没有当场接受他们的意见，只是叫李士群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去问清楚再说。可以看出，汪精卫对于唐生明的案件也是非常为难，而且确实也有可能放唐生明一马，只是日军总司令部突然半路杀出，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回旋余地。唐生明回家后，马上把陈恭澍案及日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合作意向汇报给戴笠，戴笠马上复电，称赞唐生明不辱使命，并有超过预期的成绩，一定要保持与日本人的联系，不过仍然要对日本人保持戒备，不可放松警惕，有风吹草动，随时电告。戴笠在复电中还很慎重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唐生明只能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本方面接触，不能正式代表重庆国民政府，而且在与日本方面会面时，不能具体答复任何问题，要随时向重庆报告。蒋介石一贯爱玩弄手法，既想与日本人保持联系，又不想被人抓住把柄，所以就把唐生明夹在个中间，随时准备让他代自己受过。唐生明也时刻小心，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当日本司令部派参谋官来询问重庆的动态时，他总是回答：重庆方面还在研究。日本方面也同样一直没有个最后决断，总是做出各种试探。最后，日本方面提出：由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松井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担任联络与保护责任。唐生明也顺水推舟，同意了日方的意见。从此，松井每天到唐生明家，早去晚回，重庆方面也下令停止对个别日本军官进行暗杀，一种无形的默契在重庆方面和上海的日军之间形成了。日本人显然很满意。唐生明就这样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沦陷区里公开活动。为了方便唐生明向重庆发报，上海日军司令部甚至命令电力公司不准在唐生明的住宅附近搞轮流停电，必须通宵供电，连唐家的柴米油盐和汽油也都充足供应，在当时物资紧张的大上海来说，真是服务到家了。唐生明也尽量利用松井的关系，为重庆国民政府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军统杭州站站长毛森、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陈华等数十名军统人员都是在被捕后，被唐生明通过松井出面而保释的。唐生明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保护了几名被日军俘虏的美国飞行员，使他们没有被杀害，能够最后等到战争胜利的到来。在中日两国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唐生明却像和平时期的外交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权，随时可以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联系，而且还受到敌国的专门保护。上海滩的夜幕下，正在上演着一出离奇的谍海戏剧。策反周佛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前景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军统的地下工作重点也开始从锄杀汉奸向策反汉奸转变。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南京汪伪政府中的绝大多数汉奸都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戴笠在策反和拉拢这些汉奸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心思。由于汪精卫已经和重庆方面势如水火，不能两立，基本没有策反的可能性，周佛海便成为策反工作的重点目标。唐生明是专门负责策反周佛海的人。唐生明到上海不久，周佛海曾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闲谈之中，唐生明才知道周佛海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亲人还都在湖南老家避难，当时周佛海也正在准备派人去把他们接到上海。唐生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马上向戴笠报告，并建议：要策反周佛海，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母亲、岳父、岳母等亲人入手。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戴笠立即派出特工人员到湖南的沅陵、湘潭等地查找周佛海的一家亲人。等找到下落后，就把他们一起抓起来，并送到贵州的息烽监狱囚禁起来，但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遇，而且举止有礼，尊敬对待。1941年夏天，周佛海接到湖南亲友的来信，知道这些亲人都已经被不明身份的人秘密扣押为人质，而且下落不明。周佛海深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的，而且知道此中用意，便对外界封锁消息。不料，许多记者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专门登门去采访周佛海。周佛海在答复记者时，用了异常婉转的措词，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唐生明一面把这一情况向戴笠汇报，一面跑去安慰周佛海。周佛海把唐生明当成了自己人，就和唐生明讲述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说自己非常伤心，对于累及老母、岳父、岳母等人的安危，深感内疚。杨淑慧也向唐生明倾吐了自己的心中想法，说他们夫妇对父母亲一向很孝顺，自从亲人被扣，心中焦急，苦闷之至。唐生明知道策反工作大有希望，就向戴笠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抓住周佛海夫妇的心思，加紧运用关系，对周佛海加紧策反。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周佛海的岳父写信给周佛海，并转达周母的话，希望他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当孝子，而要做忠臣，要忠于重庆国民政府，不要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世丢脸。周母还特别送来一首诗给周佛海：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周佛海果然触动很大，并给重庆方面作了适当的回复。就这样，通过周佛海的亲人，戴笠的军统机关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最初，周佛海很慎重，对唐生明都没有透露真实情况。唐生明也不便先和周佛海去谈，因为还不知道戴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而且毕竟自己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心里难免过意不去。戴笠一方面不愿让唐、周二人彼此发生横向联系，以免出事后彼此牵累；同时，为了唐生明的安全考虑，也怕周佛海万一撕破脸，出尔反尔，所以都不通知双方真实关系，让他们都直接和自己联系。1941年冬的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生明，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唐生明是否愿意。唐生明当即表示愿意。原来，在向重庆撤退之前，蒋介石就在上海留下一些人预备代表他将来和日本人接洽，其中有几个人和唐生明是熟人，如蒋伯诚、吴绍澍、吴开先等。唐生明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蒋伯诚等人见唐生明由重庆回到了上海，也猜到肯定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联系。第二天，在张善琨陪同下，唐生明来到上海白赛仲路某号的楼上与蒋伯诚、吴绍澍见面。见面后一通寒暄，除了谈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蒋伯诚、吴绍澍还向唐生明打听日军方面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动向。唐生明就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所打听的一点消息透露给了他们，说日军最近准备进攻长沙，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粮，但不会作长久占领。蒋伯诚、吴绍澍事后分别向重庆作了汇报。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七十六号”截获并侦破。李士群发现电文内容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马上肯定唐生明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他间谍组织也有往来，于是便去询问唐生明。李士群拿着电文，蕴涵深意地问：“唐老弟，上面的这个四弟是谁呢？我一向孤陋寡闻，你交际广泛，能否指点迷津呢？”唐生明巧妙作了回答，说：“李兄，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又口无遮拦，怎么能知道谁是重庆方面派出的特工人员呢，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人，隐藏很深的，我以后就留个心眼，说话注意点就是了。”李士群点点头，提醒了唐生明一句：“军事机密外泄，日本人一旦知道就不好办了，我虽然能帮你一把，但在上海毕竟是日本人说了算啊。”说完，也就不再多纠缠了。第二天，周佛海也来找唐生明过问这件事，并暗示说他也与重庆方面有联系，并劝唐生明不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游击作战，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唐生明马上就判断出，重庆方面一定已经通过周佛海的母亲等人和周佛海发生了联系，周佛海已经倾向重庆国民政府。于是，两个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慢慢多起来。由于戴笠对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周佛海的岳父也常有信来上海，周佛海和戴笠的关系也渐渐地密切起来，甚至发展直接书信往来，并称兄道弟。戴笠介绍了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工作人员程克祥、彭寿给周佛海，负责双方联系。周佛海则在自己领导的汪伪政府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专门设立了一座直通重庆的秘密电台，让妻弟杨惺华拿钱，开设一家钟表商店，将程克祥、彭寿掩护在楼上，并在财政部里给程克祥、彭寿安排职位，以做名义上的掩护。1943年，轴心国节节败退，蒋介石估计胜利肯定会来临，便暗中作部署，准备抢占上海、南京等重要地区。蒋介石指示戴笠：要利用所有与重庆有联系的汉奸，如果战争结束，一定要很好地使用伪军，阻止附近的新四军抢先进入这些核心地区，但是，对汉奸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不能让他们拿到文字证据，以便将来对他们进行惩处。于是，戴笠指令彭寿回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策反和利用周佛海的工作。彭寿回到上海后，把蒋介石和戴笠的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非常高兴，对蒋介石的为人之道作了简单的判断，认为以后不管那日本和重庆哪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能做有功之臣。同年夏天，戴笠又派周镐到南京，由程克祥带他见周佛海，说，戴笠切望周佛海把重点摆在共同防共上，更要积极扩建军队，并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攻作战。因此，周佛海就把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充当科长，以便了解情况，便于联络伪军。周镐利用伪军事委员会的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的伪军据点，并向伪军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等人，直接传达了蒋介石要求他们“反共救国”的指示，还给孙良诚等建立了与重庆联络的电台。1944年冬，周佛海的母亲在贵州息烽病逝。戴笠非常工于心计，居然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办理丧事。事后，戴笠寄给周佛海一套关于周母生病期间治疗与死后如何办理丧事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戴笠披麻戴孝、跪在周母灵前当孝子的场景。周佛海异常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戴笠的指挥。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地下武装部队经费缺乏，周佛海一次便拨了300亿元“中储券”（大约为几千两黄金），由唐生明转发给他们。唐生明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钱买了3000两黄金交与戴笠。当时，重庆在伪满洲国的地下组织很薄弱，因为日本反间谍机关对地下组织的打击力度很强。戴笠就向周佛海提出要求，希望搜集一些有关满洲地区的情况。周佛海便找了个机会去满洲做了一次访问，除了解到一些情况外，还为军统在伪满的工作做了一点布置。周佛海还把他的一些亲信也进行了策反，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伪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胡泽吾、妻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此外，唐生明出于朋友关系，试图策反原汪伪政府陆军部部长、当时为伪湖北省省长的叶蓬，想让他与重庆建立联系。叶蓬倒坦率，明确告诉唐生明：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原来，叶蓬抗战前曾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他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时使用，以刺激士兵的抗日心理。结果，日本人发现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叶蓬，蒋介石就把叶蓬撤职。叶蓬被撤职后，还受到了陈诚的排挤，弄得到处碰壁，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于是决定当汉奸。唐生明极力劝慰叶蓬，并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反对陈诚，最后叶蓬才同意与重庆建立联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也被列入了策反对象，这一工作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进行的。陈公博曾与唐生明进行过秘密的谈话。谈话中，陈公博谈到：他自己其实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集中力量反共，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形势。陈公博也曾向重庆方面表示：一定忠于国民政府，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蒋介石表面上也比较认可这种反应，因此，一般的搞情报、保释被捕的军统地下人员，都不让陈公博出面。但是，由于陈公博和汪精卫过于接近，蒋介石和戴笠都不愿意再给他一条出路。1943年6月间，陈公博派使者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看到这封信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首脑，这事不要理他。”到汪精卫死后，对国民政府来说，陈公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陈公博也明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便索性迷恋声色，醉生梦死。还有一个汉奸鲍文越也接受了军统人员的策反。鲍文越是辽宁凤城人，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原来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经担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南京的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鲍文越失去后台，从此郁郁不得志，一直逗留在上海。1939年，鲍文越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伪政府的军政部长。为了策反鲍文越，1939年冬，戴笠曾要求被关押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所的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建立联系。鲍文越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建立联系后，戴笠再一次要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做工作，鲍文越前思后想，也就与军统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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