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 ）》书评

读书笔记：从《忏悔录》到《师主篇》

他人的在场性和德性上升的致知模式是古代伦理的基本特征，这套伦理建立在一个形式与质料、理性与欲望、灵魂与身体的自然秩序的基础上。在柏拉图那里，他人的直接的在场性是由城邦生活的在先性来保证的，古代晚期的去政治化趋势虽然导致哲学对政治越来越冷漠，但是他人的在场始终是不言自明的。唯一的表面上的例外是普罗提诺的学说，不过如果我们严格区分普罗提诺的写作和波菲利的编辑，那么这个区别其实并不尖锐。首先，普罗提诺的学说，几乎都是在一个哲学小圈子中经过讨论而得出的，虽然普罗提诺是讨论的主要控制者和引导者，但是其他参与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普罗提诺在总结这些讨论结果的时候已经非常不重视对话的文体，波菲利又明确把这些内容编成了独白式的体系。其次，波菲利对普罗提诺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过滤，并依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了重新整合。研究者普遍认为波菲利的编辑动作是非常大的，这导致我们今天其实很难直接谈论普罗提诺的学说。不过，尽管存在他人不在场的嫌疑，普罗提诺学说在德性上升的致知模式这个方面，毫无疑问仍然是非常古典的，这当然是因为古典意义上的自然秩序在普罗提诺这里仍然非常牢固。从理论上讲，奥古斯丁的自我模式彻底破坏了古代伦理德性上升的致知模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保存了他人的在场性。和很多现代研究者的解释相反，我认为他人这个维度在奥古斯丁这里是从来都不缺失的，阿伦特的问题（对邻人是安享还是利用？）在奥古斯丁这里其实并不那么尖锐，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并非一定要诉诸哲学无权过问的“历史的救赎信息”。在原则上，奥古斯丁的忏悔要求自我和上帝的关系处于第一位，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处于第二位；但是自我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恰恰必须体现在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之中。这在《忏悔录》的文本中是非常明显的：奥古斯丁的花园皈依并不是一个人的皈依，而是和朋友一起皈依；奥斯蒂亚异象并非一个人触及永恒，而是母子一起听到上帝的声音。至于后四卷讲基督徒的永恒试探的生活，他人的在场性更加明显：第十卷开头花了很大篇幅说明读者应该如何阅读《忏悔录》，并在随后对各种诱惑的解说中明确地放入了试探生活的集体背景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第十一卷是直接处理自我的时间性模式的哲学问题，故而他人的维度并不明显，但是本卷的开头对于“叙事”之意义的解说仍然涉及对自我之叙事对于读者的救赎意义；第十二卷对真理的讨论，以及引用马大和玛利亚的圣经故事，集中阐发的乃是圣经解释的多层次性和真理的非私人性；更不用说第十三卷对关于教会的讨论了。在《忏悔录》这个明确以自我与上帝之关系为主线的文本中，他人的在场都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上帝之城》对历史神学的阐发了。在讨论基督徒的德性和罗马德性的区别时，奥古斯丁明确指出：对于基督徒来说，“使得人们转向他，你才是其所是”， 也就是说让他人转向上帝，从而实现自我和他人在上帝中的重新结合，这才是自我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来说，问题在于爱邻人的方式，而不在于爱邻人本身。爱本身是不需要论证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坦白说：“我想要的就是爱和被爱”。只是这种爱和被爱是结合在时间之中，从而轻易就被死亡拆散的友谊，还是通过共同朝向上帝，从而结合在通向永恒的羁旅之中的上帝之城，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而基督徒对邻人的爱被奥古斯丁明确解释为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模仿。 模仿耶稣基督就是模仿他如何对待他人，如何爱他人；耶稣基督正是通过对所有人的大爱，才最终顺从了神意，完成了他和作为救赎计划的安排者的上帝的终极关联：十字架上的受难。因此，模仿耶稣的死，既意味着意志的绝对顺从和自我的彻底弃绝，同时也意味着自我和他人建立一种爱的关系。我认为，这种他人始终在场的基督教伦理，其实体现出奥古斯丁所处的过渡性地位：虽然他已经讲出了基督教最深的伦理原则，但是他毕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古典气息的古代人，而且其个人品性又决定了他对爱和被爱的追求。故而，奥古斯丁讲出的基督教伦理，在彻底破坏了古代自然秩序，从而颠覆了德性上升的致知模式的同时，却保留了自我和他人的关联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对自然秩序的瓦解和对德性致知模式的颠覆，也是服从于基督教之爱的成立的：这样重新构建起来的基督教伦理，以及这种伦理所提供的爱的可能性，实则最大程度地突破了古典爱的精英主义倾向，而讲出了博爱的逻辑。不过，至于这种博爱还是不是爱，基督教语境下的友谊还是不是真的友谊，这个问题正如奥古斯丁通过忏悔所获得的自我的个体性，是否恰恰是最空洞无物的个体性一样，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处理的问题了。以奥古斯丁的忏悔为标准来看中世纪晚期的《师主篇》，基督教伦理的彻底化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同样是讲对耶稣基督的模仿，奥古斯丁所强调的意涵，是模仿耶稣基督对待他人的方式，从而实现自我和他人在上帝之中的重新结合；而耿稗思（Thomas a Kempis）所强调的，则是基督徒要模仿耶稣的纯洁境界，这个目标从根本上讲和他人无关。《师主篇》没有奥古斯丁的理论高度，但是作为一份修道手册式的文本，它比较清楚地展现出了一种被彻底化了的基督教伦理。修道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因为修士几乎不需要面对如何在基督教的伦理框架之内重新安排世俗生活的问题，而是完全处于出世的状态，从而能够最极端地实现基督教的伦理原则。但是，奥古斯丁也建立过修道院，并且撰写过《修道规章》，就是在对修道生活的理解上面，奥古斯丁和耿稗思也是非常不同的。为了符合本文的整体思路，在比较奥古斯丁的《修道规章》和耿稗思的《师主篇》时，我们有必要仍然遵循内在化和去政治化的思想史线索。只不过经由基督教对尘世政治的彻底相对化，在讨论基督教修道伦理的时候，去政治化的提法已经不恰当了，因此这里换之以自我中心化。我们前面讨论到，在奥古斯丁那里，他人的在场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这种在场性已经失去了任何政治意涵，也褪去了古代晚期伦理的精英主义倾向，而形成了基督教的博爱伦理。在《修道规章》中，这种博爱伦理是处处可见的。奥古斯丁极其强调修道院内部的兄弟之爱或者姐妹之爱，并且非常重视修士和修女对上级的服从。夏洞奇老师把奥古斯丁对修院权威的强调，看作基督教伦理在尘世权威之外提出的属灵权威，并认为《修道规章》和《上帝之城》互为补充，以属灵权威影响和教化尘世权威，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说尘世政治从根本上起源于罪，那么修院权威则起源于灵性的理想，服务于救赎，它的根据在理论和事实上都应该是爱，而不是统治。因此，奥古斯丁说真正的权威应该是服从者是以服从的方式去爱，管理者是以服务的方式去爱。与此同时，奥古斯丁鼓励修士和修女之间进行相互监督，如果发现对方的不良习惯，应该怀着善意予以指出，若对方不欲理睬还应该汇报上级。这种相互批评的伦理实践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晚期各派流行的“坦率的批评”（frank criticism）。对比之下，《师主篇》所表现出的他人的不在场就显得格外触目了。耿稗思反复讲的是修士对耶稣基督的爱，却很少强调修士之间的爱。相反，我们却看到他在很多地方不遗余力地强调孤独的必要性，并不断重申，他人的事务对于自我救赎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破除自然的人际关系本来是基督教伦理的前提，不过，奥古斯丁在充分承认自我与上帝之关系的首要位置的同时，又反过来讲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才是信仰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修道院中，自然的人际关系已经实现了破除，因此奥古斯丁更加强调的是这样重新构建起来的信仰共同体内部的兄弟之爱；而耿稗思则大讲人类朋友的不可靠（比如2：1，our human friends change so easily，fail us in such a short time，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有两处文本表明，耿稗思根本没有奥古斯丁的合众为一的理想（2：9，we must all be parted from one another at last；2：12，even though you alone were able to endure it all，此处文意特别奇怪）。即便同样是对修院权威的强调，耿稗思的逻辑也是和奥古斯丁完全不同的。奥古斯丁的权威必须放在兄弟之爱中去理解，无论是服从权威还是实施权威，都应该出于爱。但耿稗思说人应该服从权威，其根本理由在于只有服从权威者才能够实现自我内心的平静。在2：3处，耿稗思说：“只有实现了自己的灵魂平静的人才能在人们之间制造和平”（peace in your own soul first of all，then you can think of making peace between other people）；在3：13处，耿稗思指出，人之所以不能做到以自己的意志服从他人的意志，根源在于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而诸如why mix yourself up in the affairs of others？……allow nothing to disturb your peace of mind！（3：24）的说法则随处可见。如果以3：24为标准，那么写作第210封书信（letter 210）的奥古斯丁不是庸人自扰吗？我认为，《师主篇》几乎在自我中心化的方向上走到了极端。与他人的不在场一样，《师主篇》的内在化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已经充分挖掘了人心内在的结构，特别第八卷关于两个意志的争斗，以及第十卷关于梦中的犯罪的讨论。《师主篇》当然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首先，耿稗思在3：25明确指出基督徒的目标是心灵的平静（peace of mind），而基督徒最需要的德性是耐性。之所以需要耐性是因为尘世之中的灵魂不可能实现绝对平静，只能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尽量接近平静，故而需要在试探袭来而意志软弱的时候保持对恩典的信心，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耐性。其次，耿稗思的祈祷和奥古斯丁不同，他不仅祈祷上帝赐予使得好的意志能够获胜的力量，而且还要祈祷上帝直接赐予他该有的意志、除去他不该有的意志（let me unable to wish or dislike anything that you do not wish or dislike，3：15）。另外，耿稗思对良心的强调也是无以复加。耿稗思非常小心地提醒修士要谦卑不要自信，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任何好行为是有实质意义的；但是他明确强调，有好良心（good conscience）的基督徒能够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保持自信。而在具体的伦理技术上，耿稗思的讲法非常接近于福柯在“为贞洁而战”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卡西安的灵修技术，几乎从不针对行为，而是处处针对内心的意志、隐秘的欲望和魔鬼的提议（suggestion）。同样是修道手册，奥古斯丁的《修道规章》就不是个人灵修的技术，而是集体生活的法则。《忏悔录》揭示了人心的深度结构，但是《修道规章》仍然把重心放在修士和修女的行为规范上面。也许，奥古斯丁的主教身份使他始终要在共同体的层面展开基督教伦理，从而没有把内在化的倾向发展到卡西安和耿稗思的程度。无论奥古斯丁那个并不情愿主教职位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其博爱伦理的最终成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人始终在场的基督教伦理和有所节制的内在化伦理，恰恰体现出奥古斯丁身上残留的古典气息。（读书笔记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