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奢华》书评

小民的云历史

　　近日读了两本书《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和《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说是不传统，其主要指作者的立点不再集中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是描摹历史中“惊心动魄”的“大”，而是着力历史中“家长里短”的“小”。读之，渐渐胸中积淀一些感触，提起笔，却找不到一个好题目。思来想去，在历史前加一个“小民”的标签，再点缀一个烂俗的“云”字——小民的云历史。　　小民的云历史，是从小民的角度来著作历史。历史，对于人来说，是对过往逝去时光的追忆。有大英雄，有大奸佞，自然在其周围的多是些无足轻重的小民。时间真是一件很奇特的东西，能在历史上做出如此多的化学效果。大人物清晰而神化，小民则模糊而集合。这小民的历史，正像是山中的“云”。远远看去，似乎还有些轮廓，走进去便再也看不清。一册册故纸，一片片胶片，如云彩中的雾粒，拿放大镜看去都像是一般样，而聚会起来却千变万化，成了“云”。　　读历史，说故事，以前最喜欢的自然是帝王将相。大人物、大事件，如在黄山上看云海，波涛汹涌，气势滂沱。而近来读这些“小民”的历史，就像走入“云雾深处”的森林，有雾气看不到云。缓步其间，不单单是要用眼去看朦胧雾色，还要用鼻去闻弥散味道，用皮肤去感觉那周遭的湿润。这是以往历史所没有的体验。但这并不一定说明，这样的体验不深刻，不宏观，没有意义。相反，这样的体验会更深刻、更宏观、更有意义。　　谢和耐先生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法国汉学的大作。其虽然是“小民历史”，没有涉及什么大事件的钩沉，但入手却是大气魄。蒙元是一种新生文化，而赵宋则是中国历史中的鼎盛王朝。所谓“造极于赵宋”，中国的文化、科技在赵宋两朝，进化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四大发明是在此时完成的，百万城市是在此时出现的，青瓷、雕版、绘画、诗词......无所不体现了中国千年文化进程的极致。但为什么，这样发达的文明，会在蒙元铁骑下灰飞烟灭？这种高端文明被初级文明摧毁的实例，隐藏了怎样的规律？其是否与西方罗马的衰败类似呢？这些大问题，谢先生并没有简单回答。他用其极细致的文本，勾勒出当日市井生活全貌，展现出在东方帝国体制下，小民社会中发生了什么？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生态？会导致如何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在强敌压境之时，西湖依旧歌舞升平。这并不是一朝一帝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谢先生用历史告诉读者，“中国人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的文明”。　　　而巫仁恕先生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虽与谢先生没什么关系，但正巧读下来，很有点姊妹篇的味道。在蒙元入侵，中华民族在遭受民族浩劫又再次复兴后，某些民族基因又是如何地死灰复燃，如何又使整个民族再次陷入赵宋的困局中，再次呈现集体无意识，一错再错，最终重蹈被外来的初级文明血洗颠覆的宿命。为什么会再来呢？巫先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　　其实，历史本就不是由帝王将相写就的。“小民的云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回归。不论是“大历史”（黄仁宇），还是“新清史”，都不再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独立在社会生态之外，而成为研究社会生态的工具。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更多地人是“小民”。从经济学角度，从社会学角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小民”社会的结构、演变，研究公共选择的规则、得失，对于今天的社会，更重要！没有大事件，没有大人物，写些琐细市井生活，细细品味出历史真正的味道，反思历史真正要告诉我什么。

《见识书房，闲话风景》

读书，购书，筑一书房，坐拥万卷，轩名斋号，名人题跋，此乃文人快事，自为坊间美谈。那一道道风景，诱来无限羡慕，主人岂不快哉乎。此地录书房三处，且请慢慢赏阅。其一：“……向阳一带三间书房，侧边又是两间厢房。这书室庭户虚敞，窗槅明亮，正中挂一幅名人山水，供一个古铜香炉，炉内香烟馥郁。左边设一张湘妃竹榻，右边架上堆满若干图书。沿窗一只几上，摆列文房四宝。庭中种植许多花木，铺设得十分清雅。”其二：“……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贴，稍并送中秋礼物帐簿。”其三：“……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爇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赏玩，一枰棋局佐欢娱。”切莫以为这里三处描述或涉紫禁城内御书房，非也。此其一者，见诸明代冯梦龙所著之《醒世恒言》，此绿荫丛中一清闲宽敞去处，乃为当时区区一个小小知县所独自消受享用也。此其二者，更见有趣，那一个书房名曰：“翡翠轩”，轩主乃鼎鼎大名西门庆也，自然，此书房，见诸明代兰陵笑笑生所著之《金瓶梅》也。此其三者，亦见诸明代冯梦龙所著之《喻世明言》，其主人乃当时江南一名妓也，读来请切莫予以小觑，昔日，柳如是者，苏小小者，李师师者，陈圆圆者，文才秀色搁在那儿，几百年来，不是一直引得若多文人骚客相继拜到在其石榴裙下，倘能得以一亲芳泽，依照那岁月辈份算来，纵然要做个曾孙儿，他们也使得。旧时侯，上海四马路频频出入的，书寓三更，夜灯花酒，不乏当时文坛有名头者，大抵都是因为书中念想，心底意淫未了却。以上三处书房描述均转录自巫仁恕先生近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笔者倒叙引录，也祗是图那么一点点自己读后的别他意思而已。巫仁恕先生在其书的第五章之第五节《书房、家具与文人品味的特殊化》里，引文之后，如是评述：“书房对士大夫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士大夫与文人自认为祗有他们才需要书房，书房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是一种表现他们拥有的知识与思想形式的财富，也是用来支持他们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在逐一探究上述三处绝妙去处之后，巫仁恕先生继续说道：“至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商品化的过程中，书房的空间可以用金钱购置装饰，书房内的家具也可以用金钱来购得，祗要有财力，人人可以仿效士大夫与文人建构书房、购置家具；原属于士大夫与文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已不再是他们的专利，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化后形成的奢侈消费，打乱了原有士大夫与文人身份及权力的象征。”“……如此一来士人与文人又该如何找寻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呢？”“有的士人与文人特别喜欢在书房家具上铭刻文字……晚明这种在书房家具作铭刻题字，是文人将书房家具特殊化，来抵制商品化的一种方式。而且士大夫与文人群体将书房家具上的铭刻联系到道德、学问与政事的提法，是将书房家具赋予了文化的神圣性。”其实，文化的神圣性如果不是与文化的普及性并存，焉能得以认可传世呢？也很可惜，巫仁恕先生祗提及金钱与文化，也没有仔细去探究一下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就这么轻轻易易，放过了那一个小小的知县老爷了。时下，不就颇有点金钱万能的味道吗？文人写字著书，西门庆们使不得吗？雇人捉刀，豪华精装，书店出版商争相推荐上架的，当是不乏其例，枚举而不胜数说。更别说那区区书房数间，整套豪华家具了，皮脊精装、全套文库，家常事而已。即便是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线装二十四史，甚或善本孤本、宋椠明刻，那“唰”地一张支票抖将出来，谁人与争，名人题跋，亦非难事，此番情景，经常令真正读书作学问的人感叹欷歔不已，岂不可悲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人生一世，天宠之极，不过三万六千五百天而已，识字伊始，“三字经”、“千字文”，尚需时日，去其十之一二，余下光阴，能读多少书，万卷之说已是过。穷奢极华，显摆炫耀，都不如古人郝隆那日头底下躺着说的一句话：“我晒书。”藏书之动机，有一个德国人，乌尔夫.D.冯.卢修斯先生，在其所著之《藏书的乐趣》里写道：“藏书的动机—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个人的，心理的；收藏中包括很多行为，收藏策略，收藏中的道德问题。”藏书一事，笔者素来祗认可“精神的”与“社会的”，并关注“收藏中的道德问题”，乌尔夫.D.冯.卢修斯先生所说的其余那些，则颇值斟酌。尤其是面对罕见典籍，除非个人藏书行为，在阅读求知以外，是建立在乌尔夫.D.冯.卢修斯先生最后一章所言之基础上，并有所延伸 — 一如一位可敬的文化老人，夏衍先生在其生前决定，将其名下所有的文化艺术收藏，身后皆无私捐赠予社会 — 那便是：“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中的生命延续：‘小小的永垂不朽’”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其，必须永远地归属于全人类。有机会可以见识诸多书房时，也不妨领略领略那一道道风景后面的些许故事。***《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巫仁恕 著，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一版，第一印4000册，350千字。***《藏书的乐趣》[德] 乌尔夫.D.冯.卢修斯 著，陈瑛 译，三联书店，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印8000册，150千字。

「前近代」消费社会中的士人身份认同——评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胡悦晗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消费社会」。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扩张与物质过剩的后果使得消费观念日益普及，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支柱。在中国，由于用标榜「经济发展」的GDP作为自身存在合法性依据的政府的价值导向，使得「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阶层迅速蔓延。中西发展的不同语境在「消费」坐标上合流。伴随消费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与问题正在得到社会学与文化学者们的日益关注。而当历史学者们参与其中，开始从以往研究围绕的社会生产相关层面拓展到关注历史上不同群体的消费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之时，则显露出受制于西方中心论窠臼的鲜明迹象。尽管李伯重用江南经济「早期工业化」概念为经济史学界关于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争做了结论性解释从而部分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问题预设（李伯重，2000），但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与普拉姆（J.H.Plnmb）等人提出18世纪前中期的英国因消费社会的诞生而带动生产，为工业革命带来做好了铺垫的「消费革命」论（页303，以下引用只注页码），却是通过将历史往前推的方式为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诞生寻求历史证据。循此思路的中国史研究者自然会通过爬梳资料贬抑明清时期中国消费文化的历史地位。中西比较的相反结论背后预设的共同前提则是消费社会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尽管大量的实证性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但却鲜有人对这个西方中心论特色的理论前提产生质疑。基于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员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通过多年对明清时期消费文化的研究，挑战了学界关于明清时期消费文化的主流观点，打开了明代消费文化的新面向。作者开篇即表明，本书的两条主轴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观察晚明时期的重要性」以及用新的研究取向与解释模式研究士大夫的消费文化（页15）。为此，作者引入凡勃伦的「炫耀式消费」及身份认同等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借鉴文化人类学将物质与社会文化相结合，探讨物质形构的象征层面的分析方法，在地方志、笔记小说、实录与文集等传统史料之外，更注重士大夫撰写的关于鉴赏品味的书籍以及明代徽州文书中记载遗产清册的分家单与阄书两类资料的运用。作者视晚明的奢侈之风为一种消费现象，并从中找出与前代不同的特征。老百姓从市场购物的频率增高，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奢侈消费的日益普及，流行时尚观念开始形成，传统社会中的身份等级制度正在趋于模糊。这些特征均标志晚明已经进入消费社会的形成时期。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城市化规模的扩大与浪漫情欲观的兴起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缘于科举渠道的吸纳空间日益缩小伴随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带来的身份边界模糊，开始面临来自新兴商人与下层百姓的挑战。在晚明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作者以士大夫为重点，兼及社会各阶层，以物质文化中的乘轿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家具文化及饮食文化等几个层面为研究视角，揭示出消费行为如何成为权力象征的标志、晚明流行时尚的形成以及士大夫基于身份模糊的焦虑感从而构建出独特的消费品味等系列社会现象的文化根源。明代初年，朝廷通过制定完备的品级身份所对应的乘轿等级差异制度，将乘轿纳入礼制之内，「乃刻意利用乘轿之特权，来塑造少数官僚阶层的优越性，以彰显其身份地位」（页20）。但明中叶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在乘轿行为上表现为武职功臣、幕府官僚、举人生员甚至胥吏娼优等各阶层日益频繁地打破官方规定乘轿的等级差异，「皆僭乘轿子」（页20）。这一现象说明了乘轿作为一种消费行为，经由政治权力的操控后，已经异化为一种引导社会各阶层对物品消费需求的权力象征。被僭越的消费行为绝非仅是乘轿一例。明中叶以后的士大夫焦虑地发现，他们原先得以标榜其自身独特身份地位的许多消费行为，在商品化带来的奢靡之风日益侵蚀传统社会结构的趋势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市井百姓所仿效，鲜明地体现在衣冠服饰、旅行出游、家具器物及饮食风尚等物质文化相关层面。原本士农工商各有其服饰区别，而消费能力日益提高的市井百姓开始竞相模仿士大夫的衣冠服饰。晚明的士大夫与大众均对旅行出游青睐有加，而大众旅游活动的普及与娱乐性对士大夫旅游活动构成了冲击，百姓与士大夫在旅游消费的场域中展开竞争。晚明的市井百姓有了更多家具消费的能力，日益商品化的家具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饮食消费的奢侈风尚也日趋普遍。面对这样一个等级身份日益模糊流动的消费社会，士大夫迫切需要寻求重新确立与百姓相区隔的自身等级性身份认同标志，「流行时尚」和「品味」就在这种士人寻求群体认同的行动中被建构起来。一部分士人要求中央与地方官重申服饰等级差异规格的政令，另一部分士人则用口诛笔伐的方式进行道德批判。当发现官方重申服饰等级差异的政令形同虚设，道德批判流于虚无的时候，他们「只有更积极地自创新风格、新形式的服饰衣冠，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页21）。由此更加促进了新时尚的风靡。士大夫在旅行出游方面创造出各种「游道」理论与新的「游具」，形成其独特的消费「品味」，借以区分自己与百姓在身份地位上的不同。他们与文人通过在各种家具器物上铭刻文字这种将物品「特殊化」的方式，联手建立了特殊品位的「文化人家具」，用以抵制商品化的冲击。更有部分士人或文人通过创作食谱，并将味觉感受精细化，形成独特风格的「文人化食谱」，用独特饮食表达自己的「品味」，以同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分。通过上述细致独特的分析，作者在结论中首先回应了开篇提出的明清消费文化主流观点及其背后西方中心观的理论预设，指出被西方学界作为解释英国工业革命诞生原因的早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在晚明同样存在。可见消费社会的形成，不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诞生。针对传统中国学者认为晚明奢靡消费之风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作者认为晚明江南消费社会与流行时尚为生产力提供了需求动力，促使江南经济朝向早期工业化发展，其次，作者用「特许体系」向「时尚体系」社会的转变，准确概括出晚明社会传统身份等级秩序趋于瓦解，更多的人通过模仿上层社会的消费方式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时尚」观念的出现，反映的是明代士人对物品的一种焦虑（页308）。他们塑造品味的核心是「雅」与「俗」的对立与辩证。最后，针对柯律格(Graig Clunas)、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研究强调明清过渡时期的社会巨变与时代断裂，作者指出晚明形成的消费文化历经明清两代，并没有断裂，反而有相当紧密的延续性。差异在于，清代士大夫在流行时尚方面的重要性已经不如晚明。取而代之成为领导流行时尚的推手是宫廷，尤其是到了18世纪乾隆朝时期（页311）。由此引发的时尚中心也由明代的江南转移到了清代的北京。至此，我们看到了一副在「前近代」中国消费社会中，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崩溃解体给士大夫带来了身份模糊的心理焦虑，他们用奢华的消费方式建构出一系列的「品味」，旨在通过有别于大众的消费行为得到自身的身份认同的长画卷。然而，此书同样难免存在不够完善有待深入之处。首先，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士人基于身份认同的消费行为及文化意义，但对于构成这一消费行为的心理基础的身份焦虑感，则着墨甚少，仅有寥寥数语提及，而未能通过对笔记文集等资料的解读深化这一观点。其次，贯穿在消费行为中的优雅「品味」似乎与如火似焚的焦虑感水火不容，而更需要一种从容、恬淡的心境。那么，内心的焦虑感是如何与表面的优雅「品味」在士人身上合二为一的？再次，作者把目光聚焦在士大夫群体，而书中涉及到的士人似乎更多是受阻于科举升迁制度之外的边缘士人与文人，对于身处朝廷与地方的各级官员这部分体制中人，则甚少提及。明代官员俸禄在历代王朝中是偏低的。即便晚明有波动，也不会改变这一整体环境。那么，同样出身于科举制度的在朝官员，如何应对这种日益浮华的奢靡之风？他们与寻求认同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是否存在呼应与互动？他们是否看到了面对奢靡之风的文人士大夫出于重塑等级的主观愿望创造出的流行「时尚」更加剧了僭越等级的奢华消费这一吊诡的困境？最后，作者提及士大夫既抨击商人的奢靡消费之风，但基于自身财力不及又需要商人为其「品味」消费提供赞助，由此形成的复杂矛盾心态的历史演变也有待做进一步分析。综上，本书的作者触及到明清史研究中最核心的西方中心观的理论预设，并以此作为论辩对手，可谓高屋建瓴。引入消费文化、身份认同等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体现了作者把握学术前沿热点的能力。对常规史料及徽州文书等独特史料的分析解读，展示了作者精湛的学术功力。在「消费」成为形塑「美好人生」不二法门的今天，《品味奢华》既为我们透视中国历史上的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又启发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新思考。香港《二十一世纪》2009年8月号；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