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鹅旅行记（上下）》书评

拉格洛夫：小说的道德

拉格洛夫：小说的道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煞费苦心地解释“富有理想倾向”这个含糊不清的遗嘱，评奖最初的十年，也就是所谓的维尔森时代，瑞典文学院对此的解释是“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普遍地轻视文本，轻视作家对文学的贡献和发现，作品的质量不如“促进人类朝富有理想的方向前进”重要，“适度”、“平稳”与“和谐”成了衡量作品最高的美学标准，给人的感觉是评奖机构对道德的热忱要远远大于对文学的关心，他们不像是在评文学奖，倒像是在搞道德情操奖。后人对这个时期文学院工作的评价是刻薄的。从1901年至1904年，长长的名单上不见托尔斯泰、托马斯·哈代、左拉这些理所当然的文学奖金获得者，倒是今天看来平庸得可以的普里多姆、蒙森、卡尔杜齐、埃切加赖赫然在上。对1909年获奖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如今人们也没有了多大热情。　　1902年，曾是小学地理教师的拉格洛夫受国家教师联盟的委托，编写一本以故事的形式介绍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的儿童读物，这就是四年后出版的被称做“20世纪的安徒生童话”的《骑鹅旅行记》。小说写一个叫威尔斯的小淘气，被变成一个大拇指大的小精灵，骑在一只金色的大鹅上游历了瑞典全国，他与动物为伍，懂得了爱才是人生中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这个喜欢恶作剧的男孩终于变成了一个富有责任感和爱心的孩子。在此之前，英国作家吉卜林的小说《林莽之书》中的男孩莫格利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评论界一般都把威尔斯看作瑞典的莫格利，把《骑鹅旅行记》看作对《林莽之书》的一次成功的仿制。但从小说的叙事方式来看，幻想小说《骑鹅旅行记》是一部原创之作。那个非常吸引人往下读的开头使小说一开始就获得了飞升：“从前有一个少年，他大约14岁，长得高大强壮，头发金黄……现在少年绕着镜子跑了两三次，想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个小人儿躲在镜子背后，但是他在那后面找不到人，他这时候因恐怖而全身发抖起来，现在他相信：小精灵把他本人也施过魔法了，他自己就是那个小人儿，他在镜子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但这部给拉格洛夫带来巨大声誉的长篇童话，终究只是一本民俗之书，一本把现实和传说交杂在一起的少儿读物，而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致命之处在于以教化为目的（写作的动机决定了方向），充满了太多的道德训诫。小说存在的意义是去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家最大的道德。无可否认拉格洛夫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她爱她的祖国、爱乡村，爱动物，具有博大的母爱和童心，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至少她不是一个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小说家。　　1909年的文学评奖，曾在拉格洛夫和英国诗人斯温伯恩之间有过短暂的犹豫，很快，斯温伯恩因“缺乏纯洁”和“浓重的颓废情绪”落选（此前的1903年，和她同一国度的G·勃兰兑斯，这位北欧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评奖委员会虽承认他“对自己的时代有巨大的影响”，但“并非总是善良的”而被否决）。尽管不少人指责她的作品《约斯达·柏林的故事》、《假基督的奇迹》等“缺乏简单的真实”、“有许多描写不自然”，但拉格洛夫还是以“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像能力和心灵上的敏感”成为奖金的获得者。评审委员会成员泰格纳尔雄辩地论证了她如何用所写的每一页书“为美好的事业、为理想和人类服务”，另一位成员强调“她有非凡的想像力”，同时还增加了这么一条可笑的理由：“时间可能已经到了，让世界记住，诺贝尔的祖国也有文学。”怎样理解遗嘱文学部分的“富有理想倾向”？维尔森时代的所谓“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已经被文学史证明是狭隘的，是一种“限制在教条框框内的理想”（舍克语）。随着有关文献的发现，“理想”渐渐明晰—诺贝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说的“富有理想”是对宗教、王权、婚姻以及整个社会采取批判的立场，带有对现有秩序的反叛和自立的倾向。照此看来，文学奖最初十年的评选可说是南辕北辙，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一些平庸之辈被称作大师，而一些优秀的作家则遭到了不公正的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