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全集6》章节试读

《梁漱溟全集6》的笔记-第1页 - 卷6笔记

随大局以格覆败。今后应当如何努力，亟待检讨过去，以决定未来方针。
漱之往来奔走，无非求于大局有所尽力，故虽述个人经历，不难窥见大局真相一斑。
其态度十分正大而有深心
劝阻 切实 且愧且奋 猜忌倾轧 救正
由紧张而松弛，由光明而暧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启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
动机一差，无往而不差
陷于纠纷与沉滞两现象
通融挪移回避
一切军事的不统一，是政治问题
战败失地不可怕；未战先败，虽守已失，最可怕。换言之，失败不可怕，崩溃最可怕。
处处充满崩溃之象。不过敌人一天不来，亦许苟且延宕一天。
问题在系统未立，计划未立，无条理，无秩序。
设若无内战而有建设，敌人绝不敢轻于谋我；即谋我亦无此容易。
一个大党是一力量，一个政府亦是一个力量。是力量必有所向以发挥；不得其所向，必生毛病。
往者国民党既借工产党而得到北伐胜利；共产党亦借国民党而发展起来。
优劣异势，荣枯顿转，全属政治策略之成功
中国需要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
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
团结，非为团结而团结，乃因行动而团结
故远目标之下随有近目标；大方向之内随有小方向。
针对问题以决定吾人之方向目标。
学步竞争 支节应付 浸浸增广 提纲挈领 横来骤转
把握自己前途不为人所左右
西洋式的党团皆从操作性而建立
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
团体必有领袖
步调精神随人事关系之亲疏远近而渐渐差异
由于无组织不能收取中层下层同学之意见
纵因一问题之来，而临时凑集开会，亦无平素一贯之用心。大半落于上层干部二三人或四五人如余等者仓卒决定
随外面形势而播转
遇变不惊 星散 平素 简单明切 人生程途
使社会沉沦淹滞而不进步
1935年妻子故世
妻故后，余所有财物既付托勉仁斋诸友共管公用
军事的占领，政治的统治，经济的榨取
人人敌忾，步步设防
必须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内部之团结组织，统名之曰政治工作。故军事工作必以政治工作为其根本；政治工作实重于军事工作。
迅赴事机 完粮纳税 纷更 警策 当世贤达
轻离轻合为今日知识分子的大病。
事相因则易成，俗相缘则民不惊
在工作中，人事问题最麻烦，吾人第一须耐烦才行。
知识分了之间，彼此相轻，彼此不服，你看我不合适，我看你不合适。
要使散漫的老百姓团结起来，非空言所能济事。
弱点甚多，国际大战终必爆发，最后胜利在我，并非虚语。
凡事须有表率者，始能引动大众前进
在准备未成熟成，不要轻于尝试，因为在失败后。
有所提议应事前商妥，各党各派的代表应常常聚餐畅谈，从内部求彼此情意相通。
征调壮丁，补充兵员，为抗战中最大问题之一
法规已其完备，唯各地未能切实奉行
针对问题讲求改善之策
有其时，有其势
青年期（12岁到18岁；亦曰成丁期）为人一生关键，其心理生理之发育开展在是，而易受贼害，亦在乎是。
民国十三年，愚尝辞北京大学讲席
沉滞枯竭 隐忍牵就 能力绵薄 徒托空谈 训育
知识技能乃生活之工具
一消沉，则深邃之情不启，功课标准无形低落
执笔苦思终给想出之状
教师学生终日所忙于授受者，不过杂多之普通常识而已。
但通文理而略有慧性者
深透真挚之基础
着实而不虚罔
薫沐 纷杂腐恶 成丁入世 推奖 统盘
烦闷苦恼，厌世自贼
我本人对佛法素具信仰，曾经一度想出家。大概自20岁的时候起至24、5的五年内（开始素食到挂世），都在家里闭户读佛书。25岁的夏天，很想到湖南南岳出家，从25岁起，在北大教书，教的印度哲学，一直有7、8年，将近30岁的时候才放弃出家念头；出家的心愿，是从20岁到29岁，怀抱虽有十年，终没有成功。
彼此相互的期勉
起初没有外级即明师的指导
在这时候，欲求解脱，只有拿出世之道来告诉旁人才是救人。我们知道许多道理主张都是来满足人类的要求的，可是一切从外来满足人类要求的办法，都不是救人的办法。
“凡是从外来的满足人类要求的一切办法，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
问题是层出不穷的。
但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引入一个更深的问题之外，没有别的结果。
他（蔡元培）说：“你不懂，别人亦不懂。”但蔡元培先生的意思很好，他办教育有“共学”的精神。他说：“你来了，我们大家共学。”
这种学术不能随便写。恐怕错误我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大讲唯识，先生的学问很好。同时我又讲授儒家思想的中国哲学，即孔孟之学。这是在民国6年到13年的时候。
佛教告诉我们的第一件应注意的事，“人身难得”，这话是真的。还有一层是“光阴要紧”。
20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蔡元培）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
然而我却从20多年来说的，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掌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在此的原故。“饮水思源”，我愿将20多年间的事，倒溯着想一想。
那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呢？不是由于13年国民党改组容共，而后开出的新局面么？（走不下去时，拥抱下竞争对手）
“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深巨，那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譬如说我们今天日正在创造新中国，将来要有个新中国出出；那么，后来作史的，一定要从那时叙起。新文化运动表见于文字上的，是那时起风行到今的白话文。……至于今天的共产党呢，那真是从这里才有的产物。
那新风气，就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如《学灯》之类），人们况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
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力，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其功还在蔡先生。像梁任公先生原是距今四十年前开新风气的人物，然而在这一段，他却是跟随着加功尽力的人而已。
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像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实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视一时人才为隆污，人才不尽出于学术，却每随一时风会思潮以俱来。
然而那里教育界学术思想界气象活泼，总是真的。
一切实际的事（指中国的事）都在乡村里
乡下人的生活靠在农业上；政府关心农业问题，便是关切到他的生活问题
强迫行之，只招反感，纵有形式，必无内容。
机构日建，工作日周
添麻烦乱手足
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条理清楚，责任分明。
要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不要说风凉话。要他有责任在身，没得躲闪，将心思力气用出来，无余留，事情才得办好。
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
指抗战必得广大社会来支持，民众必须动员
旷野沙漠 健全充实 虚伪造报 素孚众望 平正通达
而一切的罪过最后自然都是老百姓承当。
他们（政府各部门）彼此间，从来缺乏联系配合，工作上不相照应。
得地方有信望之人，共同保证优待军人家属必可实行。而且后来此优待果真照行。
只有在群情热烈，众止昭彰，有人领导之下，才办得认真，办得公平，办得顺手。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兴趣。
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
我不喜欢说笼统的说；不喜欢跟随人家说，说了许多自己还莫名其妙的话。因此我倒要追问，什么叫做修养？
一个技术家或艺术家
基督徒有所谓灵修，道家则有修炼，佛家则有修持
颟顸（manhan）笼统 勉强塞责 邻邦外族 深醇
关于修养问题，不宜作空泛的理论
若问他中国文化的短处何在，都能说出许许多多；若问他中国文化的长处何在，则不免嗫嚅而心踌躇了。他至多说中国文化过去的光荣，过去的价值，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
似乎外国人倒比中国人能认得出中国文化的特异处。
至于中国人里面，既不自大，又不自馁，必里较得其平者，非无其人，但多未必能说明其自己所见。
一定很通达，总要在四十岁以上或其左右。
并且在人生欣戚甘苦上多有一些嗜受咀嚼与反省。——这是认识文化所必需，而为年纪在三十以内的人所不容易有的。
试想人多地大，就不易得到一个领袖；一个人在小局面里作领袖，未必即能为大局面的领袖。即令他是能行的，亦要待慢慢养成资望才行。
能为祸，亦能为福。关系既深且大，所以很值得考虑和追问。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
种族复杂，至可惊异
泯然皆相忘
英国人有句话：“知识即是强力。”但中国人并不以知识见长，因为中国缺乏科学。真确有效用的科学，尚在西洋人。
政治能力固不低，却亦偏于消极放任无为，缺乏组织力。
彼此之差，可作流派观，不可作阶梯观。
不认中国是开化早而进步慢
艰深 扬弃 宣白 追源祸始 朴朴质质 同仇敌忾
只见得意识是人类生命的工具，不是人类行为的源泉。
互助是动物以至人类的本能。
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
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
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
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处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
有特长亦有特短
文化为物最虚渺
我们要由文返质
现代战争又明明看工业程度低高来决胜负
执政党的虚衷延纳，亦有在野党的竭诚拥护，亦有各地方的勉服从，
好象痛极呼天，哀则呼父母一样
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应该对社会大众负责
诤友是什么？诤友是向着共同目标的自己人。
一个是容忍异已的雅量，一个是服从多数的习惯
总起来说：诤言盖出于情之所不容已
民国十八年在夏间借住在北平西郊清华大学西院写《中国民族之前途》
日落黄昏，暑气渐退，园内景色正好。
一个指着我的屋门说道：“这是一个开倒车的先生”，另一个说：“他开到哪里去呢？”这个又说：“大概是开到印度吧！”
说到这些东方的文化必然述古，说到西方文化，必以新出者为贵
因我好用心思，每每自有主见，不肯人云亦云，遂以招人疑怪。
偶然一日与王世杰先生谈到我不愿附和之意，他竟误会我根本反对宪 政了。
为什么总同人合不来呢？我是有我的愚见啊！
我是喜欢标奇立异吗？我决不是，反之，我对于不能随和着朋友一齐行动，正深怀歉意。“情意相通”，是人情所乐，我为何偏要与人隔阂起来呢？我诚恳的说：我真是不得已。
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
愿得当世有心人共同商榷
假使吾人能变一种作风，以理解的分析研究成分参进到关心国事的情绪中，以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代替讽刺与反对，不仅换一换口味较有兴趣，抑向前进行去，未始于大局无补。
忽已十年（今天我也正好理到了05年的东西）
东北其人大半由内地移居，关内关外早为分不出的一个社会。
痛痒关情，是他日恢复故土的最有力条件
民主是：我承认我，同时亦承认旁人。我有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人家亦有人家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所有这些都要顾及，不能抹杀，不能排斥之，灭绝之。这是第一点。从承认旁人，就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不但承认他人的存在，乃至承认他人亦不比我低下，这是第二点。
从彼此平等就有“讲理”这一精神出现。那就是彼此间的问题，由理性解决。
所以凡要“以力服人”者，都是反民主。
所谓个人主义，就是认为在团体生活中，要抬高个人地位。社会社会主义，其意相反，就是认为是团体（或社会）重要。自由与统治，干涉与放任，种种相对待皆由此而来。
何谓倾向？倾斜到某一方向，慢慢升上去，或慢慢降下来，就是倾向
尽情研究，不避认真，万一有言语直率之处，尚希原谅。
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一个英雄时代，此即指吾人的青年期。盖青年比较有勇气，喜欢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渐深，慵于作为，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哀已！吾人能如何常发挥其可爱者，而不落于可哀乎？
我所说的“英雄”在生命力上有以下表征：蕴蓄着许多精力，聪明正寻地方去发挥表现。仿佛他要拿出来给世界的，比较他要向这世界享受讨取的多。他少顾忌，而多兴趣。兴趣所在，冷亦不怕，饿亦不怕，什么危险亦不怕，什么辛苦亦不怕。或者愈惊险，愈艰辛，他愈有味。他恒居于主动，不为外面世界所支配所左右。他富于感情，同情心很强，亦易于激动和冲动。他不一定有理想；但他有理想就要奔赴理想，扭他不转。
朝气 矫正锢习 相对之势 相与之情
英雄非他，即生命力特强的人而已。
他身体叫他怎样，他就怎样。
中国的无为而治：说你（惠帝）不如高祖，我不如萧何，我们都照旧规，何必多事呢？一个是汲黯为东海太守，好清静，又多病，卧阁内不出，而东海大治；一个是宋时李沆为相，凡上书陈利害者，投之瓮中，未尝启视，满则焚之。天下大治，时称圣相。
吕新吾（坤）是有名的地方政治家，写《治道篇》中说：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利所无事为兴废起敝。
户籍地籍是国家行政上万事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所谓个人实从团体反映而见
始终在团体与个个，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
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
西洋最贵之客居其左右，次者愈来愈远。中国人必请客人上座，而自己下面末座为陪。
念念为客人设想，自己虽委曲一些，应当的。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的生活重心靠团体。
无左即说不上右，无右即说不上左。
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
中国人生活重心靠家，而没有大于家的一物可事靠，于是不得不”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就被人指为自私。
天下是天的下面。天的下面，有多宽多大呢？那是没有边涯的呀！
中国人头脑中总是这没边没涯没范围的观念，岂不就证明他生活上缺乏”大而有范围“的事实吗？
大就大到没有边；小就小到身家上。此谓之散漫
恍然而悟 外患侵凌 以资大家 猜防之心 转圜
人和人之间，中国为什么处处寓有彼此相与之情，而西洋为什么恒出以彼此相对之势。
法律是团体的产物，情谊则由家庭滋长出来。
一切家庭化，即一切情谊化。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
愈亲厚愈要共。
长子继承制实封建制度之核心
半耕半读，且耕且读
中国发明官吏制度最早
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途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
国际局势固然路以影响中国，同样中国今日的一举一动也可以影响国际。
反之如果我们的态度是随波逐流，时思迁就，那么我们遂必然的要为他人所左右。
美国正以无限忍耐和日本进行谈判以求达到和平而公允的解决。
日本的”东西新秩序“梦想
国共不协，隐忧实大
局促内地，深受执政党之箝束
内力相销，本末相衡
国不亡于暴敌，功不败于寡助。
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
古人有言：”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相关而不可离
（陪都）重庆 缓不济急 烦难复杂 辅翼 忐忑而兴奋
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
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
而下层单位宜小不宜大
寓教育于行政之中，而隶行政于军事之下。
其从无到有，只能由粗入密，以渐而进
愈到末梢愈落于被使用的工具地位。
人才钱财尽量移到中级下级地方机关云。此即坐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人要少，而在下面真正作事的人要多。
中国教育多年患着与社会脱节的大病（教育总是滞后的，因为教育总是经验的总结推广）
他说话不是一个人的空话乱想，而是一部分真痛痒的申诉。
开诚延纳 气象光昌 情势 鲁莽灭裂
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
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各部会太庞大，新机关层出，桑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减少。
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
1938年1月1日飞西安，1月5日（民国27年）去延安，往返共三星期。
以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
除蒋公一人焦劳不已而外，多数生活逸乐，早已安于现状。
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21个县又半，人口是90余万，而实只有50余万。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是发扬。
傍山掘洞穴以成。
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
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样）
花样新鲜，趣味丰富。
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
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
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
这一追问，仓卒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
谁没有门面事，谁没有门面话？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
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作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
此翻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
条理清楚，句句到题。
沉潜反复 自微之著 平素 简便粗略
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
但我患神经衰弱。
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
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中国问题有两方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轻重宾主之异。
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
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双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
中国的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
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
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者又为一事。
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
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
党派存在于运动
中国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时一时变化不甚相同的。
中国人已被卷到大世界上来，不再能关门过日子；则世界上的问题，亦就是我们的问题。
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所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
在外国实原于其社会有许多不同分野，所以有不同党派分立。在中国社会分野不明，党派分立就无真据。
广大散漫万有不齐的中国社会。
国是即我们的目标；国策即解决一层一层问题而求达于目标的办法。
然而问题无穷尽，需为不断应付。
外界形势一时一时有异。
宽泛邈远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
昼伏夜行 强民政治 雍容雅谈 此来彼去 殷鉴
无论哪一种，都须好的向导。
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
古语：千里不运粮。
毛泽东说：“战争改变一切”
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
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建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
每承朋友见问，虎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
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
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了。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
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
衔枚而进 势衰力弱 无待赘言 人人敌忾，步步设防
我策马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6人之外，洞内没有人了。……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大家牺牲是图挽救。
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黄河有岩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
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
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
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说话。
事实上，总是相激相宕，不知不觉演成。
这是家里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问题是非曲直，实属无益。
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
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大量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示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
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
军事的占领 政治的统治 经济的榨取 灭亡我民族文化
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团体
团体有了之后，人类赖以活命，但亦从而受罪。换句话说，团体当初原非民主的，民主的团体，是团体生活的进步，或可称为进步的团体。
团体公共之事人人有参与作主之权，即所谓参政权或公民权。
各人自己的事，于公众无涉者，公家就不要管，即所谓自由权。
从那种事实环境中，一点一点伸张，一天一天磨练，而后建立，非可一蹴而就。而要求既为事实环境之反应，环境压迫愈重，反应愈强，乃有从要求建立习惯之望。反之，少压迫即少反应，无压迫即无反应，便可建立习惯之可言了。
孙中山先生讲的三民主义里面，曾说中国人以前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
交了粮，自在王。
凡事须先明其背景。
信教自由是西洋人经过多少流血换得的，其习惯建立自非常明确。
乡下人是老实的，谦逊的。他岂有意不尊重多数？然而他无心地只顾自己，不照顾旁人了。
鱼贯成行 或则 昏心暴气 昏瞢模糊 扰攘
纪律是为学得团体行动的顺利敏捷，好达到公共目的，而要各个份子受些委曲以遵从的。
这就是团体中，或则自己作主，或则听人家自主，而不能耐烦共同商量。
中国人热心团体事情的很少；若有之，必是大家一切容他去作，他因而意兴好，所以积极。
组织力是民主团体所必须。
没有纪律，则团体不可能，没有组织力，则民主不可能。组织力非他，就是如何作团体中一分子的韧性能力。
在家里过日子的中国人，一向关门作皇帝，随自己意思惯了。
靠团体作生死斗争的西洋人，他晓得团体事情万不能停，好歹要决定一方针，好歹要往前走。
团体与斗争是最相联的。
（中国人过去）小而身家，大而天下的散漫和平生活。
痛论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
但急公好久者，在中国并不缺乏。急公好义是在公私没有打成一片之时，牺牲自己以为公，其性质与公德各为一事，公德是团体生活中一般人所具良好习惯。而急公好义则是一个人的豪情侠举。
中国人吃的是家庭饭，而西洋人吃的是团体饭。习惯传留下来，非是偶然，必有其所自。
堂屋正中上面供祖先神位，亦可以坐客。亦或为一家吃饭的地方。这是全部住房的中心。西洋房子，没有这个中心。但他另有一个大中心，那就是一村一市的教堂。
事实都从事实来，不能从心所欲的。
中国的皇帝是当真的“孤家寡人”……他不能与天下人为敌，只能与天下人为友；得人心则昌，失人心则亡。
从前县衙门有一副对联，榜在门外：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正或商，无事休进此门。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
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
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
态度神情实为生活习惯的核心
中国最大的事实是伦理
贫富贵贱，转易流通……彼此相与之间，尚情而不尚力。
回溯既往，了望未来。
这期间，是免不了一种强制力的……是有情意相通和武力强制两种关系在内的。
任何一政权无不以武力为后盾。
趋进于和多数人情意相通而不相隔。
所谓活路，是大家的活路；所谓绝路原亦是大家的绝路。但第一感到切身生死问题的，却还在操政权者。
相互间一施一受，一感一应
一面可以自己问问终日所忙者何事？
说到解救的办法，我以为第一不要画圈。……对于自己圈内的人不问好坏，总是亲信。
积极地耐烦的向前争求。……消极不问，则局面拖下去。
专政二字含有极权的，排他的意义，并指没有法度的政治而言。
事实上的问题，只能以事实来解决。
警辟 好同恶异 扫除廓清 推诚相与 荟萃吸收
罗邱两氏何以伟大?其故在于他们不但是实际的政治家，而且是理想的政治家。
异已者的主张一概抹杀，以铲除尽绝的手段来对付，好象欧洲中古时代的教会，对于异教徒只知残杀。
一面是要求的理由很对，一面是实行的困难亦不假；于是就运用中国人作文章的本事，在夹缝中作文章。
将力气皆用在不必要的争执上。或则固执不让步的胜利。
彼此僵持，各不相胜。
错误的用力，结果都是不好的。
“推诚相与，互相尊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老道理；“实践民主精神”是一句新式说话。
中国道德已失坠，而法律又未生效（法律和司法机构始终未得建立起来），暴力与金钱却正抬头。
民主不同玩幻术，可以无中生有。整个社会一向缺乏这种夙养，骤然行选举，大则造乱，小则无好果。
平心默察事理的。 思虑与识见
追逐形式，即放过问题。
衷怀惭歉 懒惰玩忽 智小谋大 感慨同深 繁复深曲
愚不敢自谓有真血性，然痛痒不昧于心，即常把握真问题以尽其力。
国当大难，未敢自逸，凡所用心，必求切于时势之最需要者。
“有力可用”，此为最要条件。……至于无可用力，则愚只有舍而去之，不能虚与委蛇。
去就之间，大感踌躇
消极既不可能，唯有积极。
一则对问题的认识不同。……二则走的路不同。
谁感受问题，谁起来解决问题。
然而人心感应之间，非常灵敏而不可欺。……中里尽能饰词强辩，彼此心里到底分明。
一本坦直 诚恳甚佩 幸乞原谅 缓不济急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谁民主谁不民主，不是可以判定的，只是可比较的。
人生最可贵者厥为向上心
斯道也，虽文化日新，古今异俗，不可易也。
愚则以为爱人者莫大于勉人向上。
人心沉闷 色然而喜 改装隐藏 栖栖皇皇 判明
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地驶去。小船颠荡欲覆。
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
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
耐得辛苦忧劳
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暖意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期间的。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
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而后尽复杂却维系的住。
譬如在蔡先生的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
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陈先生就不同了，得罪了很多人……若非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
然他们诸位（李守常、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等）若没有蔡先生，即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朱晦翁：“是真虎，必有风。”
坦率真诚，休休有容。
百事望之于蒋，误之于蒋
要大家齐向着改造社会的理想目标而前进，必须要有高瞻远瞩发纵指示于上的司令部。
下级不断以问题刺激上级之研究，而学术进步；上级为民以方法供给下级以施教，而社会进步。
策源地 事同一理 轻重宾主 借镜取法 繁复难晓
恰似瓶中的花枝，不是有本之木。
弊端之滋，民怨之腾，莫非由此蛮强地建设而来。
人情于易见成绩者高兴用力，如吃力不讨好者就不愿干了。
教育固须于适应社会之中，方能促成社会的进步。
历史积久，背景深厚。
新社会恒孕育于旧社会之中。
中国今后若没有方针计划，则进步不可能。
民治民享民有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
掩盖不得，徒资笑柄而已。
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而一须真诚亦遂掩没无从见于世。
我在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莫过于此一时期之香港生活者。
何谓教育的出路？凡一种教育育成效见于社会，因而社会要求发展此教育，教育有其发展之前途者便是。
个人虽一时不得安居乐业，社会却于此得了向上进步的机会，那便是革命。
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合社会的需要，毕业即失业。
总不外误在一切抄袭自外国社会。
以经济为其中心要点
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在个人营利谋生上面，原是人人现有的心理。
问题只看政治如何
事同一理 借镜取法
教育的结果总是养出大批吃饭的人
大方向末得把握到，在枝节上左修正，右修正，总归白费，落一个手脚纷扰而已。
过去的功罪无须多论；要问：我们今后应当如何？
经济有出路，而后社会才有出路。
社会改造盖历史演进之自然，新社会恒孕育于旧社会之中。当革命爆发，旧秩序被推翻之时，社会新机构必已相当成熟。
当其心气平和空洞无事，旁人说话最能听得入，彼此说什么话（商讨一问题）顶容易说的通的时候，那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
一切偏执或冲动的感情，皆足以妨碍理性
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宗教有其可以注意的两点。一点：是人们恒在情感失去平衡之时，易于接受一种宗教。接受以后，似乎不平衡者已不复见，而其实偏执的感情已形成了。又一点是宗教的根据地在超绝和神秘。
所谓超绝，就是超绝于人的知识界；所谓神秘，就是不容分析和推论。因此宗教都有一种“反知”的倾向。就令宗教仍有其所谓“知”，亦不是平常所说的“知”了。接受宗教，就是接受这个。
遂有与理性相违的趋势。更有确定此相违趋势者，是宗教恒必示人以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垂为轨范。这种教诫，是出于超绝之神的，没有怀疑讨论之余地，至多加以引申而已。人的理性由此锢蔽了，不得启发。
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收。
以宗教包办一切的文化（西藏其一例）。不仅文化不高的时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半托庇在一伟大宗教下，而孕育发展出来（近代欧美即其例）。我们知道，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
人生疲于对外
宗教这样东西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而人类偏喜欢他，果何所为呢？这就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多是靠着希望来维持，而他是能维持希望的。人常是有所希望要求；就藉着希望的满足而慰安；对着面前希望的接近而鼓舞；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
这样一览而尽，狭小迫促的世界，谁能爱得？
质鲁而散漫 理性的酷冷 曲尽深到 彻见及此
宗教虽高下不等，各人所领受者更万般不齐。
而且因其冲动太强，暋不畏死，峻法严刑亦每每无用。
既散见于民间，还著见于往日的朝廷。且自佛教传入后，引起模仿而形成了中国独有之道教。
中国没有足以和全部文化相称相配的宗教。
儒家是一学派，非一宗教。
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觉，但“学而不厌”，“过则勿惮改”。
孔子之言，贯注人身有如光透过玻璃，使人立地省悟者。
浅近平易，曲尽人情的理性，显然与宗教家感情激越陈义太高者不同。
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
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答曰“安”。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
不为作断案
儒家极重礼，却可如此随意来讨论改作。
而儒家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
指点人回头看自己。
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已，现在所存留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
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
礼之崩，乐之亡
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
理性启发靠礼乐
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
人祸更凶过天灾
人已两利乃为其利。
养生送死 胼手胝足 读书明理 明切锐入 拱手相揖
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
启蒙就是有自主独立之精神状态，征见于个人有勇气以自由使用其理性。
当时的思想家皆泛称哲学家。
理性时代之欧人（尤其法国德国）狂热乎中国文化。
实在人类最大祸害即从人类而来，复归于人类本身。
理性与信仰应相调和
中国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当然亦是教权不能凌驾政权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统一天国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已经先建设起来；因此宗教的统治便永远不能再出现了。
因此上帝观念的输入，不过使旧有宗教之上增加一个较大的神，而未能消灭或统治了原有的多神。
整个宇宙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天雨，水流，莺飞，草长。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
生出来，熟落去。又如鸟雀，老鸟生小鸟，小鸟的生活还和老鸟一般无二，不像是创造的文章，而像是刻板文章了。
人生的意义就在他会用心思去创造；要是人类不用心思，便辜负了人生；不创造，便枉生了一世。
中国书所讲的，不外人世间许多情理。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正义感，即是正义之认识力。
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极容易犯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
然似乎错在知识者问题小，错在行为者问题大。
王阳明：只好恶便尽了是非。
吸鸦片，就懒惰，就穷困，许多缺点因之而来。
在你心里清明之时，好自想想吧！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疏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
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
各种本能都是营求生活的方法手段。
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只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
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
因为学术是心思作用的结晶。
西洋详于物理，而中国详于人事。
从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交通大开。
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只有自己吃过苦，受过气，方体会到人家吃苦受气是什么味道。
心思作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
中国民族精神何处？我可以回答，就在富于理性。它表见在两眯上：一为“向上之心强”；又一为“相与之情厚”。
理性就是从本能中解放出来的感情。
恩深则义重，情疏则义亦薄。
中古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中国人没有“罪”的观念……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判别之，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判别，茫无主张。
相尚以力，则理隐；相尚以理，则力隐。
盖自己的面目，每不易见。
（握手）虽是有相亲之意，然实欧洲人沿其故俗相斗以后彼此和解的表示。表示不复操兵相向了。
曲胜直败 马虎混同 移尊枉步 条畅涵泳 最远且大
理必从容讨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
陈独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不决于理而决于力 有力者就是有理
辜鸿铭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法律来拘管人。
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于破毁异教之祭坛。
中国因讲理而抽象理解力大进。
他勇于服善，并最有服善的雅量。
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
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
康氏原为任公之师。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
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
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
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
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
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必包括经济、政治、而且作为主要部分。
尽失其故步
科技就宰割支配了整个世界。
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
西洋文化，是必须经过近四五十年种种征验和反省，才得洞然于其本末得失的。
宝爱 正确周洽 声誉鹊起 由博及约 卑湿不洁
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
世间有许多事，每以习熟转而不著不察。
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咱精神或倾向。
大家开会讨论商量，公同取决，是谓民主。
立异于时贤也
苟同且不敢，苟异更不敢
但对其他不同之主张，亦能兼容。
去时发黑，来时鬓斑
好多中国人安于自欺，亦不知不觉顺着说一些大话，按其实则毫无内容。
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
料度 新奇奥妙 圆活 渡达 灿然可观
让各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便会造成社会的进步和最大幸福。
自由竞争之结果，却不觉形成近代之资本社会。
这“人生向上”精神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国家则是人类最强固的一种社会生活。
政府直接或间接总为统治阶级所掌握，而人民则正是被统治的一面。
力量决定一切。
形成对抗，以剂于平。
质言之，正为彼此都有力量而不可抹杀之故。
自由是中这（团体）与个人之间的界限。个人不得越出此界以妨碍团体（国家），团体不得侵入此界以妨碍个人。
国家原是一个名义，实际由统治阶级代行一切。
宪政之出现于西洋，实由西洋社会充满了（各种）力量。
总还是有统治被统治两方面；强制多过自愿。
民主，就是我承认我，同时亦承认旁人。
以国会为立法机关，非经一定程序，不能成为法律。
法为最高，国人于此定其从违。绝不许以命令变更法律。
政治上的民主不外两点：一是国家对于个人自由之尊重；又一是国家大事付之国人公议公决。
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少用人的体力而多用人的心思，原是生产技术进步之一定趋势。
这种进步，可得两面效果；一面是为人们腾出极多之闲空，以便大家都很受教育求学问。
本来读书受教育，实在是一种高等享受，其中表示着人们有闲空；人们有闲空，表示着社会的富力。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话，其实正为其寡，所以就不能均。
政治上之民主不外两面：一面是政权之公开；一面是自由之保障。
但政治上都是力量对力量之事。
政权之公开原为经济进步社会形势开展所促成。
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国家（团体）与个人之间的界限。
共失败之惨，唯真热心于其运动者能深刻感觉之。
离开社会的支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
积极支持 消极容忍
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
要由小范围地方自治入手。
但中国自1911年革命后，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
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
当时人心只切盼一个能负起自救图强任务的政府出现，莫让满清亲贵误国。
宪政在他们（西洋）是目的，是亲切的要求，任何事物不足以易之；在我们却作为一种方法手段了。
假若世界不交通，东方国家不受近代西洋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即有问题发生亦必为旧日历史之重演，而不会有新式民主运动。
我从来对于我见不到信不及的事，是不能参加的。
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因机缘以尽力。
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祸福相欹 斡旋大局 糊涂凌乱 下情上达 眉目粗具
强之，无益也。
蒋氏剪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
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野党都是激进的？）
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国家是人类各种团体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团体生活。
如国家受管，则必不成为国家，而成为殖民地。
国家许你做甚么，你便做什么，不许你做什么，你便汉有做什么。
如其多数分子从被动而转入主动地位了，就是进步的团体。被动，就是完全听人家的话，主动就是由自己作主。
一国家的国民都能主动的组织其国家，此国家也必成为顶有力量，顶活泼的国家。
工业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处处用物力代替人力，即用机器的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
美国自称为同盟国家的兵工厂。
坚壁清野是中国古代打仗时很要紧的事情。
从前的县衙门有这样的一副对联：“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
从前的县政府只管两件事，第一件是收钱粮，第二件是理诉讼。
中国几千年，老百姓可说都是自生自灭，与国家无关。北方有句话说：“完了粮，自在王。”
一个是萧何死后，曹参继他做宰相，总是饮酒，不理一点事，而天下称治。后世说：“萧规曹随”的话，就是这个故事。
国家是有对抗性的。
中国社会是太散漫了。
这一片大陆在两千年历史期间，易于形成统一的大局面，如在秦时，疆域已达到了今日两广地方。……缺乏国际对抗竞争的中国人。
只有晓得清楚，才能作通盘筹划。
人类除了天灾的痛苦外，还有人为的痛苦。
出于政治积极，国权就扩大，于是钱也集中国家。因权与钱都集中，于是各人都争政权，所以有民国以来的内战。因内战而又引起外患。
既然掌握了人，物自然亦在掌握之中，因为一切物质都是属于人的。
所谓知识分子，即指比较知道外面事情的人。
靠口头相约是麻烦而困难的。
老百姓处处被动，是不好的现象。
要经济而精细的运用，不能加以浪费。
进行时可采用竞赛办法，千万不要每一件事情都 自己直接指挥，直接支配。现在政府就犯了这个毛病。大小事都揽在手里，这是最不好的。
过去中国的政治，多是公文政治。
需要物色三种人：一有热情，有活力的人；二，头脑比较清楚和有知识的人；三，有资望，有号召力的人。
民主政治就是进步之团体生活。
自古以来，集体生活总以宗教作中心，靠宗教来维持。
成了团体而后斗争才便利。
政教牵混起来，更容易引起斗争。
活动主要的便是说话，和奔走连络。
青年苦闷行彷徨
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
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直接制度皆相当稳定。
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
猛骤更张 枪杆势力 溪刻穷尽 因人立法 叠床架屋
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
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来踪去路。吾人若能先清楚他的所从来，则于其前途，自亦不难逆睹。
以文字之微末，尚不肯予，则实际事情解决之渺茫，更可知。
说急说缓，均非依客观条件为准据，而一视当局内心决策如何。
“弄假成真”的事，毕竟不多；“不诚无物”，则古有明训。
要本乎亲切自然的要求，循着简易平实的路走，方不出错。人生饥渴痛痒，最是亲切；饥则索食，渴则索饮，是为自然。
事情办得公平，就必须大众来参加监督办理。
积弊
没有真的职业组织，整个社会形势散漫。
处处扣紧，事事认真，这才是政治。
英美各国向有两大党轮替秉政的事实，人或艳称为二党制。其实二党制并非一确定的制度；它原给多党以并存机会，不过事实上恒归于两大党而已。
为推翻现秩序建设新秩序而活动。
初不止消极地有所排除，而更要积极的有所建设。
这不关某个人（列宁、孙中山）创造的奇迹，而恰不过有某人践行了他们民族历史的任务。
大概一个党负了建造一种新秩序的任务者，就要行一党制。反之，它只在现秩序下有所争取或主张者，自然落于多党制之一党。
真正有效的秩序还只在一个国家里面才有。这一则由于道德理想风俗习惯，多半通行于一国之内，异国则异俗。更且因为法律制度都出自国家权力，并仰赖于国家权力。秩序与国家，国家与秩序，几乎分析不开。说建造新秩序，就等于建造一新国家。
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所谓天下）而发展着，不是作为一国家；虽然它有时亦被迫作一国家。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未曾形成阶级统治。
中国两千年来，原只是散漫消极地相安之局，而非阶级积极地统治之局。
所谓革命者，社会秩序只见其崩坏与规复，一断与一续，而没有翻新改造。从生产技术以至意识形态，千年之后曾无异科千年以前。
它不是民主革命，因为它并未从自己历史里面孕育出一新兴资产阶级，酿成社会内部矛盾的爆发，以争求自由，建立民主。
倾心新理想而抛弃旧生活。
素鲜改变 逗合沟通 团合统整 圆滑应付 不畏强梁
从入手时便要照顾到未来结果
阶级意识及明且强。
大凡一种运动，情绪高涨则意见少，情绪不高则意见多。
一言不合，可以分家；合起来很难，分起来却易。
个人大过党，只见个人，不见党。党之为党，在其组织机构。是一党制，还是一人制，正复难言。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天下原无没办法的事。
合作之果，总是从和平产生底。
正面要求上明朗有力
近世中却没有可资借镜取法者，所以他还不免从试探中修改错误。
历史积久，背景深厚。
新社会恒孕育于旧社会之中。
学习于人，正所以创造自我。
统一是建国的前提。
受到国民党排斥的人很广泛
在双方紧张时候，双方各望于向第三者申说他们的曲直。
但要认识一件事物，最要紧是明白它的同来，明白它的历史背景。
受外界潮流的影响，及各人对问题认识之渐渐深刻落实，而分化了。
锋锐的笔调 隐然 总其大意 访晤 社会贤达
张澜是同盟的主席，号表方，四川大学是他手创的。
各方朋友甚多，岂面谈函达所能尽。
我是一个对于国家统一要求最强的人。
我只私下说，而不愿公开发表，就是我言论的保留。
因为我实在怀抱着不同的见解。但我能不能当时发表我的反对论呢？当然不能。不只当时不能，即在今天也还不愿尽量发抒我的见解，反为他人张目。
理想为事实之母。
我相信先生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绝非出于敷衍。
颠朴紊乱，动摇不定。
内心好恶简捷有力
陶先生的言论主张，我常常要保留，而不能马上赞成。每次见面，我总喜欢他，衷心敬爱他。
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明，目标一致，不能批评。
被杀者是在野的民盟人士，故在朝的国民党已经有了嫌疑。
偶然相值，欢然道故。
一手难以掩尽天下耳目。
组织特别法庭，给各方以参加机会。要知具有政治关系的案件，普通法庭是办不了的。
过去国内的民主运动，在云南最热闹。（几个大学不在国民党掌控范围里）
企业巨子，禅林长老。
警恐不安 琐琐细细 斑斑可考 损规越矩 坦直慷爽
不参加任何党派的社会贤达，更是自具其独立风格自由意志的人，其可贵在此。
政党原来就是在社种社会秩序中的某些思想见解相同的人，集合在一起活动发展的。
问题之在社会组织结构间者，远较其在各个份子身上者严重多多。
其实何敢谈信仰。且问他，有没有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
单是“坏事做尽”都不打紧，量可恶却是同时他“好话说尽”
社会上增多一个有信用的人，即增多一份元气。
言必信，行必果
今天我们新文化之难于产出，非在受到什么阻抗。恰相反，就苦在遇不着阻抗。你说“民主”，他亦说“民主”，人人都在说“民主”，你说“自由”，他亦说“自由”，人人都在说“自由”。
人们彼此间有信用，遇事自能合作。
宿怨积仇 开明通达 涵蓄深厚 深浅精粗 弊风陋俗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我们必须先把自己放的坦白空洞，虚心以求了解一切。
人情大抵不相远，而彼此感应之间，至神至速。
其立场与用意外，便是彼此的识见问题了。构成一个人之识见的，一则在他的头脑聪明，二则在他的学识经验，三则在他对此一事之见闻所得。
其实聪明关乎个性，经验限于一隅。与其各执一偏，不如善观其通，任何不对的见解，亦都是真理的一面影子。
愿更资取于他，成就自己。
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实所必要上，让一步又何妨。归总一句话：把人当人待，那里有说不能的话。
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民主就是承认旁人；承认旁人，即与恕、谦、让相通。
他们精神向上走，当然气象光昌。
同名而异实
有向上心，必自觉其种种不足，而服善推贤之心油然莫能已。夫何能不谦？谦则精神浑收聚于内而向上。
不真，不足贵。
逞欲而忘耻。
彼固有其数百年所养者。
选举竞争在西洋，本从其古人粗朴行动之渐渐理性化理智化而来，为数百年来精神向上走之结果。
沉默以观世变。
轻易得之不如困而知之。
在空间上开拓之大，在时间上绵续之久。
问题有本末缓急之不同，要权衡得当
当我们总揽全局统观大势的时候，我们便恍然一切一切不出一个建国问题。
二者互为表里，迭相为因果。
俗话：“不到黄河不死心”
又好象一种传染病，要免疫，先得微染其疫，而后其生命抵抗力增强。
言之过于浑括难于尽晓者。
今天的问题不始于今天。
多党为合法有礼之互相竞争。
本来政局真想，外间人多不知道。
我是一位社会运动者，这一点我很承认。
不应当只取它的形式。
要紧的不是文章字句，而是在产生一种真精神，和一番真意义。
自图巩固 图谋富强 含混躲闪
在我的心理是不满意它，但我又不得不接受它。
不能离开现实而空谈道理。
统一才是生机。
贫不是问题，越来越贫才是问题。世上原没有天生的富人，富是人创造的，
不能把现象作为问题，问题在根上。
大而且散，膜片而且大，这就是中国社会。
外国革命旧政权一倒，革命即完。中国不然，新政府还要把自己阵营中的群雄剪灭完了才算完事。
外国的革命是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的新陈代谢。
社会的统一靠文化，政治的统一靠武力。
而阶级与阶级间则一面互相依存，一面又矛盾冲突。武力是工具，磊的工具必为较强的势力所掌在。
整合消除的结果就是散。
老中国只是一个社会，不能算一个国家。
总之，中国统一主要靠消极相安，其次才靠武力。
考试制度是人的流通，人的流通是意思流通写字楼一。
思想潮流配合上武力，无敌于天下。它能破坏一个统一，也能够实现一个统一。
一切的成功，我们看，都是靠各方合作，而凡是失败都由于内溃。
因为party一字，其意义即为部分，即已是一偏，实无代表各方一致要求的必要。
这些不同，自然会反映在他们对国事的主张上。
任何一种革命都是要完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改造。初不止消极地有所排除，而要积极地有所建设。
（列宁、孙中山）创造的奇迹，恰不有某个人践行了他们民族历史的任务
国民党只代表了怕共产党的人；共产党只代表了恨国民党的人。
形势造成意识，集团产生领袖。
问题带来了答案，历史暗示了前途。
中国之分，分于上（政府），外国之分，分于下（社会）。
善师其意 豁然呈露 萃聚 质直简率 荦荦大端
痛痒要求万有不齐
问题无穷尽
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
辗转循环，向前推进，自微之著，自下而上。
人类自从慢慢离开那种近乎动物的生活以后，即愈来愈靠文化而生活。
由发生而发展，而传递于后，传播于远。
一切未来莫不本于过去；矛盾之解决，还从矛盾中求得。
一生心血，全副肝肠。
研思、考订、设计、规划。
似互有长短得失；一面亦必须视机缘而决定。
大学各学院中，文理二院之所讲求为学术根本所在。文学院各种学问之主要对象在人，又与理学院各种学问之主要对象在物者不同。
大学不徒为一教育机关，亦为一研究机关；且可以培养继起之研究人才。
西洋学问在理学院；中国学问在文学院。
欲知未来，莫要审其过去。
革命都是推翻旧社会秩序而建造新社会秩序。
革命为一种推陈出新。西洋历史是推陈出新之历史，所以有革命。
我们不妨戏称1911年革命为留日学生的革命，1927年革命为留俄学生的革命。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最多，受影响最大。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即成立于日本东京。
剖析分明，翻覆检讨。
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
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
为了联合或配合，就只能把平素思想见解上许多异同之处闷在肚里不说。
若妨碍团结，我是要争的。其他一切，我都暂时不谈。
说明自己主张时，总要批评旁人之不对。有组织有行动地批评旁人，便易引起对方敌意，而难得好好理会我的话了。
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
好象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不过我反对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含混了事，那种苟偷心理。
深致叮咛 相知若素 汗漫无归 茹苦郁塞
须要容纳异已
在革命高潮中，群众心理之缺乏理性。
假如你承认之方是革命，就应该承认那方是戡乱。但我则坚决认定他们是内战。
在胜利前不领会我们求团结之旨，在胜利后不领会我们求和平之旨，而横相排斥压迫，事事倒行逆施，致有今日之惨败。
平心论之，革命本是理智之事。
我初看时，心中不免不愉快。几分钏后，亦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旁人对我不了解，总不过一时。今天不了解，明天可以了解，明天不了解，后天可以了解。日子长的很，事实会使大家明白。
我认定今天的事情，在中国要建国，在世界要和平，都只有各方彼此包容、互相修正而合作，才能行。
似此随便就猜度人有恶意，看人总没有好的偏狭心理，正不知败坏了多少事情。此风不改，不能大其心民与天下人相处。我一向从没有高兴积极过，亦没有厌倦消极过。我只有极耐烦地为大局努力工作，望着前途远景而乐观。因为我胸中充满了信心——对中国有信心，对人类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你们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
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
一般之学校，大抵不外一知识贩买所。
凡多数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必须有其条理秩序。
个人规避责罚，绝不知共同维护正义。
大义当前彼此共勉，我们既非是出让什么权利，各位先生亦不是取得什么权利。
教育就不是讲权的事。先生学生之间，只应当是一种教学关系。
道德不外情义。
一问题最后结论，应当是许多人理性的结晶。
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
败坏于粗心。
平情酌理，互相让步。
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
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新中国）我看见许许多多人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竟活起来。
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
用原子弹对付中国之无效，这自是为中国没有足够集中的工业，可以一炸致命。而中国像海洋一般广阔的地面人群，亦实在让他望洋兴吧，无可奈何。
所以尽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战亦战不完，攻亦攻不完。
民族形成于历史与文化，而国家则为政治统一之单位。不过历史怛以政治居重要部分。
其分合之间具有决定力的，实在是其民族意识民族感情。
（中国人的宗教）彼此不相妨碍，或转且相辅而行。在昔有“三教同源”之说；在今有“五教合一”之论。流俗于圣贤仙佛一例崇拜，不自觉其相谬。
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
国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中华民族之特点总计之有三：无比之大，无比之久，无比之融合统一。
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只有科学方法，知识才得其向前发展之道。
肯定了阶级斗争就肯定了无产阶级领导。
总须是接触到外面世界较早的那些人先来发动。
共产党着眼不在分田土，而在农民树起脊梁，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意义甚深。
“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
过去我最恨的不关心公共事、国家事、散漫消极，各自关门过日子，不过外事。
如果大家只像是说：这样浅明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那不中用。……看距离在什么地方。如在根本上，则毫厘之差就是千里之谬所从来。
年纪大，辈分长即正面。
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
历史上要推翻一个王朝总不费力；费力全在事后如何并群雄为一雄。
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便豁然呈露，或一步一步自然展开，不必要费一番建造功夫。
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而剥削却必在一定秩序下进行。
争夺之局
逐逐八年，不敢惜力。
各地成立抗敌组织，社会各阶层一般都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过去只看其静态，而于这种可能发展却未注意估计到；此是第一错误。更大错误乃在我竟忽视了这种可能机会很自然地就要到来。
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
如我们所亲见，革命的人都不顾身家，身家念重便不能革命。
历史就是“非此不可”遇着“机会丰富”，两下合成的，亦可说“天造地设”吧！
我颇有省觉于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隔膜；彼此还不是一个心。
特别是社会风气的变好，几乎多数人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较比某些具体成绩更重要的。
交换意见只有面谈才亲切。
彼此所以要辩论，无非都是要纠正对方，而往往彼此恰恰 是没弄清楚对方的意思，那么，又何能纠正它呢？
在赐教诸君虽抱着治病救人的好心肠，但我既得不到好处，又多占了报纸篇幅，浪费了读者时光 ，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理想的结果是：一方是有力的批驳；一方是翻然的悔悟。
既承追问其内涵何指，根据何在，那我就要申论了。
勇士不能自举其身。医不自医。
我愿意你们亲自来切实的进行检查诊断，而后对症下药。
我从来无意乎学问，更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只愿作一个有思想而实践其思想的人。
依病为活 乞灵 移时 踯躅 改弦更张 明朗可见
“改掉那几点，保留那几点”，好象处理屋内大小家俱那样机械的来处理思想，是办不到的。
变则通，总是变以求通。
我最后坚持不放的，将是我所掌握到的事实。
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
分为三层：一是检讨我的立场；二是检讨我的理论，三是检讨我的罪过。
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中进行教育。我的话说的远了一点，我还没有说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说：现在上海正在激战，我们要紧的是讨论外交与军事，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干什么。（哈哈哈）
（内）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
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
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能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
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 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十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黑夜蒋介石打了。这是马失败之开端。……在此之前 ，马歇尔摆出一副很正正的面孔，……从此以后，马歇尔有失严正中立的立场，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就再也不听马歇尔的话了。
平素什么事也得由你蒋介石决定，孙科怎么能代表你呢？大家心里很纳闷，但也不便问蒋。
匆匆忙忙制定方案，匆匆忙忙送出去。轻于一掷，只有失败了。
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
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同时，对于始终不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同情它，却不同意于其路线，常抱关一个容纳共产党而修正共产党的想法。我就是这样执迷不悟了好多年。
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作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就可能放平了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
而一切缺乏总归于集团生活之缺乏。
数说不尽 植根 融解消化 生息长养 濡染
读书求学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实践。
涵矛盾于秩序之中，依秩序以行剥削……维持不单是内部的事，对外尤其要紧……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
各家庭相处只算是社会，而国家恰是集团生活最强有力的那一种。
兵多而首轮乱，战乱相寻，讫无了期。假若爽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事，倒亦不会这样纠缠在战争中。
单是靠道理说服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而强制以行。
武力而缺乏主体一定成问题。
阶级出于集团。
往往可以见出它是因斗争而临时结合为集团的。像历史上那些农民暴动往往假借宗教迷信以求团结。
例如楚汉之争，其问题只在项羽刘邦两人之间，并不是楚集团与汉集团一定不相容。所以韩信就可以在两边跑来跑去。又如诸葛亮一家兄弟三人分仕于三国；亦正为三国不是三个固定集团……一旦相与竞争的敌对集团失败散伙而天下大定，这集团亦解消于无形。……当然的集团只是从海中起的几点凝结，末后又冰消于海。
一个问题有来路便有去路。
拓大出奇 若明若昧 应付裕如 激昂急迫 深心远见
合纵边横忽彼忽此，忽敌忽友。
宗教不离祸福，法律赖于赏罚。
大凡问题解决的窍要就藏在问题里面，不必远求。真能了解问题，自能解决问题。
天下事情短外翻过来即是长处。
始终自以为是
我曾说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就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现在我眼前。
共产党的成功是成功于其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武装斗争四个大字。
掌握好矛盾论，才能在散漫凌乱的社会中得共条理。
革命就是“这面翻上来那面压下去”。
联合是可以讲的，却要在斗争中讲就对了。
我要联合，不要斗争；其结果，斗争固然没有，联合亦不成功。自己没有一定立场，天天在联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
假如说我一生作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作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梁漱溟全集6》的笔记-第345页 -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这本是一封家书，交待了如何脱险的过程，以及自己的感想与心路历程。读起来特别是心路历程时，心想“哈哈，老头子又狷狂了”，“哈哈，又来了”和“吾曹不出，苍生尔何”是一样的状态。心理直觉的老头直白又可爱。
然后，整个文章结束了，有个后记，大意是先生自己说这本是家书，没想到对外发表，现在既然已发表，“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是哈，我就是喜欢先生这种磊落的态度。他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在意自己的过去，甚至有些不加分的过去。他通透，活在当下，不为未来过分担忧，不为过去十分懊恼。如他自述的一样，是像流水般，通达敏活的人生态度。洒脱磊落倜傥。
是真君子自风流！
赞一个

《梁漱溟全集6》的笔记-第379页 - 附记在香港一段政治斗争生活之大略

其一“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首先黄炎培老猾无耻，贪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权势为缘，不敢露面抗争，临阵脱逃，使无盟主任委员陷于空荡无人之境，使我受窘。”
其二，去南洋劝募，上了船偶遇“同行“徐傅霖也是去南洋招募，徐怒色相向，商量不通，最后梁爷尊长（梁当时50，徐当时70）”不忍败其事，唯有自甘损失，大量相让而已“于是下了船，结果”不久香港及南洋各埠兴为日寇攻陷，徐被困南洋不得出者三年，我却从香港很快脱险返国也。得失祸福之不可预计如此“
其三，”最后又由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此时居港）两度出面邀我饮茶于大酒店高楼，劝我去渝晤蒋。杜表示他愿陪我同去同回，意即决不扣留我在重庆。他可担保。且申言之曰：‘我们（青帮）素以信义著于天下的。’“梁爷没去
最喜欢这样子的八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