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上册》书评

历史的血肉与岩壁上的凹凸像　——评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世人所谓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在特定时空框架中多维共时地发生、逻辑与无序交织的原生态事件流。另一种是史家或刀笔御史所撰写的对于上述历史的陈述与解释，称之“史册”（官方称为正史）更恰当。问题是，因年代久远、见证沉散，更因权力使然，史册往往代替历史，成为铁定的、唯一的，难以颠覆的。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因为在历史与史册之间，仍有野史、方志、笔记和宗谱存在，仍有考古、微观史研究和历史小说存在。我将它们称作历史学领域中的“第三种力量”。最近读作家张生全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引发笔者对历史小说的兴趣与思考。这部小说以南宋末年发生在四川的蒙宋交战的事件为主轴，以南宋朝廷和蒙古汗庭的权力阴斗以及府衙、山寨的拉锯式争夺为辐辏，绘制了一幅南宋末年多层面、多维度的激烈动荡的历史画卷，上至朝廷君臣、地方府尹和各路军头，下及黎庶百姓、理学家及太学生，以及土豪、霸主和山寨绿林等人物均活跃其间，将宋亡前的一段哀壮、诡谲、富于启示意义的横截面展示给读者，让人悲其所悲，怒其所怒，叹其所叹。我以为，《宋末大变局》有意挖掘并寻绎历史被埋没的另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并未成为现实性，但揭蔽并正视这种可能性，将历史还原到它自身多维的生态中去，打破正史中的必然论或独断论，显示了历史小说写作的新高度。倘说历史有自身的尊严，那么这就是。长期以来，正史告诉我们，两宋一直是文强武弱，不堪一击，南宋偏安一隅，灭亡乃必然。《宋末大变局》择取的大背景，正是南宋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山河破碎、国势日衰、四面烽火的艰危关头；小背景则是蒙军改变进攻策略，从两淮、荆湖、四川三线进攻收缩为重点攻打四川，以图东进两湖，巴蜀频频告急。临危受命的余玠担任四川制置使，针对蒙古铁骑的弱点，不拘兵书，与王坚、俞兴等名将一起，摸索出了山城筑垒防御体系，即弃平地老城，择山隘筑堡结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顽强抵抗，致使蒙军一筹莫展，第一次征宋战争僵持了十八年，蒙古大汗不得不撤军；而且在余玠遇害后，巴蜀宋军仍以山城筑垒防御体系与敌缠斗、周旋，坚持抗蒙战争二十余年，甚至在宋亡了，没了皇帝和朝廷仍在抵抗。好的历史小说应在历史与史册之间撕开一道裂口，写出被掩埋的“另一个”，写出“原本如此”和“理当如此”，改变人们看待它的眼光和观念，叹息它还有另一走向。这才是“第三种力量”的魅力所在。当然，历史小说的核心仍是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的多样和多面。他不仅要唤醒历史中的人——那个特定场域中的生存者，而且还要唤醒史册中的那些假寐者，那些被刀笔御史牵线抖动的玩偶：醒来吧，伙计们，真正的表演开始了！在《宋末大变局》中，像姚因谋这种人，正史中是很难找到踪迹的。然而，在南宋末年内外强权的压榨下，这种无人格、无是非底线的奸滑人物却左右逢源，既得宠于皇上、权臣，又交结于府尹、军头，更与山寨绿林相周旋。举例来说，姚因谋在余晦指使下，通过俞兴骗取山寨信任，巧施计谋抓捕到山寨头领元用，又利用寨军急于救回元用的心理，抓捕了更多的山寨首领。但姚因谋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和危险性，在抓山寨首领时抹掉痕迹，以图将来余晦失势时可以撇清干系，最后在蒙军大举来袭时，他暧昧地默许义军将元用救走。又如，嘉定城被蒙军围困，严重缺粮，姚因谋想开城投敌，又怕背负汉奸的骂名，便通过折磨部下的方式，迫使部下率先投降。最后，一代英雄余玠被皇上调回任枢密副使的路上，被谢方叔和姚因谋害死，对外则假托服毒自杀。姚因谋这种人在历史上何以有很大的“存活率”？作者在写这种人时分寸把握得好，看上去他并非坏人，在利己驱动下也能配合做一些好事，比如放走寨主元用，比如他与俞兴合谋抓捕阻挠抗蒙的恶霸王夔，比如俞兴火烧蒙古营及嘉定城，姚派来成都援军大败蒙军，等等。其实，姚因谋这种人的危害性是最大的，他总在节骨眼捅你一刀，或者先行溃破，以致全堤尽毁。当元用派白炼、吴华押送粮草作为攻打兴元的后援时，姚因谋却派兵假扮蒙军烧掉粮草大半，杀害吴华，以致宋军攻城战陷入不战自溃。倘说南宋必亡，姚因谋这种人太多，岂能不亡？岳飞、余玠这样的人只知阳战，不擅阴术，因而他们的人头总是陈列于历史的祭台。历史小说要让读者看到其中的人的灵魂和人与人的纠葛关系，因为这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其实是与或然性相激相荡的，史上也有不少以弱胜强的例子，这里不用多言了。一个作家能否成为“第三种力量”，便在于他能否使过去时空中潜存的“人”显影，“揪住”他不放，让他彻头彻尾地暴露在聚光灯下。说白了，这种人在其后的历史以及当下，仍有很强的“存活率”，因而进一步追究这种人滋生的体制酱缸和文化土壤，仍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任务。该小说还惊心动魄地描叙了蒙宋两国的宫廷倾轧和支系内斗，在另一维度上揭示了这场战争孰胜孰败的深层原因。蒙古固然也有汗位之争，甚至很残酷，但无论谁主政，他们都是某一支系能征善战的首领，其胆略，其胸襟，其用人，都是宋理宗赵昀望尘莫及的。赵昀胸无大志，且忠奸不分，玩弄驭人之术，利用权臣矛盾以制衡，只能使史嵩之、谢方叔这样的奸佞越来越多。例如，取代余玠担任四川制置使的余晦否定山城防御战略，在阆州葭萌关修筑紫金城及长城，导致连连丢城失地，赵昀不但不处罚余晦，反而提升为枢密副使，目的在于制衡宫廷各派力量。张生全此前写过长篇历史小说《蒙哥大帝》，对蒙古崛起、争霸这段史实相当熟稔，因而写蒙廷内斗相当得心应手。当然，对历史场景和细节的重构与想象也显示作家的笔力，且看下面这段精彩描写——渠江城头 渠江城头一片狼藉，城墙被打得到处是缺口，残砖破瓦上沾满了污黑的烟灰和暗红的血迹。王坚全身披挂，站在城头，密切地注视着城下。他的脸上满是油灰和汗水。他的身边，宋军虽然也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却都整整齐齐站立着，把弓拉得满满的，一支支利箭搭在弓上对准城外。城头的角楼上，炮兵把炮石装在抛石机上，手拉扳绳，蓄势待发。城外，蒙古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一眼望不到边的蒙古大军，扛着云梯，举着大刀，大声嚎叫着，像狼群一样从远处向渠江城猛扑过来。他们的身后，巨大的烟尘缓缓升起，悬浮在空中，久久不散。城上所有的宋军都表情严峻，一动不动，看着蒙古军一步步冲过来。像一尊尊雕塑。王坚举着令旗，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古人的冲锋。当蒙古大军差不多冲到城墙下的时候，王坚把令旗往下一挥，大喝一声：“放！”利箭和炮石如雨一样往城外倾泻而下。不过，这一场炮林箭雨并没有打乱蒙古人冲锋的阵型，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士兵夺过云梯，踩着他们的尸体，毫不停留地就往前冲，一直冲到城门下，把云梯靠在城墙上，往上攀爬。而城墙上的宋军，也有条不紊地用长杆，用利箭，用砍刀阻止蒙古军登城。很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一会儿蒙古军攀上城头，一会儿宋军又把蒙古军撵了下去。城下的尸体堆积如山，流淌的鲜血，在旧有的血迹上，又大片大片缓缓地往下流去。原态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充满鲜活的血肉气，而进入史册往往成了“木乃伊”，作家在绝对意义上固然无法使逝者重生，但可以在岩壁上錾刻下他们立体的群像：或挺或曲的姿势，喜怒哀谑的面容，勾神摄魂的瞳孔。这正是我读《宋末大变局 • 四川风云》所想到的。（《宋末大变局 • 四川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苍耳，著名作家、评论家，祖籍安徽无为。著有大量散文、随笔、诗歌和理论批评文字，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纸人笔记》、文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等，入选国内各种散文、随笔和诗歌选本百余种。现居安庆。）

『倾虹谦树』《宋末大变局》

观中国历史，几历衰亡，兴由质朴，亡因繁复。强汉崛起，功在文景；盛唐勃兴，起于乱隋；陋宋开国，由简及治，半部论语，意在无为。宋之繁盛，冠绝中外，然仍一夕崩溃，一因战略失当，战术无措，安逸不思进取；二因文人权重，空言误国，重思想而轻技术；三因冗官冗兵，坐吃山空，富在民间，脚重头轻。崖山之后无中国，南宋灭亡，华夏文明也随之消失。我们的历史书将罪责归于宋之软弱，可实非如此。宋之亡因高度文明遇到了野蛮暴力时的无奈！宋末宋蒙交战中，余玠、王坚、俞兴、杨文等名将经略四川，打造山城抗蒙体系，多次给了蒙古铁骑沉重的打击，并且直接为后来王坚、张钰修筑钓鱼城，打死不可一世的蒙哥大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历史，可以称得上是南宋末年在战争上仅有的一些亮色。《宋末大变局》围绕四川山城抗蒙体系的打造和废黜，以及南宋朝廷与蒙古汗庭复杂诡异的权力更替，用一个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与诡计，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与生活画卷，一组组鲜活饱满、呼之欲出的人物群像，一段段或尔虞我诈、或肝胆相照、或缠绵悱恻、或舍生取义的丰富深透的人间情感，以小说的形式，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和历史悬疑，进行了合理生动的演绎和解释，实现了艺术想象和历史真实的完美融合。公元1243年至1253年，余玠用山城防御抵挡蒙古军的进攻，史称防蜀之战。公元1241年，蒙古大汗驾崩。一时之间蒙古陷入内斗，无暇顾及南宋。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兵部侍郎，负责四川防御。余玠到达四川后整顿军纪，广纳贤良。余玠采取了冉氏兄弟的计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余玠不仅修建十余城，还调整到了兵力部署。那些城市依山为垒，经过数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后来蒙古军队兵分四路进攻蜀地，余玠依靠防御体系打退了蒙古军。四年后，余玠调动各方精锐，决定北伐。余玠兵分两路，一路朝着陇蜀边界出发，自率主力取道陕西。屡战屡胜。次年，余玠带着兵马占领中梁山，并派兵烧毁了汉中到宝鸡的栈道。余玠的兵马不分昼夜地对汉中进行了围攻。蒙古修复了栈道后，援军赶来。余玠久久没有攻下汉中，眼见士兵疲劳，只好下令撤军。蒙古蒙哥汗二年，余玠又击退了乐山的蒙古军，四川的形势一片大好。余玠防蜀利用了山城地形的特点，改变了不利的局面。余玠的防御体系为以后的抗蒙作战打下基础。余玠打退蒙古军立下功劳，于1248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仍然驻守四川。武将掌握了军政大权，腐朽的南宋出现了生机。但是主和派依旧有很大的力量，他们诬陷余玠等人。余玠不甘受辱，自杀身亡。本书写了南宋朝廷、蒙古汗庭及四川战区三个地方的官场。书里围绕权力的占有及官位的升迁，展示了众多的事例。比如蒙哥家族对蒙古最高权利的巧妙获取；谢方叔等奸臣如何最终攫取并控制了整个南宋朝廷；尤其对嘉定通判姚因谋，通过各种奸谋诡计，最后在做到四川总帅过程中，堆其成熟诡异的谋略和精道自如的拿捏进行了形神毕露的刻画。小说文字优秀，写作手法纯熟，既有时代风云人物的豪情，也讲述宏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曲折的故事情节，构成跌宕起伏的壮阔画卷 ，让人感受“冷兵器”时代人们的谋略、见识。《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有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故事情节。史载：“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常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说的是余玠因“杀人亡命，寄迹襄淮”，事实上余玠为江西修水（一说今浙江开化）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余玠在就读于江西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时，因与一茶翁口角，失手致使老翁跌地身亡，乃潜逃至蕲州投奔其弟余璇（早年随叔父余珍迁居湖广蕲州经商）处，并随弟经商发迹后，在广济乡下白兔山庄村购得田亩，将其父亲余槐堂母何氏从分宁接至此寓居。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时年22岁的余玠娶邻村女苏氏为妻（苏氏为苏东坡重孙苏符落藉广济后裔），次年生长子余如孙（字师忠），取“生子当如孙仲谋”之义。余玠，南宋名将，南宋末年，率领军民在合州钓鱼城，抵御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元精锐之师，创造了守城抗战36年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同时阻止了蒙古扫荡整个欧洲的扩张浪潮，“民族英雄”称号当之无愧，1253年以后20余年间，尽管一代抗蒙名将余玠已经去世，但南宋对抗蒙元军队进攻巴蜀之地的政策，几乎全部延续了下来，那就是“高筑城”——依托巴蜀多山势特点，修筑一个个战城，凭险对抗蒙元铁骑。本书铺写了数十场大大小小的战争，囊括了古代战争谋略的精华，并且能从心理学及人性学的眼光，对一些包括空城计、离间计、苦肉计等古典战计进行翻空出新，极具震撼力。在写战争的同时，还写了数十个尔虞我诈的人际倾轧，里面涉及正反两方面为数众多的巧谋奸计。　　在经过十三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一轮大规模的修筑后，嘉定府城更加坚实，亦可称得上“固若金汤”。在1254年，这座方圆不足1.5平方公里的城池，能抵抗蒙军猛将汪德臣50多天、近两个月的连续而疯狂的进攻，并且还能取得令天下闻名的“嘉定夜战”胜利，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同时，在后来近20年来拉锯战中，史料中从未有关于嘉定失陷的记录，亦是最好的证明。　　蒙军战略：北来东下。东路沿嘉陵江经达州至渝州，南下则沿岷江而下攻略彭州、眉州、嘉州、叙泸，以会师渝州。于是，嘉定就成为扼守犍为、叙州、泸州诸地上游的咽喉之地。嘉定能保住，蜀地西南一地也就基本能保住。　　在1254年至1272年的战争中，尽管先有蒙哥汉战将汪德臣的攻略，后有忽必烈猛将也速带儿、完颜石柱、赛典赤等进攻，嘉定依然岿然不动。并且，以此为据点，镇守嘉定的宋军将领昝万寿还屡次主动出击，溯岷江北上，进攻青神、彭州等地，力图收复被蒙军占领的成都。采取筑城堡、稳防守的方法，拖住了元军，阻挡了他们前行的脚步，使四川在军事上异军突起，差点让形势发生伟大的反转，然而，由于皇帝赵昀听信谗言，奸相史嵩之当道，官员内部思想不统一，内耗严重，造成余玠的宏图大略没有实现，最终功亏一篑。本书在写作中，以四川蒙宋交战为事件主轴，以南宋朝廷及蒙古汗庭的各种风云变换权力更替为两翼，上及朝廷君臣，下连黎庶百姓，理学家及太学生，恶霸及土匪悉数登场，人物性格丰满生动，展开了一副宏大细致的南宋末年生活画卷，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文本。

展现民族气节 弘扬民族精神 ——读《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展现民族气节 弘扬民族精神——读《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胡忠伟近日，张生全的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在专家及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陕西、四川两省作协主席、同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和阿来，都对该书高度评价，倾情推荐。同时该书在京东、当当、亚马逊等图书榜上高居前列，获得读者极大青睐。该书以宋末战争及宋蒙两朝政治变局为题材，真实地再现了宋末深刻广阔的社会变革，生动地刻画了宋蒙两个朝廷复杂诡谲的权力斗争，精彩地描绘了两国跌宕起伏的战争画卷，立体地展现了宋末人物挺立的抗争精神和强健的民族气节。《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这本书没有写到赫赫有名的江万载，也没有写到家喻户晓的文天祥，反而因为描写了一群普通人、底层人的坚持和气节，使得它对宋末风骨和民族气节的呈现丝毫没有减弱，让读者不得不信服，宋末的这种风骨，不只是体现在一两个特别的人身上，而是整个宋末人的一种集体精神品质。《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四川气节和精神的书。著名作家阿来指出，本书“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在冷兵器时代，四川一直都是独立政权的要地，是维护中央政权最坚定的一个地方。当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的时候，四川又往往是奋起反抗最坚决的一个地方。本书描写的宋末时四川对蒙元坚决的阻击和抵抗，就是四川特有的精神，也是四川特有的气节。在宋末的时候，四川一直是抗蒙的主战场。一开始，四川利用盆地边缘的“三关五州”抵挡侵略，但这“三关五州”很快被蒙古打得千疮百孔，形同虚设，蒙古人四川境内反复抢掠烧杀，四川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自从名将余玠临危受命，到四川指挥抗蒙以来，他用独特的智慧，广纳贤才，把四川的城防搬到山上，建立了有名的“山城抗蒙体系”， 找到了山城抗蒙的大方略。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思想让四川找到了对付蒙古铁骑的办法，不但让蒙军从此在四川束手无策，使四川的宋蒙战气象一新，让南宋一度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最后还打死了蒙古的大汗蒙哥。这，就是四川的一个气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拯救危难、取得不世奇功的人，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而是被百般陷害、猜忌，最后还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南宋死亡的阴影上开出一片绚烂的花海。为什么这种有利局面却又昙花一现？一方面，蒙宋两国的形势不可逆转，并不因为四川有了起色，就能阻止蒙古人全面灭亡南宋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蒙宋两朝的变局走向，尤其是南宋朝廷沉疴日久，朝臣的争权夺利、宋朝限制武将的传统，中央政府自古以来对四川的防范心态等等，都注定了余玠等义士在四川必遭重重阻碍，最终是宿命的失败。不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的作者，并没有给这种宿命以灰心和哀叹，小说浓墨重彩地写到了四川义士们在身处绝境时的奋争，在黑暗中的呐喊，在艰难处的努力，在山崩前的撑持。虽是绝境，但并让我们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的勇气，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不屈的气节，一种挺立的精神。这种气节和精神，又使得四川有了另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四川的这种大气象，是宋末最真实的民族画像，最美丽的时代风景。这样的风景，在宋末的时候，比比皆是。江氏“三古”的壮烈殉国，崖山十万人的惨烈蹈海，状元宰相文天祥的宁死不屈……这是宋末区别于其它朝代末年的最典型的特征。而余玠在四川十年里带领一众义士的抗蒙斗争，又是这道风景中最集中最深刻的群体性展示，再加上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出神入化的铺排描写，典型生动的人物刻画，因此使得这部小说又有了一种迷人的气息。在四川具有大气象的同时，也同时使得这部小说有了足够让人称道的格局和气象。而这，正是作者想藉此告诉我们的，正是因为有精神，有气节，历史才具有厚度，人生才具有价值。也正如贾平凹在评价此书时所说的，作者在展示历史真实的同时，让历史指向了今天，指向了当下。

当小说照进历史---宋末大变局人物篇

这是一套历史小说，有真实的史料支撑，再现了南宋末年四川军民共抗蒙古铁骑的血与泪的历史。读完这三本，又重温了相关历史。历史方面的书籍，能写的如此生动的不多见，况且还是史实，每个人物都仿佛在眼前一样，战火纷飞的画面使人惊心动魄。张生全通过对历史事件各个侧面的精细描摹，上及朝廷君臣，下连黎庶百姓，理学家及太学生，恶霸及土匪悉数登场，各色人物鲜活，栩栩如生，人物性格丰满生动，展开了一副宏大细致的南宋末年生活画卷。首先说下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他是历史上一位意义非凡却鲜为人知的悲剧英雄,他的冤屈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岳飞。书中“舍小家为大家”在他身上有极生动的写照，从第一章“别娩妻孤军闯敌阵，设伏计只身救成都”开篇，就紧紧抓住读者的目光，让人不忍释卷。淳祐三年，即1243年雪中赴任四川制置史开始，到宝佑元年(1253年)，宋廷听信谗言，召余玠回朝，他最后领旨雪中飞马，七月，服毒自杀。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从淳佑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击退进攻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钓鱼城是他筑的,针对蒙古骑兵善驰突长野战的特点,他采取筑城守蜀之策,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山隘、要道,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等十余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并迁沿江各州治所于城堡,广储粮、兴武备,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堡寨防御体系,沉重打击了纵横亚欧、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因这本书，又重新读了余玠相关传记，这算是另外的收获吧。其次说王坚：南宋抗蒙名将，他是南宋南阳邓州籍安抚使，因是河南人，故对这个人物印象尤为深刻。记得金庸老先生的《神雕侠侣》一书中所描述襄阳城下杨过追击蒙哥的场景，“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这是金庸老先生为了增强小说的趣味性，成就了男主杨过，把襄阳替换了钓鱼城。当小说照进历史，真实的历史中没有我们熟悉的杨过，只有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的汉家男儿，南宋军民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将与蒙古大军展开一场异常惨烈、精彩纷呈的城池攻防战。王坚，嘉定十一年赴枣阳，加入忠顺军。秘密潜入蒙古军造船之地，烧毁其船支二千余。宝佑二年，和曹世雄等在合州、广安等地击败蒙古军。升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王坚调集民夫，修筑钓鱼城。开庆元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围攻合州，王坚与副将张珏坚守钓鱼城，多次击退蒙军。蒙哥派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为王坚所杀。蒙军攻打九月不下，蒙哥为旋风火炮受创而死。蒙军被迫撤退，史称钓鱼城之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竖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蜀捷》诗云:"吠南初谓予堪晦，折北俄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弩下，男章有入槛车时。钟捷捷表前无古，班固铭诗继者谁…。王坚后调任湖北安抚使等职，因遭贾似道排斥，景定四年三月，改任和州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郁愤而卒。再说一下阳枋：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号字溪。早年从朱熹门人度正、暖渊游，学者称大阳先生。他在《字溪集》中记载，自1231年以来，四川军民死于兵祸者不知有“几百千万”，嘉定十六年（1223年）川陕四路有人口259万户，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仅剩12万户，尚不足宋代的5％；可见当时宋蒙之战之惨烈。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对阳枋更多的是曲笔烘托，他舍生取义，不惜损毁自己的名声，先是通过巴结权臣加奸臣史嵩之，后釜底抽薪，掀翻史嵩之。然后他又“叛逃”到蒙古，通过一系列运作，最终当上了蒙古汗庭的中书令，再充分利用蒙古皇室内部的抵牾，制造并加剧矛盾，引起皇室成员争斗，无暇顾及南侵，帮助余玠打败蒙古军队，收复失地兴元府，最后在身份暴露之后从容就义。他不计个人得失，不怕被人唾骂，不惧青史留恶名，这种舍弃一切、委曲求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儒。作者正是以余玠、王坚、阳枋等人抗蒙经历为主线，带着我们穿越宋朝，探寻真相，重现历史。生动描绘了内忧外患之下，南宋王朝政治斗争、民众的同仇敌忾以及异族入侵、军民抗战的惨烈，个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与诡计，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与生活画卷，一组组鲜活饱满、呼之欲出的人物群像，一段段或尔虞我诈、或肝胆相照、或缠绵悱恻、或舍生取义的丰富深透的人间情感，以小说的形式，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和历史悬疑，进行了合理生动的演绎和解释，实现了艺术想象和历史真实的完美融合，让历史小说的真实，成为最可靠的真实。

从宋末战争看四川气象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奇特的地域，从秦朝被统一到中土国家以来，先后建立过十多个独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域中，差不多算得上是最多的了。这个地方，就是四川。在冷兵器时代，四川之所以容易成为独立政权，主要的原因在于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上，四川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理条件上，四川周边皆为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屏障；同时，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在农业社会，他不用依靠外界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而，就算是这样，四川又还是最忠诚于中央政权的地方。举个例子，唐朝藩镇割据那么厉害，各地都在闹独立，相反四川反而没什么割据的政权，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唐玄宗等三个皇帝还纷纷跑到四川去避难。宋朝的时候，宋真宗、宋高宗，宋末的流亡小朝廷，都曾试图寻求到四川去躲避祸乱。可以说，四川几乎是维护中央政权最坚定的一个地方。四川虽然建立过独立政权，往往都是在那个国家不可收拾的时候。而且，四川建立政权，并不是想要偏安，他们的理想反而是要寻求中华民族的统一。比如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当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的时候，四川往往又是奋起反抗最坚决的一个地方。比如大西政权余部与南明的合作，抵抗满清。再比如宋末时四川对蒙元坚决的阻击和抵抗。这是四川特有的精神，也是四川特有的气节。《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四川气节和精神的书。著名作家阿来在对本书点评的时候，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本书“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那么这部书究竟写到四川抗蒙义士有什么样的精神和气节，营造出什么样的气象呢？在宋末的时候，四川一直是抗蒙的主战场，后来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主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四川是利用盆地边缘的“三关五州”抵挡侵略，但这“三关五州”很快被蒙古打得千疮百孔，形同虚设。蒙古人四川境内反复抢掠烧杀，四川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自从名将余玠到四川指挥抗蒙以来，他用绝大的智慧，把四川的城防搬到山上，建立了有名的“山城抗蒙体系”。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思想让四川找到了对付蒙古铁骑的办法，不但让蒙军从此在四川束手无策，最后还打死了蒙古的大汗蒙哥。这，就是四川的一个气象。但是，这种有利局面却又是昙花一现的。一方面，蒙宋两国的形势不可逆转，并不因为四川有了起色，就能全面阻止蒙古人灭亡南宋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蒙宋两朝的变局走向，尤其是南宋朝廷沉疴日久，朝臣的争权夺利、宋朝限制武将的传统，中央政府自古以来对四川的防范心态等等，注定了余玠等义士在四川必将遭受重重阻碍，最终是宿命的失败。不过，《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并没有给这种宿命以灰心和哀叹，书里浓墨重彩地写到了四川义士们在绝境处的奋争，在黑暗中的呐喊，在艰难处的努力，在山崩前的撑持。虽是绝境，但并让我们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的勇气，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不屈的气节，一种挺立的精神。这种气节和精神，又使得四川有了另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四川的这种大气象，是宋末最真实的民族画像，最美丽的时代风景。这样的风景，在宋末的时候，比比皆是。江氏“三古”的壮烈殉国，崖山十万人的惨烈蹈海，状元宰相文天祥的宁死不屈……这是宋末区别于其它朝代末年的最典型的特征。而余玠在四川十年里带领一众义士的抗蒙斗争，又是这道风景中最集中最深刻的群体性展示，再加上作者高妙的艺术手段，出神入化的铺排描写，典型生动的人物刻画，因此使得这部小说又有了一种迷人的气息。在四川具有大气象的同时，也同时使得这部小说有了足够让人称道的格局和气象。

喑哑的呐喊 ——评张生全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喑哑的呐喊——评张生全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张伟东近些年来，历史题材小说，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亮点。张生全，笔名三叠弓，是继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名家之后，从天府之国东坡故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作者在接连推出长篇历史小说《蒙哥大帝》、《不倒翁冯道》和《超级版图》之后，又完成了鸿篇巨著《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的创作。此书在国内主流评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贾平凹评价此书“让冷的铁有了温度，让乱的世有了秩序；拨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出了那条通往当下的路。”阿来评价此书“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历史小说，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尺。读罢《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深为书中描摹的蒙古大军入侵、大宋山河变色、改朝换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所震撼。这是一部以宋末战争及宋蒙两朝政治变局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主要描写了南宋末年，名将余玠入主四川，和四川义士一同打造山城抗蒙体系，抗击蒙古侵略的史实，小说全景展现了蒙宋两朝在历史转折处惊心动魄的历史变局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表现了余玠、俞兴、阳枋等众义士，在拯救危难中承受的大委屈，表现的大智慧，做出的大牺牲。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地再现了宋末复杂诡谲的历史风云和人文景观。历史小说，如果单纯是以罗列史实为主，读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冰冷、枯燥、乏味。把握不好，很容易削弱小说的可读性。我读《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感觉故事是温热的，人物是鲜活的。因为本书不是在简单直接地讲述宋末的历史。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独到的重构能力，并辅作品以大量的社会风情描绘。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演绎，都是在大量查阅史料，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合理化的虚构，唤回历史人物的生命，让血液在他们的身上流动起来。作者从生命本体的角度切入历史，向读者提供了不同于“正史”的另一种话语文本。传统意识的历史小说，指涉的对象通常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新历史小说指涉的对象是生活逻辑的真实性。这个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虚构出来的世界。窃以为，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历史小说，要么写得有意义，要么写得有意思。占住一条，就算是成功了。张生全的这部小说，两条都占了。说到意义，也正如贾平凹和阿来在评价此书时所说的，作者在展示历史真实的同时，让历史指向了今天，指向了当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说到有意思，是因为作者把一个个有趣而惊艳的奇谋与诡计都藏在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里面。小说借鉴了剧本写作的特点，多条线索、多个事件、多重人物穿插交织，情节丰沛和生动，节奏有起有伏，矛盾冲突交错，叙述以对话为主，给人以极大的阅读快感。作者精密的铺排描写，典型生动的人物刻画，使得这部小说有了一种迷人的气质。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大宋朝，大家可能只记得那个重文轻武的国家对外吃了不少的败仗，胜仗却记得不多，还习惯和特定人物联系在一起，比如北宋的杨家将，南宋的岳家军。但是在《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这本书里，作者主要描绘了余玠、王坚、俞兴、张武、杨文等读者不是很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众志成城，打造山城抗蒙体系，多次给了蒙古铁骑沉重的打击，并且直接为后来王坚、张钰修筑钓鱼城，打死不可一世的蒙哥大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蒙古征服金朝、征服西夏、征服花剌子模，横扫欧洲叠加起来也没用上多少年的光景。而灭个南宋却耗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时间，最后还还赔上了一个大汗。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个悲剧，实际上暗涌的是作者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作者不惜笔墨精心描摹出了令人称道的大格局和大气象。洋洋洒洒近百万字，厚厚的上中下三卷本，书的厚度即历史的厚度。翻开来，各色人物鲜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种独特的影视剧般场景推动的写作手法，语言灵慧生动，让人读出了画面感。眼前仿佛看到了有蒙古铁骑浩浩荡荡，金戈铁马，风卷尘沙，兵临城下。为了守住民族大义，血性、不屈的四川义士们在洒尽最后一滴英雄血前，抬头向上苍发出喑哑的呐喊！

一部展现中国历史长河中四川宏大气象的好小说

我在读张生全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蒙古人在发动第三次西征的时候，已经横扫西亚和欧洲，甚至打到非洲了，为什么却突然停止推进了呢？原来在南宋的四川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大汗蒙哥被打死了。二是当蒙古打下南宋都城临安，甚至打到崖山后，四川仍然没有被拿下来，最后还是和平谈判才归于一统。这又是为什么？我读了张生全的这部百万字大著作以后，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中国历史上的四川，宋末的四川，有一种浩大的坚韧的气象。这种气象是什么样的呢？我以为，首先这里有强烈的家国意识。书上写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包括余玠、俞兴、阳枋、赵葵、杨文、王坚、元用、小青等等。这些仁人志士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有强烈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放弃了小我，放弃了名誉、利益、前途、地位（比如阳枋为救国而当“汉奸”；比如余玠为打造山城体系不怕被陷害而火烧渠江；比如江同庐为救全嘉定百姓而牺牲自己），他们也可以承受大委屈、大苦难（比如余玠等义士一面致力于四川抗蒙，一面承受来自朝廷奸邪自利之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在他们心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始终是最重要的。其次，四川人有一种“袍哥”精神。在和平年代里，这些袍哥们就是一群混混，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又是极明白的人。就像曾经有部电视剧《傻儿师长》里的范哈儿。《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里也写了许多这样的人，比如山寨义军头目元用、白炼、程刚、小青等。他们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但是当外族入侵的时候，他们可以放弃与官军的仇恨，放弃赖以生存的山寨，放弃所有的既得利益和名誉，救国救难。再次，四川人有一种小智慧大情怀。四川人被称为“川耗子”，非常“精明”，精于算计。但是当他们把这种精明用于救国救难上的时候，体现的就是一种大情怀。这一点，在这部书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部书里写了很多智谋，有许多大勇大智，大方略大腾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智谋总汇。但也有许多小智，甚至是“狡智”。比如杨文为了扳倒庸才指挥官余晦在四川的荒唐方略，故意输掉在紫金城的战争；白炼为了励军而做活道场等等。这种小智大情的事例，在这本书里面比比皆是，充分展示了张生全对四川本土人物的把握能力，也使得他所要表达的四川气象，既具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又有丰富多姿的内涵。

重回故里的自由——《宋末大变局》书评！

　　提到宋末，有着“宋末三杰”称呼之一的诗人文天祥却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回想，特别是他在牢房中创作的那首流传千古的慷慨激昂的诗：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本书的作者：张生全，笔名：三叠弓。《今日头条》《读者》的签约作家，他发表在各期刊杂志的小说、散文多达三百万字之多，可见作者的努力和坚持。荣获过：华文最佳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和在场主义散文奖。早期的散文生涯，成就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屋檐下的望天》《蒙哥大帝》、《超级版图》等出版著作。　　说到四川，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我国的国宝大熊猫，其次是火锅和四川悠久的历史文化。四川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南宋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各路豪杰使尽浑身解数也想要分一杯羹。　　南宋时期的蒙古骑兵的战斗指数是很厉害的，很多人不敢与之匹敌，加之士兵吃的都是蒙古的牛羊肉，斗志昂扬士气大振。当时唯一能对付骑兵的武器就是：火器，火器对付骑兵有两个优势：其一，可以远距离射杀骑兵的猛烈攻势，避免近距离的格斗。其二，发射火器产生的轰鸣声会惊吓战马，使战马四处乱跑，不听士兵的口令。但物极必反，所说蒙古骑兵英勇无畏，可南宋时期的马的质量达不到作战的能力，真正作战的战马也就供不应求。　　不仅如此，蒙古骑兵的嗅觉还是嗅到了欧亚两洲的地界，特别是由铁木真率领的蒙古代表团，千里迢迢杀进四川，争夺四川地区的归属权，重庆等地也因此遭殃，长达多年的战争由此激发。　　据史料记载，此次战争长达五十年之久，可谓蒙古骑兵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但最终几千蒙古精锐骑兵还是抵不过英法联军的枪炮攻击，以至于全军覆没。　　宋末时期一向比较富裕，不管是工商农学会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因时下的财力所感到困惑和迷茫。因此统治内部的矛盾没有日后的尖锐，可以专心抵御外敌的侵害。　　本书的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故事丰富明了，对话简洁而不失大气，特别是场景分化的恰到好处，犹如置身其中。　　民族的节气和抵御外敌的因素在本书《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里尤为强烈，岳飞的“直捣黄龙”更迫使复国的希望迫在眉睫。　　读历史我们读的不是故事的精彩与否，而是要学习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历史中的人物的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品质和精神。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了解国家的兴衰、地区的和平、民族英雄的事迹、忍辱不屈的精神和灵魂，此书值得各位认真品读和探讨！！！　　　　　　　　　　

盾与矛的砥砺，血与火的洗礼 ——读张生全长篇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作者：沈荣均著名历史文学作家张生全历经五年打造的《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已经登录各大图书店商，正在热销中。本书讲述的是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并未引起重视的一段历史：四川抗蒙。作为一个与作家有着共同爱好的读者，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抗蒙战争史，至少有两点可以抓住我的兴趣：一是农耕文化如何对抗游牧文化，二是在冷兵器时代是盾厉害还是矛厉害。四川抗蒙前后跨度52年，比整个南宋抗蒙还多出一年，也就是说南宋政权灭了，四川人民仍未投降。如何用一部电视剧风格的历史小说来演绎这么长的时间尺度，我估计是个难度系数很高的动作。不过，张生全在历史文学圈内，就喜欢操习难度。他的《蒙哥大帝》以汉族书生眼光考察蒙古贵族风情；他的《不倒翁冯道》涉猎的是宫廷斗争和争议人物；这次的《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研究的是人与战争的问题。关于宋蒙战争，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场战争的主流究竟是蒙古民族毅然改写历史的强力征战，还是南宋人不甘被改写的抵抗之战？作为蜀人的张生全，是从宋人的角度来演绎这场战争的。这是有难度的。我们知道，宋人的抵抗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是从时间上把被改写的悲剧拉长了。如何处理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悲剧进程，作家巧妙地截取了时间和空间的典型节点，以此来辐射整个抗蒙战争。所取的时间段，大约是四川抗蒙战局中的从僵持到欲反转的阶段，也就是南宋理宗时期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治蜀十年（淳祐二年即1242年至淳祐十二年即1252年）。这段历史在元人所著的《宋史》中，并无多少记载，相比之下，之前和之后的蒙古两次大规模侵蜀更加惊心动魄。没有了所谓史实的约束，作家的想象力有了更多可以腾挪的空间。于是，我们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很多被淹没的精彩细节，看到了一代蜀人在半个世纪的抗蒙壮举，被压缩在一个文学的十年，即一部电视剧的三十个日夜或者一个暗流涌动冬天的影像长度。于是，小说从一场雪开始，到另一场雪结束。中间还有许多的雪意和黑夜。显然，这是为了营造一场注定失败又必须得面对的战争的审美需要。这便是所谓的悲剧时代，诞生喜剧的历史精彩。余玠治蜀十年是精彩的。作为过渡期，余玠的山城抗蒙防御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蒙古人快速解决南宋战事的进程。可惜，这段历史被忽略了。历史学家忽略余玠治蜀十年，有文化的差异，也有个人的好恶，当然也有南宋当权者的漠视。为了重新擦亮这段历史，作家选取了一个大书生，朱熹的弟子，号称“大阳”的重庆合州人阳枋，让他成为作家讲述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阳枋几乎见证了四川抗蒙全过程，这在他的诗文和笔记里都有记载。余玠入蜀十年，他应余玠邀请，参与蜀中事务。作为南宋士大夫的代表，阳枋在小说中的出现，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让作家在七百多年后所讲述的历史有了可以信耐的风骨和温度。阳枋在宋营和蒙营的经历，与金庸的宋代题材小说相比，阳枋就是王重阳，就是全真七子，就是郭靖。他们以各种高冷挺拔的姿势以及隐忍不屈诠释着英雄的本色，他们崇尚以大智慧去解决历史演变过程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命题。或者说，张生全在本书中所诠释的南宋书生风骨与金庸的个人英雄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与金庸典型私密的个人英雄情结所不同的，是张生全《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更擅长雕刻群像。如正面的就有余玠、俞兴、阳枋、元用、白炼、小青、程刚等等。还有比较复杂的如姚因谋、谢方叔、史嵩之等等。这些人物中，有的有原型，有的为虚构，更多的是介于原型和虚构之间，比如余玠和俞兴。余玠在历史人物基础上，增添了同时期另一重要军事家孟珙的影子。作家在刻画余玠治蜀策略时，大量地记录了他作为南宋书生的政治胸怀、政治智慧，也移植了孟珙的军事胆识和军事谋略，所做人物移植大大丰富了余玠个体的血肉。特别要提到的是俞兴。嘉定保卫战军事主官俞兴，是一个作家非常看重又特别用力的形象，在他的身上综合了钓鱼城保卫战王坚，以及后期四川统帅张钰的气质。钓鱼城保卫战及四川后期抗蒙，在整个宋蒙交战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王坚、张珏又是主宰这些战役的灵魂人物，很可惜《宋史》并没有给这两个南宋将领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作家认为的历史遗憾。好在还有历史文学，有《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这样的历史小说。历史文学的存在意义，有一点就是弥补后人的情感遗憾。于是，两者合二为一，再加上真实的嘉定保卫战将领俞兴，就有了小说中的俞兴：作为政治家，懂得如何打赢一场人民战争；作为军事家，他更善于打持久战、防御战和游击战，如地道战、心理战、麻雀战、夜袭战……按张生全本人说法，嘉定九顶山保卫战，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中早期以太行山为中轴的游击战场的南宋版本。张生全通过塑造七百年前这场战争的那些亦军亦民，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无疑是想再次告诉我们：任何历史都是人民书写的，都是进行史；任何历史也都是后人写的，都是当代史。《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就是南宋四川军民的进行史，也是历史作家张生全的当代史。当我们在欣赏完这幅恢宏画卷之后，收获了满满的荡气回肠，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然而，与一些以讲述战争故事为目的的历史小说不同，《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并不以人物性格来决定历史的进程，而以人物担任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来演绎故事的起伏。这跟《水浒》《李自成》和金庸的英雄小说都不太一样。战争的走向早已注定，历史已然定格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更关注那些被淹没掉的无数细节。张生全所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它们打捞起来，重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形象可观感，让内心可触摸，让智慧可拿捏。说白了，他是把它当成一部战争智慧小说来弄的。这也是本书最大的看点：比如蒙古朝廷贵族的格局和南宋朝廷的斗争，不断决定着战争的取向。又如，兵临城下，攻防双方从军事角度所展开的一系列谋略，直接推动了战役的进程。不管是正面的军事智慧也好，负面的阴谋诡计也好，他都出自于战争的主体——人，他们个人和集体智谋极大地吸引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兵法”的浓厚兴趣。所以，我们每每谈到东周列国，就离不开孙吴、孙膑、庞涓、白起、吴起、苏秦、张仪、吕不韦、蔺相如；谈到三国，离不开诸葛亮、周瑜、曹操、郭嘉、袁绍、吕布和刘关张一样。最后回头来看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农耕文化如何对抗游牧文化，冷兵器时代是盾厉害还是矛厉害。第一个问题，张生全说，辩证地看，农耕文化定比游牧文化先进，当它们二者同时面临战争的选择时，代表游牧文化的蒙古人选择了用战争本身解决战争的问题，代表农耕文化的宋人选择了用文化去最大限度抵消战争对历史的破坏力。孰高孰下，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第二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争论了几千年，而且还要不断争论下去。矛所以锋利，因为盾不够坚固。要让自己不被消灭，必须得比敌人更强大。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正在为你推演盾与矛针锋相对，互相倾轧又互相砥砺的演义。建议大家自己去读读。如果你是一个军事迷，我相信你在阅读中定会有新的发现和体会，如果你和我一样讨厌战争，但血与火的洗礼一定会震撼你的心灵，谋略故事本身折射的智慧火花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美好的阅读时光。（《宋末大变局 · 四川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沈荣均，笔名雨余天，新锐作家、评论家、宋史及古陶瓷研究专家，在场主义成员。有散文及文化专著《倾城的土著》等四部。获孙犁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散文奖等。）

抗蒙初希望，卫国保家园

看蒙宋政治变局，参悟中国近古的历史变迁；看蒙宋军事谋略，解读冷兵器时代战争密码；看蒙宋人物气象，直击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融战争元素、官场元素、智谋元素、爱情元素、探秘元素于一炉！这就是这本《宋末大变局》对于我的吸引之处。上册是从南宋淳祐初年开始写，当时蒙古铁骑大举进攻四川，四川主帅战死，蒙古兵锋直达夔门，四川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余玠、俞兴等将领临危受命，智救成都，火烧渠江，巧保重庆，把蒙古军撵到川北，力挽颓局，并创造性地制定了修筑山城抗蒙的大方略。正当四川抗蒙斗争蓬勃兴起的时候，南宋朝廷发生了激烈诡异的权利争斗，余玠成为牺牲品而被撤换。新帅余晦靠贿赂讨好上级而上位，本人实为无能，蒙军卷土重来，妄想再占四川。为救亡图存，帮助余玠重掌四川帅印，四川众义士不畏牺牲，纷出奇谋，各展绝技。部将宁愿担责而丢城弃寨，理学家阳枋不惧毁誉而攀附权贵。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再现了宋末那一段复杂诡谲的历史风云，极好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也让我们感受到先人保家卫国，在所不惜的民族精神。贾平凹认为，“宋末是中国中古的转折点，民族矛盾大冲突，人类文明大碰撞，把握的难度很大”，但作者对此下足了功夫，向困难发起了挑战。书很好的还原了历史的发展，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好的梳理，理清了脉络，剧情自然好发展。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宋末义士们义无反顾地把南宋这面残损的旗帜举起来，不怕牺牲，呼号奔走，保家卫国，保护国家的尊严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最遗憾的不过是余玠的谋略让四川有了和蒙古人抗衡的能力，却有信因奸臣当道，新任制置使的无能，难以实施。这其实也是宋末的一个缩影。普通精忠报国的岳飞都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让人无不悔恨痛惜。统治者的无能让人无能为力。我想，读了第一册，会更期待下册了吧。

从变局中醒来读懂大宋

从变局中醒来读懂大宋朱晓剑大变局中，既有困境又有生机，关键是如何选择。在这部三卷本的小说中张生全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探讨。实则是从南宋立国到覆亡，都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有所发展，皆因层出不穷的人物为时代谋划，因之在困境中能寻见一线生机。这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在 我看来，这也是在反思南宋时代的兴与亡，以及一个时代的风骨。说起南宋，多数时候印象不佳。但考察此时的市井文化却超过了以往的时代，即便是庶民文化也得以在江南延伸。在各色记录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等，我们读到的南宋不再是残败的山河，却有着自己的气韵。最近，我读到作家张生全的《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对南宋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南宋看似弱小，由于大众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了富庶而又繁华的市井生活出现。在南宋这个大变局的时代，无数英雄竞相登场，尤其是蒙古与南宋的关系，那是复杂而又多变的，但若是简单地归结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就无法洞悉这个时代。更为要紧的是全面的交锋。张生全选取蒙古军在四川的战争。众所周知，在蒙古军南下途中，在钓鱼城一线战斗失利，以至于扭转了局部战争的可能，这也只是延缓了南宋的灭亡。然而，在南宋政府内部，还是存在着种种问题，以至于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结局。小说的开头即是在淳佑三年，名将余玠入川担任四川制置使开始，其后，他和俞兴等将领临危受命，智救成都，火烧渠江，巧保重庆，把蒙古军撵到川北，力挽颓局。面对着复杂的局势，展现了余玠作为名将应有的风度与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构筑山城抗蒙体系方面，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南宋内部，却还是存在着众多的弊政，虽然内忧外患，朝廷内部却还是充满了权力倾轧，独断专权，打压异己等等情况出现。余玠们面对的不只是蒙古军，还需协调抗蒙前线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在嘉定杀了知府王夔，由此得罪了丞相，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张生全以四川局部的战争写尽了南宋的困境。在看似简单的战事面前，也还是险象环生。于是乎，各色人物竞相登场，“土匪”、官员、乡绅……每个人的目标都不相同，若统一到抗蒙一线中又谈何容易？这也反映了在大变局来临之时，南宋的政治情况颇为复杂，看似“土匪”的义军是抗蒙的主力，而地方军队却无所作为，至于老百姓的安危也就无从考虑。余玠一去，抗蒙体系的崩塌，这还是说明在人治的时代，欠缺体制上的突破，也还是难免走上悲剧之路的。大变局中，既有困境又有生机，关键是如何选择。在这部三卷本的小说中张生全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探讨。实则是从南宋立国到覆亡，都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有所发展，皆因层出不穷的人物为时代谋划，因之在困境中能寻见一线生机。这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在我看来，这也是在反思南宋时代的兴与亡，以及一个时代的风骨。有人说《宋末大变局》有助于我们逼近历史的真相，寻找今天的意义。但这只是一种解读。张生全以四川风云来解读宋末的变局，看似细小的切口，却还是将此放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或许我们才能读懂宋朝为什么能成为宋朝，而不是其他的时代，就在于这个时代过于复杂，朝廷一个细微的行动，就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而这种变化是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内向型的宋朝与外向型的蒙古军相较量，其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宋朝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有更为科学眼光去看待。不管是民族矛盾大冲突，还是人类文明大碰撞，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比如在时代浪潮面前，我们该如何与潮流同步，与趋势共舞。从这个角度看，余玠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战争，更有着对大变局的智慧应对。对于宋末的冷思考也许才能让我们洞察到历史的秘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只是多数时候，我们站的立场不同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从变局中醒来，倘若多了一重反思能力，我们才有可能读懂大宋。

回望宋末四川历史，感受冷兵器时代的谋略识见 ——读《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

回望宋末四川历史，感受冷兵器时代的谋略识见——读《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贾登荣知道张生全的名字，是缘于他的两部畅销长篇历史小说《蒙哥大帝》和《不倒翁冯道》。想不到仅仅过去两年功夫，他又捧出了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在这部长达九十多万字的作品中，作者通过一个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与诡计，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与生活画卷，一组组鲜活饱满、呼之欲出的人物群像，再现了南宋后期，在蒙古大军不断蚕食国土的背景下，以余玠为首的将领，率领四川军民与蒙古大军展开拉锯战的悲壮历史，让人们从这些尘封的故事中，回味波澜壮阔的历史，探寻故事背后的真相，引发今人深刻的思考。《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分为上中下三部。故事从淳佑三年，名将余玠入川担任四川制置使写起。当时，摆在余玠面前的是，蒙古大军经常骚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造成这方土地民不聊生，百业荒废，士气不振，一片凋敝。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带领王坚、张武、杨文等将领解成都之围，然而，就在他打了一个个胜仗以后，却因为烧渠城之计，遭到弹劾罢官；接替他的余晦奉行的是一条与他迥然不同的路线，但却屡屡失败。不得已，朝廷又只得起用余玠，他采取筑城堡，稳防守的方法，拖住了蒙古大军，阻挡了他们前行的脚步，使四川在军事上的异军突起，差点让形势发生伟大的反转，然而，由于皇帝赵昀听信谗言，奸相史嵩之当道，官员内部思想不统一，内耗严重，造成余玠的宏图大略没有实现，最终功亏一篑。历史，是一面镜子。重温这段逝去的历史，无疑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走好每一步路，从而避免重蹈复辙，扬帆前进。多条线索并进，构成复杂纷纭的宏大场面，让人在眼花缭乱中感受历史的况味，是《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艺术特点之一。《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通过不断转换场景，分别把四川前线与临安朝廷，重庆与嘉定、九顶山与嘉定城、南宋军与蒙古军，四川与蒙古大草原串连起来，形成多角度，多视野的宏大场面。这样独具匠心的结构，让这部书显得更加曲折生动，充满诱人的魅力，让人手不释卷的一口气读下去，了解情节的发展脉络，故事情节，人物的命运，感受历史的悲壮与诡谲，世事的沧桑与复杂。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构成一组组栩栩如生的浮世图，让人感受到各色人物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人特征。《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一书塑造了大大小小近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上自宋王朝的皇帝赵昀，下至聚众占山为王的“土匪”元用，还有蒙古的军事将领汪德臣等等。这些生活在不同环境，社会地位迥异的人物，性格也大不相同，但都有血有肉，个性突出，让人目不暇接。余玠是这部书最主要的人物。他忠贞爱国，坚毅勇敢。当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冒着风雪长途跋涉到达夔州时，这时，人困马饥，妻子又面临分娩，然而，这时传来了蒙古军包围了成都的消息。听说之后，他不顾劝阻，急忙带领军士，昼夜赶往成都，通过设伏深沟，一举打败了蒙军，解了成都之围。在朝廷重新起用他后，他畏惧大敌压境的困难，仍然兢兢业业，克忠尽职，通过构筑钓鱼城等一系列的方法，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让形势朝着有利宋军的方向发展。 书中的嘉定知府姚因谋、俞兴、女“土匪”头子小青等，还都是有棱有角，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曲折的故事情节，构成跌宕起伏的壮阔画卷 ，让人感受“冷兵器”时代人们的谋略、识见。《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有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故事情节，如“解成都之围、空城记、烧渠城、劫囚车”等等。不过，最让人称道的，莫过于由余玠夫人黄莲香主导的“空城记”！当余玠率军外出征战时，蒙古军队三万大军却乘机攻打当时四川制置使所在地的重庆。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莲香于是献上一计，让仅有的二千士兵在城中不动，而让城门大开，老百姓自由出入。这样的举止，迷惑了蒙军首领，让他们不敢贸然攻打重庆，很快就退了兵，从而保住了重庆不受蹂躏。正是大量这样生动的故事，使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具有浓烈的可读性。镜头感十足的叙述，构成一幅幅真实可见的画面，让人如亲临其境，置身于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在叙述方式上，与很多作品都大相径庭。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具体地方，都一一加以标识。在故事地点不断转换的过程中，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有声音、有画面的场景。这样的叙述方式，如文字版的电视连续剧，读这本书，就像那段逝去的历史再次真实的浮现在人们眼前，产生浓烈的视角效果和强烈的冲击力。

宋末风骨：中华民族最灿烂的一朵血色之花

说到一个时代的风骨，咱们最先想到的大约是“魏晋风骨”。什么是“魏晋风骨”？就是魏晋时期，士人知识分子不满司马氏集团专擅弄权，同时鄙薄那些趋炎附势随波逐浪之徒，而表现出来的独立不羁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禀赋。“魏晋风骨”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合作。但“宋末风骨”刚好相反——强迫合作。尽管当时在蒙古的攻击逼仄下，南宋只剩下残山剩水；尽管末期南宋政治黑暗，皇帝任用奸邪、怯懦无能，大臣勾心斗角、贪腐逐利。但宋末义士们毫不犹豫，毫不嫌弃，一定要把南宋这杆破旗竖起来，作为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方向和目标。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任随举一个都足以感天动地让人倾佩叹惋。比如宋末名将江万载，他少年成名，是朝中积极抗战的主将。但贾似道当政后，江万载受到严重排挤打击，不堪受辱，愤然辞官回家。回家后，他却并没有颓废，反而召集乡里子弟，再举抗蒙大旗，在鄱阳湖一代打游击，截杀蒙古侵略。后来临安被破，帝后遭擒，实际上国也已经灭了。却是江万载毫不屈服，带领一众义士扶持赵宋小王子，颠沛流离，继续顽强抵抗，寻求复国。最后为救溺水的小皇帝，壮烈牺牲。再比如宋末状元宰相文天祥，被蒙古俘虏后，蒙古统治者敬他的忠义学识，并没有为难他，多次劝他投降，但他宁死不屈。蒙古统治者为劝服文天祥，派了他的好友，派了他的子女，甚至让被俘的南宋皇帝轮番上前劝说他，他都坚贞不苟。后来，蒙古攻破南宋最后一块堡垒崖山，南宋十万军民在崖山壮烈投海殉国。也就是说，这时候南宋已经彻底灭亡，再无兴国希望了，文天祥的坚持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同时蒙古那边连最高统治者忽必烈都亲自上前劝他，但他仍然坚持忠义，一心求死，最后慷慨就义。这就是一种风骨！一种宋末特有的，区别于魏晋时期的强健风骨。它不是对抗，不是不合作，不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是积极寻求合作，寻求团结，牺牲小我而成就大家，摒弃个人主义而追求集体主义。这种风骨，一直是支撑中华民族能够坚强地走到今天，凝聚不散，并且能够永远大踏步走下去的一根强健脊梁。这根脊梁穿透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带动着，但是在宋末的时候，其骨骼特别粗大劲健，其碎裂的骨刺特别的尖削锋利，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开得最灿烂的那一朵血色之花。为什么是宋末而不是别的朝代？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话题，一句两句说不清。但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宋朝的士人有最健全的人格。宋朝重文抑武，对士人多有包容，所以有大情怀大能量的知识分子特别多，这完全不同于魏晋时期或者明清时期从石缝里长出来的花朵，他们都显得阳光、康壮，有磅礴的正能量。这种能量在有宋一代一直冲涌下来，到宋末的时候，掀起一片巨大炫目的铺天潮浪。二是宋代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处在长久的高度的对抗之中。在中国古代，南北对抗一直是存在的。在宋之前，基本上是南方对北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但宋代，由于辽、夏、金、蒙的强势崛起，南北对抗力量出现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以长久尖锐对立的形式出现。不过到了宋末，由于蒙古族在世界上的异军突起，首次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全面战胜南方汉民族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尤其在汉民族的情感之中，血泪之花便犹如山呼海啸一般悲壮激烈地喷薄出来。《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这部书，就是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写的。这部书没有写江万载，也没有写文天祥，它的着墨更多地放在宋末的底层人士身上，是一部宋末民间英雄人物的群像。而恰恰是这样的描写，让这本书在反映“宋末风骨”的时候，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意义。表明宋末的这种风骨不只是体现在一两个特殊的人身上，而是整个宋末人的一种集体精神品质。比如书上写到的四川制置使余玠。余玠是临危受命前往拯救四川的。在他之前，四川是蒙宋战场上宋人打得最糟糕的一个地方。余玠到四川后，广纳贤才，找到了山城抗蒙的大方略，从而使四川的宋蒙战气象一新，让南宋一度手握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就算是拯救危难，就算是取得了不世奇功，余玠却并没有获得尊重，而是被百般陷害，遭千钟猜忌，最后还被不明不白害死。尽管如此，余玠却从未退缩。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带着众义士，推动着四川乃至整个南宋的抗蒙大局，在南宋死亡的阴影上开出绚烂的血花。具有这样风骨的人还有嘉定知府俞兴。可以看出，书中的俞兴，是作者在历史上真实俞兴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把很多历史人物的事迹集中在他身上。他意志坚定，智谋超群，文武双全，无论多大的打击，都不会改变他的信仰和行动。他总能在复杂的局面中理清思路，在绝境危难之中站立起来，化解各种矛盾，理顺各种人际关系，按照余玠制定的山城抗蒙的方略，让嘉定的抗蒙，成为四川抗蒙的一个重要据点。可以说，俞兴是寄予着作者人格理想的一个人物，也是作者浓墨重彩描绘，饱含深情颂扬的一个人物，是宋末风骨最集中的体现。同样是正面人物，同样承载着作者对宋末风骨的解读。作者对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所采用的方法则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对俞兴是直笔壮写的话，对阳枋则更多的是曲笔烘托。阳枋是当世一个重要的理学家，理学家讲的是正名光大，正心诚一，传的是道统，要的是声名，重的是品德。但是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阳枋并没有坐在书斋里授业解惑，修炼道德。而是勇敢地站起来，并且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救国救民。他先是通过巴结权臣加奸臣史嵩之，靠近理宗皇帝，接着来一招釜底抽薪，帮助抗战派赵葵掀翻史嵩之。然后他又“叛逃”到蒙古，通过一系列运作，最终当上了蒙古汗庭的中书令，再充分利用蒙古皇室内部的抵牾，制造并加剧矛盾，引起皇室成员争斗，无暇顾及南侵，帮助余玠打败蒙古军队，收复失地兴元府，最后在身份暴露之后从容就义。可以说，阳枋是用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曲折委婉，诠释了什么叫舍生取义，什么叫“宋末风骨”。对宋末风骨的表现还不仅仅只是在主要人物身上，就算是一些次要人数，作者也赋予了他风骨和精神，比如义军头领元用委曲求全联合官军抗蒙，比如智生大师在敌人屠刀面前，带领一众僧人念佛助威抗蒙等等。作者唱的是一部大戏，描绘的是一幅群英谱。而众多有力的呐喊，也因此汇成宋末最洪亮的声音，雕琢出最坚硬最峥嵘的布满血色的时代风骨。

乱世的变与不变

许多年前，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世上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其中蕴含的哲理，对我认知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张生全的《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三卷本，百万言，聚焦四川这方土地在那个时代的白云苍狗，冲荡出的沉沙，惊心动魄的交锋，展示出际会交替中一个个要紧关节，有可观的历史厚度和诡谲，手笔之下，风生水起，书卷之中，兵戈铁马，写出了变，也写出了真相，写出了人心。历史小说，着眼于过往，却也有今人回顾的纵深。这基于了解，也是风云过后对更加清晰的轮廓的一个澄清。张生全已有多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实践，这次书写，收放自如，了然于心，写的是变，却有自己的笔法，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笔触的移动，充分发挥了文学的势能，有的地方，写的大胆，有的地方，写的小心。在涉及史实的地方，不越雷池，写事关留白的位置，以想象力和细节使之饱满，大大增强了阅读的快感和紧张。能看得出，完成这部长篇，作者不光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地理调查的行动，也一定能绘制出一纸图卷。虽然说山川依旧，城郭皆非，发生地的蛛丝马迹，都在作者的探寻下，复原出了历历在目的气息。能看到血，也能感到温暖。能发现日常，也时时显露突变。炊烟之下，锅灶何曾安稳。道路尽头，全是奔忙的众生。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四川这个盆地之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没有消停过。对于其中最有张弛度的历史，用小说来表现，实在是一个考验，一项功德，也给小说之林增添了一抹亮色。哪怕其中的沉重会再次浮现，让人喘息的杀伐依然刺痛骨肉。但是，这是必要的，不忘历史，正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而懂得珍惜，而知道兴衰有时，谁都不能阻挡社会向着文明，向着开阔前进。因此上，张生全写了变局之变，实际也在写其中的不变。变是始终的，全过程的，随着进程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花样。有世态之变，地域之变，力量对比之变，也有人之变，有人在不同环境，不同取舍之下的权益之变。正是有了变，才有了对比，有了高下，有了人性的善恶呈现。我曾经读过一本法国人写蒙古大军来袭之前，南宋统治的杭州城人们的生活的书籍，有朝廷的，有高官的，有平民的，更多的展示生活的日常，竟然并非那么剑拔弩张，竟然还是那么平缓和从容不迫。大军压境，能做什么，面对强敌，如何应对，完全不像一些书籍里那么直接和简单。那是另一种视角和还原的方式。在张生全的小说里，也不在打打杀杀上过多纠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人，对于不同的人内心世界的刻画。在亲情，爱情，别离，相遇上，用足了笔墨。这恰好是小说写作的正路子。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干巴巴的，小说也有了自身的纹理而使读者置身其中，有更多的回味和设身处地的理解，从而长叹历史的无常，生命的无常。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是人的世界，向善向美，是不变的，只要是养育生命的泥土，春种秋收是不变的。月圆月缺，生死更替，变中有不变，有永恒存在，有秩序生发力量，这正是我们要珍惜的，要敬畏的。也许，这也是《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这部小说给予我的最大启示。（第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