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族源流》书评

“民族”乱谈——评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

“民族”乱谈——评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首先，作者对于“民族”一词的认识是极其不够的（此或缘为在成书年代，我国其他社会科学亦不成熟故）。虽然在首章即提到了“民族”有大小范围，广义狭义之分，但在后续的论述中则阙乏清醒的意识，将其混作一谈。另外，作者将“民族”视为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永续存在的共同体，这亦是错误的。由此而连带出的溯源则显得牵强附会，随意且不严肃。究其原因，余认为是其未严格界定“民族”的定义，同时也未梳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各章中，作者反复强调“民族”与“国民”是不同的概念范畴，但是作者却完全忽略了“国家”权力对民族的塑造，而其根本还是要归结为对“民族”概念的混淆。“民族”之概念，窃以为应当完全截断于现当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期，易言之，现当代方才有“民族”，万不可以此“民族”来指代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类民族”共同体，其在人类学看来，仅仅只是“族群”共同体。而在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过程中，又有意无意地参杂了经过日本这样较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加工，致使其自诞生以来就带有强烈的狭隘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态，如果将这样的“民族”语词返溯且用于指称我国古代的“类民族”（族群）共同体，非但会引发全面的混乱，而且定将出现无法调和的论争。其次，对于“前近代国家”的概念，作者亦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近现代民族的出现相伴随于近现代国家的诞生。据较主流的意见认为，现代国家形成于现代民族之先，即先有国家，后才有民族，是国家塑造了国民（民族）。在西方政治学说中，承认民族的自决权与自治权，此即为人类学中民族自我认同学说打下了的基奠。而民族边界理论亦认为，民族的认同感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有限资源而展开争夺时所产生的排外聚合作用，且此“非我族类”的认同感由边缘向中心（由外向内）扩散，最终形成一个较固定的族群边界，其“伟大的斗争史”则成为本群体的共同历史集体记忆并在以后被不断地传颂。然则，至于古代，由于不可能进行如田野调查般的研究形式，以至于退而求其次，将史籍作为调查报告来研读，此为人类学解决族群时间性问题的手段。但就历史性问题而言，在一族群自我自然演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核心集团对被统治的广大群体的“共同体塑造”。这种力量非常强大，甚至是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拐点来看待都不为过。不过，我国学人喜用所谓“同化”一词来解释族群的自我重塑，这是不恰当的处理。因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于主观目的且为了实现现实利益而做的有意行为，后者则是客观观察层面下的文化结果论式的反映，两者既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存在任何的相似性。若以“同化”视之，则各政权下的各“民族”莫不是拼盘式的大杂烩便是浑然一体的面粉团。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作者所提出的多源多流下的“主源主流”。余以为这是玩弄概率论的文字游戏。且不论如何统计（历史统计学就诸问题尚存分歧），统计的正确性有多少，单就结论而言，比率的多少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余疑惑不解。某一“民族”占多“民族”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这个事实，除了事实本身以外，还能说明其他什么问题？多数就能够决定什么，这样的理想国就算是当今号称“民主”至上的国家都未必能够实现，其就历史研究又能起到多大的揭示事实的作用？另外就统治集团的本身的性质，余亦有疑问。悉知，某一政权的核心支持集团或者说社会支持基础是有限的，不可能是万人同心，整齐划一的状态。于是问题便是这个核心集团是一个松散的政治集团，还是一个具备了共同体意识的族群？其程度之厉害又将如何界定？换句话说，便是人类学的族群共同体意识如何应用在古代史的研究中？这是划定此政权解体后遗民归属问题的关键。政治集团（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决定了其遗民不存在深刻的联系羁绊，但若形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倾向，则将出现强烈的遗民故国意识与反抗“异族”统治的仇恨情绪。关于此的研究似乎学界尚不深入。最后，是关于史料中对某族群族称出现与消失的探讨。作者将族称于古史中的有无视为“古代某一民族的独立”与“已经融于他族”的标志，窃以为此亦是不妥的。悉知，古代政治并无内政与外交之别，所谓东亚册封体系，即是说内外兼修，政不分内外。内政是国际地位的保证，而外交则是对内统治的权威需要。由此来看史籍中的族称，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原王朝对周边族群的认识有限，存在以某一部落代称某整个区域下所有部落群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则需要正视的是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贡，其实质是反映了此部落于当地众部落中的领导地位，此领导地位定将催生并从而产生更大的组织形式（部落联盟），而族群的共同体意识则将由此而萌芽。若诚如作者所论述的那般，将中原史籍未载之未知部落视为独立的“民族”，且将其与后来某一“民族”的崛起攀上源由，则似乎想象的成分过于浓重？其原由非常容易明白，作者将“民族”视为家谱般，甚至DNA般可无限上溯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是理所当然的思路，但是于历史学则不对隼。“族群”的概念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是历史的产物，若在历史中产生，则必将在历史中消亡，“族群”不是概念上的永续体。而古史中的“先民”记述、起源神话无一不是为政统的合法性服务的，其行为本身应该视为对现政权下的“国民”族群共同体的重塑，而不该凭籍此记录做过多无谓的推索。尽管有以上等等的不足，但作者至少开始尝试以更微小的部落作为单位来研究族群，开始注重以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考虑族群的多层次问题（尽管应用得一塌糊涂、错误连篇），不过族群的本质不应该是语言、习俗、体质、地域等因素，而应该是以政权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记忆。考虑到此书的成书年代，似乎不应该苛责那个时代的学人，而其价值亦是应该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