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图像》书评

洛杉矶：后城市空间的诸种悖论

最初被书名吸引，原为艺术理论类著作，又涉及詹姆逊，两者都有兴趣，所以拿来翻阅。重点评论其中一篇论文《（后）城市化的自我图像》（艾美利亚·琼斯），该文讨论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面向：作者的后现代体验与詹姆逊等后现代理论家表述的差异；后现代地理学和城市研究视域下的空间想象与自我定位的关系；都市景观与主体确证及其策略的二律背反。问题指向的核心则是“看”或“凝视”，即作者所批判和力图改造的透视主义空间体验观。琼斯以为，（美国）后城市空间最突出的三个特点是赛博化、网状逻辑，以及新主体的产生或变位（disemplacement）。后城市空间的典型代表非洛杉矶莫属。为阐述其与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所列举的，诸如碎片化、“精神分裂”等后城市空间基本指征相异的体验和理解，琼斯仍以洛杉矶市中心的波那文奇酒店（Bonaventure Hotel，一译“波拿文都拉宾馆”）为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詹姆逊的观点及思考方式与立场等提出全面质疑。琼斯指出，詹姆逊之所以会在后现代城市空间中产生迷失感，继而申明“认知测绘”的必要，原因在于其无法完成或不可能进行空间体验方式与自我身份定位的转换。囿于既定的观看方式（透视主义）和特定的社会身份（中产白人男性），詹姆逊对后城市空间的心理反应及理论总结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詹姆逊将个人体验作为思考整个后现代空间的基础，遮蔽了对其他与之不同的后现代空间中的主体经验的观察。对此，作者寄望于当代艺术能通过新的身体感知，对西方透视主义（perspectivalism）传统发起冲击，“创造一个不同的城市------多元价值的以及永远都不再按照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体验来定位的城市”。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途径就在于提供更多不同的观看和体验后现代与后城市空间的方式，提出与主流后现代理论家迥异的“后现代”理论，最终将附身于詹姆逊、鲍德里亚、苏贾（Edward Soja）等后现代理论家身上的现代主义“幽灵”祛除。在后文中，琼斯的分析重点从波那文奇酒店扩展至整个洛杉矶。作者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和旅行者（如英国文化理论家班汉姆）对洛杉矶这一后城市空间的体验绝然不同。为此，批判的标靶自然指向班汉姆的《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1971）一书。班汉姆认为洛杉矶区别于巴黎或纽约等城市的特质在于其对等级制城市结构的瓦解，具体表现为洛杉矶的流动性及其与汽车导向文化的密切联系。这一“汽车乌托邦”（Autotopia）的“物理结构取代了现代城市的（暗指西方的）结构逻辑”。班汉姆眼中的洛杉矶具有与詹姆逊理论中后现代空间极为相似的表征：非中心、解深度、多层面同时铺展，等等。然而，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班汉姆经验的失真，换言之，班汉姆的洛杉矶经验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盎格鲁神话”。琼斯的理由是，班汉姆对洛杉矶的直接体验来自观光客身份，他对洛杉矶城市的考察仅仅基于自己坐在飞驰汽车中瞥见的高速路景观。事实上，与此相反，其时大多数洛杉矶市民根本买不起车，工人阶级、黑人、亚裔、拉丁裔，低阶层与少数族裔的洛杉矶城市经验显然有别于班汉姆。因此，琼斯总结道：“各种后现代理论其本身就受到各种特殊的盲点和多套（无形的）识别系统的制约，而现在这些需要，在21世纪，被揭示和被排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乘坐着一辆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驰骋，去体验洛杉矶的那种感觉。”回到詹姆逊，琼斯的结论仍然是他将基于特定身份而形成的特殊经验抽象为后城市空间的普遍特性，这种抽象并非没有意义，但是以牺牲空间主体身份的多样性为代价的。具言之，波那文奇酒店只供给有钱人，而大量真实存在的白领、蓝领工人并不曾真正进入詹姆逊的视野，因而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只具有极有限的适用度。更让琼斯感到不满的是，鲍德里亚对波那文奇酒店的分析，竟至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劳动的身体隔离开来，有意避开他们，以减轻心理上莫名产生的危险感。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和疏离使琼斯认定，后现代理论仍然是特权的、非民主和非平等的，所谓后现代的空间迷失，可能只是一部分理论家因丧失现代主义透视系统而造成的不适所致。此外，琼斯引述索布契克（Vivian Sobchack）与斯皮瓦克等人的观点，力图证实后现代理论内部的异质性、等级制与主体身份的单一。虽然詹姆逊、班汉姆、鲍德里亚、苏贾等都将自己归入“左派”，也都不排斥将工人阶级纳入考察范围，但无一不忽视了底层的特殊经验与主体身份。总之，琼斯呼吁建立一种有别于上述诸家的新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欢迎多重主体身份的参与和营构，强调实践性、自由平等与中心的真正消除，尤其是努力驱散透视主义传统的阴霾。但是，需要指出，琼斯对詹姆逊等人的批判尽管具有合理性，但仍然存在认识上的盲区及片面性。首先，对詹姆逊理论立场的认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窃以为，将詹姆逊与鲍德里亚合并在一起进行论述，甚至把两者的后现代理论加以类比，明显不妥。詹姆逊虽然在后现代理论领域成绩斐然，但不应将其纳入后现代理论家的阵营。另外，作者显然低估了后现代理论内部极为复杂的差异。其次，琼斯的立论并不像她标举的那样客观有据，她认定自己能为作为整体的洛杉矶人的空间体验代言，实际上却不啻幻象。琼斯反复强调的是“我的洛杉矶（My LA）”“我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已经不再居住在那里的女人对它的哀悼，她此刻正坐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一个咖啡馆里撰写着这一章节”，诸如此类。此种同詹姆逊等一样基于个人经验的城市空间想象，是否真的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考量工人阶级的主体身份与实际斗争，不言自明。最后，琼斯倡扬以非主流艺术对抗并解放固化的后城市空间体验的做法，是否有效，尚存疑。不论如何，尽管琼斯的观点存在诸多生硬、矛盾甚至偏误之处，但她提供的反思视角和独立姿态值得重视。当然，作者毕竟谈论的是洛杉矶，是美国，在分析具体问题时理应“辨彰清浊”，为研究中国现实开启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