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书评

孔子思想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值得反复读。为什么现在流行国学热，什么是学者当官1953年写的书到现在还能接受很多中国现象。这个版本有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费老原书上的六人小传附录在后，因为编者认为那不是费老的意思。其实我对那个六人小传还是很感兴趣的。当当上还有一本叫做《中国士绅》就是和这本书是一样的，不过后面多了六人小传。买的话还是买士绅好些。

孔德时代

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受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建造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数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是渺茫的前途…… 青年人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这些青年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 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一书是能给人们以启迪的。

小议

费老在战火中给中国把脉，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入手，虽写绅士，但最后依然归结到农民的问题。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组成，是问题的核心。传统的政治模式下，农民通过士绅阶级与官僚系统乃至皇帝沟通，表达对政策的反馈以实现稳定。而传统的地主收租——手工业补充的经济模式，也让农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总之，在近两千年的试错后，传统体制在清朝达到了稳定的顶峰。但西方的进入彻底摧毁了传统经济模式。而民国的政治模式又阻塞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畸形发展的城市造成城乡全面的分裂。于是乎，农民成为了革命的力量。老蒋没看清，而老毛看的很清。如今的结构又有所不同。不过新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迫农民推动的吧。不知道费老又会如何记述。

还有什么门可走？——《中国绅士》（一）

很不认真地读完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我从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一个问题：传统中国为何一直停滞不前而近代以来的所谓革命又是为何发生。第一部分先生说，因为我们的世俗权力和道德权威分离了。乍一听有点像国外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然而我想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几乎是根本对立的，而据费先生的说法，中国的世俗权力和道德权威“双管齐下”，把庞大的中华帝国牢牢地牵在了一个地方。前面的观点是被说烂了的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拥有绝对的道德权威，受到普遍尊重，而对世俗政权的毫无企图，再加上对“出士匡主”的渴望，对技术的蔑视，使得这些垄断了知识（包括最普通的常识）的人根本不会成为带动中国进步的力量。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要么选择隐居，要么被纳入正统官僚体系，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推翻政权的想法。而为了保证自己的道德权威地位，他们又必然进一步将他们的道德观向普通民众传播，而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后再讲），一般农民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反抗意识。于是几千年的中国兴亡衰败，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其实毫无意义，只是一直在绕一个圈圈。然后费先生说，中国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暂且这么叫），即“绅士”，地方权威是也，这个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容小觑。绅士并不是一个“体制内”的概念，为了保证自己的地方权威，他不可能跑去当官（你看看现在老百姓多恨那些当官的就知道其中道理了），但出于同样理由，他必须要有一定权力。于是他就通过自己的财产、家族资源广交朋友，把自己的人脉渗透到权力机构中去，如果这个乡绅足够牛，他的“势力范围”是可以一直到达中央的。从中央方面来说，虽然皇帝喜欢念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实际上由于条件限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非常薄弱，对地方事务真正有“话是权”的是当地的“父母官”。费先生说这些父母官整天就知道吟诗旅游，不干正事，实际上又把权力都下放到民间权威，也就是乡绅们身上了。于是，当地方民众对中央决定不满时，就会把不满情绪传达给乡绅，乡绅就通过自己的人脉，使中央改变主意。举个胡说八道的例子：皇帝下了道圣旨，说男子十七不娶父母有罪，结果那个村子是典型的“光棍村”，别说十七了，就是七十也有找不到老婆的。大家接到圣旨以后惶恐不安，就跑到乡绅家里哭，乡绅一看自己人心所向权威这样高，二话不说就拍胸脯保证：没关系，我叔叔的表弟的老婆的爸爸的兄弟的老同学是当朝宰相，我打声招呼就行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圣旨又下来了，说算了算了，你们爱什么时候娶就什么时候娶，反正中国人多，不差这几十口人。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大家都跑到乡绅家门前放鞭炮送锦旗了。这种渠道当然不可能是由制度规定的，而是制度外的“人际关系”，但行之有效，使得中国民众不满情绪得到发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对中央的怨恨并不大，能够各安其分。对于小农而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了，他们不会傻到抛弃安逸的生活去反抗遥远的，看起来仿佛还不错的“封建皇权”。而所谓起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渠道被堵死了，中央凭自己的想象乱发指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又没处诉苦，最后连二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只能咬咬牙起来反抗了。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耳熟？没错，这就是被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的“走后门”。当然，每个人都能义正词严地说，走后门不该，因为产生腐败。但是“后门”之说暗藏了一个前提，就是有“大门”的存在。大门好端端开着你不走，偏走旁门左道，这才是你的错。但问题是，“大门”在哪里？好吧好吧我不走后门了，那我的想法怎么表达？我难道跑到大街上大吵大闹去？还是跑到楼顶上作跳楼表演？或干脆自割喉管活一天算一天？我绕着围墙走了几百个圈了好不容易见了一个类似大门的东西，偏生还上了锁，门外头站了两个凶巴巴的卫兵一见了我不问三七二十一举起刀就向我刺来。你说，难道我这时候还不应该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挖个洞叫里面一个什么人把我的话传达一下吗？费先生只是客观地讲，有这种“潜规则”在。然而我却颇为不平了：不走后门，你倒是告诉我走什么门啊。

中国绅士读书笔记-传统中国的统治结构以及城乡经济格局

Part I 传统中国的统治结构作者从社会学者的角度，分析出传统的中央君主体系中，皇帝本人几乎把持所有核心权力，但也存在重大弱点：他必须依赖没有亲族关系的官员和统治集团来管理整个国家。由于传统权力体系中的君权几乎不受限制，官员们选择靠近权力而非挑战君主权威来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阶层较低的那些人身上去。在运作这个权力的同时，可以保护他的亲戚或关系人员以及家族的财产。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传统结构中止于县级机构（县衙），底层县衙与各家各户的联系通过官家的仆人（皂隶）传达给乡约（地方自治单位中专门和政府打交道的人），乡约再负责把命令传达给自治单位中的乡绅等头面人物，乡绅通过在茶馆里的议论来决定县衙所传达的中央命令是否是可接受的。乡绅们通过他们做官的亲戚和认识的人对于县衙的官员具有侧面的影响力，最后乃至于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不合理的命令可能会被收回或在执行阶段打了折扣。认为以上结构构成了基层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某种缓冲，缓和了社会矛盾。秦朝和民国有段时间试图推行的保甲制度直接摧毁了以上的结果，试图通过保长替代，皂隶，乡约和乡绅的角色，也就等于消灭了政府命令与百姓之间的缓冲，当由于上级命令不合理而无法在底层执行时，由于不存在任何缓冲和商量的余地，命令的执行将直接处于僵局Part II 传统中国城乡经济格局及其崩溃传统经济格局中，居住于城市的乡绅和地主做为乡村土地的所有者通过租息拿走了土地上的大部分收益，用于城市的投资或个人消费，佃农很多时候依赖手工业的补偿和土地上的剩余收益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居住于城市的乡绅和地主将他们的土地收益用于购买质优价廉的外国工业品，直接摧毁了佃农们赖以维持生计的的国内手工业，经济上农村大量失血。教育层面上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们在城市上受过教育后，因为工作机会的原因，更倾向于在城市而非农村工作，农村流失的不仅是经济资源还有人才。但近代中国的城市作为外国产品的分销中心而非生产研发中心，城市中毕业的大学生同样面临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他们很少有机会运用所学先进知识去改革传统做法。其次，他们无法靠生产谋生，而只能在政治上争权夺利。Part III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只言片语理解中国的关键在于农民。精耕细作的人力劳动妨碍了工具的运用，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标准下降了。高度发展的人力应用的结果是：土地只能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工作只能由手和脚来完成时，劳动分工的好处减少了，粗放型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相当的利润，反而得到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原始技术下的劳动是艰苦的，人们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必参加艰苦的劳动，宁愿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当长期被压迫的愿望实现时，少数的幸运者便会无所顾忌（注: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用于理解当下一些人的行为）艰苦的中国农民不同寻常迫切地追求空闲和舒适。传统中国，家族社会保险体系盛行，鼓励绅士间相互依靠，特别是鼓励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这种环境下培养的孩子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在家庭成员的小小天井政治里学会了虚伪的服从，染上了所有的努力是无用的感觉，而且琐碎，认命，保守和胆小，他们体力上很若，身体纤细，有时还不能生育。似乎缺少创造力和雄心，会最终导致生理的不育。绅士的理想是在官方的庇护下，享受闲适的生活。生产被认为是低下的，绅士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性被长期的压制了。

译者在序言中引用 的一段话

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大多出身低微，既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受过多少教育，全靠个人奋斗干出一番事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大胆的企业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建造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数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是渺茫的前途…… 青年人在权势者的门外久久的等候着。这些青年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 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一书是能给人们以启迪的。

请对比一下

与西方相比，民族责任的缺失是中国绅士致命的弱点。这种缺失，源于中国绅士本来就是个“中立”、容易妥协的阶层，其逻辑起点，是源于有一定的地位、出身和背景，最终则是对国家至高位无上的政权的绝对服从。

瘸腿的中国绅士

上上周就看完了《中国绅士》，但总觉得得留下几句话，才好把书放回书架。但愿这股强迫症能够持久些。~~~~~~~~~~~~~~~~~`和《乡土中国》一样，《中国绅士》大气、流畅，费孝通的达观和通透一览无余。读他的书真是一种享受。中国士文化及其在政治建制中的作用，在90年代文化热中多有阐述，基本耳熟能详了，作为50年前的作品，其中的理论创见可能已经演变成学术常识，翻阅起来更像是考前复习般的知识重温，但依然有阅读的欣喜和快感。工业入侵农村中国农村历来被视为帝国的基石。但实际上，农村历来都是被忽视的：在政治上，乡绅带领的“自治”与皇权“无为”的理念相结合，成为政治权力的常态，所以农村知识谱系多专注于一地一事；在经济上，绅士则凭借政权的庇护成为远离劳作、对生产技术极度陌生的有闲阶层，农民日夜劳作，却无剩余，无积累，整个经济散失了增长的动力。费孝通援用的数据证明，传统农业并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手工业成为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自我维持的要素。但随着外国入侵带来的工业经济的入侵，农村手工业遭受重创，农村经济再无法自给自足，传统经济机制轰然倒塌。瘸腿的中国绅士现代工业主义是与乡绅的传统精神对立的。中国近代的失败，是乡绅传统的失败。“绅士不能立即做出有效的调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危机对于他们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西方工业的影响需要远见才能看到……但绅士缺乏远见，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然对中国政治主权日益缩小的事实缺乏敏感。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没有再检讨他们在中国命运中的地位……他们采取了抵制的老办法。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绅士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P126）“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不赞成政府的政策，却很少企图夺取政权，承担起政府的责任”。与西方相比，这种政治责任的缺失是中国绅士致命的弱点。这种缺失，源于中国绅士本来就是个“中立”、容易妥协的阶层（我觉得晚明遗老是很好的例子），其逻辑起点，则是士绅阶层对帝国至高位无上的政权的绝对服从。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之后，君主便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不许质疑、不许分享（与封建时代不同）。尽管作为士绅代表的儒家作过有限的抗争，将周公（Ｐ１７摄政）、孔子（Ｐ１８天生天授）包装成理想的政权分享者，试图以伦理限制政权，但同时，儒家也借此实际上承认了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与至高无上。“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能按照道来处理他的事情，也可能完全置之不理。”作为前者，那就是圣王（如“罪己”的君主都会获得崇高评价），对于后者，儒家的策略也仅有服从地劝谕而已（“罪己”是可选项，而且做与不做，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忠臣则往往“死谏”）。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作为一种历史插曲，带有“君权神授”和战国阴阳家的影子，但整个传统和现实力量很快扼杀了这种反动。“尽管大家接受了这种可能会为叛乱作辩护的理论，但它并不能改变帝国权力的性质。”因为公孙弘、韩愈为代表的主流士绅摸索出了儒法一体的光明大道：完全屈服皇帝，维护皇帝。反观西方，“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权力从来没有完全地独立和自我证明过，它总是建立在来源于神或者人民的权威上”，于是有了政教合一，有了天赋人权，有了政治意识和政治抗争。重建之路上述观念的流毒延续至今，甚至仍将影响未来百十年的历史生态。“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有效的国家政府是多么缺少准备”。对于这种情况，费孝通提出“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替代已经过时的绅士阶层出任中国新建设的中坚。而策略侧面，则要推行“土地改革＋工业重建”：“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地主阶层……应该放弃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合作”，同时，“中国的重建目标也应该是她的工业的重建……为了建立起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农村工业”（这可以解释费孝通1980年代对苏州模式的由衷支持）。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何等正确，只可惜所托非人。新领导带来的是苏联化的人民公社和农村支援城市的重工业化道路，改革至今，残痼未尽。一切都有待重新上路，并在路上培育起“新的领导”。

绅士的离去

这本书因为是由一篇篇论文整理而成的，缺少某种系统的连贯性。但是费老在六十多年前所表达的观点和见解却远不过时，他的笔法（虽然是由英文本译过来的）却极为接近引进西化学术思路的当代视野和话语。无论是观点，还是话语构成，还是翔实的人类学背景。我不由感叹：60年前乃至更早以前的学术论著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当下，这60多年的学术到底发展了什么，发展到哪里。论及士绅，还是要回到孔子。孔子神话的最大构成部分就是所谓的“道统”，何为“道统”。自封建制瓦解以来（注意：封建制是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以前的制度，当时贵族也参与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去），所有的政治权力为君主一人所有。作为社会统治集团的最后一个等级“士”，它的身份和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封建关系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分散的“集团”。它没有实在的政治权力，却拥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在费老看来，“道统观念的发展是由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还拥有社会威望。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决定政治问题。但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制定其原则，发生实际的影响。”也即是说，为统治者设立行为、道德规则。商鞅变法中并未对君主实施一定的规约，这就为集权制、君主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在中国历史上，道统的存在常常成为某种虚饰，道常常为势所压制。相应的，知识分子也成了统治者的同谋。费老在书中说：“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地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中，作为儒家信徒的那些官僚们是如何为皇帝之命而顺从，并也因为这种顺从、自保而欺骗君王。最后，把切身利益之事拱手相让给夷人。一般来说，绅士并不一定是政坛中人，但必须经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取得一定功名才可自称为“士”。一直以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让这群绅士对劳作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费老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为何在传统社会（指秦朝以来的中央君主集权制社会）技术难以获得发展？很大原因就在于绅士的知识结构和实际技术知识的脱离，绅士认为后者只是下等的行为，不屑对之进行培植。由此而来的结果则是，绅士拘泥在自己的文字世界中，享受象形文字、文学所带来的恣意想象，并进而把识字的特权限定在特定阶层之内，以此来维持阶层的地位，使得“传统规则永久化”。在这本小书中谈及了很多问题，包括乡约、公家的自治，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来维持一种上下沟通的渠道；以及绅士和农民的关系在近代如何遭到外来工业化的挑战，从而打破了之前的缓和、自足的关系状态。费老也在书中分析了在尚未遭受外来入侵的社会之下，若是依靠农业生产而来的农作物同样难以维系个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为何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佃农和地主之间还能如此“和睦”。关键是在农产品生产之余，佃农们还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作物收入的不足。而在西方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很大冲击了小农的手工生产，从而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换。原有结构难以在新条件下继续维系之前的生产关系，也由此农民为了生计开始反抗。可能费老只是说了原因的某一方面。中国历史是复杂的，并不是一两个原因就能概括出症结所在。其实，从费老的这几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一直在探索从中国具体情境、历史演化出发的对事实、问题的阐释。他绕过了功能主义忽略历史的盲点，也一直在警惕西方理论对理解中国问题的“误用”和非适应性生存。这一些在当下的回归本土、本土化，强调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冲浪中仍然还有它应有的位置。但是，还是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何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本土化，这60多年的发展，把我们引到了哪条“正路”上？

城市包围农村——《中国绅士》（二)

窃以为，该部分为此书的经典，笔力不凡，盖费先生专业之故。反正一个总的观点就是城市吸干了农村：人们从农村夺取原材料和地租来购来买外国生产的商品用于城市消费，农村资源只出不进，原本用于补贴生计的小手工业又因外国工业冲击而绝迹。此外现代化教育没办法充当城乡之间的桥梁，农村学生进城读书后宁可在外面混也不愿回家（今日犹然如此）。这样，农村又没钱又没人，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然而城市的根基在于农村，唇亡齿寒，城市的衰落也将不可避免城市的衰落使得绅士阶层开始分裂，一部分人开始转而提倡支持农村，农村现代化转机或许由此开始。然后费先生说，这是他认为的，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城市的反抗。这本书就是在解放前夕先生口述给一位外国朋友的，我不知道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曾经提到过自己可以做“忠实的反对者”，可怜先生研究了这样多的中国问题，却意识不到中国君主亘古不变的逻辑：既然“反对”，必定“不忠”），或者说有多少了解。也许他所看到的就是农民的反抗，但是在这次内战中农民到底起了多少作用，或者说，在当时如果没有个人的鼓动，农民是不是一定会反抗城市，我认为是存疑的。即使农民起来反抗，以当时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思维逻辑论，无论如何不会反抗那些看起来遥远而模糊的“敌人”，只会反抗近在眼前的看似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自动起来反抗，到底会反抗什么，是很难讲的。我比较赞同的是费先生给出来的大背影原因：外来侵略。窃以为外来侵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撞击中国的过程，不管城乡如何对立，由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家族伦理联系，现代性一定不可避免会渗入农村，那些“游手好闲”的农村出身的学生们也可能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启蒙之类的事情，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农村包围城市”使很多其他人进入了农村——反正无论如何，是现代化瓦解了传统农村，一旦农民具有某种混沌的现代性而且又被适当引导，事情就可以变得很复杂。至于费先生的结论，也有点“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意思，如果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倒也不怕死一回，但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有问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鸦片战争（这个说法我觉得站不住脚，关键是怎样才能算“现代化”的开始，若以器具计，中国现代化也许更早；若以大范围影响计，我认为大概始于辛亥革命；若以文化计——很抱歉，我认为还没开始），此后一直主要有知识分子推动。但知识分子的态度其实很暧昧，一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前现代”；二来，他们所谓的思想传播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而已，所谓“现代化”只是那一小撮即使不现代化也能生活得很好的人的事，而那些非得靠“现代化”才能更好活下去的“广大人民”还是活得很“前现代”。直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没有太大改变：他们开始搞传说中的“后现代”了，连很多我很喜欢的人也开始大骂“后现代”的弊端。骂不是不可以，因为这种弊端在城市里已经开始泛滥，但是，鄙人觉得还是应该先关注“现代”的问题——很多农村甚至小城镇的人，依然活在“前现代”里。也就是说，费先生所谓“绅士阶层分裂”根本没什么意义，甚至这些分裂可能并不是由城乡关系引起的。他们大不了变成成立的两大派，继续在城市里争夺他们一直在争夺的东西，这也许有利于城市的成长，但对于整个中国的进步几乎起不到作用。但是，除了费先生“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我不知道。

浅读《中国绅士》

1本书的由来，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后独自整理出版的。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罗伯特·雷德福尔德先生在前言中说道：1948年秋天，费孝通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扩大了篇幅。预料的共产党人将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完成的，但是不缺乏激情。1948年12月，雷德费尔德夫妇离开了北平，因为费孝通知道与西方人打交道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从此便断绝了联系。之后这本书便由菲尔德女士独自编辑并且添加注释整理出版。《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了很大启迪。2 问题意识：第一：中国民众为什么那么无知，第二学者所传达了什么观念，什么道德目标？第三是观念影响了现实。雷德菲尔德在序中说道：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多门缺少准备。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欢迎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组织一个非共产党的，又非贪污的政府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传统继承人。因为至少在孔子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只关心伦理的教导。而不是政治行动。的确，正如费孝通说：在中国最完善的政策是皇帝的政治权利中立化，而不是控制。因此：做一个行政管理者，并不能涉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并且行政效率不是西方那样的技术效率，而是某个人协调各方利益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会不会办事！）是地方事物不太受到中央权力要求的干扰。在这种传统下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政策形成中的任何这支权力或经验，而且，由于经营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与农民相隔离，很难希望靠他们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解救出来。因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仅仅是长期帝国时代的学者，官员的继承人。第二：在中国，农民必须支持学者，因为学者是唯一他们寄托希望的能改变自己社会待遇的人。而这些学者并不懂得农民的实践的难处，而只是知道一些伦理道德，这些道德只能机会主义的改变统治者的思想。他们对农民唯一的作用是，传达孔子非奢求的观念，用来束缚农民。第三：你可以改变当权者，但是很难清除2000年来的道德权威，农民们参与地方上的事情，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虽然地主绅士只是凭借经济影响政治，但是终究要高于农民，而绅士对农民的影响仅仅限于孔孟的伦理纲常之道。这种道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3 内容以及结论：全书分为两个题目:传统中国社会的学者与绅士的功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我在此主要阅读，分析的是第一个题目，即何谓中国绅士，以及其功能。阐述这个命题用了四章：第一篇论文名为，绅士和皇权，主要显示了学者为了他们本人的亲属的安全而怎样变成帝国权力政策性的仆人。自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后，中央集权便空前加强，再也没有所谓诸侯，全天下只有一个决策者。这时，维护皇权便成了当权者面对的问题。但是得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级，我一次分析各个阶级是怎样面对皇权的。首先是富人：他们有钱可以用钱免去自身的徭役，杂役。而是平民：他们自身困苦，处在最低曾，不可能避免各项政策的危害。三是官员：他们是权力的仆人，他们不能参与决策政权，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于是他们。他们的一位优势就是可以利用他的官职，索取到自己关心的东西。于是富人和官员走到一起就变成了必然。于是社会中产生了另外一种阶级：就是绅士，这里的绅士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而是传统社会中所谓乡绅。他们多是退休官员，官员的亲属以及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第二篇文章是学者当官，主要讲的是学者们怎样反思和调整他们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发展史，他们如何用自己的哲学为自己解释和辩护。费孝通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这篇文章，费孝通把研究的时期定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君主制牢固的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而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言论是否出自孔子，而是如今这些言论（不论是不是之后演变的）已经形成的事实。首先要从学者在朝中所处的地位说起，学者只是政策形成的影响着，并不是参与者。他们靠的是伦理纲常，将其上升为一种社会典范，用来衡量当权者的好坏，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能影响到最后决策。那么这种道统是怎样影响的呢？在中国，孔子承认有双重的权利——皇权和道统。但是对他来说，这两种体系不是出于统一序列中的——一种不是必然的要服从另一种。他们是平行的。孔子提出了理论并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指定标准，至于君主是否按照这个标准行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真弄清楚作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这就说明了道统——道德准则的不稳定性。为了自身的利益，那有循序理论路线的人便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运用和实施是当权者的事，制定或隐藏伦理是有道者的事，这样行事，两者不会有冲突。从维护规范的人的观点来看，实际政治可能有事和这种规定想和，有时不合，一个人可以区别哪些国家是有道的，哪些国家是无道的。尧舜是按照道来统治国家的那些人的例子。夏桀商纣是另外的例子。因为，君主有可能失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了解道并且掌握到得知识的人，应该保护他，并且是他免于损害。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和自修，使规范不至于完全泯灭。但他并不设法纠正君主的行为。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在被君主问起的时候，了解道的人应该做好准备说明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应该把他们藏起来。这些诗儒在困难的时候，并不离开道。但只有当君主的行为接近道时，他们才会出来做官。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的联系。孔子学派的理想是王道，这里政治的和伦理的路线是相合的。但大部分情况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于是孔子讲道统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准则。理论路线不能控制政治路线，尽管学者可以反复的批评政府不按道德去行事，但在真实的日常政治中，皇帝或者拥有政权的人并不觉得羞辱，他不理睬他们。但是他们一旦激怒了当权者，受到镇压，他们便辜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作为学者得到的平民的尊重。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持有的伦理纲常的思想让他们固守着君君臣臣的思想。介于这种事实，他们引入了天这一神的色彩，董仲舒用天道来压制皇权，但是解释天道的人可以由学者来控制，这样就间接限制了皇权，但是董仲舒不幸陷入了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之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这样解释天道了。虽然天道在限制皇权失败了，但是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汉朝之后，一旦有了任何社会骚动，这种理论就被用来为人们的造反辩论。之后的韩愈从新定义了学者的作用，至此，道统完成了政治路线和伦理路线想统一。韩愈不在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整理路线必须和理论路线一致。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他们认为学者们的 作用就是维护皇帝。当他们只会简单的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因此，学者和整理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分离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地影响。于是，学者变成了伦理路线的保持着，但是因为自身无法通过单纯的伦理得到庇护，而选择做官。总的来说：所谓学者一面要维护伦理（这是一种社会准则，一种信仰，一种良心。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于是他们做官变成了维护皇权，是皇权与伦理相一致，从而得到整治庇护，说白了，到此为止，伦理力量已经完全屈服于政治。第三篇 绅士与技术知识，主要描述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技术发展的问题，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知识分子没有科学技术；他们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并且不关心生产劳动。因此统治阶级缺乏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的知识。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而作为识字的学者承担了这个责任。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传播时，他不再是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的传播，就不在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便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群社会的会读书的人，——士大夫阶级。就发展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学问消遣，以及变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的。中国的文字语言非常不适宜用来表达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这就显示出，在传统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固化。结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吧世界人道到主义化的。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就不可能评价技术进步，而且他们没有理由希望人际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第四篇文章，乡村中国的基本权利结构。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学者，绅士在协调帝国力量中的作用上。这些受过教育的绅士在地方社区中，以一种未经法律制定的个人方式，和那些职能上正式承认，占据着官方低级位置的官员进行的协调。这种学者——绅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帝国权力得意运作，同时还维持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由于学者的伦理屈服了政治，于是王权缺乏了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学者有了另一层身份，就是乡约。在相中有一定威望的人，经过协商听取民意派一个代表（皂隶）向官员协商各方的利益（《斗牛》中的乡绅）。于是形成了一种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政府并不贯彻实施某个公共活动，而是用来收税和判案。地方上有类似于灌溉，等公共活动，就是由乡约来组织的。但是保甲制度的建立是这种完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瓦解。作为保长，他要集地方绅士，皂隶与政府仆人与一身。而地方绅士希望与政府仆人同一地位。大家都不愿意担保长，自下而上的得不到沟通，这样就陷入了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一个从下而上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价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高效率。因为，当底部得不到命令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率了，但是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职责。在这种条件下，即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举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