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

后记

本书最后成稿时，因为人在美国，故不得不几度委托我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几位在校的博士生及硕士生，如邓阳、谭贺、田武雄、李伟、赵诺、李坤睿、于之伟和邓广等，请他们代我核对并摘录了部分报刊等资料，获益颇多。谨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   记

编辑推荐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编辑推荐：杨奎松最新著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的再思考。杨奎松教授力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中追索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有宏观认识，也能细致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

前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的情况，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以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是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过语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到的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否恰当，以至于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    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当年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极其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运转，仅有的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以及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尚且常常因此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我们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于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肯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精英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在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胁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情和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诱惑或政治压力，说知识分子就能够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抗拒一切，谈何容易。

内容概要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 多年前，当我还不曾涉足共和国史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过历史学家周一良写的一份很简单的自传。周先生的自传用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贴切的标题：《毕竟是书生》。自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大都不喜欢周先生用的这个标题，认为周这是把自己当年加入“梁效”写作组并在其中努力帮忙的原因，归结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书生”气，实际上表现出他对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错误的一种逃避，没有能做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 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二）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并处理公众事务的过程和行为。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何况一旦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而刺激。 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鼎足而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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