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1》书评

跌宕起伏的明清易代图景

曾经的十几年前，清宫戏充斥荧屏，仿佛清史在一夜之间成为“显学”。其实不然，所“显”的仅仅是“戏说”而已。这就如同是叶公好龙，所喜的仅仅是“皇阿玛”、“贝勒爷”，至于真正的清史反而是乏人问津。现在出了不少通俗讲史类的书籍，但太多的跟风之作。真正在史事的基础上，写得极有味道，毫无学究之气，行文流畅的实在不多见，《明清易代》系列便是其中之一。清代历史难写，一个是明清易代，另一个便是清末。诸多社会矛盾和政治军事力量的交织角逐，造就了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时代，每每引发后人探究的兴味而又索解为难。理由便是头绪太多，很容易顾此失彼，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啰嗦繁杂。本系列的作者能够迎难而上，的确是难能可贵。通篇看来，史事清楚，起承转合之际深合章法，可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佳作。《明清易代》系列一共七本，每本十二章，每章九节。每章之间以时间为轴，毫无割裂之感。叙述明清易代这一段历史的图书也有一些，但大多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即每章节叙述一个专题，尽管有可独立成篇的好处，但在时间上互相交错，极容易使读者出现错觉。本系列借用“通鉴体”的写法，勾连史事如串起一挂珍珠，之间的联系浑然天成，没有半点的凝滞之感。这就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将微观的缜密考证和宏观的全局把握相结合，立体地再现了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更迭图景。本系列的第一本为《大明叛臣》，选取的时间节点为万历十一年。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借势起兵，成为他一生辉煌事业的起点。而恰恰就是这一年，万历皇帝抄了名臣张居正的家，使大名鼎鼎的“张先生”，成为万劫不复的逆臣贼子。一个人的倒掉，使大明的“中兴”气象一扫无余。万历十一年，注定成为明清易代的关键年份。所谓的“大明叛臣”即指努尔哈赤，因为他的祖上世受明恩，为朝廷的“看边小夷”。入清之后，清皇室极力撇清这层关系，力主清与大明分属两国，是平等的“敌体”。但史迹难灭，虽历经极为残酷的“文字狱”，仍有无数的脉络可寻。作者以《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参阅了台湾中研院集刊中的大量文章，爬梳史料，集百家之见，成一家之言。尤为作者推服的是孟森先生。研究清史，孟先生是第一座高峰。在民国之前，研究清史即所谓的国史，犯忌讳的事情很多，为免蹈“文字狱”，大多为“颂圣”的文章，无人敢深入研究。入民国后，研读清史才算是走上学术之路，成为一时的热门学问，但流入野史奇谈的很多。孟森先生可算是清史研究的开山祖师。作者视先生的著作为“瑰宝”，所谓“韦编三绝”，不为过也。正是有此扎实的学术基础，本系列才显得极为可信；作者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文字功夫久经锤炼，本系列才有如此的可读性。第一本《大明叛臣》一语破的，直指努尔哈赤的明朝藩属身份，也正是在明朝清算张居正之后，朝廷又恢复颟顸的本性，而辽东的关键人物总兵李成梁在无形之中成为“帮凶”。李成梁在辽东根深蒂固，边吏多仰其鼻息，朝臣与之广通声气，称之为“东北王”也不算过分。努尔哈赤的父祖正是李成梁的“奸细”。李成梁“自重”需要“拥兵”，“拥兵”则需要“立边功”。努尔哈赤的父祖作为李成梁在女真中的“耳目”，发挥着极为隐秘的作用。努尔哈赤的父祖为明军所杀，是明青易代的第一桩疑案。两人的身份扑朔迷离，到底是作为明军的奸细入城劝降，还是为救困在城中的孙女，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史料，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指证努尔哈赤的父祖正是劝降的使者，而非清室所宣扬的救女英雄。高阳先生曾说，研读历史如同老吏断狱，非阅尽卷宗不能有所得，非眼光如炬不能得其实。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得其中三味。努尔哈赤一生打了至为关键的三大胜仗。第一次是古勒山之战。此役的导火索是同为女真的叶赫部，因为嫉妒努尔哈赤的成功而纠合九部联军讨伐。努尔哈赤处于镇静，稳定军心，半路设伏，一举成功。此役之后，努尔哈赤在同族之中再无敌手，极尽东征西讨之能事。第二个大胜仗是偷袭明朝的抚顺关。女真入边抢掠，世代常有，但目标大都是村落山寨，严兵防守的关城则是第一次。这是与明朝兵戎相见，彻底翻脸。游击李永芳甫战即降，成为投降女真的第一位“高官”。此役给予努尔哈赤极大的鼓舞，认为天朝将帅不过尔尔。第三个大胜仗是萨尔浒之战。明朝因为努尔哈赤的反叛极为震怒，调兵遣将，一时之间，辽东成为一座大兵营。努尔哈赤知道惹毛了朝廷，必定遭到报复，也是积极备战。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行文到此，整本书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