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的计算》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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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 2001年09月06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 毛寿龙 　　任何公共政策的决策，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成本。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说参与决策的人越少，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越小，当公共政策由一个人决策时，成本最小。相反，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也越大，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时，决策成本也得到了最大化。 　　决策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一个社会民主参与的限度：只有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可以承担巨大决策成本的事情，才可以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绝大多数公共政策，都是通过少数代理人代表公民决策的。许多行政性质的决策，基本上是由公民所选举的行政首长作出的。 　　这一分析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社会，即使是充分民主的社会，决策都有集权化的趋向：参与公共决策需要花费成本，但收益却是一定范围的公众集体共享的，如果大家都懒得烦了，倾向于搭便车（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力就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人类社会里，民主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于1962年出版的现代经典名著《同意的计算》，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索了人们为什么会愿意支付决策成本的问题。他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还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局外人强加的成本。 　　他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参与决策的人越少，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就越大，当只有一个人作出决策时，外部成本也就达到了最大化。因为这时，决策者可以把决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强化给外部人，而尽可能把收益留给自己。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的增加，外部成本也就越来越少，因为每增加一个决策者，就多增加一个人，来利用参与决策的权力制止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当所有的人都参加决策时，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也达到了最小化，即零，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权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把这两个分析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相等的点。在这个点上的人，他所可能被强加的外部成本与他所要付出的决策成本是相等的。这时他没有经济上的动力参与决策，或者退出决策。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范围的均衡点。 　　当然，由于各类公共政策的属性各不相同，其均衡点也各有千秋。一般来说，紧急的事情一般都是由单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作出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时间上耽误不起，人们宁愿忍受较多的外部成本以减少更多的决策成本。在对自己有较大影响的事情上，公民一般倾向于多参与，民主的范围就越大，因为人们愿意增加决策成本以减少可能的外部成本。 　　《同意的计算》自1962年出版英文版以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它已经成为重要的现代经典著作。90年代中叶出版的《政治学手册》就把它列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与此并列的有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此书的成功，可以说是詹姆斯·布坎南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与他一起合作并对该书有实质性贡献的学者戈登·塔洛克，没有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根据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的好朋友，美国政治学家，也是笔者的忘年朋友，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说法，这是不公平的。据说，戈登·塔洛克也很“伤心”，过了若干年才恢复平常心。这说明，学者也很难说不是“经济人”，不过是比一般人更能够正确对待荣誉而已。 　　不过，1998年11月，詹姆斯·布坎南应邀去德国讲演，谈到此书时说，他们写作时没有奢望该书会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只是想提供一个分析性的框架，并且这一框架是针对并且仅仅适用于美国的政治现实的。在政治原则上，该书的贡献是，批评了多数至上和多数裁定原则的思想基础，认为多数并不具有至上的权威，即使是代议制民主，也需要受到制约。该书的规范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 　　《同意的计算》一书应该说与中国是很有缘分的。因为戈登·塔洛克在年轻时曾经作为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天津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使他对政治生活和官僚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促使他从经济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有关国家、选举、官僚制等传统的政治学话题。但是，这本书自英文版出版之后很长时间未引起中文世界的关注，一直到2000年才有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大约在4年前，在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竭力推荐之下，笔者尝试翻译和出版此书。后来通过奥斯特罗姆教授与布坎南和塔洛克联系，布坎南还给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写了亲笔信，该出版社迟迟没有回信，一直到1999年夏，才回答说此书的版权已经卖给中国的某个出版社，只好作罢。2001年笔者从美国做客座研究回国，发现中文版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买了一本阅读之后，觉得译者陈光金先生下了不少功夫，更觉得译者和出版者功不可没。 　　当然，《同意的计算》既然是一本经典著作，其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深远的意蕴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介绍的和概括的。要进一步了解这本书，最好的办法是找上一本，亲自细细品味了。

计算的政治学

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是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在书中，作者分析了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问题，并试图建构一种规范理论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用来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手段。其基本假定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和政治交换。作者把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减少由纯粹的私人行动或自愿行动所强加的那些外部成本的方法。并把集体决策的成本分为两种：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决策规则进行了成本分析，认为决策规则将决定集体行动的范围与限度。除开理论和模型的细节讨论，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是多数规则的意义。作者认为，唯有全体一致规则才能消除所有外部成本，任何弱于全体一致的规则就必然由于包含外部成本而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然而，从决策成本考虑，全体一致又是不现实的。出于决策成本的考量，民主才实行多数规则，因而多数规则使用的范围必须受到限制。二是行为假设。经济人和政治交易的假设都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符，而选票交易则一直被视为不道德的。但是在这里，集体活动像市场活动一样，被视为一种真正意义的“合作”。通过这样的活动，所有各方都会有所收获。于是，政治过程就不是简单的善恶较量或肮脏的权力斗争，而是互利的过程。这种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无疑又是“乐观的”。与市场活动对比，政治过程中的无效率问题总是被人们归因于“坏”人，而不是归因于约束他们的规则。结果是致力于通过个人动机的革新来完成改革。作者提醒说对这些无效率应该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例如说，选票在任何不足全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之下都意味着一种把外部成本强加给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潜在权力。如果一切选票交易都被禁止，个人可能就不会赞成任何不足全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因此，如果接受了不足全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那就不能一概否定选票交易（从道德上），问题就换成了如何规范选票交易。此外，布坎南在其他场合也强调过制度对作为社会成员和独立存在的个人之核心价值和基本行为规范的依赖。这一点事实上也不是把政治过程理解为交易的缺陷，例如市场经济的实现和运行也需要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来避免腐败（来源于传统的道德基础和法律的规制作用）。这些都是这本书在观念上的启迪。例如我们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理解非多数规则之下的政治过程？我们的传统有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市场本身能不能提供这种道德教育？如此等等。

塔洛克荣休，罗雷深情致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ag5w.html各位亲爱的同事：我知道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将从乔治·梅森大学退休，不久的将来，他会搬到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与他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住。所以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向塔洛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感谢他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领域的贡献为我们钟爱的经济系创造的国际声誉。年轻时候的布坎南和塔洛克。50年前，戈登首次步入弗吉尼亚州的学术殿堂。当时他加入了吉姆·布坎南（Jim Buchanan）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他们伟大的探险终将“公共选择”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领域内举世公认的独立研究项目。除了在亚利桑那大学的12年外，戈登在弗吉尼亚展开了他杰出的职业生涯，首先是在弗吉尼亚大学，然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最后他来到了乔治·梅森大学。1990年，编辑《公共选择》期刊的重任落到了鲍伯（Bob Tollison）和我的肩上，而戈登编辑这本期刊已经超过了25年。在2007年，我们将自己的责任交给了我们长期的朋友和同事令人安心的比尔（Bill Shughart）手上。在戈登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办公室的大门一直向老师和同学开放，众人极易接触到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他光辉的学术思想，他的友谊和他开放的慷慨。我是真正享有特权的，35年来我与戈登密切工作，从与这个我遇到过的唯一真正的天才的紧密联系中，这半生我已取得了巨大的好处。对于那些尚未熟识戈登思想的朋友，我恳请您购买和仔细阅读我最近为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 ）编辑的10卷本塔洛克文集。对一个有志于为弗吉尼亚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做出贡献的年轻经济学家而言，没有比此更好的教育，也没有比此更好的对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复兴思想的介绍了。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要向戈登表示我们的尊重，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祝福他下一阶段的人生旅途。戈登现在不能来主校区。不过数天后，他会出现在法学院四楼的办公室。一如既往，他欢迎大家去拜访他和他讨论。在戈登退休到西部旅行之前，我知道他喜欢和愿意到阿灵顿来祝福他的朋友和学者们握手、聊天。戈登·塔洛克一直称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作为公共选择之父，按照中文的说法：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现在，因为我是占着戈登在乔治·梅森大学慷慨设立的邓肯·布莱克讲席，我难以否认的戈登断言的正当性！但同时，我必须指出，至少就我个人在公共选择领域的长期职业生涯而言，戈登·塔洛克，而不是邓肯·布莱克，才是我的父亲。查尔斯·罗雷（C. K. Rowley）邓肯·布莱克经济学教授，乔治·梅森大学

请求学习指导

才开始看这本书。想问各位大侠，现在民主政治中这么多问题。怎么没有现实版的运用民主决策理论分析呢。比如经济金融理论中，各方面专家的分析。比如把公共管理思想，一般分析方法，运用到对现实新闻事件分析中去的东西。一定有，我想这本书所蕴含的思想，观点，一定有其现实的发展状态，演化出来的形式。那位大侠，如果知道，请指教一二。

151220笔记--交易是最好的促进利益的方式

《同意的计算》笔记 2015.12.20《同意的计算》由布坎南、塔洛克著于上世纪60年代。此书试图基于微观个人收益-成本分析，解释集体行动的相关问题。其分析模型框架包括以下要素：1. 分析基础：作为个体的投票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2. 效用形式：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投票人面临的成本核算包括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两者相加最小的方式点最优；3. 组织方式：纯粹私人行动、自有契约联合、集体组织。不同场景下面临的成本限制不同，个人自行行动时产生外部成本，但无决策成本，若自由契约联合，则外部成本下降、决策成本上升，若通过集体行动，决策成本下降、外部成本上升。4. 决策规则：不同的投票规则与开放选票交易与否等将对最后均衡产生影响。由此理论框架推导，得到的分析结论如下。就集体行动和其它方式比较而言：1. 最优点为总成本最小的点，则集体行动并不必然是最优选择，自由契约联合也可以是最优组织方式（当成本足够小时）。就集体行动的决策规则而言：1. 既然综合成本最小为最优，那么对于一些外部性成本不大的事情，可以要求较小规模的决策规则，而对于一些外部性成本较大的行动，决策规则向一致同意方向调整。2. 外部成本难以调整，决策成本存在调整空间。当讨价还价范围缩窄、竞争较为充分（备选人较多）、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较小时，决策成本被降低。3. 51%仅是经验的集体行动决策规则，不必然此处外部成本下降最为明显。各个事项的最优规则需要到各个事项中去进行决定。51%和49%仅差2%，不必然存在显著差别。4. 除了一致同意规则外，其它规则性质无差异。比如75%规则，它需要75%的同意才能做某件事情，但相当于只要25%的人就能够反对，相当于25%规则。“要求75%的人达成一致，将允许26%的人真正控制决定的做出”。5. 由此可认为，在此情景下，投票规则是分配结构，与统治结构无关。就集体行动的最优性质而言：1. 既然是个体投票决定总体行为，必然存在个体理性条件与总体理性条件不相符的情况（囚徒困境），由而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过剩。2. 产生这一行为的原因在于虽然各个投票人的偏好强度不同，但其偏好表达力度却被认为相等（每人的投票权都相等）。3. 因此任何认可偏好强度、允许政治选票交易的措施都有利于各方的效用上升，如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和额外支付side-payment。此处的政策含义在于：一旦补偿机制运转顺利，一致同意规则下，任何对社会总体福利有增益的改进都将被通过，即能达到帕累托最优。4. 注意到其他规则下，允许政治选票交易仅利于获胜联盟，对全体影响未知。由而投票规则影响最优性质。5. 注意到政治选票的发放方式会对最后结果产生影响。如在福利房领域，发放过多的市场准入许可反而降低了牌照的价格，不利于各个人的效益提升。最优方式是给每人发放不足额的许可。如1间房有10人需求，若每个人都可进入但无序竞争，仅改善了一人的福利；不如向每个人发放1/10的房屋产权，出价最高的人有房，而每个人的福利都可得到改善。就代议制而言：1. 代议制代表的选取比例，代表属性随机性、代议制的民主程度、代议制的投票规则都将对决策成本造成影响。2. 两层决策——两院制——能够既降低决策成本又降低外部成本。当众议院、参议院的代表是按不同规则选出时，他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做出偏向性方案的可能性越小。由此而言，相关的启示包括：1、集体行动决策成本低但外部成本高，某些时刻反而不如自由契约联合。特别是面临跨区域、跨期问题时，自由契约联合能够有效降低外部成本。2、由于偏好强度不同，给予相同的投票权利达不到最优，放开投票交易可达到最优。尤适用于政府管理范畴，有权利但无法交易，不如放开交易如拍卖。3、注意到投票规则会对公共项目范畴形成影响。（许多有计划的公共开支项目，如果是按照标准的方法来筹措资金的，则甚至不能得到多数支持；但按照相对的全体一直规则，却可能很快被立法会议通过。）4、注意到选票发放方式的影响。不同的许可发放方式显著地对个体利益产生影响，即便他们的分配总额是一致的。5、两层决策能否应用于我国，提高通过决策的公益性。

读(美)布坎南, (美)塔洛克《同意的计算》

作为开创性著作，本书主要是提出问题和指明方向。p4 公共选择理论将个人的行为判断延伸到公共政策之上。p62 考察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设立了立宪经济学的基础。p120 对于多方讨价还价的研究很重要。p122 （对政府的最优规模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的具体化和平衡化）（政府和国家的基础其实是共同体同质性的边界）（即使在中国，本书的论述过程对于描述利益团体间的博弈也十分有用）p294 作者指出了交易伦理学的基础，即交易能够被普遍接受，是在18世纪启蒙主义之后的事情。p309 对于美国利益集团的运作模式的研究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