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ISBN:9787214041012
作者:（美）保罗·博维
页数:405页

作者简介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理论家——尼采、福柯、萨义德、奥尔巴赫等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梳理他们在批评性人文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和建构作用，阐发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话语等的复杂关系。本书力图编写一篇分析报告，一面展示严谨的人文批评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一面说明这些潜能的界限，藉此挽救分享民主制的理想。

本书指出，在埃里希·奥尔巴赫、马歇尔·霍奇森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一、它揭示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并且，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让知识分子向权力说出真相；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如何最终走到极限，从而揭示出它自身的反民主基础源于国家，而知识分子则以特殊的方式扎根于权力之中。

书籍目录

前言

中文版前言

第一章 是不可信的傻子，还是现代谱系学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尼采、福柯、萨义德

第二章 自由、丰富多彩且毫无浪费的生活：理查兹的思辨工具

第三章 最后的新来者：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批判综合

第四章 最后的新来者（二）：矛盾的人文学者

第五章 战斗中的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与权力分析学

第六章 批判否定：当前批评的作

编辑推荐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这是一个以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反理论的人文学者在美国学界大获全胜为特征的时代。本书展示了一场旨在避免政治上垮台和思想上覆灭的斗争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真正致力于探索权力、话语、体制和真理问题的严谨的人文学者来说，里根时代是一个令人心灰意懒的时代。

内容概要

作者保罗·博维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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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在现代史上，我们发明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遭受的奴役并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随着知识的增加，我们所遭受的奴役却越来越严重。这种“有趣”的现象让人不禁深思：在知识与自由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知识与批判为何并不必然指向解放与自由？美国学者保罗·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人文主义的谱系》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谱系”的范围之内，博维考察了英语文学批评的兴起、瑞恰慈如何作为文学批评学科化的推进者、奥尔巴赫如何努力进行“综合”，以及孔子、尼采、萨义德、福科的学说。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一遍博维的研究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博维看来，“即使是最坚定的修正论者，对立性、对抗性最强的人文知识分子（不管他公开鼓吹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也都在话语、体制和欲望的网络内进行运作；而且，在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批评方案中我们看得尤为清楚，话语、体制和欲望网络总是通过反民主的实践，以反民主的形式自我复制。”这里面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瑞恰慈、奥尔巴赫努力重申人文主义的合法性，他们的方式是通过“原点回溯”去建构一个合法性的“起点”，并使起点到现在的发展学科化、专业化。这就是人文主义者成为霸权的主要原因，他们需要做的是“生出自己的父亲”，将之树立为权威，而自己在树立这个话语中的权威时，自己的形象也就得到彰显，接下来，自己成为“领袖”与“权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如果仅仅这样乐观地简化，就会有歪曲博维的危险，事实上，博维也证明奥尔巴赫一再试图反对权威，试图与人文主义传统拉开距离，但是，他仍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自己也领袖化、权威化了。原因何在？博维指出，当一个批判者在人文主义的范畴之内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批判时，他是难有作为的，并且会自身陷入矛盾的陷阱中去，“打着白旗反白旗”并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打白旗”的方式正是白旗传统的一部分。你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文化，决定你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事实上“打着白旗反白旗”最后的结果并不是红旗。这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吗？不，那是权力的自我复制问题。要谈到权力，博维从福柯那里借来了权力理论，并发展了尼采的哲学中有关权力的理论，当然，福柯本身就是对尼采的继承，所以博维认为：“尼采的谱系学批评计划含有两种不相干的组成要素：意志和匿名话语。萨义德的著作极力拓展尼采对意志的重视，着重探讨完善批判否定和批判意识的可能性。福柯则寻求实施无主体研究计划。他希望能够摈弃一切以主体权威的先在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他又说：“福柯也接受了尼采的观点——阐释和权力意志是一回事。”权力有一种让人着魔似的复制魅力，它让反对权力的行为变成权力运行的一种方式，让反对者最终变成权力所有者，控制系统因此而完成新的一轮复制，在这种“王朝”似的复制中，所有的反对与抗议最终失效。因为权力结构会让人们认为，要想改革或者推翻权力结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利用某种重复行动修正它，但这种方法却让权力结构不停地自我复制。可以说哪时有对权力的反抗，权力就在哪里进行自我复制，这是一种多么让人绝望的荒诞！博维考察了孔子，并批出孔子的困境：“孔子的多元化主义主张使自己的地位权威化了：某种称为‘德’的修辞取消了一切冲突的合法性，从而杜绝了边缘群体和个人为确立自己的身份、自己在王朝内与王朝的差异而继续进行知识斗争和政治斗争……他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挪用这些措辞，却仅仅是复制了他自称要终结的结构。”一向宣称“克己复礼”的孔子、不断地“梦回周朝”的孔子，自然不会是白这种权力的诡异性，这位总是试图回溯到“原点”以取得合法性的知识领袖，终其一生努力，也无法摆脱权力的这种自我复制。而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努力也许并不是挑破权威的谎言，而是努力成为新的一轮权威。萨义德意识到了这种权力的复制性，这们绝对的批判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批判“东方主义”，批判人文主义者与政治、权力纠结在一起。与孔子或奥尔巴赫“回溯原点”不同，萨义德对“原点”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是，在合法性方面采用了另与“原点回溯”相对称的方式：通过未来目的论式的方式为自己的批判与身份寻求合法性。通守这两种寻找合法性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寻求合法性”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焦虑。这种焦虑的起源，我们不妨套用博维的话来解释，其实这种解释方式是历史学家或评论家们很早就行成的共识：“世俗有限性在赶走诸神之后，将这些人文学科，尤其是这些学科的实践领导者置于领路人的角色，让它们指引人类走向未来，同时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凭借自己的成就把自己引向未来。”所以知识分子要通过或者“原点回溯”的方式、或者通过未来目的论的方式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自然也就塑造了自己的权威形象。在寻找合法性的过程中，悖论就出现了：“人文学科就只有以崇高的大师级人物来填充其领导职务才能够保证自身的生存。”这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数十年来的学术造神运动，我们不妨多引一点博维的话，因为它似乎就是在对中国学术界的讽刺，“这些人物的任务之一，就是复制自身并籍以维护学术机构的合法性（可以说，他们以“终身贵族”的身份占据着这些机构中的等级职位），从而达到维持结构稳定性的系统要求。”与西方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努力溶入权力机构，并试图再为新一轮的领导、权威，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知识权力复制机制，并努力成为被复制的部分。这也是中国一直没有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再回到萨义德这里来，这个彻底的批判者其实还是一个有未来目的论的人，他批判当下并不仅仅为批判当下，而是为了清理地盘，以提出更好的“替代性方案”。正因为这种对未来的期许的存在，这种“理想”的努力，让萨义德也滑入了成为“权威”的自我矛盾中，滑入“王朝”式的权力复制之中。萨义德当然走得比尼采、奥尔巴赫更远，但是，这并不意识着他就脱离了权力运作的力量场，他一方面清楚地知识这种权力复制的可怕，但他因为对未来的期许而让自己的批判沦为了人文主义的工具，所以，他成了“东方学”权威，成了这一代的知识领袖。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我所命名的“乌托邦死结”。这个死结非常有趣，当人类怀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向至善的乌托邦行进时，恶就如影赋形地出现了，最后这种因善带来的恶淹没了善，也摧毁了朝向乌托邦的所有努力。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努力反对权力复制的时候，就“促成了”权力的复制；当他们试图朝向与被权力压抑的当下不同的“原点”或“未来”时，他们就了当下的“传统”，成为另一种压抑的力量。这种“乌托邦死结”不但孔子碰到，奥尔巴赫碰到，萨义德也会碰到。历史有一种致命的停滞性，这种停滞性将过去与未来都吸入当下的黑洞中，而你试图向过去或未来逃逸时，逃逸行为便构成了“吸入”的力量。这些知识分子都因此而成为“乌托邦死结”的牺牲品。正因为萨义德的批判是有所期许的，所以他不满于福柯，在他看来，“福柯没能认识到对权力的抵抗活动是存在的，使他无法构想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这一点是萨义德一直对福柯耿耿于怀的主要原因，当然，私底下是他不满于人们将他对等于福柯，“美国版的福柯。”但在我看来，这才是福柯的了不起之处。福柯从“摈弃主体”的角度揭示了权力的构成、权力的运作、权力的复制，向权威揭露出真相。而福柯放弃提出替代性社会秩序，意味着他放弃了总是在所有批判中阴魂不散的乌托邦冲动，也就避开了“乌托邦死结”。这一点是福柯的了不起之处，而不是它的局限。并且因此，福柯就避免了成为新的权威与知识分子领袖——至于他的“弟子们”将他作为新的知识的来源，则不是他的过错。清楚权力如何复制的福哥，没有让自己成为权力复制的对象，批判性知识分子不再成为新的权威，他的学说不再成为某种虚构出来的“原点”。在福柯身上实现了。因为“乌托邦死结”的存在，福柯似乎以自己的方式说明，对历史进行梳理、考古，对当下进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至于替代性的社会秩序，那必须由政治家们去考虑与完成。一旦知识分子提出与宣扬自己的方式，或者允诺带来解放时，新的奴役便产生了——这就是为何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奴役也就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历史一再反复证明，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个彻底的批判者，一旦他们试图涉入实践，就会碰到“乌托邦死结”。但鉴于理智与情感的分离，理性与意志的分离，很难有知识分子在清醒地考察之后清醒地留在批判的“局外”，他们总要试图提出新的秩序甚至试图去实践，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的知识领袖、知识权威，看到一场又一场的大革命，一次有一次乏味的权力复制。所以早在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眼中，就看到无知与奴役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启蒙与自由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的例外罢了！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感想：1当个知识分子还是当个好人？2别高估了福柯对作者的影响，非常厉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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