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前世今生》书评

中国特色的单位制

“你是哪个单位的”，相信绝大多数城市人都遇见过这样的提问。“单位之问”并非没有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单位一直是中国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和稳定的核心细胞。即使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它仍然是令人骄傲的身份象征，在城市的公共话语里，这代表了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然而，国内理论界对于如此重要的分析概念始终缺乏应有的关注（CNKI以”单位制“为篇名搜索，有效论文最高的年份也就十多篇），有些学者未经反思即将其等同于公司、企业、机构等源自西方概念。这种反常的现象可能一方面源于单位已经渗透进了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反而忽视了其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多位科研单位的工作者，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思。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都不存在，薄大伟上世纪末在中国游学多年，这个与西方国家形成强烈反差的特有制度吸引了他的眼球，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门研究。本书就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充实完成。薄大伟充分利用西方理论大师福柯的谱系学分析方法，将知识/权力、治理术和空间性等理论应用于对单位制度的分析，希冀能打开理解东方大国这种独特的城市管理制度的新视角。之前的西方学者对单位制已有过一些研究成果，如著名的魏昂德、劳福顿、苏黛瑞等，他们对单位制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采用国家中心视角——单位是国家权力的自然延伸，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该制度是对人员、资源的国家集权控制，还是建国初期赋予地方自主性的分权的体现。薄大伟反对这种一刀切的研究，认为单位制的权力面向要复杂得多，国家并非具有绝对的影响分量，只有通过谱系学的方法才能真正揭示出其起源与变迁。谱系学是福柯考察西方刑罚史时所使用的方法。与之前的知识考古学不同，谱系学通过“探寻现有的特定制度如何从通常是分散、不相关、不连续的实践的层层叠加过程中脱胎而出”，更为强调微观的知识/权力运作。对单位制谱系的考察，就需要深入中国古代城市和家庭中的“墙”文化、民国社会组织、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建国初期党的政策等等。单位制并非在某一特定时间突然产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时间点，而是在之前一系列看似不相关谱系的影响下，回应社会主义理想与建国初期财政困难的一种治理术的重要转变，这些谱系之间既有断裂性，也有延续性。单位制度确立之后就在中国城市之中占据了最为基础的位置。“大跃进”之后，城市中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如同一座座孤岛一般，将墙外和墙内区分开来。但薄大伟意识到，隔离并非单位唯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每个“单位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通过该制度被塑造和再生产，单位“不仅为大多数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工资以及其他物质收益，也是对城市人口进行住房安置、组织、管理、管辖、教育、培训、保护和调查等的一项重要制度”，“单位人”在单位之外的生活空间极为有限。随着单位提供的服务和福利不断增加，单位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并最终包围住了每个人一生的所有时间。尤其重要的是单位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内部的公共空间，塑造了“单位人”主体的集体主义思维和认同感。尽管单位最初对福利的提供是中央的权宜之策，但逐渐演化成为了社会主义治理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其成员认同/身份、“面子”以及社会归属感的源泉。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王丰所指出，尽管城市和行业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但内部的平等主义确保了“单位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位的全能主义受到了冲击，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单位不符合市场规律，应该被彻底的抛弃。但薄大伟批判了这种规定，认为这样简单的判断恐怕误解了单位制的适应能力。确实，单位制在改革的浪潮中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但“单位人”也不是自动就转换身份成为“社会人”。一方面，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的出现，部分“铁饭碗”被打破，但下岗职工仍然与原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时间开展的社区建设也承担了原来属于单位的保障职能，这是治理方式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单位消亡论”所能概括。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的单位和“单位人”也在对市场的冲击进行调适，如“一家两制”的现象，夫妻双方有一个下海，使家庭同时享受市场的好处和单位的保障；又如单位进一步的经济化，企业单位更加强调竞争，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出租门面、办三产、建商品房等等，通过盈利强化原有的福利分配，而盈利能力的不同加剧了单位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原有的内部平等状况也出现了裂痕。尽管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单位不可能再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纳入到内部空间之中，越来越多的服务功能让渡给了市场与社会，但通过及时的调适，许多单位还是发挥了牧羊人的功能，保留了社会主义治理术最基本的功能——“单位人”对内部集体主义和单位身份的忠诚。作者由此推断，不可能再将所有的单位视为一个同质的制度，单位制的未来是极为不确定的。而今，国家已经下决心对事业单位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发布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使如此，单位制仍然不会消失，而会不断的转型再嵌入到市场化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城市公共话语中肯定还将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种转型将伴随着社会治理术、空间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型将推动城市的生活更为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