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章节试读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7页 - 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

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那里，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
西方社会习惯于自我标榜为人权的社会，但是，在一个人能有权利之前，他首先应该构成为个体，应该把自己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应该被别人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而要是没有欧洲艺术，尤其是小说的长期实践——它教会读者去对另一个个人产生好奇心，去试图弄明白与自己的真实所不同的别的真实——这一点便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奇奥朗有理由把欧洲社会称之为“小说社会”，而把欧洲人叫做“小说之子”。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11页 - 往昔之井

什么是个体？个体的同一性寓于何处？对于这些问题，所有的小说都在寻求一种答案。一个自我究竟靠什么来确定？靠一个人物的所作所为？靠他的动作？但是动作的做出常常不受主体的控制，而且几乎总是反过来损及主体。那么是靠他的内心生活，靠他掩盖着的思想和感情？然而一个人是否真的能理解自己？他被掩盖的思想可以用作弄清他的同一性的钥匙吗？或者，人是靠他的世界观，靠他的思想，靠他的Weltanschauung确定自身的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他的人物均深深扎根于非常具有特色的个人思想意识中，依照这意识，他们以一种不可动摇的逻辑推理行事。相反，在托尔斯泰那里，个人的思想意识远远不是个体同一性得以在其上建立基础的稳固之物。“司契潘·阿卡谛耶维奇既不选择自己的举止行为，也不选择自己的观点看法，举止行为与观点看法自动地来到他面前，就像他既不选择帽子的式样也不选择衣服的式样，别人穿戴什么他也穿戴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假如个人的思想不是个体同一性的基础（假如它并不比一顶帽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基础又在什么地方呢？
托马斯·曼：
我们以为在想，我们以为在做，而实际上只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东西在替我们想与做：远古的习惯，变成神话的原型，经过一代又一代延续，获得一种巨大的引诱力，从”往昔之井“遥控着我们。
人的”自我“是否紧紧地局限并密封地关闭在他短暂的肉体活动之中呢？构成它的许多因素并不属于他之外、他之前的世界吗？……在过去，普遍意志与个体意志的区别并不像今天那样强有力地折磨灵魂……
我们将面对一种我们称之为模仿或继承的现象，亦即一种生活概念：它认为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让某些已有的形式、某些由前辈人建立的神话模式复活，并使他们得以再生。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55页 - 圣伽尔塔的被阉之影

卡夫卡解决了这一大谜题。他在真实性的高墙上打开了缺口，许多别的作家紧跟着他各以各的方式通过了这一缺口，费里尼、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拉什迪。还有别的人，许多别的人。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13页 - 往昔之井

模仿并不是说就没有真实性，因为一个个人不可能不模仿已经有了的东西；不论他多么真诚，它只是一种再生；不论它多么真实，它只是往昔之井的启发与命令的结果。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132页 - 寻找失去的现在

假如我们研究、讨论、分析一个现实，我们是按它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记忆力显现的那个样子去分析的。我们认识现实是认识它在过去时间里的样子。我们并不认识它在现在时刻中的样子，不认识它正处在的那一时刻中的样子，不认识它现在是什么样子。然而，现在时刻与人的记忆是不相像的。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否定，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
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说得多么精妙。从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联想到这个观点，确实是大家的思维模式。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8页 - 亵渎圣物

非神化并不意味着无神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景：个人，有思想的自我，代替了作为万物之本的上帝；人可以继续保持他的信仰，去教堂跪拜，在床前祷告，然而他的虔诚从此将只属于他的主观世界。在描述了这一情景之后，海德格尔总结道：“诸神就这样终于离去。留下的空白被神话的历史学与心理学的探究所填补。”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65页 - 作为突兀于浓雾之上的景色的历史

巴赫作品的历史状况揭示了一条真理，而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却正逐渐将它遗忘。要知道，历史根本就不会是一条一直向上(通往更富有，通往更文明)的道路，艺术的需求有可能与生活的需求(这种或那种现代化的实现)相矛盾，新的东西(唯一的、无法模仿的、从未说起过的)可以在另一方向的道路上寻找到，而不是非要存在于所有人都称之为进步的通向前方的道路上。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10页 - 亵渎圣物

托马斯·曼的小说赢得了一致的推崇。这说明渎神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而是从此进入社会习惯之列。在现代社会中，不信神不再是可疑而具有煽动性的事情，而宗教信仰也丧失了往日的传道意义上或排斥异己式的确信。
斯大林主义对宗教的打击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试图抹去一切基督教的回忆，粗暴地迫使人们意识到，不管我们信神还是不信神，不管我们是亵渎神圣者还是虔诚的教徒，我们都扎根于昔日同一种基督教传统的文化。如若没有这一传统，我们就将只是没有实体的影子，没有词语的推理者，精神上的无国籍者。

《被背叛的遗嘱》的笔记-第33页 - 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

我总是听到这善意的笑声，它讽刺了一个同伴的羞耻心，但它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一羞耻心的温柔的赞赏。他们听到巴奴日在教堂中对贵夫人说的那些污秽话时就心花怒放，但见到贞洁的贵夫人冷冷地给他一个下马威时也同样心花怒放，到这夫人被狗尿淋了一身臊时，他们又开心至极。我昔日的同伴们到底同情谁呢？同情羞耻者？同情无羞耻者？同情巴奴日？同情贵夫人？同情拥有令人羡慕的往美人身上撒尿的本事的狗？
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揭示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之相对性的自觉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欢悦。
幽默是——再一次借用奥斯塔维奥·帕斯的话——“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它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亦非将永远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