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代理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01
ISBN:9787543443044
作者:张寿安
页数:293页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首先介绍以礼代理思想，再次说明嘉道间崇礼思想之蔚起，并分析此一崇礼思想与当时理学界产生之争辩，最后讨论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以证明清学在思想与经世间的联系性。
内容概要
张寿安，河南省嵩县人。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中文研究所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1986）。曾任香港浸会大学讲师、美国Seton Hall大学助教授，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明清学术思想史、礼学思想史。著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龚定庵学术思想研究》，及《清中叶徽州义理学之发展：从戴震、程瑶田到凌廷堪》、《十七世纪中国儒学思想与大众文化间的冲突：以丧葬礼俗为例的探讨》、《礼教与情欲：近代早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冲突》及《清代扬州学派研究之前瞻》等论文二十余篇。1996年并以《以礼代理》一书荣获第一届“中研院”年轻研究人员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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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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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討論凌氏之禮學思想，以其《復禮》三篇爲主，而此文與其攷禮著作之關係如何？在具體的考證與理論分析之間是否可以形成一完整的體系？作者對此未能明言。如是，則其論凌氏之禮學思想似流于表面而未能深入。似凌氏其說惟求在宋學内部另立一說，以與新安、姚江鼎足，非自樸學立場而言也。又將凌氏“以禮代理”思想放入整個清學發展的過程之中，作者將其置於戴震、程瑤田、汪中之後，衍及阮元、焦循、黃式三等人，這些人是否在核心問題上有一脈相通之處？或者說重視“禮”是否是他們的核心觀念？從承接而言，凌氏與先於其之攷禮者如秦蕙田、江永等有何不同，又有何聯係？從流衍而論，“以禮代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清學的發展，或者它僅僅是清學轉變過程中的一個側面，一種表現形態？其第五章《禮學思想之社會實踐》以胡培翬、夏鑾父子爲主，從三面分言之。有二可疑焉：一則“恤黨賙里”、“約鄉正俗”、“尊祖收族”始於爾等躬行踐履而前此無有乎？恐非也。南宋以來此等士人已極多，即有清一代，前於乾嘉之時亦已頗有人行此矣；一則彼等之行此，受“禮學”思想之影響乎，抑或有它種思潮風氣有以致之？對於清人之攷禮，有甚多問題值得探討，如他們爲何要攷禮？攷哪些禮？用什麽方法攷禮？在某一具體之禮中又于古人衆多註說中採用何種解釋？此書皆未言及，而于凌廷堪最重要之《禮經釋例》亦幾於毫無解説2009年2月26日深夜讀畢草此至次日淩晨 -
一．引言张寿安女士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下文称《以礼代理》），一书出版于1994年，发表以后即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其将凌廷堪及其礼学思想放在整个清代学术史转型发展轨迹上讨论，试图证明乾嘉考据学背后的新的思想范式，即礼学范式，对于当时的清代思想史的重塑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书在内容上仍然强调对所谓“把辨析心性理气认作是儒学的主要内涵”（《以礼代理》p1：绪论）这类偏见性观点的辩难。而这种问题在今天，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了[ 当然，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有张寿安女士的功劳，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学术界对于清代学术大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导致。]。所以，我们今天读张寿安《以礼代理》一书，不但要读出其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还要认识到以往对于此书的评价，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都做得不够。二．《以礼代理》的内容《以礼代理》此书为何而作，他的内容和价值体现在何处，很多评论者好引张在序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来说明，“儒家思想在清代的新面貌究竟为何？清儒考证工作背后的目的性与思想性究竟为何？清学是否真的有如梁所言只有学术而无思想？”，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张寿安似乎是在致力于通过对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描述来达到破除以往对乾嘉学术只有考据而无思想的偏见。而通观全书，张在这个论点上确实是做了很充分的论证的。全书除了序言和结论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第一章“凌廷堪理学思想之产生背景与渊源”首先论述了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学术思想渊源；第二章“凌廷堪礼学思想之内容”则重点阐述了凌廷堪以礼代思想的具体内容，分为“辨礼、理之异”、“无善无恶的人性观”、“学礼复性”、“礼之实践与人伦秩序”、“礼与礼意”五个方面；第三章“凌廷堪与崇礼思想之蔚起”则是通过描述凌廷堪讲学的歙县紫阳书院的学风转变以及阮元、孙星衍、许宗彦、焦循等人努力推崇礼学思想的事实来说明清代中叶的“礼学狂飙”运动；第四章“凌廷堪与礼理争议之起”则是根据张成孙、方履篯的争论，方东树的辩难，黄式三父子与夏炘、夏炯兄弟二人的争论来展现凌廷堪之后兴起的广泛的礼、理之争；第五章“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则是说明了崇礼之风下，清代儒生广泛的参与和领导乡约、正俗、保甲、收族、振灾、恤贫等社会自治和互助事业，达成了礼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现象。下面我们结合张寿安的论据和论证来具体看待这五章的内容：1.凌廷堪礼学思想之产生背景与渊源这一章，张寿安通过两个角度，即“社会与生平背景”、“学术背景与渊源”两个部分来阐明。张寿安指出，随着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上升。社会上于是弥漫一股奢靡之风，这对经济能力较为低下的底层民众无疑是一种负担，在“盖其心实不愿奢，亦且其力万不能奢，而随俗披靡，不得独俭。如婚礼不奢，人以为薄于亲戚；丧事不奢，人以为薄于父母；宴会不奢，人以为薄于宾客。”的社会风气下“欲俭而不能”。无论是明末还是清初的有志之士，都力图挽救时弊。而随着明朝的终结，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空洞的说理深恶痛绝，纷纷转求经世，回归经学研究。于是像顾炎武、张尔岐、胡渭、万斯同等学者，都从礼入手，试图通过改定礼仪来达到“贫者无愧、富者有节”的社会状态。而凌廷堪生于徽州，少时家境寒苦，父亲在外经商死而不能归葬。这对于凌廷堪在学术旨趣上的选择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学术背景与渊源”上，张寿安敏锐的指出他兼具徽州理学和乾嘉考据学的双重学术背景。文中指出，虽然乾嘉考据之学盛行，但是这种拘泥与训诂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凌廷堪的认可，他更多的是受到了同郡戴震的影响更多，而戴震作为乾嘉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其在反理学的道路上给凌廷堪造成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徽人守朱子家礼，宗法结构十分严密，因此徽儒治学，重点之一，即在三礼。”（《以礼代理》p24）先后有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胡培翚等礼学大家，可见徽学在“精于礼”方面对于凌廷堪的学术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凌廷堪的重要性，一在他兼具徽州理学和乾嘉考据学尤其是礼学的双重学术背景，二在他不只是当时的礼学名家，更是率先提出‘以礼代理’的主张，直接挑战宋明思想家。”（《以礼代理》p6：绪论）2.凌廷堪礼学思想之内容在讨论完凌廷堪的学术渊源之后，作者直接切入凌廷堪思想的内部，讨论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作者将凌廷堪的思想概述为“学者先习礼之器数仪节，踊舞周旋，丧祭被服，使俱臻爽明，无一毫之疵，一情之失，即是格物工夫。再从此具体仪文中，体验内省，领会礼之精义，知礼之所以源于性，知亲亲尊尊之义，即是致知。知致矣，于是诚意行之，正心由之，终至性理融一，复性于礼，然后修齐治平之功可毕，圣贤之道可尽。”（《以礼代理》p33）凌廷堪注重礼的源流问题，通过对《大学》、《论语》等文本的研究，提出了礼源于性，以及先圣不言“理”的观点。大体上，他的学说都是站在宋明理学的对立面上阐述的，而其对于“礼”、“理”之辨，则更是完全站在戴震的肩膀上，继续发挥。但是，虽然宋明理学关注的本体论问题不能忽视，可是凌廷堪的重点却不在此，“ 实际上他所专注讨论的只是伦理和部分礼俗······ 对道德问题的关注焦点，全在实事践履上求其效应，至于道德本体，则非其兴趣所在。”在说明什么是礼时，凌引用《左传》中子产的观点，说明“礼包括伦理、政事、刑罚、上下等级、惠和等等，举凡政治、伦理的一切措施都是礼。”因此，他在《复礼》中提出，礼是大经大法，而理则是师心自用。因为礼源出于性，那么对性的本质的讨论就不能忽视了。对于性，最大的冲突在于孟子和荀子性善和性恶的对立之中。张寿安指出“徽儒自戴震以降，多以“血气心智”论性，不再主张性之粹然至善。表面上虽然仍以性善为旗帜，但内里的说辞已全然不同。廷堪亦然。”（《以礼代理》p43）但是这一说法还不够透彻，荀子注重学礼，主张化性起伪，这显然是和凌廷堪的思想合拍的，因此，他提出“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知其然也，制礼以节之，自少壮以至耆耄，无一日不囿于礼而莫之敢越也。制礼以防之，自冠婚以逮饮射，无一事不依乎礼而莫之敢溃也。”（《荀卿颂》）以及“夫性见于生初，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复礼》）几乎和荀子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是凌廷堪还是有所顾忌，他又提出“孟曰性善，荀曰性恶，折衷至圣，其理非凿，善固上智，恶亦下愚，各成一是，均为大儒。”的调和观点，并不敢对孟子的性善论直接批伐。对于礼的功能，张寿安指出有两点：“不只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外在规范，亦兼具变化气质、端正人心的内在作用”，他从这两点来分述凌廷堪的礼学。对于后者，张提出，“廷堪论礼，随处不忘礼的养人情欲的功能。对人之情欲表示重视并肯定其存在与价值，是戴震一脉的传统，这不能不说是针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流弊而来”（《以礼代理》p53），至于戴震首倡人欲，凌廷堪对此多有继承，在他的礼学上就有体现，“礼以养民为先，而后教之，唯内有亲切之依恃，外有仪式可遵循，内外一贯无所牵强，方能收教化之功”（《以礼代理》p57）。在此之外，凌廷堪又提出“礼乐化性”的主张。“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盖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复礼》），在“礼以制外，乐以和内”的观点的指导下，凌廷堪特别重视对俗乐的研究，这在有清一代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而对于前者，凌廷堪将礼与五伦关系相结合，提出“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也，所谓人伦也。而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而不及者则漠焉遇之。”（《复礼》）凌廷堪致力于制度名物的考订，从祭祀制、宫室制、有司制到聘觐仪，举凡一器皿一服饰之细微处，无不详查细考使得其实。就是因为五伦关系中情感与义分的尺寸，都得在这些地方表现。这样，他就将礼与社会秩序紧密相接，达到了礼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礼意的繁简直杀的问题上，凌廷堪也有鲜明的态度和精到的讨论。“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而陈其数，祝史之事也”（《复礼》）。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就是立足于详细的考证六经经典中礼制之细目，从圣人制作之由，探究礼义之精微，以达到辨明礼义的目的。以亲亲尊尊为为准则的礼，其内部就常常自我矛盾，如果不精细的辨明礼义，则常常使人困惑不解。张寿安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指出，凌廷堪在这方面是有大量贡献的。3.凌廷堪与崇礼思想之蔚起凌廷堪通过《复礼》三篇、《慎独格物说》、《好恶说》和《论语礼后说》等文，已经将其思想体系臻于完备，其后又作《论语礼后说》，更为其思想之立论点寻得大本。张寿安指出“廷堪礼学思想之系统既已完备，遂广示友朋，公诸同好。据夏炯言，一时之间“传抄几遍”，可见其思想在学术界造成之轰动效应。”（《以礼代理》p76）在他自己主持的歙县紫阳书院，他的学说更是广为流布，同时学界同僚对他的礼学思想赞赏有加。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与凌廷堪会晤，命子阮常生从学于凌。次年“阮元即为廷堪刊刻《礼经释例》一书，置《复礼》三篇于书首。道光初，阮元筹编《皇清经解》时，亦收录《释例》一书及《复礼》上中两篇；抚浙督学期间，更以复礼思想为教，致力扭转学风，以推广崇实重礼的思想。”（《以礼代理》p81）自此，凌廷堪的礼学思想超出徽州，遍行江浙。一时学人如江藩、洪亮吉、钱大昕、阮元、孙星衍等，皆推崇备至，崇礼之学可谓盛行。阮元又延请在礼学思想上与凌廷堪颇为相通的孙星衍主持诂经精舍，一时弟子如洪颐煊、胡缙等人皆深习礼道，开拓一代学风。同时还有许宗彦、焦循等大学者在学术上与凌廷堪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礼学狂飙”运动的兴起。4.凌廷堪与礼、理之争议如前文所言，凌廷堪基本上是站在反对宋明理学的立场上来持论的，这自然引起了当时理学家的不满，且有清一代汉宋之争如火如荼，礼、理之争不可能不被卷入其中。根据张寿安的考证，最初“以理为禁”的学者当为戴震，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亦有明确说明“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诐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汉学商兑》）戴震直面理学批判理学的做法对当时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忽视理学的汉学家来说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张寿安指出，之所以在嘉庆年间汉宋之学的对峙开始紧张并有短兵相接之势，是因为在乾隆之前，汉学家和宋学家往往井水不犯河水，“学界对汉宋学一直抱持着一主诂训一主义理的二分法，认为诂训以汉儒为胜、义理以宋儒为胜。理学家尊程朱义理，虽然训诂考证时，亦知尊尚汉儒，但义理仍以宋儒為宗。”（《以礼代理》p122）训诂和义理交涉少因此冲突也少。但是到了戴震则打出反对礼学的第一枪。至此，汉宋之争风气骤起，不可遏制。而凌廷堪提出“以礼代理”之说，更是一时间成为冲突的焦点。张寿安接着枚举了张成孙与方履篯的三信之争（第一信讨论何谓汉宋之学，张成孙提出用礼、理来区辨汉宋之学；第二信讨论圣人之道和入圣之道的途径，对方履篯执守宋学表示不满；第三信再次讨论汉宋、礼理之争，并明确表明自己推尊礼学的态度。）、方东树的“天理、节文”之辩（方东树提出“理是天理，而礼只是天理之节文”的观点）、黄式三与夏氏兄弟的争论（黄式三从正名、约礼、复礼、崇礼四个方面响应凌廷堪的复礼思想，而夏氏兄弟则对乾嘉考订诸儒一一指名批评；而夏氏兄弟则从两个方面反对凌廷堪的复礼之说： 一、驳其复性以礼不以理，言理即是师心说；二、驳其理字不见于经书说。）三个案例来说明当时以礼、理之争为核心的汉宋冲突。5.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崇礼之风既已盛行，实践礼学就自然成为儒生们的当然之事。“礼者履也，礼之践履，亦是礼学思想之要点。清儒在重视人情人欲、人之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如何将礼学思想在社会上实践出来，便成为崇礼诸子须解决的难题。”（《以礼代理》p158）礼的实践性很强，而儒生践行礼制的案例不胜枚举，张寿安则挑选出其中即精于礼学又行于礼制的胡培翚为案例，并结合多重具体礼仪说明了奉行礼学思想的儒生在“恤党赒里”、“约正乡俗”、“尊祖收族”这三方面的重要影响。张寿安通过这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凌廷堪的思想的重要性，也将凌廷堪置于清代学术转型的核心地位之上，这一点显然也受到了很多后来学者的认可。但是笔者以为，张寿安先生仅试图通过这些角度来说明凌廷堪的价值是显然不够的。无论是从宏观角度的学术史的角度上还是从微观的礼学复兴的角度上，张寿安先生都还有很多未及之处。三.以礼代理，所代何理？对于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价值，以及凌廷堪在清代学术史上是否有张寿安先生所言的那么重要的地位，复旦大学的陈居渊先生一直持有怀疑意见[ 参见其参见《焦阮凌礼学思想合论》，载《国际汉学》第2期；《凌廷堪礼学思想析论》，载《中国哲学》第22辑；《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载《求索》2 003年第5期；《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载《孔子研究》2007年11月。]。“在进一步研读了凌氏的有关著作后, 发现凌氏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以礼代理”的思想，只是一再强调“舍礼无以言学”、“礼之外别无所谓学”的主张，虽然他表示不赞成宋明理学。”的主张，如其所言，彭林先生也指出，凌廷堪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以礼代理”的主张。据笔者所见，此文或见于孙海波《凌次仲学记》：“以礼代理，此清学与宋学根本不相同出，而廷堪恰为其中间人物焉。”那么如果凌廷堪的地位并不像张寿安先生所言的那么重要，那么要如何重新审视凌廷堪在清代中叶由理学向礼学转型这一风气中的重要地位呢？笔者以为，我们需要从“以礼代理”这个观念入手考察。对于张寿安先生所特别提出的“以礼代理”的这一学术命题，学界包括张寿安先生本人大多同意，凌廷堪的“以礼代理”是站在反对宋明理学的立场上提出的。他要用“礼”取代的，正是宋明理学中程朱陆王所提倡的“理”。但是笔者对于这个观点不置可否，笔者认为，反对理学的工作，戴震已经发起端，而核心也在于戴震而非凌廷堪。凌廷堪无论是从治学方法、治学思想还是学术精神上都无疑是对戴震的继承[ 参见《凌廷堪<礼经释例>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李富侠，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9月]，而凌廷堪所提出的大部分重要命题，在戴震处都已经有所涉及。张寿安先生对此也有所体会，“廷堪礼学思想在特定要点上承续戴震之说而再为推展，其大别于戴震者，则在戴震仍以‘理学’名其学，廷堪却转以‘礼学’名其学。”（《以礼代理》p34）所以笔者认为，凌廷堪所要代的“理”，是戴震的“条理”而非朱子的“理”，朱子的“理”在清代中期思想界已经被戴震的“条理”所取代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考察从戴震经程瑶田到凌廷堪的思想转型的过程，就能看的很清楚。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首先辨明“理”字之义，“理者，查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所谓理者也。”[ 《戴震集》p265，戴震 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戴震明言，后儒（即宋明理学家）所言之理，不是先圣之理。戴震试图澄清的“理”是具有客观性的“理”，“理”在具体事物中，他反对宋明理学的“理”，认为他们的“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是荒谬的，他认为必须依靠人心之“智”去审察剖析才能得知“事物之理”。但是，诚如程瑶田和凌廷堪所批评的，戴震批评“理”，却仍然在用“理”字，其实已经陷入了“理学”的陷阱之中。程瑶田批评戴震论“理”，说：“人之言曰：天下止有一理。余以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乌在其为一理也。······今人之各执一是非也······各是其是，是人各有其理也，安见人之理必是，而我之理必非也。于是乎必争。故言理者必缘情以通之情也者，出于理而妙于理也。”[ 见程瑶田《通艺录》之《让室卮言》，《程瑶田全集》，黄山书社，2008年]他认为，讨论“理”，会执着于主观意见，得出来的都不过是个人之言，是谓“各是其是”。因此，程瑶田借鉴孔子对诗经“天下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解释“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提出“物则”的概念以取代戴震所谓之“条理”，其“物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事物是条理秩序，在人伦是礼法节度。张寿安对于这一点也有所体会，她说：“瑶田削弱心性和理的作用，提出物则，并把物则解成礼法，强调学的主要内容是礼，礼是行为的准则等主张，都对廷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诚如张寿安所言，程瑶田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以“礼”代“理”的第一步，但是他对于“礼”，则用更广泛的“物则”来说明，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但是到了凌廷堪，受他同郡两位先学的影响[ 凌廷堪自称早年“私淑”戴震，可见受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他致力于礼学研究，则不可能忽视程瑶田的贡献，因此说他受此二人影响，不是没有根据的。]，更为偏激的直接提出以礼代“理”。但是他本质上只是接续了程瑶田的工作，将其讨论的范围进一步细化窄化而已，而他所要取代的，从程瑶田开始，就已经只是戴震的“条理”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对凌廷堪的地位做一个重新的定位。首先，清代中叶礼学思想转型是由戴震经程瑶田再到凌廷堪三人共同完成的：戴震发其端，程瑶田继承发展，凌廷堪使其完结。而他们都是站在整个清学反对宋明理学的立场上来持论的。如果忽视前面戴震、程瑶田的贡献，而将这一思潮的转变归功于凌廷堪一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虽然戴震肇其端，程瑶田继承发展，但是程瑶田的“物则”观念显然是将问题泛化了，在这样的问题域下，汉宋之争是缺乏焦点的。但是凌廷堪却将其具体化，专门到礼。使礼、理的冲突尖锐化，并使以“礼理之争”为核心的汉宋之争更加激烈。在引发后人争论的这个角度上，凌廷堪确实处于核心地位。最后，清代后期礼学思想的盛行和普及，礼学思想的实践则是受益于凌廷堪的广泛交际，使得他的礼学思想得以走出徽州，遍及江浙。他将礼从后台拉到了众人面前，使得礼学的意义得以和社会现实相结合，这对晚清务实求变的观念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四．返本开新：荀学在清代的复兴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凌廷堪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时代的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荀学在清代的复兴。对于这个问题，张寿安也有所关注，她提到：“荀学在清中叶复兴，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荀孟地位之升降，不只意味知识界对人性之情欲问题有了正面看法，也意指道德实践走向要求外在仪则之途。”（《以礼代理》p49-50），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我们还要从中国学术史的演变，尤其是宋明理学的“道统”观入手来说明问题。虽然有人提出道统是朱熹自我捏造的伪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明理学就是通过建构道统，来说明自身学术思想的合法性的。朱熹从思孟学派出发，认为他们的心性之学继承了周孔正统，于是再到唐朝韩愈辟佛老，及至周敦颐输入宇宙观，二程将前人发明光大，到了朱子，道统终于得以昌明。从道统的角度，显然程朱理学的思想具有不可言喻的合法性。清儒要想批驳程朱理学，首要的工作就是攻破其道统理论。而道统理论最有问题的地方，显然是“思孟学派为孔子真传”这一观点。从经学史上来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诸儒学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 《经学历史·经学流传时代》p24皮锡瑞 著，周予同 注，中华书局，2012年9月]清儒注重经学，崇尚汉儒，提倡“道在六经”，在这样的学术态度下，“子夏—荀子”的传经派，则自然高出了“子思—孟子”的心性派，具备了延续孔子正统的地位。而且在汉代，汉儒多尊荀子，荀子地位远在孟子之上。由此，荀学在清代地位的复兴，具有其必然性。清儒回归本源，以为既然孔子之学不可及，思孟心性学派又不可取，那么最值得开辟新路径的自然就是“子夏—荀子”的传经一派。这也为清人的学术体系提供了源流上的合法性，使得清学也具有可以与宋学相匹敌的“道统”，或称“学统”。所以清代学者和荀学之间，是互相选择，互相发明的。那么，荀学重礼的倾向自然会随着清代学者对其重视程度的加深而在清学中显现出来。而凌廷堪就恰是这一思潮与清代反理学的观念的交合点。因此他的学术观点，我们尤其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张寿安在讨论凌廷堪礼学本源为性的时候恰巧就说到了凌廷堪与荀子学的相像之处，正好作为例证以资考察：“廷堪论性与荀子为近。他之所以推尊荀子，其因有三：一、二人之性论相契；二、荀子重学重礼；三、荀子传经，功在孟子之上。荀学渐尊，可说是乾嘉学者尊经崇汉追溯学术源流的必然结果。”（《以礼代理》p47）而事实上，这一理路在戴震处就有所显现，戴震用血气心智释性，说明食色乃性中所有，已倾向于荀子的观点，但其仍囿于性善的正统说，尽管已经有偏向荀子的趋势，但仍标举性善。这也是程瑶田批评他说“不知性善之精意”的原因之所在。如果从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凌廷堪的学术思想，将其置于整个清代反宋学的框架之下，我们就能更为清晰的看清楚凌廷堪的学术地位。首先，正如前文中所言，礼学转型是一个阶段性过程，不是由凌廷堪一人一蹴而就的，他的价值如果被放置在整个清代学术思想中，就会意识到他只是清学发展的必然一步，并不具有特别的独创性。但是另一个方面，礼学转型正是由凌廷堪所完成，他的礼学思想，不仅标志着荀学在清代的全面复兴，也标志着和宋学相抗争的清学的新道统意识的全面觉醒。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凌廷堪的礼学思想的价值就无愧于张寿安先生的这部心血之作了。五．结语笔者所论只是循着张寿安先生的讨论而略加展开，至于对于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研究，还大有可开拓之处。笔者以为，当代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术界都需要进行一次对礼学的全面反省。而这体现在学术界的任务，应当是具体的深入到三礼之学中，即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凌廷堪先生的礼学思想。而不是只从思想史的角度上泛泛而论。对于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只有站在和他同等的讨论层面上，才能对他礼学思想的价值做出评判。礼学不是死学问，不是呆滞的不值一提的考证之学。他的价值在于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产生出的规范人心、社会的影响力。我们只有结合具体的礼学研究，具体的礼制、礼仪、礼义的研究，才能使礼学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也才能让凌廷堪的价值重新焕然。笔者期待能有后来人致力于凌廷堪礼学思想的具体内容的考究，以实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当下活力。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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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新磕，终于能明白这书怎么用了。张寿安老师修的是理学功夫，不是礼学功夫。也意味着如果读者要讲求清代礼学变化，它作用有限；如果要讨论清代以凌廷堪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礼学家的义理之学，这书才能用上。难怪以前屡读不解，屡攻不下，因为自己心中没有一个观察的基准。我不打星的原因是，自己没有修过义理之学的功夫，不确定她讲的这种路数对不对。 -
三星半。谈论思想处，浅薄一些。当然搞考据的人似乎对此也不慎满意。经常说一些大路边上的话。一个具体的事儿，你怎么从凌廷堪以性只是好恶推出他性无善无恶观点的？ -
问题和材料都好，四两拨千斤之作，论述难以挑剔。可是若所“拨”之话题有十分讨论的层级，张书的力度大致只达五分，未能跳出儒学史内部的框架，而思想史若仅停留在传统内部术语和概念的衍生诠释之上，是让人遗憾的。 -
原来清中叶戴震的《疏证》并非孤立的点，不仅可见其后内在理路上之承续，而且开出了儒学的一次的转向。发掘转向中的“礼学”的理论体系，也就对清学思想性实现了重定位。正因为写的是前人忽视的东西，所以作者在历史解释上是很谨慎的。叙述很有条理、分析的话语十分精湛，这是感觉特别好的地方，干干净净没有水分！ -
里面有引用顾炎武，夏炘对火葬的批评。168页。 -
经学里头的东西，我还是不碰为好......（认怂+1 ︶︿︶） -
读完原始材料，再来看此书，就会发现张说多误读。
至于其《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一书，更是错误甚多。 -
传统的写法，有一些可再深入。 -
很夸张 -
基本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