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书评

读书笔记——本书提到的小说等

文章名 作者 年代 类型唐人街 林语堂 1948 华人小说女勇士 汤婷婷 1970 华人小说金山勇士 汤婷婷 1970 华人小说中国人致尊敬的伯格勒州长的信 1850 记录中华六大公司致旧金山警察长的信 1851 记录排华法案 1868 法案美国国会对中国移民的政策 李天录 1916 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吴景超 1928 论文二马 老舍 小说木屋诗抄 诗集金山歌谣 诗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1903 自传当我在中国是个孩子的时候 李彦富 1887 自传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於梨华 小说纽约客 白先勇 小说花鼓歌 黎锦扬 1958 小说情人角 黎锦扬 1959 小说远行集 1980 小说丛林下的冰河 1980 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1980 小说北京人在纽约 1980 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1980 小说纽约白日梦 1980 小说女博士旅美打工记 1980 小说扶桑 严歌岑 1990 小说女房东 严歌岑 1990 小说人寰 严歌岑 1990 小说少女小渔 严歌岑 1990 小说波西米亚花瓶 严歌岑 1990 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严歌岑 1990 小说纽约不是天堂 严力 1990 小说纽约故事 严力 1990 小说与纽约共枕 严力 1990 小说最高的葬礼 严力 1990 小说遭遇911 严力 1990 小说奋斗与平等 少君 1990 小说人生自白 少君 1990 小说曾在天涯 阎真 1996 小说母语的遭遇 严力 等待 哈金 池塘 哈金 沉默之间 哈金

中国：在想像中生成

李文倩国家，这一行走在人类聚居地的庞大的政治怪兽，自从其所诞生的那天起，就显示出“超越”于社会的顽劣脾性。越到后来，这种脾性越为顽强，社会共同体被彻底剿灭，残留于民间社会中的一丝生机和活力由此灰飞烟灭。所谓的“人民”大众，则被国家威权彻底绑架，眺望和膜拜国家主义的伟大身躯，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经过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之后，在雄壮威武的国家主义面前，中国人民彻底失去了缴械投降之外的其他可能。于是，“人民群众”纷纷自愿加入国家主义的大合唱之中，将一己肉身死死绑在“国家”这一战车之上，在“现代化”这一响亮口号的伟大号召下，向和谐、美好的未来世界一路狂奔。在此过程之中，民族主义的嘹亮歌喉如醉人的春风，柔软地吹进每一个“群众”的心田，滋润着他们焦渴的神经和疲倦的面容。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中国一幅夸张而怪诞的风景。我们不禁要问：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它真就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国家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对于“传统”的怀疑和不信任。因为“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与身俱来的，咱们的老祖宗就是这样干的，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高小刚在《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一书中就指出：“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个人作为公民所应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所谓“中国”、“中国人”这一对伟大而神圣的概念并非自古就有，它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这样的视角，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纬度——历史的纬度。进一步追问，有关“中国”的国家观念，为什么直到近代才产生？它产生的机缘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高小刚在书中做了认真的阐释和回答。从他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促使这一观念产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外部世界力量的强有力的介入。在书中他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说：“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内，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在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在这里，欧洲与东方各自成为对方的“他者”与参照物，也正是有了这种参照物的发现，东方与欧洲才被对方所照亮，并从相互的映照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指明。即在欧洲与东方相互的对比和映照中，东方扮演了一个弱者的角色。正如传统中国一副常见的生活图景所昭示的：被双方家长指定结婚的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相互羞涩的观望中明确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身份；但是在此情景之中，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了“被看”者的角色。在欧洲与东方的不平等“对视”中，东方成了传统中国的一位小脚女人，“含情脉脉”地任人“端详”、蹂躏。而具体到个人头上，那种被压迫、受侮辱的受伤感则来得更为直接和汹涌澎湃，有时可以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彻底打垮，甚至毁灭。比如，美国于十九世纪后期颁布《排华法案》后，大量的华人劳工遭到野蛮的驱逐；从那之后，对于华人劳工来说，要进入美国的更是难上加难，常常遭到对方侮辱性的身体检查。而这种因家国贫弱而带来的个体创伤，在那些留洋的、敏感的知识分子身上，常常表现得甚为猛烈。通过写作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尊严，是他们常常采取的策略。以北美为例，容闳、李彦富、闻一多、冰心、林语堂、水仙花、汤婷婷、白先勇、於梨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年轻一代的作家则有哈金、严力、严歌苓、阎真、少君等。正是在他们强有力的书写中，“故国”显示出或迷人或焦灼的面容，而“想像”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中国”、“中国人”等观念由此得以初步确立。高小刚指出：“……中国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描写和想像的对象，是一个文本的概念”；“……‘想像故国’不但使叙述者发现了自我，同时也创造了故国本身”。这也正好印证了王德威的观点。他曾在《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中指出：“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面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隐其下的政治潜意识。”而有关中国的想像与书写，还存在着另一股重要的力量。如果我们将海外华人带有强烈民族体验的写作视为一种“千里之外”的“外部”书写的话，“近在咫尺”的“内部”书写同样存在，有时甚至表现得甚为激烈。我要指出的是，这部“外部”与“内部”的划分只是一种十分粗糙的归纳，更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模式。就从事这种想像性书写的个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有可能从“外部”到“内部”（比如闻一多，冰心），当然还有林语堂这样“脚踏中西文化”的“骑墙派”。毫无疑问，和“外部”书写一样，有关中国的“内部”书写同样是一种“想像”性的书写，因为没有一个人到过“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地方。即使是疯狂的旅行家，也只能是肤皮潦草蜻蜓点水。而有关“中国”的宏伟大厦，就这样通过“外部”与“内部”的联合性“想像”书写而构建起来了。因此作者说：“中国是一个经过‘想像’而形成的多民族生活共同体，中国文化作为国家观念的具体象征，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充实、巩固和发展的。”2008-3-28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c83ab01008wk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