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风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狙击与阻击》书评

commentary

文如其人。扬帆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家”，更不可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早已确定，他缺乏经济学家那种“理性”，更多地倒是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忧国忧民，道德感强，道德感强并不是不搞实证。扬帆在作判断时，先要摆出经济数据和模型。有人怀疑他的判断有没有科学性，是根据什么理论，什么模型?扬帆笑道：“企业家投资决策也是这样的。有1亿元，投资什么项目?先做50个可行性报告，把收益率低的删掉，剩下10个收益率差不多，由老板选择。老板选择哪个，就是靠拍脑袋。至于谁的脑袋拍得准，那就要看他的脑袋是经过什么样的训练，装了多少知识和经验。预测与投资行为的对与错，只能靠实践检验，而不是看符合哪派哪家什么模型。”为了能够被实践所检验，扬帆的分析比较简单明确，预测只说一个结果，他经常讽刺那些说两种可能的预测家，比如：股评家说：“明天股票可能涨，也可能跌”；问他：究竟成交量会不会放大?他说：“要看投资者有没有信心。”问他：究竟会不会有信心?他又说：“反正中长期看好，明天不知道。”作为中长期预测，就是一句“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跟没说也差不多。在扬帆看来，思想要深刻，表达要通俗；那种又没有错，又没有用的话，或者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最好不要说。扬帆在大学期间专攻国际金融。其后在深圳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工作过几个月，对于“两币流通”进行了研究；80年代受聘于天津开发区任研究所所长，对于外资企业的考察和工作经验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微观基础。90年代他在回到北京，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管理外贸价格。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他都参加了算账。扬帆的“脑袋”大概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扬帆认为，“文革”时期10年的工人生活，几乎全无出路，他在绝望中博览群书，是非常关键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面壁”，近乎修炼式的宗教体验，不是那种功利性的读书，死考试能够相比的。扬帆的中长期预测集中于反危机，短期预测集中于人民币汇率。他在2999年的新著《狙击风暴——人民币汇率与反危机》，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包括了他数年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上篇系统地讲述汇率知识，简炼而通俗。下篇把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研究的对策，比喻成一种“狙击战”：第一战：前沿阵地在香港；第二战：坚挺人民币；第三战：击破泡沫，提前缩水；第四战：加快改革，加强整顿；第五战：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第六战：保持外部和平环境。全书以“展望21世纪的中国”为结束语，扬帆提出，中国面临新的国内外形势，应该“超越左右翼”，全力消除潜在危机因素，中国不仅可以持续发展经济与社会，而且有希望以自己的示范、稳定、合作和协调精神，成为世界性大国。对两轮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扬帆在书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发端于1997年7月2日，投机资本冲击泰国固定汇率，很快转移到东盟、香港，到年底诱发了韩国和日本的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货币平均贬值了50％左右。亚洲各地的经济，除去中国内地和台湾外，在1998年全部进入负增长，估计短期内难以恢复。而中国的二个部分保持了稳定：香港以高利率和经济萧条的代价，保持了联系汇率的稳定；台湾自90年代以来与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加速进行经济整合，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和银行体制比较健全，又及时将台币贬值，因而受金融危机打击较轻；而中国内地，则由于提前5年主动进行经济调整和货币贬值，特别是没有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使国际金融资本无法冲击，并有条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与美元、港币结成了强势货币联盟，进一步稳定亚洲局势，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经济上也没有吃亏。一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亚洲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急于将货币大幅度贬值，并没有促进出口，相反，大大降低了进口，产生了连锁的紧缩效应，因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就是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依靠贬值货币奖出限进，在总体性金融面前不但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产生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全球性真实经济萎缩。而中国坚持强势货币政策，避免产生连锁的货币贬值和贸易紧缩，并且大力促进从出口导向向内需主导的转变，在亚洲金融危机一年半以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我们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判断曾经过于乐观，认为很快可以过去。实际上在1998年以日元贬值为契机的第二轮亚洲金融风暴，更为严重，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日本的商品资本大量流向美国，1998年竟然出现1000亿美元顺差，美元即流向日本；在日本金融市场上美元供过于求时日元不升反贬，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需要日本政府发行巨额日元收购美元作为储备，也只能保持日元不升值；日元超贬的根本原因是日元利率接近于零，日元国内价格及其廉价、不能启动国内经济，反而重新兑换成美元流入美国股市和国债市场。廉价日元的创造自然有其国内深层次原因，但是美国的强势美元战略起到主导作用。美国需要美元强势，是因为要对抗即将出台的欧元，背后是美英金融霸权和德国兴起的矛盾，涉及21世纪国际战略格同的基础。以德国力量为核心的欧洲联盟各国，与中国相似，在5年前主动紧缩经济，贬值货币，为的是欧元“低开高走”，保持稳定，所以马克自动保持低价位，如果再有一个廉价的日元，美元自然是强势。强势美元的产生不仅由于美日之间的利率差，也由于美国股市受到强力拉动，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预期过高，资金几乎全部向美国流动，使道琼斯股票指数从比较正常的7000点左右，暴涨到9000点。这就造成全球资金流动失衡，造就了一个强势美元。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的突发事件和美国长期投资基金的清盘，终于打破了对美国经济的神话预期，戳破了美国股市的泡沫，日元随之升值。1999年欧元出台，国际金融仍旧动荡，连索罗斯也预言：全球经济衰退将开始。但是资金单边流向美国的局面不会再出现，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绝对压力还是相对压力，都会减轻。持续一年，先后爆发两轮的亚洲金融危机，终于告一段落，而中国在克服危机中发挥的稳定作用举世公认，大大提高了国际威望，其意义绝不止于经济：这是一条不靠对抗，而靠合作、示范、协调和援助，在21世纪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也是一条符合中国文化历史本性的道路。对国际金融风暴的理论总结——对国际金融市场认识的深化。扬帆在书中指出：中国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第二天国际投机资本就冲击泰国，使人想起美国拉鲁什学派长期鼓吹的“国际阴谋论”，揭露国际金融市场是被美英大资本所控制的。马来西亚总理亦斥责投机资本背后有国际阴谋。近日又出现了“犹太人排挤华人论”、“格林斯潘制造美国泡沫经济论”等等，人们有疑问，在所谓“国际金融创新”，“自由经济”背后，到底是什么?扬帆引用当年毛泽东一句话：“是阳谋不是阴谋”，突出了国际规则问题。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规则，是由占据国际领导地位的美国主导制定和维护的，以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性社会资本的实力巨大，国际金融的技术、人才、经验和创新工具的发明权，也都掌握在美英金融资本手中，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冲击，对新兴金融市场的控制和扰乱，完全可以按照规则操作而实现。金融市场上“大户吃小户”是必然现象，再比如所谓“评级制度”，就是非常厉害的一道国际惯例。当一家银行，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时候，急需援助和贷款，此时具有国际权威性的民间评级机构，降低你的信誉等级，无疑是公开宣布：大家都不要贷款给你，正所谓“雪里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投机资本目的是赚钱。但是与政府、政党、政治势力、金融主管机构、国会和社会传媒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各种间接的、巧妙的配合。国家的政治战略和政治意图，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和舆论导向，间接地实现的。扬帆中肯地指出：在我们受到国际金融资本严重的冲击后，与其耸人听闻地谈那些无法证实的阴谋，不如认真研究一下国际金融资本活动的规则与手段，及其与国际战略格局、国家政策目标的相互关系；——对危机原因和反危机政策的研究。书中概括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加剧了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美国调整东亚政策，从政治军事需要扶植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圈，改变为推进自由化的全球经济战略。日本自80年代末期出现泡沫经济后即进入长期衰退过程，同时日本将技术和资金向东亚国家转移，带动了当地经济繁荣，实际上当“亚洲奇迹”被人吹捧上天的时候，正是日元经济圈走向衰落的开始。第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使亚洲国家过剩的出口生产能力与国际市场相对饱和出现矛盾。持续20年之久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把国内劳动密集和耗能污染型产业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开放了国内大约20％的消费市场，刺激了亚洲的出口繁荣；一旦产业调整完毕，亚洲国家即陷入出口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构性危机。第三，资本国际化和金融化，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将淘汰大批传统产业；西方跨国公司以全球战略为主导的产业资本活动，将全球投资和贸易融为一体，并将逐步整合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业并占领其国内市场；以金融创新和基金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社会性金融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由美国主导并推行的“全球经济自由贸易规则”，在本质上是为上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利益开辟道路。第四，亚洲国家以出口导向赶超西方的战略的局限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遭受西方侵略和贫困，无一不把在经济上赶超西方，作为其动员人民，组织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为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东亚国家纷纷采取政府、银行和企业一体化的经济政策体制，依靠国家权力的高储蓄率促进工业化原始积累，开拓国际市场，以出口导向带动了经济繁荣。其局限性是：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和外资，不适当地推进开放与自由化，国内投资效益低下，政府腐败与两极分化，居民购买力不足。当发达国家市场饱和以后，国内的结构性矛盾就必然暴露出来，表现为宏观经济指标的恶化，国际投机资本正是从恶化的指标中寻找冲击对象和时机的。书中提出了反危机对策方面出现的最大争议，就是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宏观对策的导向：扩张还是紧缩?并指出世界各国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广泛冲击面前，纷纷加强外汇管制，采取保守政策，呼吁加强国际监管，已经成为目前政策趋势。——对经济理论的反思。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经济学家们应用最新理论成果，去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扬帆在书中进行了概括。比如，个人理性行为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合成谬误”，个人利益最大化未必与总体利益最大化相一致的“囚徒困境”，这种理论上的停顿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理性人活动的结果竟然导致金融市场危机而不是使它完善：以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指出，信息有成本而且不对称，因而出现“金融噪声”，使股票价格对价值发生基础性偏离；房地产供给价格的低弹性和金融市场的“超前过度反应”，难免导致泡沫经济；对冲基金制造垄断价格，其活动在金融危机过程中是加剧危机而不是缓冲危机；等等。上述理论皆致力于寻找金融危机内生因素，其实际意义就是：从根本上认识到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打破了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和政策干预的迷信，提出了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内生性危机的可能性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估计与对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扬帆有独特的见解。中国经济在特殊的体制改革因素刺激下，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也积累起危机的潜在因素。东亚各国金融危机爆发，以自己的教训为中国交了学费，也影响到中国的出口、金融和心理预期，使国内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就迫使我们彻底反思中国危机的潜在内生根源，进行社会政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未来危机因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体来说不是坏事。人民币汇率仍旧是“一动不如一静”。1999年的国际金融环境持续动荡，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单边强势不再持续，人民币和港币可以随同美元一起调整，而对于美元的名义汇率没有必要贬值。国内通货紧缩如果持续，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造成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基本抵消。周边金融环境相对稳定，使我们可以专注于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并没有提供一定要贬值的根据。中国的出口形势是严峻的，但这是进口和出口同时下降，净出口不会减少，国际收支仍为顺差，此时依靠贬值货币刺激出口需求的原理，并不能适用于全球通货紧缩的形势。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值的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如何处理国内外价格的不均衡。国际市场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下降，中国总体物价虽然下跌，但是某些生产资料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与计划经济下国内外价格差恰恰相反，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低而加工产品价格高，产生严重走私。第二，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得企业不向国家结汇，出口退税因而不能落实。国家在1998年采取的临时措施是加强外汇管制和打击走私。如何协调经济政策达到国内外经济双平衡，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为防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人民币不能急于自由兑换，股票市场不能急于与国际接轨。中国有香港，可以继续通过香港实现在金融方面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香港的联系汇率亦需要继续稳定，内地可以发展到香港的旅游以短期刺激香港经济。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刺激内部需要。但是，内部需要意味着私人投资的踊跃和多数居民购买力的提高，政府发行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深层次改革，在本文只做简述。第一，未来5年启动国内需要的根本措施，只是以每年3000亿国债，5年15000亿国债，调动中国15000万农村过剩人口和上千万下岗工人的劳动积累；内容是以整治国土为中心，促进农村城市化，治理环境与污染，南水北调，治理沙漠，植树造林，为30年后中国16亿人口，创造生存空间。第二，为此需要提高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权威性。必须寻找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遏制腐败：让权力退出市场，尽快完善市场经济规则。坚决清理金融机构呆坏账，清理短期隐性外债，彻底清除金融危机隐患。第三，以国有资产部分存量，向社会保障基金转化，加入股市。既可以保障社会安定，又可以改造股市的过度投机，促使股市利好，吸引社会资金人市，以促进企业制度的改革。第四，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继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并进口一部分国外先进设备。在国内私人投资不振时，应该以优惠政策鼓励工业设备更新，特别是发展教育，进行大规模、多样化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是在通货膨胀压力没有释放的金融背景，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需要调整的社会背景，双重体制并存的制度背景，和全球性金融风波和经济衰退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不能够为保经济增长速度不顾一切，而应该利用紧缩形势，解决一些在膨胀时难以下决心解决的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否则，即使我们能够克服通货紧缩，也难免再度陷入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根源，都能够演变成金融危机，打破二者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的成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世界性金融波动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完成中国跨世纪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如此，中国经济长期、高效益、可持续增长，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