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的理路》章节试读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 序

当前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喜欢强调政治与道德(或伦理、德性)分离，强调国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如果“中立性”意味的是政教分离、法律平等一体适用，那就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但事实上“中立性”还代表一种政治与伦理彻底分离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政府没有立场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或不值得做。换言之，中立性论旨假定国家公权力与人民的良善生活无关，对于古典政治哲学要求培养人民德性的呼吁嗤之以鼻。但是这种中立性论旨若非错误，即属虚矫。说它错误，因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公民的良善生活毫不过问。(否则政府何必编列预算保护生态环境、补助艺术文化活动、或推行公民教育？)说它虚矫，则是因为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功能远远超过古代的政治共同体，而有些人还标榜我们可以活在最小限度的国家。笔者认为：保障人民免于专断权力的侵犯是一回事，而如何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上追求德性的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制度的安排不能只着眼前者，而对后者毫无贡献。许多当代自由主义者只想成就前者，或误以为后者必然对前者构成威胁，其实与过去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有所出入。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5页 -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左派：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只要自由主义继续放任商业资本透过多国籍企业向全世界渗透，则不论在物质分配或文化消费上，弱势团体(及地区)就无法脱离被剥削、被异化的宿命。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314页 - 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困境

事实上，为了使自由社会的人民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公共规范或法令的监督者，而且也是公共精神、公共心灵的塑造者。……政府当然不应该管人民的思想，但是对于培养人民守法、思辨反省、理性沟通、尊种不同意见的德行和能力，政府则责无旁贷。（林火旺）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11页 -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或许David Spitz在临终前为自由派人士所写下的“信条”(credo)更能反映一个自由主义斗士的心灵。他说，自由主义者必须：
1. 尊崇自由超过其它价值，甚至超过平等及正义。
2. 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积极角色。
3. 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
4. 不要相信权威。
5. 要宽容。
6. 坚信民主政治。
7. 尊重真理与理性。
8. 接受变迁的必然发生。
9. 勿耻于妥协。
10. 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Spitz, 1982：213-15)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右派：社群主义的批判：攻击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称其为原子式自我，与他人互不关心)、“社会”概念(称其为工具式社会，欠缺构成其成员的自我认同之功能)、“中立性”论述(称其国家政府伪装价值中立，放任公民道德败坏)、以及“普遍主义”信念(称其自以为民主体制放诸四海而皆准，自由理念亘古长存)等等。社群主义相对提出“共善”(common good)、“历史传统”、“社会脉络”、“特殊主义”等诉求，以图矫正自由主义对人与社会的错误理解。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右派：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由主义背离“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的西方传统，单方面发展了“消极自由”的论述，却遗忘了公民参与、培养德性的共和传统。诚如Quentin Skinner 一再强调的：个人自由其实有赖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付出，而政治参与之所以能成为实现个人自由之前提则是因为德性可以丰富人的本性。因此，光是像自由主义那样只提倡宽容、自主、公正是不足的，现代社会还必须注意培养勇敢、节制、睿智等其它美德。

《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15页 -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自由主义两大传统：消极/积极（或自在/自律）
文化或国别区分下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常见类型，就是英美传统vs.欧陆传统。由于这个区分涉及双方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也构成了自由主义名同实异的另一种现象。如果我们借用Berlin 的词汇来描述，那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比。根据Berlin的说法，“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Berlin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Berlin称之为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争取的目标，也是一种比较稳健可行的自由。积极自由在本质上与消极自由原无冲突，但是由于“自我控制、自为主宰”在逻辑上预设了“有一个高贵的、理想的自我向低劣的、经验的自我下律令”，因此自我一分为二。接着，又由于真实的自我不一定存在个人心中，而可能体现在比个人更广泛的集合体(如部落、国家、种族或阶级)，因此这种外于个人的存在乃得以名正言顺要求经验上的自我向之臣服。这些外力比个体还了解个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更清楚个体要如何改造才能获得自由。Berlin认为积极自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噶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因此，追求真正自由的人不应该受其蛊惑(Berli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