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书评

简体版说明

简体版说明来到大陆，这本书变得稍稍不同，却是多出来的—一是它多了个书名，叫《重读》；二是多找出来两篇文字，咖啡馆里又遇见了两个作家、两位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以及以赛亚•柏林。只是，得委屈他们躲附录里，其实大家的存在位置当然是完全平等的。校对这两篇文字，把我自己带回到稍早几年的台湾，2004年前后，那是台湾民主的反挫时日，或者说，暴现台湾民主根基严重不足、民主原来这么脆弱，民主一再轻易滑向民粹、眼前所有人忽然翻脸变得无知无识也似还极残酷的时刻。作为一个选书编辑和半个书写者（当时），我能做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好好多读几本书，重新学习民主政治的ABC，重读小密尔、柏林等人老早已仔细讲清楚并殷殷叮嘱的著作（《论自由》、《现实感》等），希冀以知识的光来对抗无知无识的黝黯，并假设这个世界仍是讲理的。其实，原已收录的讨论《基甸的号角》（宪法和大法官制度）和《替罪羊》（民粹的集体附魔现象及其神话，及其制造操作）这两篇，都是一样的思维和企图，写于同一段时日，也都伴随着原书的出版作业（当时定名为“台湾民主丛书”，但果不其然销路不佳）。这几篇文字或称之为书的引论，也就是竭尽我所能地把大家引到、骗去原来那部应该一读再读的了不起著作去。想起来，《基甸的号角》和《论自由》二书更早都已在台湾出版过（今日世界出版社和协志工业丛书），我自己第一次阅读分别是小学六年级和高一。这算重新出版，重读之前的必要重新出版，这也呼应了小密尔这番我牢记的、并希冀它确实如此的断言—真理并不一定获胜，事实上，更多时候真理一直吃败仗，甚至会被彻底歼灭。但真理有个很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它仍会被再说出来，也许隔一段时日，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这会一直发生，直到它终于获胜，或至少站稳脚跟取得承认为止。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想，对我自己是，这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怎么和失败每天相处，不至于丧失勇气。重新出版联结着重读。重读，这个多出来的书名，作为一个再次的相互提醒，是理想国这群每天和书相处的编辑朋友讨论出来的（一再以各种方式重读同一本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一直是我的想法、我对阅读一事最根本的主张，这也合于这本书的全部事实。以下简单的话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书写者说的。我自己偶尔也参与书写这一侧，不过是让我经验地、实地地证实而已—重读，有一部分是意识到时间这最根本的东西，包括时间总量的截然差异，还包括时间位置的微妙但也许更重要差异。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书写者耗用于这一本书、这一题目和思维的时间总量，总是远大于阅读者，比方两年的书写/三天的阅读，粗糙的估算是243比1；如果我们再合理地假设，书写者极可能是比我们要聪明而且专注的人（书写过程正是一段最专注的思考过程），也必定是之前就比我们准备更多更好的人，这个时间比例的实质差异势必拉得更开，所以，书怎么能够不重读呢？此外，也就是这里我真正想讲的，时间的拉长，意味着一个书写者跨越了星辰日月不同季候，曾站在不同光影、温度、氛围、不可见空气中分子的种类和浓度，不同情感和眼前之人的不同触发可能的各种时间位置，重读，尤其是相隔一段时日的重读于是非常非常必要，丰硕的事物一次只露出一面、一部分，三天内，你大致只在同一个时间位置、同一心绪和视角里，来不及让这本书、这个观看思索对象转过来。一个只见一次的人，我们称之为认得、知道，也许可能就这样失去理智爱上他，但我们不会也不敢说了解他；一本才读过一次的书，我们则称之为开始，这才开始。这样。

不如我们从头读过

最近的床头书是唐诺的《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刚开始读时，通常顺手扔掉的腰封这次看了一眼后，扔掉前先抄下了上面的宣传语，“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每一次我们重读一本书，这本书就与从前稍有不同，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稍有不同。”这两句话来自博尔赫斯，唐诺先生常常引用提起的心爱作家之一。这是一本完全彰显了唐诺“职业读书人”头衔的著作，十四部小说的个人解读，外加附录的两位学者，洋洋三十多万字，涉及和提到的，则远远超出这十几本书，而是来自作者心中一幅横跨中西的文学地图。理论上，这本书最完美的读者，是和唐诺先生一样，熟读书中提到全部著作的人。自己读过，有个人的观感，才方便和书中评论印证对照。因此起初还曾生出野心，想顺便把书中提到的十四本小说里没读过的补齐，但翻开第一章就几乎打消了“补齐”的念头。这章写的是海明威小说《渡河入林》，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声明：“绝大部分的文学评论者认定，这本书正是海明威一生最糟糕的东西……”为什么要重读并郑重书写这本失败之作？唐诺娓娓道来：写作这本以老兵之死为题材的小说时，海明威本人也正步入人生的下坡路，身体精神的衰老和时代的更迭同时袭来，“曾经对他那么善意到几乎有求必应的大世界已缓缓掉头而去了”，虽然海明威本人并不肯承认，但写出的作品却诚实地表现出了他面对这片衰败的生命废墟时心中的恐惧。《渡河入林》的失败，是因为终生以英雄自诩的海明威，无力完美妥帖地捕捉表现这些对于他而言十分陌生的情绪。《渡河入林》遭到了评论界一边倒的恶评后，满心愤怒哀伤的海明威找回悲剧英雄的心态，在极短时间内一挥而就《老人与海》。然而，更加悲剧的是，这部代表他晚年文学高峰的作品和由之而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照亮海明威心中的阴影，更未能阻挡他把枪口对准自己扣动扳机。在这里，唐诺先生示范了重读的至高境界，读的不仅是文本，还有文本背后的人，以及这个人的一生，也许还要加上，这个人所处的时代。就算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重读和初读还是不同的。就像本书封面上那句话说的：“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影评人大卫·吉尔莫在他的《父子电影俱乐部》中有句类似的话：“你第二遍看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看到。你需要先知道结果才能从头欣赏它完美的结构。”说的虽然是电影，但用来描述阅读也同样适用。著名的爱书人，《查令十字街84号》的女主角更在给书店老板的信中表示她只买看过的书，并说买没看过的书就像买衣服不试穿一样不可思议。在互联网时代，看过电子版后再下单买一本实体书，是对这本书的至高礼赞。电影《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常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后来，他因为不再能从头来过而失声痛哭。人生诸般无奈，许多美好一去不返。好在，总算有件事可以随时轻易做到——翻开一本旧书从头读过。那些熟到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能看下去的书，听到上句对白可以顺口接出下句却永远会在相同的地方第一百零一次欢笑叹息的电影，单曲循环一天都不会厌倦的音乐，才真正是精神世界的地基，人生画卷的底色。

读书破十卷，下笔如唐诺？

（壹） 他在咖啡馆写作五年前，有一部台湾纪录片，缓慢而有力地讲述了岛屿上的六位文学大家的写作人生。太平洋的风啊，美丽岛的歌，一片芭蕉叶，一群把中文点染出传奇的孤独者。杨牧、余光中、郑愁予、周梦蝶、林海音、王文兴……的确，每个名字都带着一串著作与光环，闪闪璀璨。但今天要聊的不是他们任何一位，却是同样在这座岛屿上写作的“后辈”，一位每天准时去咖啡馆开始写作生活的自律的自由职业者，一位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帮助我们“解剖”作家的老辣评论家——谢材俊。（贰）很头疼遇见你或者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说一些非常“谢材俊”味儿的话，当然，对他的任何模仿都是拙劣不堪的，但愿他看不到这篇文章，而我也倒上一杯咖啡定定神，开始尝试重读这本《重读》。对，要是你还不习惯我冒昧地直呼名讳，那我们还是转到这位先生的笔名比较好：唐诺，在咖啡馆遇见了14个作家。很头疼，遇见你。朋友们听说我又在读唐诺，不是不惊心的。从较为轻省的《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开始，到厚如砖头看到如坠五里雾的《尽头》，再到用强念力说服自己肯定会因为看过而补习世界经典推理的《八百万另一种死法》和《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最后我来到新近的两本，一本谈数千年前人们如何爱欲死生的《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以及这一本整整读了半个月每夜睡前只敢鼓足勇气读一篇都读到气滞郁结又连连动容的《重读》。我尚未穷尽唐诺，而唐诺已为我打开了许多阖不上的大门。不知道写下长句表达的感情能否被读出深浅，但有一点异常清晰：我的喜爱之情在他的文字面前，全化为了不知所措。（叁）是chong读， 还是zhong读？蠢问题永远不嫌多：这本书的名字……是多音字的二选一，还是也可以作双关语？唐诺的文字很容易给人一种迷惑感。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你看不懂的书袋，可你就是不厌恶他，你明明觉得他在几本书里就是翻来覆去说那么几个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甚至盯死美国的纳瓦霍民族种种神话絮絮叨叨，但你就是无法厌倦他，他的阅读质量和写作水平远在多数读书写作人之上自不必说，可一个远通神话近懂足球的科幻迷推理迷书评家怎么又可以轻松到以近乎闲聊的口吻杂糅这所有而不跑题，切切实实说出一些悠哉哉又很扎实的道理。他是怎么做到的，写数万字十万字乃至百万字长篇评论而使读者不觉面目可憎指手画脚好为人师。他又是如何用化骨绵掌把纯文学叙述的世界和日常周遭寻常事物打成一片却又无声无息无缝衔接。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和他的老友一般望着数百页的新书摇头苦笑而心内惊惧地说：早料到是这样的啊，只要是你下笔，就是这般的长而不冗，浅而不薄的好东西。于是我们回到这一节开始的“蠢问题”：他chong读了过往的经典，而我们捧着这本《重读》时，则应当不仅chong读再chong读，而且在关键字词句段篇上，应该zhong读。这是一本几年一遇的好书，如果你喜欢听那种什么“好时光就该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之类的傻情话，那好，请你此时此刻，把这句话写下来，作为书签，插入《重读》。（肆）不揣冒昧，带你zhong读在唐诺的书评里，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爱伦坡说，小说的价值在最后一行里”，“冯内古特说，发明万能溶剂并不难”，当然还有“卡尔维诺说，只有文学赋予自身无限的目标”。我们关心一手阅读的原文，却也更想看看唐诺是如何为我们划下重点，抑或转述，再或呈递抽取出并凝练成的观点。说实在的，唐诺在抨击现代生活中的“快慢之辨”与鸡汤语言的时候也那么温润，温润到有时觉得他太老好人，这个时代，好人是不容易“红”的，但“红”是很紧要的事吗？他也就这样温柔地笑着，清醒地看着他所站立的另一边。“我不愿讲些拉拉队式的无谓鼓勇话语……”记不清是谁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论述得更深入些：简单的鼓励反而成为了一种交流的隔断，拒绝探究事情的进程，不再了解进步的可能，机械性的加油只为了打断对话的发展，这是伪善。在“常识”与“真理”问题上，唐诺从来看得很清，他当然有自己的希望，譬如“常识”能走得快些，而“真理”能行得缓些。但他亦深知事实往往悖反。“博尔赫斯，在和作家萨瓦托的一次对谈途中，随口以法语引述过这句漂亮的话：Les idées naissent douces et vieillisent féroces——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后来萨瓦托为此话而激动不已，他联系希特勒与斯大林制造的一切，盛赞此句，不错，假设我们能够在思想产生时不标定主义，在衰老时不被群体话语裹挟，世界上确乎要少去无数人祸，要避免许多危机。唐诺是严肃的书写者，但我又时常在文本里看到唐诺赞同纵情的一面，这令他本人的个性从书页里浮凸出来，显得狡黠而有趣。他引德·昆西，引波德莱尔，讴歌痛饮葡萄酒的美好：“哲学家花了多少世纪研究幸福的真义，到现在都还众说纷纭。原来解答竟然就在这里！这种东西可以花一便士买到，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带着走；狂喜的情绪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宁静的心可以交给邮车去传递！”“如果葡萄酒从人类生产中消失，我会认为，它会在这个星球的健康和智力造成一种空洞，一种空缺，一种缺陷——这比人们指责葡萄酒所带来的行为过分与不规还要可怕。”这教我忽然觉得，不只是看球赛看综艺可以开瓶酒来助兴，看唐诺，也可以。（伍）是丈夫，更是批评家作为台湾文坛最知名的伉俪之一，唐诺与朱天心始终以文雅恭谦的形象存在于文本间。最初没按捺住八卦魂想知道他们如何走到一起的，却翻遍资料只得一句：当初因为一个做编辑一个是作者而相识，后来在读者们的要求下，他们走到了一起。真是惊掉下巴，这如果放到如今的粉丝经济时代，岂不就是“应CP粉强烈要求喜结良缘”吗？但无论如何揣测，相爱做不了假，而这一对的相知相惜应该也远胜旁人。他们的结合，简直令到这一家人要把台湾文艺的半壁江山拿下。从岳丈朱西宁先生，到天文、天心、天衣三姊妹，再到取了朱天心的女婿唐诺，诞下的女儿谢海盟……回过头来加上朱天心的老师是胡兰成，我不知道该如何叙述这个家庭所创造的庞大文字帝国，按照流行的说法，这一家子的每一位，都是在网络辞典里有词条的传奇。不过传奇本身大概不会这样惊诧地看着自己，非但不惊诧，常常还拥有数倍于常人的冷静去解读身边人乃至枕边人的写作质感与能力。唐诺不止一次地写过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年少时光，他说她们是近乎亲密无间相伴长大的，但写出来的东西却竟然是两个宇宙，这是很宝贵的，但他亦清晰地看到这两个宇宙之间的差异，那些行星、轨道、星团、维度等等丛生的不同。他甚至这样直接了当地指出：“不少人发现，真实年纪大两岁的朱天文，她的小说反而显得年轻，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如《乔太守新记》或《淡江记》）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而是某种豁脱于时间的不折损不反应，小说家阿城讲的“不接受社会的暗示”；朱天心的小说则永远有一枚滴答作响的现实时钟催赶，她少了点朱天文“告子先我不动心”的胸中定见，多了不少敏感，遂让自己卷入于、泅溺于险恶的真实时间航道之中，声音相对的苍老挣扎，布满了德·昆西所说的各处棱角和裂纹——这个小说年龄的逆向歧异，其实也和两人书写语言的不同有关，是其源由，也是其必然而然的效果呈现。”客观而准确。不敢说尖锐，但我甚至可以想象朱天心读到这段话时连连摇头但带着肯定的笑脸。与此同时，唐诺也肯定了天心文字里的清澈，如果说上面那段显得有些“无情”，那下面这段则多多少少透露着他凝望妻子作品时的深意：朱天心借由回忆的形式，把时间推回到某个天空比较蓝、汗水比较干爽、人窥见过天光一角如《圣经》所说进得了天堂的时日，一并洗涤干净已歧意、已苍老，已充满怀疑的语言本身，让它能够说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简单而巨大的东西”。（陆）普世与巫言在这本《重读》里，唐诺的书写其实和梁文道叙述过的许多东西很相似，都是在谈常识，在谈普世，在说放眼世界。他谈到部分台湾人的狭隘，认为台语比普通话好成千上万倍，却没想过大陆的语言其实更加博大丰饶；也谈集权的愚蠢，“国家”概念的固化，认为“我们倾向于认定、允许或至少默认立法乃是一国之事，即使是两个人口数各自只一万人的相邻小国家，有不同的立法考量和不一致甚至背反的法律条文，我们不也以为是正常而且正当不该置喙吗？”；更会引吉拉尔的话，企望人们能够彼此宽宥，在一些其实很基础的问题上不要再蹉跎时光，等待并不能改变，人类并没有许多时间。他谈死亡，谈文字的无用与力量，我很喜欢他摘录《巫言》里最后一个画面：塞拉耶佛的图书馆烧毁了，灰黑而脆弱的余灰布满整个城市好像天降黑雪，伸手抓住一张页片你还能感觉到它的热，还能从它奇异灰黑反白中读到字的碎片，当热度消散，字片也在你手中变成灰烬。重读，已经不需要纠结是一读再读还是再也不读，如果你够灵光，去世俗中，也能证悟。

前言

很感激联经公司的林载爵先生和胡金伦先生为我想出来这个书名（指“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这本书里的每一句每一字的的确确都是在某家咖啡馆写出来的，这是多年来我唯一的工作场地。还要感谢胡金伦为这本书补充一个个注解*。我的引述较多来自记忆，较少找出原书誊抄，可想而知不免有所差池，对于有着一丝不苟好习惯的人造成困扰，因此，有个审慎的编辑者校正者真是再好不过了。在咖啡馆“遇见”这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当然只是折射性的美丽说法—每天早晨九点到下午两点，是一个朗朗乾坤历历分明的世界，我从咖啡馆二楼临窗的座位下望，永康街人群的多寡依经济景气和当天天候状况而定，唯日复一日，从来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真正神奇的事发生。事实上，这些年连人的容貌都逐渐趋于一致，用朱天心的话来说是，好看全好看得一模一样，难看也难看得一模一样。因此，所谓的遇见，真相是携带，每天清晨我准时携带着他们到咖啡馆工作，书籍、记忆、疑问、连同前一天晚上不节制的所思所想如同尚未在晨光中消散的梦境。也因此，这还是一种保证的相遇，现实世界停止生产供应，你得自备而来；我们全是文字共和国的不懈公民，我们不见不散。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书里，有一段写萤火虫，解开了我童年搁置到今天的疑问—萤火虫（曾经）很容易抓到，只要有个好的夏天夜晚，但你要怎么做才能让它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继续明灭地发光？书中那位把萤火虫当首饰，以至于夜里走进来像披着悬浮似梦又感觉庄严的一身光华美丽处女，*　简体版已精简。—编者注，下同她把萤火虫放入随身携带一小截挖空的甘蔗里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不早讲，这上头我们甚至跟遥远的加勒比海一样，萤火虫和甘蔗都是可见的寻常之物（对了，还有每年来的台风），只是从不晓得这样置放进去，神奇就发生了，这么简单就能让这一个个微弱短瞬的光点活下去。我们只是种植甘蔗携带甘蔗的人，这本书里的一篇篇文字不过是一截截挖空的甘蔗而已—把书的工作者（编辑者、书写者、读者云云）说成是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感觉满好的，甚至有点自夸不是吗？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来并说服人的是，这一个个了不起的书写者、这一个个珍稀的人思维创造成果是“有用”的，我们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东西的有福之人；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们随时能打开我们被限定的视野，随时为我们当下的特殊处境提供建言并补充我们不断在现实磨耗中流失的勇气，但事情有点倒过来了，我以为我们一次次重述他们、使用他们，最终极的是要他们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尸体，而是栩栩如生的、带着光亮飞出来。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施比受的确更有福，施者比受者更容易油然生出某种英勇之气、某种有价值的感觉，感觉出生命有某种确确实实的重量，以为自己是个更好的人。这是现代人愈来愈难得、不百无聊赖（百无聊赖是当前最严重的现代疾病）的心理状态，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有意思地称之为“镇静剂”（“但被需要却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像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不迷醉不悲伤不虚弱，你会感觉力量是由自己身体内部源源生出来的，一股元气。二○一○，长夏已至，以下是这十四本书、十四名书写者、十四只萤火虫—•《渡河入林》，海明威•《正午的黑暗》，库斯勒•《如镜的大海》，康拉德•《发现契诃夫》，契诃夫•《人造天堂》，波德莱尔•《普宁》，纳博科夫•《八月之光》，福克纳•《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理•《书镜中人》，博尔赫斯•《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格林•《波多里诺》，艾柯•《巫言》，朱天文•《基甸的号角》，安东尼•刘易斯•《替罪羊》，吉拉尔

最温暖、最明亮、最思考

让我们先看这样一段话：“仗着年龄、资历和坏脾气，我还算顺利地出版了几本契诃夫、屠格涅夫、格林、波德莱尔、康拉德等人较不为注意但绝对值得一看乃至传世的书，然而这大概也就是屋顶了；再往上去，是一批我已选定甚至还写好了书前引介文字却从此没消没息的书，它们迷路在接下去的出版作业中…”这段话出自唐诺的《尽头》，实际上就是《重读》的起源。这本书的台版名字叫《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大陆版加上了《重读》的名字并增加两篇附录。读了唐诺的书评，读者不会知道这本书的主要情节是什么（也许是早年写推理小说导读留下的“不剧透”习惯？）。因为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唐诺这十六篇文章关注十六个作家，希望通过对他们“一本书”的评述，探寻这些作家和世界的关系。唐诺作为一个写作者，更多作为一个读者，切入这些作家的本质，即通过作品找出他们与世界堪堪接触的那一个点。这一点当然不是唯一的存在，作家在现实世界里留下过诸般痕迹，成熟的作品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手稿、信件、日记、便笺等零星文字，但这些只是生活里必备的要件，它的存在方式与其说是由作家的思维方式，不如说是由生活的形状所决定，就像鲁迅或朱西宁的日记与他们的文学形象根本无涉（这也是唐诺说的）。只有在定型的作品之内，才能看到作家对世界真正的反映与思考。作家的作品是最诚实的，它们的成功之处体现了作家的“能”，失败之处体现了作家的“不能”。在作品里探索作家的“能”与“不能”是这本书的重要主题，十六篇文章里的前十二篇谈论文学家，唐诺扮演侦探的角色，从“这一本书”入手，联系到该作家的生平和整个文学图像。这些作家的生平中显出种种矛盾，尤其是被道德观诟病的那些不完美处，唐诺通过他们的作品考古似地发掘出这些痕迹，并思考它们为何成为如此模样。唐诺最欣赏谦虚、坦诚、直面自我的作家，但对那些虚伪、遮蔽、乔张做致的作家同样理解，并且有耐心地等待他们终于卸下伪装、诚实面对自我的那一刻。海明威是最孔武有力的汉子，嗜好冒险与强力，但唐诺通过《过河入林》看到了他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这本书不再是对死亡无畏疾呼（带着点自以为是，这多属于表演，或许是海明威的自欺），而是唯唯诺诺地、又胆怯又诚实地承认了他最深的恐惧。即使在获得差评后余勇可贾地写出了为他赢得最大声名的《老人与海》，但成功也毫无意义。果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词里，海明威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失败与孤独，这应证了他随后的自杀。唐诺从这本并不成功却最坦白的作品里发现了海明威坚实身体下的矛盾，作品不会顺从作家自己营造的形象，它会诚实或者说狡猾地绕过那些虚伪的空话，为读者展现出他们“皮袍下的小”。这样有过失败，或者说“不能”的作家，还有晚年拥抱了沙皇制度的果戈里。早期那样充满笑声和尖锐讽刺沙俄帝国的天才，怎么竟然在晚年变得如此保守和昏聩？唐诺敏锐地指出，正因为他在早期作品中对俄国倾注了太多的爱，甚至觉得这才是俄国独有的、足以拮抗西方的特殊美好，为了维持这一点，他必然会走入民粹主义。叶公好龙似的召唤出的真实图像吓坏了他——要承认俄国的美好国民性，就必须同时接受诞生这一国民性的制度土壤。这是他晚年昏昏然回不去的路径，在早年的精彩作品里就显出了端倪。也有一些作家的“不能”是渴望突围却最终落败，唐诺对他们致以英雄的敬意。康拉德作为一个英语世界的外来者，书写史诗般的广阔海洋，重现了“巨大而简单”的东西，但身在现代主义的小说世界，他对人心的探察注定使他的作品变得多疑和酸涩，以至于在海洋中得心应手的他，在书写刚果河的《黑暗之心》里却一败涂地，只能涂抹色块似的、在一个平面嗡嗡声似的、根本无从进入地重复描绘库尔茨先生。福克纳有野心建筑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探索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只是这个世界太多人太拥挤了，他绘制的地图越来越大，最后连自己都迷路其中。“吞噬掉福克纳幽默的，是他过大的、不见尽头的、力有未逮的书写目标，也就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让他成为K那样没地图美地标乱走乱闯的土地测量员”，但他没有选择容易的“浪漫情怀和用之不竭的传说传奇故事”，而是在“一生的书写显现着顽强的、日复一日的耐力，已达彻底背反他本性的地步”。这些作家即使力有未逮，但他们冲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努力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像博尔赫斯和艾柯这样足够聪明的作家，唐诺的文字就稍短，并对他们远远地表示崇敬。他说博尔赫斯庄严而简单，艾柯的脑袋比小说聪明太多，对小说充满控制感和等着专业读者发现的线索，这样的作品更多属于智力游戏，让人迷醉于其构造，享受解谜的乐趣，它们是另一种更智性、更有趣、或许也比较安全的小说。对于足够诚实的作家，唐诺说得就更多了。比如对宗教怀疑又虔信的格林，在书里引入宗教的对话，不断质询自己。纳博科夫这样兼具足够文学自觉，本身又是“流亡者”，如何处理文学的纯粹和挥之不去的政治标签？纳博科夫宣称自己是“美国作家”，本质上在于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可以不带政治色彩地写一个美国十二岁小女孩。他拒绝评论苏联流亡同行的作品，因为评论会涉及到褒贬，他们受过这么多苦，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就是唐诺的写作图景，简单的概括当然不能体现出唐诺巨大的思考力。唐诺描绘出每个作家与世界接触的那一个点，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不同，唐诺更是借着他们的路径飞起，继续想他感兴趣的话题。论述契诃夫时想到现代小说的唯我与自大，论述波德莱尔时想到毒品（乃至宗教）的“迷醉”功效，论述纳博科夫时想到流亡者的“异域感”，论述库斯勒时想到专制化思想的形成，论述果戈里时想到“狂欢”的内涵…唐诺在本书中，也贯穿在他的整体作品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现代小说的思考。在论及契诃夫、康拉德、纳博科夫等几篇里体量最大。就像《尽头》里讲的昆德拉“几乎是单独地思索现代小说之为何物，不停地检视追问它的能耐、极限，当下每一种处境、其挫折暨其可能的死亡”，唐诺也是这样的思考者，思考它的怀疑、思考现代世界和人的分离、思考世界的扁平带来在地化特色的失语…长年阅读小说的经验和小说从业者朋友们时刻都在提醒他，现代小说的图景正在发生什么样一去不返的改变。大陆版附录多出的两篇文章是评论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和以赛亚•柏林的《自由论》，这是很有心的添加，因为这两篇论述非虚构书籍的文章可以和最后两篇连起来读，更体现他论述非虚构作品的风格。这四本书的论述里，他思考美国大法官制度、“替罪羊”的形成和“自由”的意义，非虚构作品因为本身就显出条理和体例，不复虚构作品情节图像的模糊，需要驱散主观性的迷雾。非虚构作品像地图清晰地摆在面前，能让唐诺通过这几本书直定定地切入他的思考。这本《重读》里体现出的唐诺风格，我认为是一种充满感性的“虚构的非虚构”式写作。“非虚构”很好理解（唐诺写的是评论），“虚构”则稍稍难懂，熟读非虚构类书籍的读者会注意到，他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脚注或尾注很少。唐诺的文章除了时不时引用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文字（但相比他巨大的思考量来说，这些引文能展示的线索太少了），大量的思考过程都是一气呵成写来，很有点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一唱三叹感觉。真的是“一”唱而“三”叹啊，唐诺会在一篇文章里将一个概念的方方面面研究到极致，随手撷取的任意一个角度都可以铺演出一套长长的文字。这样大的思维强度，单凭他自己一定不可能实现，在这些文字的矿脉下，一定暗蕴着更深广的矿床，读者却只能通过显露的表层追索，无法实地探访到他思考的核心。正是这一点，让唐诺的非虚构写作显出虚构的主观性。书籍能帮他的分量其实很小，大多数时候他必须心思专注、眉头紧锁，凭借一己之力在思想的矿脉里深挖深潜，然后将这些粗糙的矿石打磨光亮，形诸文字，摆在纸面上，成为看似圆满无瑕的好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唐诺的评论写得相当有感情，他引用或者描述不是就事论事地干巴巴写出来，而是带着情感想象这些作家说出话语、做出事情时的心态和感觉。在描述抽象事物时，他也时不时地用具象化的比喻进行解释。读者会怀疑，这些作家的态度真是这样吗？但读者又会被他说服，感觉至少在此时此地，他们真是这种模样吧。唐诺的写作对象渐渐走向抽象是一种必然。在《世间的名字》里他开始聚焦“职业”这个更大的概念，从一个个职业名字发生联想，用他的话是“太阳会烧完自己，小说会哪天写完它的全部，各种自然的以及人的事物各自能做的和做不到的边界究竟何在，包括其空间的（何处）和时间的（何时）边界”。但是极限并不会那么快到来，提前到来的是“尽头”。所以在《尽头》中唐诺思考的是“事物到达极限的模样”。更具体来讲，是“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这是因为现实世界同时会有很多事发生，先一步打断它中止它替换它并遗忘它…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唐诺之前的写作多少都有具体的依凭，它们很方便读者找到进入的门径，但在《尽头》里一切都是“空”的，建筑材料都得自己找，造砖抟土这些粗活笨活都得自己做，再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作为奠基石（如之前作品里的“文字”“阅读”“小说”等），只有一个远远的点等在那里（好像封面上的圆心），因此这个尝试相当艰苦。浏览《尽头》的标题，读者很容易发现它们就“只是”开篇引出话题的图像，这些图像来源各处（可以想象唐诺在他庞大的阅读与生活经验里筛选、挑拣、比较、尝试的努力），有些是成熟的小说情节，有些是他的自身或友人的经验，有些来自小说家朋友的故事，有些还来自未成形的书写片段，但仅此而已，题目并不能说明这篇文章的主旨，没有现成的扶手让读者握住。读者同样需要造砖抟土，锻炼自己的思维肌肉。无怪乎有读者评价为“崩溃的阅读”，因为它们的体量更大而线索更难以觉察，这在我初读和再读时感受相同，因为只觉得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不知这思维之舟将会飘荡到什么地方去。但在读过《重读》之后读《尽头》，我略略惊讶于它竟然更加明晰。贴着具体文本写，也许方便，但也有范围的限制（总需要找到有信服力的联系）；若只聚焦于概念本身，反而会轻起来、飞上去（不是思考力的浅薄，而是思考方式的更近准确），挖掘这个概念的不同面向，梳理它的源流和延展，通过许多材料的引证和思考的陈述将这个概念一步步推向清晰。《尽头》的每一篇都有一个清明的概念如清亮亮的线贯穿文本，让读者迷路于叙述之海时，能够抬头如望着北极星一样地望向它。唐诺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对读者却显出了“仁慈”。这仁慈当然不是因为唐诺变得简单了，而是他论述的东西更抽象，因此更需要让思维如针尖似的准确（因为篇幅巨大，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最专注的“击中”状态），也让读者一旦找到了那个点，就能握住文本的主旨脉络。我想或许可以给唐诺的书写风格设定这样一些“路标”作为前导：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昆德拉的《帷幕》《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本雅明的《启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用充满形象化的语言准确地击中论述文本的核心，让读者有“顿悟”的感觉。借用厄普代克评价卡尔维诺的词语或许不为过：唐诺也是“最温暖、最明亮”的。所谓温暖，在于他对每一个作者都充满理解：对诚实不欺的作家怀有敬意，对于有瑕疵的作家也能明白他的不得已；所谓明亮，在于他对世界怀抱着理想的光华，急急呼吁这世界行走得太快而落下了什么，相信那些“真正好的东西”一定会显现、会被大多数人懂得。我还想擅自加上一个“最思考”，唐诺思考体量的巨大前文已述，更让我感动的是他能够在一直以来的写作实践中都保有这样自觉的思考自控，在每本书里都将自己逼到一个个绝境，出一道道难题，硬碰硬地压榨出答案来。唐诺的文字让读者领会“慢慢地快速”之精神，他的文字有一种诠释的巨大快感。唐诺是一个游荡在文字密林中的“最专业”的业余读者，不用条条框框的藩篱割裂文本（通过诸如年代国别流派云云的无聊标准），而是将文本的丰饶窖藏展现给读者。他在文本中随处闲荡，“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处处皆有风景。唐诺自己先穿透文本，然后引领读者进入这些真正好的书，同时启迪读者思考世界的真实模样，有这样负责任的好读者引领，真是不敢置喙的福气啊！唐诺下一本书的主题是中国文学，名叫《视野——读<左传>》（已经在今年1月的《印刻文学生活志》上开始连载）。他说过有些作家的书是“有一本读一本”的，唐诺于我就是这样的作家。愿他健康，继续读、继续想、继续写，让我们的阅读脚步永远跟随着他思考的路走向远方。

可怜的唐诺中了国内出版社的套

若全书只是前五分之四纯谈唐诺对那些小说的精彩剖析和独到思考，那本书自然是满满的五星无疑。但是后五分之一像狗尾续貂般多出的对台湾时政的种种正面或侧面的“调侃”就让我难以从原本无比美好的心境中继续保持耐心和好心情了。所以，我只能给这本成功了五分之四的好书给出四星。我相信这只是国内出版社的又一份“好心”，绝非唐诺本人之意，否则如此愚蠢做派的人是写不出前五分之四好书的。其实，后五分之一单独划出收集成册倒也是一本好书的底料，可这种硬拼硬凑真是倒人胃口之至！真心希望出版社不要再好心办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