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书评

原本可能是履行义务的事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什么是能够去爱呢？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拥有其“力量” ，不是为了取乐，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而正好相反，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没有匮乏和保留，也没有懈怠，甚至缺陷。同样，什么又是被爱呢？在背上用力的拍打，彼此招呼，从屋子的这头向那头召唤，欢笑，咒骂，说些污言秽语。 我在这群陶醉于劳动和叫喊、筋疲力尽的人们的世界里自由地往来。但如果我未曾这样有幸，我就必须出庭受审。而如果我出庭的话，我就必须答辩。 这本书就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本该被迫做出的答辩。而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人们允许我答辩；请人们现在允许我做这件原本可能是履行义务的事。

很感动他讲他是由自己欲望走向了马克思

做了一万多字的摘抄，很感动，守林人外祖父一起的农庄生活，对身体的发现，对体力活动的感激，与妻子最早的相识，一生都在确认自己的性欲里做的挣扎。所有摆脱幻想的努力都是与对马克思的研究同时进行的。 是我的欲望引导我走向了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认同，对马克思的“改写” 以及，他对自己明晰严密的文风的自觉。 到最后认同 生命（对一个人文学者其实内核就是“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历程。 认识到爱是自由，给予。 对斯宾诺莎的尊敬， " 提前预支"，对各个提到的哲学家思想的细缕剖析，关于自己不退党，而反对党的位置，与朗西埃的争论， 有辩解。 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卢梭 ，混有三者，只多了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 一生爱恨情仇，最终认识到 （我以为）生命不过是一个自然的历程。 “意识形态也是物质的存在” ，唯物主义的，但不是历史主义的。 没有尼采，没有救赎，也没有基督， 天主教的影响没有读到， 称萨特是耀眼光彩的心灵但写的不过是“哲学小说”， 赞赏福柯， 拉康和朗西埃的，后者写了小册子《阿尔都塞的课程》反对他，并且是从反对他开始。 反对任何开端， 认同斯宾诺莎，“从来都在人为的事实之中”。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的坚持。 称社会主义不过是毛屎坑， 没有哲学上的老师，在政治上也几乎没有老师。

（转《东方早报》评论）我们真的……“来日方长”吗？

作者：李公明关于自传，阿尔都塞在他这部《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中曾指出，如今任何自传都充满了虚妄不实之词，他认为“这是文学上空前堕落”，并表示自己“只讲实质的东西”（第168页）。对于读者来说，患上“自传警惕症”不是什么坏事，即便是对于阿尔都塞自己的这部自传。对阿尔都塞来说，他的“实质的东西”与他的写作动机、他对“事实”这个概念的理解、认定和围绕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舆论有很深的联系。这部自传包括《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文稿，回顾、分析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发展轨迹，尤其突出的是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自己与母亲、妻子百般纠结的情感关系。自传以这位哲学家杀死妻子的经过拉开帷幕，然后讲述了在悲剧发生之后所面对的因“不予起诉”的司法判决所带来的“沉默的墓碑”，进而阐释了写作的根本性动机：这本书是必须作出的答辩，“我这样做别无他求，只是想掀起那块墓碑，把我所掌握的情况告诉每一个人，而不予起诉的程序却要把我终生埋葬在那块墓碑下”（第33页）。但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其动机的解读却认为，“他被宣布不适宜申辩，就是被‘剥夺了哲学家的地位’，而这种最终失去身份认同，这种对再次变得‘不存在’的恐惧，看来就是躲在他的自传背后的驱策力。”（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第124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其实，对“不存在”感到恐惧，这不是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他在自传里究竟是通过为自己辩解而虚构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人格呢，还是通过故意贬低自己而获得推卸责任的同情？他是真把自己剥得赤裸裸呢，还是以“剥”作为更精心的遮掩？他究竟是否试图让读者感到难堪从而承认他有卢梭那样的勇气，进而获得赞誉？甚至他对女性的欲望，究竟是自然的勃发还是经由欲望意识的投射而自我暗示并刻意强调的呢？说到底，可能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舍弃的追问是：究竟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他提醒读者：“下面的文字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含弃其余的一切，我只想记录一些易于激发的情感所造成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给我的存在打上了印记，并赋予它特有的形式：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第34页）这是否预设着对客观真实性质疑的反驳？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私隐叙事的真实性问题，我无意探究。但是在“阿尔都塞案例”中，在那块“墓碑”下遮盖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病态故事。他对于“某些暴力形态在我生活中展现的力量”很敏感并努力作出判断，他认为要理解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忽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第35页）；因此他声称撰写自传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的问题和“那些或许与我们时代的某些人利害相关的机器”提出质疑和挑战（第34页）。对此，我不认为他是为了减轻个人的罪责而把公众的视线拉向政治的场域。对于我们而言，阿尔都塞所质疑与挑战的那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机器更为庞大、幽暗、更能为所欲为，而公共舆论和民间力量的疾患更多、更无法胜任本应肩负的使命。可想而知，而且事实上已经不断进入人们阅读视线的各种残酷的命运个案，都可以加深我们对阿尔都塞为什么要写这份文本的理解。而更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是，当接触到来自我们悲惨历史深处的类似文本如果明显呈现出精神疾患痕迹的话，或者感到作者自我剖析的真实性存在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和理解能力从中挖掘出的确具有重要精神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阿尔都塞是在清醒和理性的状态中开始这项工作的。1985年3月，当他决定要撰写这部自传之后，马上着手向朋友、媒体征集关于自己的各种资料、线索，“不管是只涉及事实或个人的，还是涉及政治或精神分析的。他的档案保留了为撰写《来日方长》而进行的全部整合工作的痕迹”（法文版编者序）。但是，作者强调“幻觉也是事实”（第86页）。应该区分的是，幻觉作为一种生理事实与幻觉中产生的“事实”内容。有几个重大的概念一直回响在整部书中。比如“死亡”，“在我童年的头脑里，就这样产生了死亡的威胁”，而他曾长时间地为想到母亲的死亡而惊惶不安，“仿佛我对她的死怀有无意识的欲望似的”（第39页）。又比如“恐惧”，他母亲终身受恐惧症的困扰（第55页），而这对他的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我的身体、我的自由，都屈从于我母亲的恐惧症的法律”（第57页）。甚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达到其理论生涯的高峰、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这两个使他成为最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本的时候，他仍然会感到不由自主的恐惧：“这些文字将使我赤裸裸地出现在最广大的公众面前”，“我生怕招致一场灾难性的公开揭露。”（第155页）与“恐惧”相关联的是“懦弱”：从来没有打过架，没有勇气面对肉体和生死的考验（第137页）。我们不应忘记，与“死亡”、“恐惧”、“懦弱”等概念的缠绕相伴随的是他一生摆脱不了的精神抑郁症。阿尔都塞强调自己的一生缺乏冒险精神，尽管他非常羡慕勇于冒险的人们。但是，1990年10月25日，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却强调他的一生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冒险：那些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意味着寻求、试验和付出高昂代价，意味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他的冒险是孤独的，不属于任何人”。他的“冒险”首先是思想历程上的，从天主教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他的思想探索在不同方向上的积极跳跃，多元性、穿越性和异质性构成思想的冒险特征。其次是在人际关系上的认知、聚合、分离、追求、碰撞，尤其是在母亲的阴影下如何建立自主的认同、如何在与女性的关系中建立爱与被爱的平衡，他正视内心矛盾和不惜一切心理代价追求超越的努力正是情感上的巨大冒险。还有就是在现实政治上他面对庞大、幽暗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器，表现出坚定的疏离和抗争勇气，例如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批评党的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上，坚持孤独的个人抗争。在阿尔都塞一生中，“爱情”所占据的位置和意义不是孤立的，而是生命体验的核心场域。他认为自己“学会了什么是爱：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第293页）。这是很通达的爱情观，但是他在交友中“储备女友”的行为却显得有点阴暗：“只不过为了防止有一天如果我的一个女人意外地离开我，或者是万一死去，我落得独自一人，手边连一个女人也没有。”阿尔都塞希望在极度强烈、充满情欲的感情高峰中去体验与女性的实际关系，因此他会“添枝加叶”地让感情不断加码，让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爱，来补偿对女性的胆大妄为和内心不安；同时还以想象的女人形象来维持这种不断加码的激情（第161页）。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偏执。他说生活毕竟还可以是美好的，虽然青春不再，但他终于感到了爱，感到从未如此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最后他说“毕竟来日方长”（第293页）。那么，无论在青春情感上，还是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我们真的“来日方长”吗？原文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4/6/1138475.shtml

一场后现代主义谋杀

我不想从那个悲剧性的一幕开始讲起，但如果没有1980年11月16日早晨发生的事件，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也不会如此引人注目。事件发生之前，阿尔都塞已经很有名了，知识分子的摇篮巴黎高师的出身，与葛兰西并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的哲学家，共产党员，娶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为妻——这些都积聚在那个周日的早晨，迅速酝酿发酵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丑闻：一位巴黎高师的哲学家勒死了自己的妻子。事实上，我极其反感在一些谋杀与死亡事件上利用谋杀者的独特身份制造舆论。无论是诗人顾城杀妻，还是哲学家勒死自己的妻子，都无法逃脱世俗法律的限定范围。诗人与哲学家的身份在这样的悲剧性事件中本该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无论是极端的恶还是平庸的恶，那是属于法律层面以外的问题，根本不能成为原谅的借口。如果说我们把目光聚集在谋杀者诗人或者哲学家的身份上，只能证明这样身份的脆弱性，以及人类不可遏制的劣根性——无论是再伟大的诗人或者哲学家都无法利用知识的智慧逃离宿命。但是对于阿尔都塞而言，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他很早之前都在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接受精神分析，在杀妻之前，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和谵妄的梦幻之中，再加上他当时的精神分析师的证词，在圣安娜医院接受的医学鉴定，最终法院作出了不予起诉的裁决。阿尔都塞在医院一直待到了1983年，而后独自一人在巴黎北部，一个离高师所在的拉丁区很远的地方生活，直到1990年去世。1985年3月，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观点，想讲述自己的这段特殊的历史。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完成了这本书《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的写作。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也并未像我们想象中的是一本卢梭式的忏悔录，或者回忆录。想要归纳这本书的概要有些困难，阿尔都塞的写作具有一种疯狂的特征，章节之间缺乏必要缜密的联系，文本中充斥着大量陷入疯狂的幻想一样的情节——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尔都塞说他对生锈的菜刀有一种偏爱，从一个商店里偷了好几把，第二天又以不合适为由，送回给商店的女店员。如果说这个事件还有可信度的话，他接着又说，他想偷一艘核潜艇，冒充海军部长，以晋升为由支走了潜艇的艇长，给全潜艇的官兵放假一周。这是一种精神病人的典型特征，从幻想写到真实，最终我们无法区分其中的界限。这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文本。唯一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精神分析的对象。而且因为这种自我对他者的模糊性，让这个文本多少有些可疑。如果说在法律层面上，阿尔都塞逃脱了谋杀的嫌疑。但是在道德与伦理的层面上，他陷入了更深更大的痛苦。这不是一本自白书，但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从自己的成长与童年经历中找寻内心抑郁与暴力的影子。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优势在于，他知道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分析叙事，知道如何从童年或者回忆中寻找到那些蕴含着性隐喻与阉割象征的场景与画面，从这些大量的散乱的隐喻中找寻到一种说服自己的证据，进而说服自己是真正的陷入精神错乱，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他的妻子不过是一种附带伤害。所以说，阅读本书，我总有一种错觉，阿尔都塞杀妻事件是因为长期的精神抑郁，但是这本书所陈述从童年遭受母亲的象征性阉割，到五年的战俘生涯中发现手淫的快乐，乃至最后求学高师，留校任教与妻子埃莱娜及其他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故意选择的经历与事件都太具有代表性了，仿佛一种精明而故意的暗示，提醒我们他确实陷入了一种疯狂的谵妄之中。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写作根本不具有任何自传性写作的客观性，他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而且对这种发生进行了从童年的阴影中就开始的，长达一生的辩护。这样的辩护越多，只能证明作者内心耿耿于怀的是如何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正如他在自传序言中所言的，他的辩护“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稍稍掀起压在我身上的这块沉重的墓碑。是的，为了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无须任何人的建议和指教”。托尼·朱特评价阿尔都塞的话是对的，在这样一本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回忆录中，我们阅读到的东西，只是阿尔都塞想呈现给我们的，“他并非由于发疯了才只能做一个平庸的哲学家；实际上可能是由于认识到自己的才智平庸，才导致他变得沮丧，所以精神失常。假如说知识分子的历史由于阿尔都塞事件而蒙羞的话，那么这种羞辱不是他一个人的。”这种羞辱因为一个法国哲学家、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位共产党员的杂糅身份变得复杂起来。某种程度上，普通人的谋杀只是谋杀，而一位名人的谋杀才能成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现象，因为我们渴望从这种独特的现象中观察到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媾和。那些普通的谋杀者是失语者，而哲学家的谋杀可以成为精神分析文本，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丑闻，也可以成为历史的注脚。总之，我们在阿尔都塞勒死自己的妻子事件中，都想融入自己的想法和分析。仿佛这不是一场谋杀，而只是一种文化的滋生与对抗。对的，悲剧性的死亡上升到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事件，至少这本书《来日方长》的写作就是这种文化事件的最终结晶，而且是由谋杀者亲自精心挑选的一系列事件组合而成的。因为这本书太具有个人魅力了，阿尔都塞的写作深具蛊惑性，我们陷入他的叙事中不可自拔，而且对他的自我剖析深表赞同，乃至于不知不觉中会暗暗迎合他所表述出来的一切。他总是在书中使用这样的句子：“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害怕被人抛弃竟能在我心中引起焦虑，使我陷入抑郁症”，或者类似于“大家知道，我和死亡始终保持着多么能动的关系”。还有他不断地示弱使用的句子“害怕被母亲抛弃，害怕父亲半夜出走，害怕埃莱娜粗暴的出走”等等，这样的措辞容易使读者陷入到深深的情感认同当中。阿尔都塞与他女友们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考虑到二十世纪法国那种独特开放的环境，众多知识分子与哲学家之间风流韵事，我们无法苛责阿尔都塞，但是在这本书中，他与妻子埃莱娜之间因为众多女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和抑郁。阿尔都塞写到：“我始终感到，除了她之外，还需要给我自己建立一个‘女人的储备’，并需要促使埃莱娜明确赞同致力于此。大概我‘需要’这些女人作为爱欲的补偿，以如数满足她不能给予我的部分：一个没有痛苦的年轻的身体和我梦寐以求的那个永恒的侧影，这是我受到损害的欲望所‘错失了’的，以证明除了那个父亲-母亲的形象之外，我也能够对一个简简单单、撩人欲望的女人的身体有所欲望。”这样的辩护词把一个虚伪的哲学家与深陷欲望之中的男人媾和的形象统一了起来。在本书快要结尾部分中，他说他开始写作本书时，是因为他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友说过一句话：“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想自我毁灭的欲望。”阿尔都塞说，正是这句话提醒了他开始写作这本书：“实际上，我是想毁灭一切，我的书，我杀死了埃莱娜，我的精神分析师，但这都是为了确保能够毁灭我自己，就像我在自杀计划中幻想的那样。”他终于在长途跋涉的对自我的成长进行精神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过他好像也知道自己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在本书的最后还收录了一篇一位医生对他的精神分析，暗示说埃莱娜的死其实她的想死的欲望作祟，而他只不过是帮助她完整了死亡的愿望。而他活了下来，写了这本书，而且说服了自己以革命导师的形象继续活下去，正如那位医生所言：“不管怎样，我把你的公开解释理解为你自己从你的哀悼、你的生活中恢复过来了。”逝者已逝，生者总要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来日方长》的真正含义吧。思郁2013-8-21书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法】路易·阿尔都塞著，蔡鸿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

阿尔都塞：杀妻哲学家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1980年某一天，阿尔都塞把年长八岁的妻子埃莱娜用双手掐死，法院以他当时精神病发作而宣布“不予起诉”。世纪文景最近推出了阿尔都塞晚年自传《来日方长》（蔡鸿滨译）。书中，阿尔都塞回顾了成长、学习及研究经历，并详细分析了自己与妻子的情感关系，使该书成为一部真诚而深刻的忏悔录，而他借精神分析理论对罪责、人性的探讨也震撼人心。　　童年回忆我父亲时而会有暴力行为，这使我很害怕。有一天晚上，同一层楼的邻居唱歌，他便拿起锅和长把大汤勺，跑到阳台上去，发出一阵可怕的喧闹，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但也让歌声停了下来。夜里，我父亲也常做噩梦，并以长时间惨痛的嚎叫结束。他自己却意识不到，醒来时竟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母亲摇晃他，想让他别叫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我父亲在他们的房间里，大概在床上把我母亲搂在怀里，低声对她说：“这是我的……”这让我内心很受打击。我还记得另外两段插曲，同样感到惊讶。有一天，我们从法国回来，下了船回到阿尔及尔的公寓，在阳台上，我父亲感到不舒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倒了下去。我母亲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平时她是不这么和他说话的。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在火车上，那是我们去莫尔旺的路上，这一次是我母亲感到不舒服。我父亲叫我们深更半夜在夏隆车站下车，我们想尽办法叫开一家旅馆的门，旅馆答应接待我们。我母亲病得厉害。我父亲就跟她说话，显得很焦急。平时他也是不这么和她说话的。在这两段记忆里，仿佛都有一种死亡的气味。他们也许彼此相爱，但却不怎么说话，就像人们在死亡边上和大海边上都会沉默不语那样。不过在他们之间，为了证实对方还在那里，偶尔也会试探性地说上几句话。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和妹妹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我在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既然说到我妹妹，我还想起发生在阿尔及尔山上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灌木丛下边搜寻着，发现了一些很小的仙客来。我们正在一条土路上安静地走着，突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骑的，就把我妹妹撞倒了。我父亲朝他冲过去，我以为他要掐死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直拦着。我妹妹受了伤，我们赶紧回家，我手上还捏着几朵仙客来，但早已心不在焉了。对我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我母亲全无所谓，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另一方面呢，她却把精力都花在了抱怨上，抱怨自己在生活中受苦受难，抱怨自己做出了牺牲，因为由于我父亲的强迫，她不得不同意他的决定，放弃了使她感到幸福的小学教师职业。可是在我看来，我父亲的暴力行为却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言行那么有把握，却会突然发起火来，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但我不得不说，似乎发生的一切又都在他控制之内，因为暴力行为总是让他如愿以偿。他有“好运气”，每次发生的事件都转而对他有利。必要的时候，他也懂得克制，在1940年到1942年间，当他在里昂的时候，他是那里惟一没有参加贝当军团的银行经理。当朱安将军打算让摩洛哥人“去吃干草”时，他没有表示拥护；当戴高乐做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重大抉择时，即使因为自己的“黑脚丫子”（对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俗称）感情而痛苦不已，他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一有机会就牢骚抱怨，不过也仅此而已。　　战俘经历当我们通过德国边境时，雨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德国是个多雨的国家。正像歌德对他的君主说的：天气不好比根本没有天气好。他说的没错。但雨把什么都淋湿了。我们看见车站上的德国人脸色灰白，身上都湿透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吃的东西。他们好像正沉浸在胜利中，刚一起床，在喝黑咖啡之前，突然传来胜利的喜讯，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们显然不知道什么集中营的事，但我们更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的处境要比我们好。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无名的车站，这里是一片饱受风吹雨打的荒野。他们让我们下车并开始步行，我们在皮鞭和步枪的威胁下走了四十公里的路。许多同伴在半路就留下了，但一般说来，德国人并不是一下子结果他们，而是派些马来拖着这些人。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说也知道歌德的那句话，我就偷了一件类似英国胶布雨衣的衣服，并且穿在衬衫里面，免得德国人给我没收了。我穿着这件紧贴皮肉的东西走了四十公里，也就是说有点儿出汗，而且一住进帐篷，我就开始害怕自己无论如何会得感冒，但是没有，况且第二天德国人就没收了我这件假衬衫，说这东西对他们有用。我完全同意。从此我就习惯了下雨，也懂得了人可以让雨淋湿而不得感冒的道理。在帐篷里过夜的滋味难以想像。我们又渴又饿，尤其是累得要命，大伙都沉睡过去，第二天，得拽着我们的脚才能把我们弄醒，以便接受在德国当战俘的各种审查。但是我已经懂得，人尤其在痛苦疲惫的时候，要保持身体暖和，这样相互抵消，最后事情就好办了。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办了。我们的战俘营跟另一个战俘营紧挨着，我们看见那里有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在游荡，大概都是从东方的波兰来的，因为他们说俄语，他们不敢靠近通电的铁丝网，于是我们就扔给他们一点面包、几件衣服，说上几句话，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听不懂，不过没关系，这是给他们一点好处，也是给我们自己，让大家少一点独自置身苦难的感觉。　　关于孤独、抑郁症我从中得到的教益是，为了让人听懂你的话，有时候，一些孤独是必不可少的。孤独，我是在精神病诊所里体验到的，因为我经常住在那里。在很少的一些时刻，我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重新浮出水面，不知道被什么浪头推着，浮起得比我自己还要高，这时，我也同样体验到孤独，我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那时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很容易，于是我不可避免地会找到一个新的姑娘，她会成为我生活中的女人，早晨五点钟我就给她送去巴黎最早出炉的、冒着热气的羊角面包，还有春天的醋栗（因为奇怪的是，每次我恢复元气总是在五六月间，就像我的精神分析师开玩笑地对我说的，每个月的意义都不相同，放假的月份有点特殊，尤其是假期前的月份）。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出五花八门的疯狂念头，让埃莱娜胆战心惊——因为她自然是我的狂热的最好见证人——也让我周围亲近的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对我那些无法控制的怪念头也习以为常了。　　应用精神分析解剖自我我保留着一段对一年级时候的极为清晰的记忆，我认为，正是从这里出发，我后来才理解了对于自己的心理结构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有一位了不起的文学教师里夏尔先生，他身材高瘦，体弱多病，白皙的长脸上，也有个沉重的大脑门儿；　他经常感到喉咙不适，总是裹着毛围巾保护着（和我母亲一样，当然也和那时的我一样）。他是个温和而又无比细腻的人，显然也有一颗纯洁的心灵，脱离了一切肉体和物质的诱惑，如同我母亲和我自己所组成的双重形象一样。他给我们讲授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讲授时是多么热情、亲切，多么受大家欢迎啊！我完全跟他认同了（一切都很适合），我立即模仿他的字体，重复他惯用的语句表达方式，采纳他的趣味、他的判断，甚至模仿他的声音和他那柔和的语调，并且在我的论述文里，准确地映照出他这个人的形象。他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优点。到底是些什么优点呢？当然我是个优秀的学生，非常敏感，我可以说总是有一种内心不安在推动着我把事情做好。但后来我才明白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我跟他认同是出于我刚说的那些理由，这些理由都与我心目中自己的形象、与我母亲的形象有关，此外，还与我死去的叔叔路易的形象有关。是里夏尔先生劝说我，准备以后报考尤里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那时我父母还不知道有这所学校，就连我母亲也不知道。实际上，我认识到，他就代表了这个母亲的正面形象，是一位我热爱的、她也爱我的母亲，是一个我能够与他实现那种心灵“融合”的真实的人，这样的融合是符合我母亲的欲望的，可是她这个“令人排斥的”存在又不允许我去融合。但是，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认为（直至我接受精神分析之初），我是跟他扮演深情而听话的儿子，而把他看作是慈父一般，因为在这种场合里，我对他扮演了“父亲的父亲”的角色：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里吸引着我，而且我觉得它说明了我的情感特点。这是通过给自己一个想像的父亲，同时又以他的父亲的姿态出现，用这样一种悖论的方式来处理我和一个不在的父亲的关系。确实，我曾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场合，处在同样的情境和同样的感受中，仿佛面对我的老师，我表现得就像他们的师长那样，即使不是事事教导他们，至少也要担当起教导他们的责任，正如我有一种极强烈的感觉，要检查、监督、批评甚至支配我父亲的表现，尤其是他对我母亲和我妹妹的表现。唉！这个美好的构想，尽管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但结果却完全是一厢情愿。我确实认识到，但为时已晚，就是那时我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种种手法，诸如模仿我的教师的声音、动作和字体，模仿他的语句表达方式和各种习癖，这样的手法不仅给予我影响他的力量，而且也使我能为自己而存在。总之，这是一种根本的欺骗行径，就好像成为我本来无法成为的样子：因为我缺乏一个不被人占有的身体，因而也缺乏自己的性器官。于是我认识到（但为时太晚！），我之所以使用这样的手法，恰如一个“揩油者”利用手法混进体育场（我父亲），只是为了引诱我的教师，让他就因为这些手法的把戏而爱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自己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怀疑自己，以至于认为自己可以无动于衷，由此觉得自己不能跟任何人保持情感上的联系，于是我落到为了存在就得让别人爱我，而为了爱（因为爱别人才能被别人爱）就得使用引诱的手法和欺骗行径的地步。通过转弯抹角的手法引诱别人，归根到底就是欺骗别人。因为并不是真的存在，所以我在生活中只是一个使用手法的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只能通过拐弯抹角的手法和欺骗行径做到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死人，而这些手法和欺骗行径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因为我希望被这些人爱，并试图通过引诱的手法去爱他们。因此在我的内心里，我这个人一无所长，只是不仅善于有意识地活动和支配自己的肌肉，而且尤其善于无意识地、魔鬼般地引诱和操纵别人，至少是那些我希望被他们爱的人。我以这种假装的爱期待着他们承认我的存在，而我在一种隐隐的焦虑中，对这个存在总是怀疑万分；只有在我引诱的企图失败时，这焦虑才向我的意识透露出来。我只是在近来反思如下所述的奇怪的遭遇时，才觉察到这种强制行为的“真理”。我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的老师们都预言我在智力上前程远大。因此，我的小学老师以前就推荐我参加全国“奖学金”会考，并且认为我一定会名列前茅。可是我却以最后几名的名次入选。令人沮丧！里夏尔先生和所有的中学老师也是这样，他们都从各自的专业考虑，推荐我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在结业班也进行过同样的考试。可是，尽管我的优点很显眼，也就是说，是我的老师们公认的，但无论哪一次考试，我都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令人沮丧！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我到现在才明白，是由于我和我的老师们能够保持认同的关系，因而也就是引诱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不由自主地对我的实际价值做了错误的估计。对于他们来说，我已变成了“父亲的父亲”，或者不如说，我成了“母亲的父亲”，也就是说，通过模仿他们的为人和举止，的确引诱了他们，他们在我身上完完全全认出了自己，他们把对自己形成的观念、把在无意识中表现自己怀旧或期望心理的观念统统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我一到评判者面前就失败了，我没有引诱他们的可能了！于是我的一切手法便失去作用，弄得一败涂地，因为这些手法都是投人所好，只有当我能在背后强加给他们一种引诱的关系时才会起作用。令人沮丧！我在很长时期里为此感到困扰，因为我还不明白需要“用时间弄明白”的道理。选摘自《来日方长》

這本書好貴啊

其實我買這本書也就是想看看法國知識份子的八卦的，他媽的阿爾都塞一個勁地在給自己做精神分析。總之他的悲劇在於，他的母親通過他愛著的卻是一個早已死掉的男人，造成了他深信他自己以及他的身體都是不存在的，他潛意識里想通過毀滅一切來證明這一點。試想，如果這個情況發生在一個三流小說或者動畫裡，主角絕對不會像阿爾都塞這麼神經質，並且還會上演一個蹩腳的自我完善歷程。事實上，這些哲學家的現實總是要複雜的多的多了。嘖嘖然後，他那些法共的破事實在是有點複雜，我沒看出個頭緒來、而且他頻頻接觸那些精神分析師，讓他的心理變得難以捉摸，很多地方都被他說的都像是做夢一樣（其實他病重以後就基本上是天天在做夢）。好像法國的知識份子都是這個尿性——比如羅蘭巴特啊（什麽“夢幻般的寫作”這是什麼東西？），什麽福柯和德勒茲之類的。你能大致明白這些字面意思，卻完全不明白話里他到底想表達一種什麽樣的感受。雖然這種自我分析的學術性成份相對較少，但是總讓我覺得和榮格自傳里的思想一樣複雜，不過榮格的自傳多麼積極向上充滿著能量，這本書簡直就是一本阿爾都塞的悲劇史。好像他從生下來就註定了是個神經癥患者了，他那苦大仇深的調調表現在和他內心有關的每一句話中，反正我有時候都被這些句子搞得有點神經質地感到焦躁。說到底，這種水平的知識份子，一時半會想要理解他也是無稽之談。不過這些自傳倒是有些去神化的效果，薩特的一些趣事被他寫的像弱智一樣。這倒是挺有意思，可能這也是最大的樂趣所在。法國的知識份子和哲學家除了薩特和梅洛，還有于連之類的（克裡斯托娃我就不知道了），給我的印象差不多就是這樣——一本正經地夢囈。讀了他的自傳反而覺得他們這種情況更複雜了。可能他們的語境和我們差的確實太遠，我覺得法國的近代思想在所有西方國家中和我們的語境是差地最遠的。也有一部份也是因為像羅蘭巴特這樣的人比較喜歡耍滑頭吧。人類的精神問題，果然他媽的比宇宙的奧秘還複雜嘖嘖。

阿尔都塞的杀妻与被弑

　【按：本文最初版《作为答辩的自传》本发表在《文学报》上，但是当时《文学报》编辑决定刊用时并未通知本人，所以本人在超过时效之后，重新写过并充实了一倍篇幅，后转投给了《读书》，后刊发于《读书》2014年01期，此处公开的为本人原稿】　　1980年11月16日，巴黎古老的乌尔姆大街注定不得安宁，这里盘踞着一所几乎与法兰西共和国同龄的精英学府：巴黎高师，但是这次袭扰这象牙塔内数百年静谧的既不是叱咤风云的学术巨人们在高谈阔论，也不是手持红宝书的未来大师们在高喊“挺进索邦”（à la Sorbonne），而是一桩既干净又肮脏的谋杀案：埃莱娜，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妻子，被哲学家丈夫掐死在巴黎高师的寓所中，据说她“一动不动，神色安详，她睁开的双眼凝视着天花板”（P20）。说它干净是因为杀人犯是位爱智者，阿尔都塞就好像诗人顾城，即便你只是瞥过一眼他那天真的诗歌，都无法相信他的双手会沾满妻子的鲜血，更何况阿尔都塞是享誉世界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无数高师学子的精神领袖。说它肮脏则纯属个人的厌恶，原因就是他的自传《来日方长》，书中的阿尔都塞并不打算遵循卢梭所开创的自传传统，他的出发点不是为罪行忏悔，而只是迫切地寻觅答辩的机会：“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人们允许我答辩”（P19）。的确，被压在墓碑下的埃莱娜，尸骨已然冰寒，是时候对公众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他祈祷着能够像罪犯一样被公开地审讯，而不是作为精神病人被免予起诉并惹得众人腹诽。只有这样，他才能让人理解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独自彷徨的哲人。　　瓦莱里曾说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某种精心准备的自传的某个片断”，可阿尔都塞的自传却是某种精心准备的理论片段。千万别忘了，阿尔都塞是位杰出的理论家，在他的眼中理论就像长矛一样可以挑起敌人跳动的心脏，无论对手是法共喉舌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还是英共哲学家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尔都塞的论战可谓是所向披靡，更不用提亚眠答辩时的阿尔都塞是多么英姿飒爽地舌战群雄。正是对论战的迷恋，使得阿尔都塞遗忘了爱人的悲剧，他披起好友拉康的理论外衣，为自己做起了精神分析。童年在阿尔都塞的自传中不是对于故乡的追忆，也不是对亲人的追思，它必须被精神分析学家的牙齿咀嚼一番才能留下芬芳。他在自传中吐露出母亲对早殇叔父的迷恋，而这种虚幻的柏拉图式恋爱又给小阿尔都塞带来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他的名字路易（Louis）是为了纪念他的叔父，在他看来，路易就是“他”（lui），“它的发音听起来就像在呼唤一个匿名的第三者，剥夺了我的一切固有的人格，并且映射着在我背后的那个人他……是我叔叔，我母亲爱恋的那个叔叔，而不是我”（P44）。多么娴熟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技巧，能指和所指在他的口中兀自地滑动，拼命地狂欢。文字间流露的是他对母亲隐隐的憎恶，但他也并不可怜那个专制又蛮横的父亲，他讨厌家庭，一个虚伪的中产阶级家庭：富裕、体面但虚伪、冰冷，从他的自传就不难理解其著名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何要将“家庭”作为取代“教会”的头号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加以批判。　　对童年的喃喃自语尚且只是把自传变成精神分析教科书的第一步，没有力比多的精神分析是不完整的。于是，他回忆起少年时阳光映衬下的那条荷加斯曲线，女人这个能指开始不时地挑逗着他内心涌动不安的力比多。也许是我天资愚钝，难以领悟法国两性文化的精髓，所以对阿尔都塞充满了偏见。但是我仍坚持认为，阿尔都塞的随处留情实在不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那个跟随了他一辈子的埃莱娜，只不过是他生命中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即便不算上那个在大海里差点与他做爱的女宾，以及企图占有他的护士和翻译，他至少还有两个名副其实的女友：“瑞士的克莱尔”和“意大利的弗兰卡”。他衷心希望女友们能够和睦相处，此时的阿尔都塞就仿佛君王一样被妃嫔们众星捧月。其实，埃莱娜还算是幸运的，她终究在一把年纪之后嫁给了这颗睿智且英俊的大脑，陪伴他直到滑向癫狂的深渊。然而，这赤裸裸的自传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辩解的伏笔：“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你还能去责怪这么个真诚的他么？可是，这些对于过往人生的回顾就像闪回的电影片段，画面冷冷的色调隔绝了温馨和甜蜜，既没有对妻子不再的叹息，也没有对伉俪情深的眼泪，有的只是解释、苍白的解释。阿尔都塞似乎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称引的马克思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他深切地明白，埃莱娜一去不复返，一切为时已晚，还是赶紧解释世界吧！　　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是，对解释的迷恋让他怠惰，让他成为带着小资情调的哲人，也让他最终被心爱的学生精神弑父。通观整部自传，除了对亲人和埃莱娜的回忆之外，剩下的就是对朋友、学生的回顾，对那座精雕细琢的象牙塔的眷顾。虽然，他的得意门生巴里巴尔（Balibar）并不相信撰写自传时的阿尔都塞仍然足够清醒到能把学术界的点点滴滴真实地还原：“在我看来，它是1985年的精神状态下，依据当时的各种倾向而事后臆构的。它不符合我所保留的记忆，不符合我对各种错综交织的各种理论倾向和政治期望的记忆”（《保卫马克思》，P17-8）。真真假假虽不可知，但至少可以确定，阿尔都塞最赞赏的学生既不是与之合著《读<资本论>》的巴里巴尔，也不是第一次担任凯门鳄（caïman是高师学生对辅导老师的称呼）时辅导的学生米歇尔·福柯，甚至不是那个有着一派大师风范的德里达。而是一个叫做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学生，他虽然也参与了第一版《读<资本论>》的写作，但却在袖珍版出版时被阿尔都塞删除了他撰写的文章。之后不久，朗西埃公开宣告精神弑父——发表了全面批判阿尔都塞的著作《阿尔都塞的教训》（La Leçon d’Althusser, 1974）。自传中可以看出朗西埃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在阿尔都塞的笔尖下跳跃，他对朗西埃的褒奖也丝毫不加以掩饰：“在朗西埃讲过之后，一切都来得容易了，道路已经打开，并且很广阔”，阿尔都塞这句话所评价的是朗西埃在“读《资本论》小组”的发言，他第一个发言，几乎引导了整个讨论会，阿尔都塞也没有给其他任何人哪怕多一句话的评价更别提褒奖。　　也许，他对爱徒的精神背叛一直都耿耿于怀，所以念念不忘，他认为朗西埃之所以公开决裂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五月风暴过后自己选择留在法国共产党，并且劝说其他人也不要退党（对此他表示自己很冤枉）。但是，通读朗西埃的著作就会知道，绝非这么简单，或者说有些捕风捉影，也并不全错。朗西埃之所以精神弑父，恰恰是因为阿尔都塞背叛了阿尔都塞主义，他最终放过了花费毕生精力来批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说他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同路人，他是教授、哲人，高高在上、冷漠地看着平民看不见的远方，为人类制定未来的航向。这不是朗西埃所希望的，他渴求的是那个高喊“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阿尔都塞，那个时时刻刻准备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罢工、暴动的阿尔都塞。虽然，这一切不过是朗西埃自己的个人想象，因为阿尔都塞从来都只是个书斋里的战士，他一直都是在解释马克思、解释列宁、解释毛泽东。五月风暴毫无征兆地席卷了六八年的巴黎，这成了理论检验的绝佳契机，激进的阿尔都塞主义者高举毛主义旗帜成立了乌尔姆圈子（cercle d’Ulm），并最终组建了脱离法共的小团体共青联（马列），在浩浩汤汤的学运中向着索邦、向着工厂进军。阿尔都塞在自传中也提到了共青联（马列），他并不赞同，可也没有阻挡，更不存在他以为的朗西埃的指控——劝人不要退党。五月风暴之时，阿尔都塞恰逢精神病发作躲进了疗养院，而不是像萨特那样不但走上街头声援学生，甚至放下架子去采访那个乳臭未干的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不少原本信奉阿尔都塞主义的学生仿佛看清了阿尔都塞的真面目，选择了公开决裂，例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五月风暴之时就选择与老师决裂，但是并没有如朗西埃那般在老师心中掀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波澜。　　可悲的是，十几年后埃莱娜的死似乎最终成为朗西埃精神弑父诸多理由的一个注脚。朗西埃所谴责的阿尔都塞与法共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苟合被证明是对的，这不但体现在阿尔都塞在犯下谋杀之后，巴黎高师校长对这位声名卓著的哲学家的有效保护，也体现在国家机器最终也为阿尔都塞铸造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围城，尽管城墙之内住着的被称之为精神病人。其实阿尔都塞在自传中也曾无奈地叹息自己居然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受益者，但他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老师让·吉东在他犯下谋杀罪以后找到了雅克·希拉克，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地使得阿尔都塞被看成“疯子”而免于受到惩罚。（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P400-401.）。这位忙于解释世界的理论家最终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朗西埃正是为此选择了背叛。　　不过这一切的纷纷扰扰早已悄然远离了众人的视线，若不是《来日方长》被译成中文，或许这一切只会是冬烘学究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逝者已矣，无论智慧或癫狂，阿尔都塞也变成了落满灰尘的书卷，虽然他曾想着把自己的书连同埃莱娜都给毁掉，但这不过是病人的呓语，书籍终究会带着他的人生烙印留存于人世，这让我不由地想起如今唯一还有意义的事莫过于德里达在他葬礼上的致辞：“重读他的著作直到深夜”（《政治与哲学》，P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