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ISBN:9787020047932
作者: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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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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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儿子自己在图书馆里挑出来看的。我没说啥，虽然我不喜欢。/人物脸谱化，杀人的描述太血腥。/ 终于知道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含义。/ 终于知道了杨子荣、少剑波、座山雕、刁占一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的具体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算有收获的。 -
真是一本好看极了的小说。五六十年代的书，大约我只看完过它了。
就是这个版本，在旧书店里花了四块大洋买得的。回家以后当天就翻完了。一个字，爽！
当然，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已经很多年没时间或者自以为没时间看长篇小说了。怀念沉迷小说的童年岁月。 -
楼主写的真好，尤其是少剑波的人物分析。我能记得这本书，都是因为杨子荣。 -
自古为臣之道，切忌功高震主，若实在无法，只能佯装胸无大志。杨子荣的回答，堪为与领导对话艺术之典范。
看完了，楼主披露得很好！ -
中国自古以来便不乏迎合、取媚执政者的文学作品。揆诸华夏两千年煌煌经典，曲意逢迎者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诗》三百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乃歌功颂德之语，其中颂美鲁僖公的《鲁颂》更迹近谄媚；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为讨好西晋政权，不惜犯下史家大忌来为“司马宣王”曲笔隐讳；唐人传奇中脍炙人口的《虬髯客传》，更是把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气质、谋略器量、禀赋福缘夸得超凡入圣，愣是将一位逼父杀兄的篡权者改写成了天命所归的品格完人。然而，即使为尊者讳的肉麻成分如此之多，这些文学作品仍不失为民族传统文化之精华，流传千古不绝。由此可见，马屁文学未必便是低俗劣质之作，更未必不能讨读者的喜欢。
东土西土，心理攸同，马屁也能香飘飘的道理，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举凡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十之七八都在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为美国的政府、军方造势，可谓“又红又专”。但瑕不掩瑜，陈腔滥调的主题并不妨碍它们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换言之，以主旋律为题材的命题作文，虽具备一定的先天劣势，但若诉诸于生花妙笔，亦极有可能叫好又叫座。毕竟主旋律与高质量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艺创作者可以无所忌惮地溜须拍马，只要拍得好、拍得妙便可大行其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出于种种目的，在文学作品中美化某一政权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将创作者的操守弃之如敝屣，罔顾事实、不着边际地为某政权胡吹大气，便会受人鄙夷、贻笑千古了。譬如《三国志》倘若把司马懿写成曹操的上级，把司马懿的宿敌诸葛亮写成昏庸奸邪的佞臣，那非但无法跻身二十四史之列，只怕能否流传至今都未可知。文艺创作应当遵守一定的底线——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历史，这是所有创作者之间不言而喻的共识。若有逾越此底线、违背此共识的作品出现，那便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算作政治宣传单。一如柏杨所谓的“摇尾系统的拍马术”——若领导不晓得吃香蕉前该剥皮，带着皮囫囵吞了，那么“摇尾系统恐怕立刻就研究出来连皮吃香蕉的伟大哲学基础。”
认识到了这一前提，我们再来看看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林海雪原》，便不难发现许多值得推敲、质疑的地方。
《林海雪原》的故事起源于一场血案。一个名叫“杉岚站”的村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土改工作，不料匪徒突袭而至，将连同小说主角的姐姐“鞠县长”在内等村民一并杀绝。恰好这帮匪徒与国民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仇家恨交融一体，使得党中央委任少剑波带领一支特种部队赴林海雪原剿除匪患，讨回这场血债。
作者以杉岚站惨案起笔，似是为了激发读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但一场气魄壮阔的雪林大战，竟起因于私仇，难免显得格局小了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次奇怪的人事任命。少剑波不过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思虑欠周的年纪，又与敌人挟带私恨，按理说亲属涉案会有感情用事之嫌，理应回避此次任务，组织却委以总揽全局的重任，着实令人纳罕不已。从后来的描写来看，少剑波的表现也颇不尽人意。第一战攻克奶头山，多半要得益于机缘巧合——若非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二人捕捉到了线索，只怕少剑波的队伍还得继续在林海雪原打转儿。之后少剑波又在散步时遇见个蘑菇老人（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得到了奶头山老爷岭的详细路线，再加上栾超家的攀援神技，终于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许大马棒的据点。这样顺利的进展，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也是许大马棒恶贯满盈、合该送命，刘勋苍、少剑波等人在吃饭、散步时都能抓到俘虏、觅得路线图，焉有不胜之理？与其说少剑波是员大将，倒不如说他是员福将。
第二战二道河桥头枪战是一场遭遇战。少剑波委派高波护送姊妹车归乡，途中遭敌人偷袭，连同高波在内数名战士阵亡，还放跑了俘虏小炉匠，差点害得打入敌人内部的杨子荣性命不保。这是一次性质极其恶劣的战略失误行动，少剑波该负全责，上级领导却对此不管不顾，任由少剑波继续指挥，连一句口头上的批评都没有，不免引人暗暗纳罕。
第三战智取威虎山，从策划到执行全是杨子荣一人的功劳，少剑波完全成了陪衬。
第四战林海雪原大周旋。在战前预备阶段，少剑波先是遇刺受伤、险些丧命，之后冥思苦想作战计划，却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法子。最后还是在白茹的提醒下，搞了个“军事民主会议”，博采众长才打赢了胜仗。
第五战李鲤宫交锋，亦即最后的大决战。少剑波是在当地土著李勇奇的帮助下方能顺利行军。有趣的是，起初少剑波还死活不让李勇奇参加作战，李勇奇是瞒着少剑波偷偷跳下火车，求杨子荣说情，才得以加入队伍。最后少剑波率众将李鲤宫强攻下来，颇费一番周折。
综上所述，少剑波五战四胜，且这四胜多半仰仗属下的才能与偶然的运气，并无多少领导之功。或许有人说做领导的不必自贤，只要能任用贤能便可。但我们这位少参谋长管理下属的手段似乎也乏善可陈，连新兵蛋子李勇奇都无法管教，任由其抗命随队作战。又常在属下面前与白茹打情骂俏，差点把革命军旅题材搞成了家庭伦理大戏。遇到不听话的，还动辄以军纪、党纪相压，估计给人扣帽子倒是一把好手，却全无为将者的威严肃然之风。
那么这位智谋平庸，御下不严，还时不时在军中跟女兵眉来眼去的小青年，何以能身居团参谋长之位，甚至最后履任团长呢？据笔者细细考量全书，发现原因有二：第一，少剑波后台极硬，姐姐是一方县长，率领着一干土改工作队，握有实权；姐夫李耀光更是一位资历高深的老共产党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做了党支书组织麦收斗争（详见第一章），裙带关系使然，能节节高升平步青云也不足为奇了。第二，少剑波政治手腕极高，与其说他是个军事家，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这一点在第二十九章有过较为隐晦的表现：
她（白茹）贴近杨子荣的耳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杨队长，你看是不是可以回去一个人，报告司令部换换他，让他入院，伤好后……”
“什么？”少剑波十分严厉地瞅着白茹，“你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个指挥吗？嗯？”
“我向来也没这样认为，“白茹似有委屈地低着头，“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
“现在不是发保健费的时候，更不是休假期！”
当白茹用“低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商量要不要换人时，正在全神贯注思考作战计划的少剑波却能立即作出反应，并且态度“十分严厉”，即使面对自己爱不释手的美女下属“小白鸽”，也毫不假以辞色。其作为一个领导者对自身权力的保护本能，由此可见一斑。
更直接一些的描写，在之后少剑波与杨子荣的谈话之中有所展现。杨子荣是少剑波帐下第一大将，慧识小炉匠、智取威虎山，可谓智勇双绝、神威无敌。这样一位能力拔群、党性坚定的战士，到小说结尾时仍屈居“侦查参谋”一职，委实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连刚加入队伍不满数月的李勇奇都做了连长，从抗日战争起便立功无数，已年届四十的杨子荣却连个参谋长都没做成。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只能是其政治智慧远不及少剑波所致。在小说第二十九章，当杨子荣又一次提出破敌良策后，少剑波曾出言试探：
“子荣！你对一个阶级战士，比方说像对你自己，前途这个问题你是怎样想的？”
“前途？”杨子荣突然愣了一下，停止了吃饭，然后他微笑道：“现在咱这不在前途上走着吗？现在我这个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了，因为我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他喘了一口粗气，“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吭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地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老祖宗蒋介石。”他兴奋地把筷子向小炕桌上一敲，“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呀！”他略停了停，“往小一点说，昨天的战绩，是我前天的前途；今天的战绩，是我昨天的前途；明天的战绩，是我今天的前途。这样一桩桩，一件件，一天天，一月月，一步一步地就走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
“那么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你又怎么想呢？”少剑波进一步问道。
“到那时……”杨子荣面上充满了愉快，心怀舒畅地说道，“咱老杨已是四十好几了，我这个侦察兵的一段乐事也就办完了。那时咱老杨再干自己的老行业，种庄稼，干大农场。那时千户成一体，万众为一家，春天下种，秋天收粮，一粒下地，万石还家，咱老杨可要尝尝这自由天地种庄稼的新滋味。”他越说越兴奋，虽然手捧饭碗，却已忘了吃饭。
……
少剑波听了这些，深感自己有这样一个战友而骄傲。“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呀！他对革命有那么多的贡献，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如何如何。
这一段对话将两人心中所想表露无遗。尚未开战，少剑波已开始询问杨子荣对“前途”的想法，这份花花肠子恐怕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领导发问，做下属的自然得多个心眼听听弦外之音。想那杨子荣是何等人也？身经百战、遇敌无数，自然知道这位小领导的用意所在，于是偷换概念，将个人的前途换成共产主义的前途，大谈特谈起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少剑波也不是省油的灯，绝不容他装傻充愣，非要继续追问，将“前途”之意加以点破，杨子荣只得“面上充满了愉快，心怀舒畅”地给出了答案：归乡务农。
这番对答，实可与《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相提并论。曹操为试刘备志向，便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便佯装为雷声所惊，失手掉落筷箸，堪堪躲过曹操的猜忌。而少剑波连番追问对“前途”的想法时，杨子荣“面子上充满了愉快”地说要“种庄稼”，暗示并无掌兵握权之志。一问之间暗藏杀机，一答之间却又将杀机消弭于无形。自古为臣之道，切忌功高震主，若实在无法，只能佯装胸无大志。杨子荣的回答，堪为与领导对话艺术之典范。
当然，以上不过是笔者的过度解读而已。作者曲波在书写革命文学作品时，绝没有能力，更没有胆量将党内的政治斗争掺杂其中。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曲波本人是少剑波的人物原型，若据实而写，难保不会写出什么岔子引出读者错误联想，更难保不会被牵连到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去。因此，作者只能将少剑波塑造成一个性格、才能皆不显露，每天不是苦思战斗策略，就是与白茹含情脉脉的线索式人物，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儒将。
我们再将视角转向少剑波手下一帮能臣悍将中去，会发现在这些人身上也很难提取出什么性格特征。或许读者会对杨子荣的机智，刘勋苍的勇猛印象深刻，但机智、勇猛仅仅是才能，并不是性格。至于高波之类的配角，更是路人甲般的形象，直接把他名字抹去，改成“某战士”都不显得突兀。中共阵营中唯一显得性格鲜明的，只有小白鸽白茹一人罢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爱情中主动出击毫不羞怯，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女性形象。
作者对正面人物的才技展示大加描写，对其个性却一笔带过，这明显是错误的人物塑造方式。人物性格永远不可能让位于人物才能，人物才能只是人物性格的点缀。由于作者错误的人物塑造手法，笔者在阅读小说时常常浮现出奇怪的联想。由杨子荣等人组成的复仇者联盟，并不像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军人，反倒像是身怀异能的葫芦兄弟。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个瓜，刘勋苍是力大无穷的大娃，杨子荣是千里眼顺风耳的二娃，少剑波则是栽培出葫芦娃的老爷爷……
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败笔，是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过于假、大、空。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作祟。战士之间的对话，活像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人物的心理描写，则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字报。我们以少剑波得知姐姐身亡，悲痛万分的内心独白为例：
他的心陡然像刀搅一样：“小毳毳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姐夫失去了贤慧的妻子！我失去了从小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慈爱的姐姐！党失去了一个好女儿！群众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
少剑波不愧一代儒将，至亲身亡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竟是想出了一大串排比句。且这段排比句由个人到集体，从组织到群众，立场正确、行文工整，几乎可原封不动地当做鞠县长同志的追悼会悼词了。
另外一点不足是作者的文笔颇为粗糙，平铺直叙述宛似中学生的习作一般。可以看出作者很艰难地效仿着传统章回体小说，想运用一些比喻、夸张的手法，以及庄谐并作的设计，使小说更像模像样一些。但因作者功力所限，那些不伦不类的比喻，乱七八糟的辞藻，索然无趣的笑话，反倒给人一种幼稚甚至拙劣的感觉。作者又积极采纳地方神话志怪，用插叙的方式添加了奶头山与李鲤宫的神话故事，这一用意本是好的，但却在插叙中不厌其烦地进行大篇幅环境描写，生生割裂了小说的紧密结构，拖缓了小说的节奏，让读者看得莫名其妙。另外作者用极多篇幅描写战前筹备工作，对于最精彩的作战过程，却三言两语寥寥几句便收笔了，显然是谋篇布局有所失误，导致详略不得当。而最大的硬伤，还要数小说时不时出现的一些用语错误。比如在第十章有这样一段描写：
白茹急步跑上去，探了一下那尸体的脉搏，“还有救！快！先抬回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尸体”指生物死后留下的躯体。既然已是尸体，理应气绝身亡才对，怎么可能“还有救”？难道小白鸽当真医术通神，有起死回生之能？！当然，这些细节问题倒也无关痛痒。作者自承“初学写作”，“文字水平较低”，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以业余时间完成这样一篇长篇小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上述问题仅仅是创作技法的问题，不必予以深究苛责。那么小说在创作原则上出现的极大偏颇，便无法令人容忍了。作者曲波在谈起创作体会时，这样写道：
在丰富的斗争生活基础上，我又深深体会到，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作者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写的。陈晓明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这样评论道：
敌人被丑化到极点，而我方则被美化到极端。敌人的身上概括了所有的丑恶本质：凶残、粗野、丑陋、怯懦、愚蠢、狡猾……；我方则是善良、文明、勇敢、精明、智慧、美丽……
陈晓明用三个字对敌我形象的塑造予以概括：脸谱化。在笔者看来，这实是客气的说法。与其说是“脸谱化”，毋宁称之为“妖魔化”——把座山雕、许大马棒、蝴蝶迷等人直接写成了泯灭人性、狰狞可怖的妖魔。这一点在蝴蝶迷身上体现最多。人家原本是一名貌美多智的国民党女战士，作者却不吝用最泼秽的笔法把她写成了绝世丑女。但匪夷所思的是，以蝴蝶迷如此尊容，却能一连傍到许福、许大马棒、郑三炮、马希山四名枭雄，这显然是作者自相矛盾的设定。
作者对匪徒军团是显而易见的妖魔化，对中共军队，更是无以复加的妖魔化。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时曾说“状诸葛之智近妖”。而《林海雪原》对中共军队的描摹叙述，已经不止是“近妖”，简直是把他们当做超人来写了。主人公少剑波、白茹等人不但品德高尚，亦且相貌出众，能文能武、能歌能舞，天上少有、人间绝无，分明是天神天仙一般的人物。看来中共党组织真是了不起，不但有陶冶情操之能，更有美容养颜之效。更重要的是，一个只有几十名成员的小队伍，竟能轻易荡除国民党三大势力据点，且阵亡不超过十数人。这样出神入化的特种部队，不但见所未见，亦且闻所未闻。陈晓明对此用近乎调侃的笔调写道：
人们早已知道结果，就像看着一个大人与小孩打架一样，或是看着一个勇士与一只死老虎搏斗。……因而，革命小说发展到这一步，就是纯粹的快感文化，阅读，就是看着敌人怎么倒霉完蛋，而人民（的代表与化身）则在表演着神勇。
但是众所周知，真实的战斗绝非儿戏。在真正的林海雪原战役中，连智勇双绝的杨子荣，都在捕捉匪徒四大部长的战斗中牺牲了，战况之惨烈艰难可见一斑。小说却将几场战斗写得如割草般畅快顺利，明显违背了客观规律。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意淫，是胜利者对历史的颠覆性叙述。毋庸讳言，历史本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种自欺欺人的意淫精神，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已屡见不鲜。随着台海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侮辱国军的作品已不多见。但此消彼长之下，意淫精神又转移到了抗日题材文艺作品。在一大批影视作品中，日军被塑造成一群无能之辈，一帮任人宰割送死不迭的笨蛋，几乎是三两个抗日游击战士就能将一个集团军的日军消灭。尤其是潘长江主演的系列电影《举起手来》，竟将日军设定成一帮神情呆滞、智力残障的废物。这表面上是在丑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际上却是在自扇耳光。一帮智障者都能统治我国的部分领土达八年之久，甚至可以攻占、屠戮我国的首都南京市，那么我们的民族孱弱到了何等地步？同理，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军官在谈情说爱之间，就能几乎毫发无损地扫除国军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赢得内战的胜利，那么这场令四万万同胞生灵涂炭的同室操戈之战，其给人的敬畏戒惧之感，似乎也为之荡然无存了。
共军击败国军，并于1949年在北京建立政权，乃人所共知之史实。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学作品来描写共军之神勇威猛，本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但出于某种目的，对某政权极尽美化之能事，难免过犹不及，反倒降低了可信度。《林海雪原》拥有着绝佳的小说素材，它将神话、历史、政治、战争、谍战、爱情、乡土等元素集结于一体，完全有潜力成为震古烁今的世界级文学巨著。却因为“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一指导原则，而沦为二三流的马屁文学之属。对于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而言，“立场鲜明”或许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对于正常的创作者而言，“立场公正”才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或许会有人以当时白话文发展不成熟为由，为这部作品予以开脱。但在《林海雪原》之前，鲁迅、钱锺书、张爱玲、老舍等名家已构建出了成熟的现代文学体系。如果说拿鲁迅等文学巅峰与曲波比较有些要求过高，那么即便是供引车卖浆者流阅读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文学作品，如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还珠楼主的仙侠小说等等，其构题立意、行文措辞等等，也是《林海雪原》所拍马不及的。
或许又会有人说，作者曲波是行伍出身，止戈从文已是殊为不易，应当降低一下审视的标准。那这番话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从曹操到曾国藩，从辛弃疾到罗贯中，从塞万提斯到沈从文，从海明威到柯南•道尔，哪一个不是从尸山血海、枪林弹雨里趟出来的？他们却都成了享誉全球、名垂千古的大学者、大文豪、大作家。《林海雪原》既然能当得“经典”二字，地位高崇，为何却只有这点微末道行呢？
笔者说了那么多，并非是与作者曲波有仇要存心讥讽。笔者也心知肚明，时代使然、政治掣肘，纵使曲波真想写一部客观公正的军旅小说，也势必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令笔者尤为愤慨的是，这样一部文笔拙劣、技法粗糙的文学作品，却能凭借政治立场正确而跃登国民级文学殿堂，并在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实在是一件可悲、可笑、可鄙、可耻亦且可怕的事情。
《林海雪原》中有一句家喻户晓的黑话：“宝塔镇河妖”。此典出于《水浒传》，相传郓城县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两村相隔一条大溪。西溪村常常闹鬼，便有一僧人教村民用青石凿了个宝塔，镇住溪边，西溪村的鬼便尽逃往东溪村。从此，西溪村人畜相安，东溪村却苦不堪言。这青石宝塔一如创作者的如椽大笔，若有所偏倚，顾此失彼，那非但无法起到镇妖安民之功用，反倒会为百姓所不容了。
因此，这宝塔在镇妖之前，只怕尚需三思。 -
恩我也是小时候看的，小学的时候 呵呵
怀念
现在一些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 -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常年生活在热浪袭人的环境之中，因未亲眼所见，我几乎无法理解或想象“林海”和“雪原”的真实模样，那种穿裹着厚棉袄，戴着大毡帽，脚踩雪靴，连呼吸都能冒白烟的景象。而就是在解放前夕，一支东北民主联军的小分队要在那样冷峻严酷的林海雪原中，与狡猾的土匪作战，并成功执行剿匪任务，想来着实令人震撼。
在十七年时期众多文学作品当中，独有《林海雪原》吸引了我。记得好几年前曾和父母观看过翻拍的电视剧，对杨子荣剽悍的英雄气概，还有他与土匪对答如流的黑话印象极为深刻。好几年后，带着这些残存的记忆，翻开这本原著小说。“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扉页上作者曲波为小说写下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怀念战友赤诚的一颗心”。和许多凭借想象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同，《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所以小说中穿插的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在一个大的剿匪框架中，形成了曲中有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
《林海雪原》为读者带来的阅读快感是强烈的，这和曲波亲身经历后再现战场，以回忆性的手法进行叙述是无法分离的，曲波所带来的真实感，以及真实感里透漏的小细节，譬如杨子荣的豪迈与谨慎，栾超家的粗放匪气，“小白鸽”白茹与队长少剑波之间朦胧的爱情等等，都从人物对白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作为文学作品，小说本身的浪漫传奇性审美情趣打破了以往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形成了成功利用传统民间文化因素来描绘战争的具有趣味的自然模式。
小说的创作与社会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曲波亲身经历了剿匪战斗，自然而然地便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暴露出来。作者在塑造人物的“正方”和“反方”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强烈的对比，譬如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淫乱狰狞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比，少剑波、杨子荣等浪漫的英雄的剿匪战士与“座山雕”、“许大马棒”等猥琐凶恶的土匪形象的对比，这些，无一不在小说传奇的意义上夸张了“好人特别的好与美，坏人特别的坏与丑”的模式。这种手法虽然能够加强读者对正义与邪恶的明确划分，并强化了小说的感情基调，但我认为，这种模式化的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往往过于单一，使得人物在外貌上就已经被明显划分为好与坏，读者毋须再通过自省来思考什么才是好与坏，对与错。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假如土匪本是英俊强壮的，“蝴蝶迷”是美丽迷人的，而小分队的队员们的外貌却是一般或是丑陋矮小的，如果现实是这样，那么又会产生何等效果呢？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一样，有着丑到了极致的样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等等，但这样的人物却有着无比纯洁正义崇高的心灵，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善与恶，美与丑呢？但这样的缺憾是时代性的，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强调的就是一种政治宣传，一种意识形态的宣扬，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正义与邪恶的对立、集体与个人的对立、美丽与丑陋的对立，都是不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甚至在阅读之前就已经在脑中有所印象的，所以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是几乎所有作者的共性，在这样的共同心理之下，他们和读者，和整个社会才能产生共鸣。
曲波在小说的最后有一篇写给读者的后记，更加体现了十七年时期工农兵小说的特点。他提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感触，认为在丰富的斗争生活基础上，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对于爱、恨、歌颂、打击，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所以杨子荣式的英雄人物是完美的，是理想的，土匪就必须是丑陋狰狞的。
我是怀着极度的热情读完《林海雪原》的，开篇的《血债》便将我带回到那个人心惶惶的动荡年代，那时老百姓或许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与邪恶，也不会对人性有所思考，但他们的初衷，他们的愿望和我们是一样的，为了和所爱的人们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能够不再受战争的惊扰，一直和平地生活下去。所以无论小说的缺憾是什么，读者终将被其所吸引，因为像杨子荣、少剑波、白茹等战士可爱可亲的形象，似乎就活生生地在我们身旁，给我们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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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笔犀利，才有“醒木”之效。本来我是沉浸其中而有点心潮澎湃。笔者这一凌厉拍下，真是把我惊的心慌，从自己的臆想中醒出来。以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待这本书。读者提及的很多问题，我都有注意过，但是没有深究。读你的评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使这些混沌有个轮廓。但是我也会保留我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