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变调构词考辨
出版日期:2015-1
ISBN:9787100096111
作者:孙玉文
页数:1721页
作者简介
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同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收配对词1000余对，溯流探源，旁征博引，详尽考辨。胪陈汉语变调大量事实，探寻汉语变调构词理论，夯实汉语历时研究基础。
内容概要
孙玉文，199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获博士学位，2000年晋升为教授，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理事。2003-2007年担任湖北省楚天学者。曾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研究汉语史，研究专长为汉语音义关系和上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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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资料已经证明远古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西周开始复音化，春秋战国时期复音化迅速发展，当时复音词（主要是双音词）已经占20％左右。大家知道，单音节语言创造新词，只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我们叫它词义构词；另一方式是通过音节中音素的变化来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我们叫它音变构词。复音化突破了语言的单音格局，又产生了两种构词方式：一是由单音节的音变构词扩展为双音节的音变构词，也就是两个音节之间的同音重叠和异音连绵，构成叠音词和连绵词，另一方式是由音变构词向结构构词转轨，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起来，构成复合词。音变构词是先秦最能产的重要构词方式之一，必然产生许多音义互相联系的同源词；汉代以后，人们从文字的角度觉察到这一现象，提出了“两声各义”、“破读”、“四声别义”等论点、议题。六朝以后它们成了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长期探讨、研究的课题。不少论著都涉及这个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玉文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四声别义”，硕士论文是《广韵异读字研究》，90年代发表了多篇有关“四声别义”的论文。1994年他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不但继续收集、研究这方面的资料，更从理论方面充实、提高自己的认识，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把学位论文的题目确定为《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这篇论文不但从理论上纠正了前人认识上的偏颇，而且在材料的占有上也大大超过前人；是一篇材料丰富、创见很多、显示深厚功力的学术论文。论文分两章：第一章是把所收集的变调构词资料中的一百组配对的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考辨源流，驳正误说（当时收集了八百多组，完成了150组的考辨，选取100组提交答辩）；许多词条的考辨，都算得上一篇较好的短小论文。第二章是在第一章考辨资料的基础上来讨论变调构词的理论问题，由于掌握的材料丰富，因而议论明快，既出新意，又能纠前人之失。1997年夏通过答辩，获得一致好评，先后被北大、北京市评为优秀博士论文；1999年又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北大出版社为他出版前，玉文要我写序，我的看法大都在那里说了，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不过，在序文的最后，我曾写过一段话，却不妨抄在下面。我说：“我更希望玉文继续像写学位论文时那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把其他600多组变调构词的考辨都按论文的要求早一点写出来，真正为长期存在争论的四声别义现象作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总结，那将是煌煌巨著啊！”十多年过去了，玉文终于把《汉语变调构词考辨》这个巨大的工程完成了；不过，已经不是八百多组，而是一千多组。这新撰写八百多组“考辨”就花了十多年，如果从最初收集资料、撰写四声别义的论文算起，那就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汉语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研究它的历史发展，题目稍微大一点，无论古人或今人，都需要二三十年。例如：段玉裁写《说文解字注》是“自乾隆庚子（1781年）去官后注此书”（陈焕《说文解字注·跋》），三十多年后，嘉庆“癸酉之冬”（1813年）才脱稿刊刻（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近人赵少咸著《广雅疏证》也三十多年才脱稿（赵振铎《<集韵>研究五十年》，载《中国语言学》第一辑，2008年）。玉文新写的八百多组“考辨”，我虽然只抽看了很少一部分，却感到他确实是像写学位论文那样严格要求做的，每组“考辨”都内容充实，分析深入。二十多年的勤奋钻研，比较全面、深入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界探索的变调构词问题，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学术成绩。这一课题涉及的文献十分广泛，上千组“考辨”等于上千篇短文，一两百万字的厚重著作当然难免会出些遗漏、失误，有待修正、补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必能沾溉后学，嘉惠士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传世之作。耄耋之年，能见到玉文的力作脱稿、出版，自然是一大快事。应写序之邀，很高兴地写下这些话。 2011年12月3日于海口市守拙居 -
从先秦到两汉的发展，给古代文献的阅读带来了新的障碍；汉代语文事业的发展，给古代文献的阅读带来了新的契机。东汉末年开始，传统训诂学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音义学。这门学问跟西汉以前的训诂学不同，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等独特的研究成果。站在时代的高度，可以发现，汉语音义学对研究语言学，中国文化史，古代文献的释读，汉语语文工作的发展，汉语韵文的格律，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就语言学来说，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音义之学正是研究具体符号的音义结合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传统的音义之学引进到现代科学中来。语言学界的前辈学者早就希望汉语研究必须音义结合。可惜的是，汉语音义学没能在现代科学中得到应有的发展，因而每有“几成绝响”之虞，常怀“存亡继绝”之志。《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就是我在这个园地里所做的一点开垦工作，也是我个人实践前辈主张的一点尝试。变调构词研究是汉语音义学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其中的难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对这一课题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想来，可真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硕士论文《广韵异读字研究》由唐作藩、祝敏彻先生指导，于1989年通过答辩，实际上涉及这个问题。博士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由郭锡良先生指导，于1997年通过答辩，正专门研究这一课题；没有想到，我浸淫其中，乐此不疲，前前后后几近三十年。该作个小结了，于是我敝帚自珍，诚惶诚恐地将这本拙著呈现给学术界，希望得到海内外博雅的批评指教。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基金的资助。我在湖北大学工作时，蒙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和湖北大学抬爱，允我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撰写本书；2003年调往北京大学之后，更有独一无二的学术条件从事这项研究；2008年，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一年，德溪书库的藏书对扩充修改本书很有帮助。凡此，我都至为铭感。我的老师，郭锡良先生，唐作藩先生，祝敏彻先生，刘宋川先生，还有何九盈先生，何乐士先生，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蒋绍愚先生，张双棣先生，张联荣先生，宋绍年先生，耿振生先生等众多海内外先生们都给予了真诚的帮助。每与王洪君，张猛，陈保亚，卢烈红，杨逢彬，大西克也，边滢雨，邵永海，魏克彬，易福成，宋亚云等先生得到切磋之乐，令人回味。本书的写作，凝聚着诸位先生的智慧，深致谢意。本书的雏形《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责任编辑郭力、徐刚先生作了大量的校勘工作，费时费力，令人钦佩，杜若明先生也贡献良多。增订本在商务印书馆印行，乔永和责任编辑金欣欣先生或玉成此事，或仔细校勘，高谊可感。现在本书由徐从权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他为这本书的校勘耗去了几年的光阴，常常日以继夜。清样出来以后，宋亚云，万群，陈秀然，齐晓燕，王先云，丁姝，赵团员，史星平，张昕，苏瑞欣，庄思璐，廖燕，雷瑭洵，叶述冕，张翼，刘翔宇，陈新欢，李良芳等学友帮助我仔细核对。“这次第，怎一个谢字了得！”感谢著名书法家曹宝麟教授题写书名，他那古色苍茫、沉着稳健而又潇洒自如的书法令拙作生色不少。真诚地感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给本书的出版提供的资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何宛屏等先生大力扶持，让这本可以“持以盖酱”的拙作能面对海内外同道的检验，幸甚至哉！（引者——“持以盖酱”语出《汉书·扬雄传》：“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方今，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方兴未艾，中国独特而又博大的悠久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选择，是发展当今世界文化的一个光辉灿烂的起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古代文献。可以预期，中国古代文献将是人们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源泉。谨以此书献给这一伟大的时代，也为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贡献绵薄。孙玉文2013年8月于京西天趣斋 -
我於1986年在職考上湖北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是唐作藩、郭錫良、祝敏徹、劉宋川四位先生，此前我就對漢語變調構詞現象產生了濃厚興趣。唐先生1979年曾寫過一篇《破讀音的處理問題》，他到湖北講課時，我就向他提出研究“四聲別義”的想法。唐先生當即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選題，值得投入畢生精力將它作好。我的碩士論文是《廣韻異讀字研究》，具體由唐先生和祝先生指導，這一選題跟變調構詞有關。碩士一畢業，我就將《廣韻》中的一些未見於諸家收錄的變調構詞材料鈔撮下來，從武漢寄給唐先生和郭先生，意在表明這裏頭有值得繼續鑽研的地方，得到了他們的肯定。1991至1994年，我連續在《湖北大學學報》和《古漢語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研究變調構詞的文章《晉以前四聲別義補例》《略論清儒關於上古漢語四聲別義的研究》《上古漢語四聲別義例證》《從上古同源詞看上古漢語四聲別義》等。1994年考上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以後，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課題中來，對變調構詞的認識有了極大飛躍。1997年，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獲得通過，答辯委員會委員何樂士、王寧、唐作藩、何九盈、張雙棣、宋紹年等先生給論文以很高評價，同時熱心地給我提出非常具體的修改意見。由於答辯會的時間有限，我接受郭先生的建議，專門到各位先生家裏繼續徵求意見，獲益良多。1999年，《漢語變調構詞研究》一文被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爲首屆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這樣一來，我蒙當時工作的學校湖北大學以及湖北省政府、湖北省教育廳的關愛，研究的時間更充裕，從事研究的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03年，我離開原來的母校湖北大學，回到新的母校北京大學工作，有了更好的學術研究氛圍，進一步促進了我對變調構詞的研究。信不誣也，《詩經·周頌·敬之》所言“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屈指算來，我研究這一課題已經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來，我樂此不疲，基本上日日浸淫其中。現在，拙著《漢語變調構詞考辨》即將付梓，我想向學術界彙報一下這一段研究歷程和其間的一些思考，向海内外的同道討教。一變調構詞隸屬於音變構詞。音變構詞，通過基礎詞音節中音素的變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依漢語音節聲、韻、調三要素，音變構詞可以分爲變聲構詞、變韻構詞、變調構詞三種簡單的類型。還有的音變構詞涉及聲、韻、調中兩種以上音素的變化，這是更複雜的類型。變聲構詞，通過基礎詞音節中聲母的變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例如“臭”，尺救切（未注明反切出處者，均採自《廣韻》，下同。上古昌母幽部長入），氣味；許救切（曉母幽部長入），用鼻子嗅氣味。“畜”，丑六切（透母覺部短入），積蓄財物；許竹切（晓母覺部短入），用聚積的財物畜養人。“朝”，陟遥切（端母宵部平聲），早晨；“潮”，直遥切（定母宵部平聲），早上漲的潮水。這些配對詞的韻母和聲調都相同，只是聲母有別。變韻構詞，通過基礎詞音節中韻母的變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例如“行”，戶庚切（匣母陽部二等平聲），道路；胡郎切（匣母陽部一等平聲），行列。“獲”，胡麥切（匣母鐸部二等短入），獵獲；“穫”，胡郭切（匣母鐸部一等短入），收割穀物。“謀”，莫浮切（明母之部三等平聲），謀劃，商量辦法；“媒”，莫杯切（明母之部一等字平聲），説合婚姻的人。這些配對詞的聲母和聲調都相同，只是韻母有別。變調構詞，通過基礎詞音節中聲調的變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例如“文”，平聲，花紋；去聲，文飾。“研”，平聲，研磨；“硯”，去聲，研磨的文具，硯臺。“好”，上聲，善，美好；去聲，愛好。“秉”，上聲，握，拿；“柄”，去聲，器物的手握處。“率”，入聲（短入），率領，統率；去聲（長入），統領的人，即統帥，元帥。這些配對詞的聲母和韻母都相同，只是聲調有別。複雜的類型，通過音節中聲韻調三要素的兩種或三種要素的變化構造意義有聯繫的新詞。例如“長”，直良切（定母陽部平聲），兩端之間距離大；知丈切（端母陽部上聲），生長，長長了。這組配對詞韻母相同，但聲母和聲調有別。“食”，乘力切（船母職部短入），食物；詳吏切（邪母職部長入），意思是飯。這組配對詞聲韻調都有差別。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音變構詞，原始詞和滋生詞之間一定要找出詞義的關聯線索來。“錫”，短入，一種金屬；長入，賞賜。這不是變調構詞，短入和長入的兩個意思之間沒有關係，是用字的假借。“舍”，上聲，捨棄，放棄；去聲，擱置起來，舍置。這是變調構詞，不是用字的假借，原始詞和滋生詞之間的詞義引申關係清晰可辨。詞義之間是否有引申關係，不能僅凴個人的感覺，要有實證。詞義引申有規律可循，有時若干多義詞的某個共同義項都發生了類似的演變，從A義演變爲B義，這種現象可以幫助證明詞義的引申。例如“抴”，羊列切（餘母月部，開三，短入），牽引，拉；“栧”，以制切（餘母月部，開三，長入），船槳。“將”，即良切（精母陽部，開三，平聲），牽引，拉；“槳”，即兩切（精母陽部，開三，上聲），船槳。《方言》寫作“”，寫作“槳”見於《樂府詩集》。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學者研究音變構詞時，沒有自覺地將寫成同一個漢字和寫成不同漢字的這種配對詞聯繫起來考慮問題。傳統所說的“兩聲各義”或“四聲別義”，主要是就寫成同一個漢字的變調構詞來説的。這當然是受制於漢字產生的認識。從語言學的立場上看，無論寫成一個漢字還是寫成不同漢字，這兩種不同的形音義配合格局之間，都是原始詞和滋生詞的關係。“買：賣”和“好（上聲）：好（去聲）”在語言的詞語滋生上是完全同質的。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許多有關變調構詞的理論分歧都可以從這一視角得以消除。我對於上述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起先，我沿着“兩聲各義”或“四聲別義”的路子走，只注重收集整理寫成一個漢字的變調構詞資料，20世紀90年代早期寫的一組文章就反映了這樣的認識。隨後的研究實踐，使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認識頗有局限，也越來越感覺到必須將寫成同一漢字和寫成不同漢字的變調構詞的配對詞綜合起來加以考慮。1994年發表的《從上古同源詞看上古漢語四聲別義》一文就反映了這種變化。1995年12月，業師郭錫良先生在岳麓書社出版的《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中發表了《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一文，更照亮了我的思想。我奉讀先生大作，反復抽繹材料，思考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化了這一認識。二音變構詞是傳統的音義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變調構詞又是音變構詞的核心研究課題。漢語音義學是發源於先秦的訓詁學和發源於東漢的音韻學相融合而產生的一門學問。漢末孫炎《爾雅音義》等著作的問世，標誌着漢語音義之學的確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音義之學大放光彩，有《經典釋文》等比較全面搜集儒道經典著作及注釋中音義材料的著作出現。唐代，李濟翁《資暇集》引稷下諺：“學識何如觀點書。”這是說，檢驗一個人閱讀古書的能力，就要看他“點書”的水平。“點書”，指碰到“兩聲各義”的字，在上下文中讀哪一個聲調，反映出閱讀者對字義的理解：平聲在左下角加點，上聲在左上角加點，去聲在右上角加點，入聲在右下角加點。書點錯了，說明書讀錯了，“學識”不高。既然是“稷下諺”，那就不是某個學者的個人見解，而是古人的一種相當古老且具有普遍性的認識，由此可見音義之學在中古以前學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前人在他們的研究中，顯然注意到了音義關係的重要性。音義之學在古代一直深深影響着歷代的讀書人，反映音義之學的資料非常豐富。在清代學術的開山祖師顧炎武和乾嘉時期的代表學者那裏，以“兩聲各義”爲主體的音義之學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影響所及，五四以後，音義之學的發展遠遠滯後於時代的要求。音義之學在訓詁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爲訓詁學以解釋古代的詞義爲核心任務，每一個詞都是音義結合體，而音義之學正是探討詞的音義關係的。從這個角度說，音義之學應該成爲訓詁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音義之學的建立和發展，是中國古代學者對於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東漢時代產生音義之學，決非偶然。説明當時的有識之士在研究實踐中感覺到單純的釋義和注音都存在着缺陷，通過音義之學的方式來釋義，就能消除單純從訓詁學或音韻學出發的一些弊病，達到更好地溝通古今語言的目的。想想今天的某些學者對音義結合研究語言的重要性還存在着一些糊塗認識，更令人感覺到古代學者的過人之處。站在現代語言學和傳承中華文明的高度，我們可以看到：音義之學不僅在我國，在整個世界的學術體系當中，也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語言符號是音義結合的產物，在文獻中，語言符號並不總是顯性的，甚至是隱性的，用以標示語言符號的字形符號並不是同語言符號一一對應的。運用語言符號系統進行思維和交際，特別是通過文獻實現“今之識古”，都要求我們將隱性的語言符號從其他衆多的顯性的符號中分離出來，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科學的語言研究。音義之學既然如此重要，我們有什麽理由讓它徘徊於現代語言科學的大門之外？中國古代的音義之學完全應該成爲訓詁學領域的一門獨立的學問。我們應該將它請到現代學術中來，爲語言研究服務，爲傳承中華文明服務。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音義之學内容廣泛。其研究成果散見於中國浩瀚古籍的注疏、韻書、音義之書、文人筆記之中，其中也雜有一些虛妄之言。我只能抓住其中的一些部分作粗淺的探討。單音有義是漢語十分重要的特點，音變構詞曾經是漢語最廣泛使用的滋生新詞的方法，這種詞與詞之間的音義聯繫廣泛保留在我國悠久的歷史文獻中，漢語方言和普通話中也有一定數量的留存。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中國傳統小學的音義之學抓住了漢語的基本音義關聯反映在單音節上這一重要特點，抓住了漢語單音詞之間存在音近義通的系統性關聯。變調構詞是音變構詞中的一項關鍵課題，我決心以此爲突破口而勉力爲之。我想到：儘管清儒說“兩聲各義”的音是六朝經師人爲的，但是還沒有誰指責跟這個音結合的義也是經師編造出來的。因此，即使音是經師編造出來的，也不要緊，跟它結合的“義”我們可以根據經師的“音”剝離出來，而憑藉這個“音”將這個“義”剝離出來，這樣就有了一個形式標準確定古人心目中客觀存在的詞義。這比離開音義結合而歸納出來的義更能揭示語言中客觀存在的詞義。至於“兩聲各義”的音義結合是六朝經師編造出來的還是有口語的基礎，它是否有更早的來歷，玆事體大，可以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上作爲理論問題繼續深入探討，先不必急於下結論。從科研的角度看，只有全面研究了以前的“兩聲各義”的資料，才有條件對“經師人爲”說進行抉擇，定其是非。況且清儒認定“兩聲各義”是六朝經師人爲的根據並不充足呢！變調構詞是值得投入心血的學術領域。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研究變調構詞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在寫作碩士論文《廣韻異讀字研究》時，就全面搜集《廣韻》的異讀字材料，也關注《群經音辨》《馬氏文通》《四聲別義釋例》《中國詩律學》《漢語史稿》《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中的材料，還對早期注釋家的部分注音材料加以搜集。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悟出：專門研究音變構詞的諸家論著，對於四聲別義的材料有不少遺漏，例如《廣韻》中就有不少屬於四聲別義的材料就沒被列入諸家字表。由此進一步悟到：四聲別義的研究大有可爲，至少在資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此時開始，我注意全面地發現並搜集變調構詞的材料。字的音義結合可以發生變化，字的古今的音義結合可以不同。到宋代，爲了更有效閱讀儒家經典，賈昌朝《群經音辨》全面搜集整理《經典釋文》中儒家經典的“兩聲各義”資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功莫大焉。後人的研究常常取材於是。可以說，在資料的整理上，賈昌朝的功勞遠遠超出了後起諸家。現在看來，該書也有明顯的缺點：（一）只收集儒家經典及其注釋中的音義，道家經典沒有收集，就是儒家經典及其注釋中的音義也反映得不夠全面。例如“膠”，平聲，具有黏合作用的物質，多用皮、角等熬成；去聲，黏著。去聲讀法只用在《莊子》中，《群經音辨》沒有收入。（二）音變構詞不只出現於先秦兩漢，但是《群經音辨》由於材料範圍的限制，後代出現的大量的音變構詞資料沒有收集。例如“釘”，平聲，釘子；去聲，釘釘子。滋生詞用法後起，《群經音辨》沒有收。（三）往往一音只收一義，忽視了一音多義。我們可以想到：一個多音字並不剛好一個讀音只聯繫一個意義，一音多義定是常見現象。如果一字有幾個音，又有幾個義，不同的音義如何配合就成了不可迴避的問題，僅凴猜測或推想不能圓滿解決這樣的問題。《群經音辨》不能滿足我們這樣的要求。某些後人由於僅凴《群經音辨》的有限材料進行推闡，沒有自己動手去爬梳整理原始材料，得出了一些難以接受實踐檢驗的結論。（四）有的注音、詞義歸納或舉例不盡妥當。例如《辨字音清濁》：“始，初也，式氏切，對‘終’之稱。緩言有初曰始，市志切，《禮》‘蟬始鳴’。”這裏“始”和“式”都是《廣韻》的書母字，“市”是禪母字。本來去聲讀法也是書母字，由於北宋時全濁聲母讀成了清聲母，所以賈昌朝拿“市”去作“始”的滋生詞的切上字，不合早期的讀音，不妥當。再如《辨字音疑混》說“坐、聚”兩字的上去二讀在《經典釋文》中不區別意義，也不妥當。隨着搜集到的材料的增多，再去觀察已有的關於音變構詞特別是變調構詞的研究，我漸漸有了更爲清晰的看法。《群經音辨》之後，特別是西方語言學理論傳入我國之後，人們不僅對“兩聲各義”現象的資料作了進一步的收集整理，也開始注意將寫成不同漢字的音變構詞材料聯繫在一起。這值得充分肯定。綜觀以前的研究，可以看出前人的資料整理已有不少進展，但對比《群經音辨》，進展有限，同時也留下了大量的問題，非常需要人們在當代新的學術起點上做出新的探討。我在《變調構詞研究·後記》中說：“我一直認爲，漢語變調構詞的研究，是一塊有待開掘的沃土，甚至可説是處女地。”前人在材料搜集整理上的問題，可歸納爲“十蔽”：一曰對寫成同一漢字的音變構詞資料搜集不全，許多字失收。例如“蟲”，平聲，昆蟲；去聲，昆蟲蛀蝕東西。“思”，平聲，思考，思念；去聲，意思；悲愁，傷感。二曰對寫成不同漢字的音變構詞資料搜集不全。例如“擢”，短入，抽，拔，牽引；“櫂”，長入，船槳，用來牽引船前進。三曰對具有三個以上聲調的音變構詞的字的讀音搜集不全。例如“長”，平聲，兩端之間距離大；上聲，生長，長長了；去聲，意思是“長度”和“多餘的”。四曰把具有兩個不同讀法的屬於音變構詞的字音看成自由變讀。例如“埽”，上聲，掃除，清除，除掉；去聲，用掃帚掃。五曰注中古音有問題。例如“重”，上聲，重量大；去聲，增加，加上。但是有人也將“重”的“重量大”一義注上去聲。六曰釋義和音義配置有問題。例如“被”，上聲，被子；去聲，覆蓋。但是有人將“覆蓋”的意思置於上聲；又“被堅執銳”的“被”本來是“穿上衣服”的意思，有人卻看作是“披上”的意思。七曰舉例有問題。例如“走”，上聲，跑；去聲，奔向目的地。但是有人將《孟子·梁惠王下》中“棄甲曳兵而走”這個本應讀作上聲的例子當作去聲的用例。八曰對原始詞和滋生詞之間意義的真正區別有誤解。例如“下”上聲，意思是“下面”和“從高處往低處，下來”；去聲，強制性地使從高處往低處，使處在下位，下達，下行。但是有人以爲“下”讀上聲意思是下來，讀去聲意思是下面。九曰對具有變調構詞的字的語法特點注意不夠，有些有誤解。例如“數”，上聲，意思是計算，一一列舉；去聲，除了指數目，還可用作動詞，一一列舉人的罪過而加以責備，譴責。有人籠統地說“數”讀上聲是動詞，讀去聲是名詞。十曰對具有變調構詞的配對詞音義源流的探討幾乎無人問津。我們研究變調構詞，應該力祛以上十弊，把漢、唐以來的音注材料匯集、排比，確定古代變調構詞的詞目，對每一組配對的原始詞和滋生詞的音義進行歷史的考察分析，引舉例證，考辨源流，駁正誤說，將漢語史上音變構詞的面貌比較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只有這樣做，理論探討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更科學、更深入，也才能科學地解決面臨的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才能達到理論和實踐有機統一。研究變調構詞的資料有：一音注，經史子集都有，漢代以來就有了這宗材料，大部分是後代注家做的，也有的是作者的自注；二字書，包括字典、詞典和韻書；三韻文，不僅有互相押韻的字，還有唐宋以後駢文、近體詩、詞、曲中的平仄材料；四聲訓，主要是上古聲訓；五古今字和假借字；六前人筆記，主要是學術筆記；七現代方言；八外族語跟漢語的關係詞，主要是借詞；九前人整理的變調構詞字表。這九種材料對研究變調構詞各有其重要性和局限性。把這些材料聯繫在一起，彼此之間能互相印證、補充、訂正，而且能從中揭示出變調構詞的歷史發展綫索。即便如此，我在撰寫《漢語變調構詞考辨》時，仍然時時感覺到有些配對詞的材料太少。當然更多的配對詞，古人留下了大量的材料，非常有助於爬梳整理。攻讀博士學位時，我本來準備將博士學位論文寫成一部純理論的專著，裏面附錄一部字詞典性質的工具書。郭錫良先生指出：那樣作，仍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談不上真正的理論探討。不如對一個一個的配對詞作詳細的源流考辨，從中抽繹出正確的理論，得出的結論才可靠。想想郭先生的話，我覺得很有道理：我們研究任何理論，不是爲了標榜自己有理論思維，也不是爲理論而理論，而是爲了求真，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進行理論探討，得出的結論還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怎麽能忽視這一重要環節呢？如果採取窮盡性的研究辦法，則既有理論探討，又能真正解決研究過程中面臨的多方面的問題，包括一些棘手的問題，豈不可以達到理論探求的真正目的？豈不更有價值？於是我欣然接受了業師的建議。四從《顏氏家訓》和《經典釋文》開始，前人和時賢在音變構詞特別是變調構詞的理論上作了不少探討。關於這些探討，我的《漢語變調構詞研究》的第二章多有涉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時間又過去了十多年，我愈加堅持我過去提出的看法。以往的探討，主要涉及這幾個問題：（一）音變構詞是構詞法還是構形法；（二）是口語的反映還是經師人爲；（三）上古漢語是否有音變構詞。從我經過二十多年來搜集整理的大量材料來分析，感到這些問題不難解決。這裏再作一些補充和強調。首先，音變構詞只能是構詞法。構形法是構造一個詞不同的語法形態，構詞法是構造另外一個新詞。既往的研究，將音變構詞分別納入“區分詞義”和“區分詞性”的框架中。我在搜集整理材料時，起先受今人的一些研究的影響太大，有些配對詞只想從詞性上去分析，結果每每碰壁。例如人們常說，“種”，上聲，名詞，種子；去聲，動詞，種植。可是當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搜集《史記》三家注的材料時，其中出現的第一個變調構詞的例子就讓我一籌莫展。《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集解：“駰案：蓺，樹也。《詩》云：‘蓺之荏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索隱：“蓺，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音朱用反。”正義：“蓺音魚曳反。種音腫。”這裏的“種”只能是名詞。張守節的《正義》注成上聲，這好理解。可是司馬貞《索隱》卻注成去聲，這不是名詞用法也可以讀去聲嗎？又《詩·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令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音義：“既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這裏“既種”的“種”只能是動詞，可是陸德明卻注成上聲，這不是動詞用法可以讀上聲嗎？這樣的事實多極了，都擺在那裏，如何解釋？我爲之苦思多年，爲之踟躕復踟躕，直到有一天豁然開朗：對於所有的音變構詞必須要從詞義的改變這個角度入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我還未找到音變構詞中不同讀音只區別詞性、不區別詞義的鐵證，所有的音變構詞只能從詞義的變化的角度去加以解釋才能完滿解決問題。某些配對詞詞義改變之後，原始詞和滋生詞詞性也不同，這不能證明這些配對詞只用來區別詞性。有人只注重詞性的不同，沒有注意到詞義的改變才是最本質的區別，因而產生誤解，結果不能接受多方面事實的檢驗。前人說“兩聲各義”“四聲別義”，強調讀音變化中“義”的改變，非常正確。像上面所說的“種”，《史記》中的用例，裴駰、司馬貞把“種”理解爲穀物，不理解爲穀物的種子，司馬貞注成去聲；這有他們的釋義作堅強的證據。張守節理解爲“種子”，所以注成上聲。《詩經》中的“種”陸德明之所以注成上聲，是因爲它不作“種植”講，而是作“選取成色好的種子，選取良種”講，這有鄭玄的《箋》爲證。應該這樣去理解“種”的音義發展源流：原始詞，穀物的種子，上聲；詞義構詞，選取成色好的種子，選取良種，上聲。滋生詞，種植穀物，去聲；詞義構詞，穀物。這種意義的改變是詞彙意義的改變還是單純的語法意義的改變？有人看作是語法意義的改變。這是構形說的理論基礎。這種看法極其錯誤，是對音變構詞缺乏全面深入鑽研的一種誤斷，因爲根本不存在某種語法意義同某種音變形式之間的有規律的對應關係。按照這種説法，不但“毛：毛（選擇毛色單純的牲畜畜）”“偶：偶（不期也）”是同一個詞不同的語法形式，就是“非：誹”“旋：漩”“去：祛”“内：軜”也是同一個詞的不同的語法形式。我想，這種看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很荒唐。再説，滋生詞相對於原始詞增添了某种新的意義，這種新的意義根本就無法正確地歸納出單純的語法意義，而且也無法將這種意義坐實到聲母、韻母、聲調中導致跟原始詞形成語音對立的那些音素上去。經過多年的研究，我敢斷定：從原始詞滋生出滋生詞，是詞義引申規律在起作用，二者的詞彙意義發生了變化，可以處理爲不同的詞，絕非同一個詞的不同的語法意義。即使說成是原始漢語中構形法的遺留，也説不過去，這是捕風捉影，歪曲事實，因爲沒有堅強的可靠的依據。在科學方面，事實是永遠勝於雄辯的。從原始詞中滋生出新詞，是在語言系統中實現的，因此離開了語法系統，也就不能滋生出新詞。但是變調構詞是構詞法，不是構形法。有人正確地認識到，音變構詞中基式和變式的關係是原始詞和滋生詞的關係，處理爲構詞音變，這是對的。但是他們將滋生詞跟原始詞的那個有區別音位作用的音素設想爲各種詞綴這是不科學的。拙作《上古漢語詞綴構擬析評》做了詳細地討論，明確論證詞綴說不能成立。文載陳燕、耿振生主編《繼往開來的語言學發展之路》一書（語文出版社，2008年），讀者可以參看，這裏不贅。其次，說音變構詞是六朝經師人爲，這也就是說，前人在書面文獻中留下來的音變構詞沒有實際口語的依據。然而這樣的觀點前人並沒有科學地加以論證。這個問題看似一個個案，但是涉及到“以今知古”的一個大問題：古人語音已逝，只留下了注音材料，或者留下了古代語音的後代傳承形式，後人如何判定自古傳承下來的字音是注音人認爲編造的還是來自早期的口語？古今語音之間有嚴整而系統的對應關係，一般地説，除非有堅強的理由，否則大家都承認古人傳來的字音都有口語的基礎。這是探求古代語言的一個基本工作前提。古人音變構詞的材料擺在那裏。說音變構詞是六朝經師人爲，首先必須科學解決這樣的前提：作爲後人，你是如何知道這些配對詞中滋生詞的音義區別沒有實際口語的基礎？又是如何知道原始詞的音義區別有實際口語的基礎？趙元任先生曾說：“言有易，言無難。”要證明音變構詞沒有實際口語的的依據，實際上也是“言無難”的問題。古人，特別是清人試圖證明這一觀點，也想了很多辦法，但是這些辦法並不能推出這一結論。周祖謨先生《四聲別義釋例》一文中曾擧出東漢經師的不少注音材料證明至晚東漢“四聲別義”現象就出現了。這是具有突破性的觀察。我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深受周先生啓發。中古時的人對有些滋生詞明確注明出自口語，不可忽視。音變構詞在語音上是不能類推的。例如“朝：潮”是變調構詞，但是同樣性質的詞義變化，“夕：汐”卻採取了詞義構詞的手段；“背：負”是複雜形式的音變構詞，但是同樣性質的詞義變化，“背：揹”卻只採取了變調構詞的手段：“去”由去聲變爲上聲，採取的是去聲變上聲的構詞方式；同樣性質的詞義變化，由“去”變“祛”卻採取了去聲變平聲的構詞方式。可以想一想：既然原始詞和滋生詞的語音可以變也可以不變，可以這樣變也可以那樣變，具體採取什麽樣的手段是不能預先知道的。那麽後代研究者到底怎樣判別滋生詞的讀音跟原始詞是同音還是不同音呢？到底應該怎樣判別滋生詞的音義聯繫是否實際口語的反映呢？要想推出音變構詞沒有實際口語的依據這一結論，惟一根本的辦法就是調查古代的口語。如果不進行實地調查，無論從別的方面怎樣迂回論證，也都無濟於事，因爲這在邏輯上屬於“推不出”。只有進行實地調查後，調查的結果，滋生詞跟意義相結合的那個讀音與所有方言的事實不合，而是跟原始詞的讀音一樣，才能說滋生詞的那個讀音沒有實際語言根據，是經師人爲編造出來的。可是後人無法實地調查前代的語音，因此面對着古代留下來的音變構詞資料，我們也就無法論證它們的讀音區別沒有實際口語的基礎，坐實爲六朝經師人爲的區別。一般地説，古代傳下來的音，儘管相當多今天不再使用，但我們都認爲有來歷，有實際口語的根據。大規模地給漢字注音，這是魏晉以來的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現代漢語的讀音去認識中古以降的讀音，根據中古以降的讀音去認識上古、遠古的讀音，斷定這些讀音有實際口語的基礎。這是“今之識古”的最基本的前提，確定原始詞和滋生詞的讀音也必須接受這一前提，除非找出不遵從這一前提的堅強理由。因此，如果沒有堅強的理由，我們就應該像對待其他的古代傳下來的字和字音一樣，推定滋生詞的讀音有前代口語的基礎，相信前人關於滋生詞的不同於原始詞的音義聯繫最終得之於他們的實地調查。否則，所有的“今之識古”都將遭到否定。有理由質問：原始詞和滋生詞的讀音都見於中古人的注音，爲什麽只承認原始詞有實際口語的基礎，偏偏滋生詞沒有？說滋生詞的音義結合晚於原始詞，這我相信；但是說滋生詞的讀音跟原始詞的讀音在口語中一定相同，這我不相信。從多方面的事實看，音變構詞顯然有實際口語的基礎。有人認爲：古書當中，有的上下文只能按滋生詞的詞義講，可是前人還有按原始詞的讀音來讀的，這不是滋生詞的讀音爲經師人爲的證據嗎？仔細想一想，這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想法，我在《漢語變調構詞研究》中已經作了論證：上下文中滋生詞注成原始詞的讀音，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可能是注者不察，根本得不出經師人爲的結論。至今更加相信我原來的説法。如果你硬要說滋生詞的讀音是經師人爲的，那麽我請你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哪怕是一條兩條。否則這種説法豈不只是一句空話？這些年來，隨着看到的方言材料增多，我每每發現許多破讀音還殘存在近現代的部分方言中。例如《中原音韻》“思：思”平去兩讀，“取∶娶”分別讀上去，“娶”唯讀去聲；自首的“首”仍讀去聲。再如“女”，上聲，未婚女子；去聲，把女兒嫁給某人。明末清初的李實《蜀語》說當時四川方言還有去聲用法，清末民初的張慎儀《蜀方言》卷上也說“女”的滋生詞用法“今川北行此音”。“始”有上去二讀，其去聲一讀在後代某些方言中仍有保留。“始花”，意思是草木幼小時就長出花萼。“始”應當是“時間很晚或歷時很久才開始”一義的引申，指沒有到開始的時間就開始了。張慎儀《方言別錄》卷上之二：“《西湖遊覽志餘·委巷叢談》：‘杭人以草木稚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江蘇吳江，1937年《吳江縣志》：“草木稚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可見“始”的變調構詞有漢語口語的依據。“先”有平去二讀，“後”有上去二讀，“先後”作爲一個固定語，又發展指“妯娌”一義，凝固成一個詞，都讀去聲。《漢書·郊祀志》：“神君者，第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注：“孟康曰：‘産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音軸里。”顔注不可能是記錄當時關中方言“先後”一詞的詞義，而注上人爲的讀音；“先後”一詞的音義應該都是對當時關中方言該詞所作的如實記錄。所以從顔注看，中古至少有的方言“先”“後”有去聲一讀。李榮先生《考本字甘苦》（載《方言》1997年1期）“先後”條說，清代以來山西，陝西，甘肅若干地方志作“妯娌”講的“先後”注明方言中有去聲讀法；現代漢語方言中，山西，陝西，甘肅的一些方言，這一義的“先後”一詞的“先”“後”仍讀去聲，如西安、綏德、延川、商縣、西寧、武功、涇陽、高陵、咸陽、鄠縣、洛南、寧強、永濟、運城、萬榮、吉縣、新絳、臨汾、屯留等地都是如此。又許寳華、宮田一郎先生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第二卷）2010頁“先後”列有“妯娌；兄弟的妻子”一義，列舉的方言除了李榮先生所擧之外，尚有山西汾西，河津，臨猗，芮城，隰縣，太原，陝西米脂，甘肅甘谷，新疆鄯善，四川部分地區。“喜”，上聲，高興；去聲，喜歡。去年夏天，我到山西大學開音韻學年會，山西大學岳海燕談到，山西太谷方言“喜”一般對應於中古的上聲，但是“可喜”形容人的美麗、漂亮，卻對應於中古漢語的去聲，“喜”對應於去聲只在這一個詞中保持着。類似的材料還有很多，舉不勝舉。如果你要辯護說這是經師的人爲讀音影響到方俗土語所致，那麽人們就自然會問：你的根據是什麽？你判斷古代一個字音有口語依據和無口語依據的科學標準是什麽？根據王力先生《漢越語研究》，漢越語是中晚唐時期大批漢字輸入越南後形成的一套讀音，主要用於閲讀儒家經典和科舉，帶有文言的色彩。這套讀音還保留着中唐以前的一些破讀音，甚爲珍貴。例如“援”作“牽引”講讀平聲，作“援助”講讀去聲。漢越語中，“援”作“援助”講讀viên6，正對應於漢語的去聲。“供”作“供給”講讀平聲，作“供奉”講讀去聲。漢越語中，前者讀cung2，對應於漢語的平聲；後者讀cung5，對應於漢語的去聲。“斂”作“收斂”講讀上聲，作“殮屍”講讀去聲。漢越語中，“斂”讀liêm4，對應於漢語的上聲；“殮”讀liêm6，對應於漢語的去聲。“泥”作“泥巴”講讀平聲，作“拘泥”講讀去聲。漢越語中，前者讀nê1，對應於漢語的去聲；後者讀nê6，對應於漢語的去聲。“使”作“使用”講讀上聲，作“出使”講讀去聲。漢越語中，前者讀sư3，對應於漢語的上聲；後者讀sư5，對應於漢語的去聲。漢越語中，此類例子甚多。在我看來，漢語的音變構詞都有實際口語的基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最後，我要強調：音變構詞上古已然。這也應該毫無問題，也是不難做出科學論證的。多少年來，人們常常將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寫成同一個漢字的“四聲別義”和“兩聲各義”上，加之受漢字字形的束縛，研究方法也未臻精密，否定上古漢語有“四聲別義”和“兩聲各義”。既然“四聲別義”“兩聲各義”和音變構詞（包括變調構詞）是同類性質的語言現象，否定上古漢語有“四聲別義”和“兩聲各義”，勢必否定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和音變構詞。如果我們將眼光稍稍擴大一點，通過寫成不同漢字的配對詞來論證，上古漢語不僅有變聲、變韻、變調等構詞類型，而且當時這些音變構詞遠較中古發達。我們根據王力先生的《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一文來談這個問題。（一）變聲構詞。王文列有寫成不同漢字的配對詞，例如：包（包裹）：胞（胞衣），藏（貯藏穀物）：倉（穀倉），教（教育）：校（學校），召（召喚，號召）：詔（皇帝頒發的命令），浮（浮在水面上）：桴（水上行駛的木排），三（三個，三匹）：驂（并駕的三匹馬）。（二）變韻構詞。王文列的證據例如：封（劃定疆界）：邦（封建時代的邦國），含（東西放在嘴裏）：銜（馬嚼子），圍（四周遮擋起來）：帷（圍起來作遮擋用的布），冒（覆蓋）：霧（覆蓋在人頭頂上的霧氣），橫（橫的）：衡（秤桿，秤，天平）。（三）變調構詞。王文列的證據例如：右（右手）：佑（幫助），左（左手）：佐（幫助），家（家庭）：嫁（出嫁），杖（拐杖）：仗（倚仗），扇（扇子）：搧（搧動），弟（弟弟）：悌（能盡弟道），陳（陳列，排成行列）：陣（作戰隊伍的行列），坐（坐下）：座（座位），舞（跳舞，舞蹈）：巫（巫婆），摩（摩擦）：磨（石磨），研（研磨）：硯（研磨的文具，硯臺），張（張開）：帳（帳幕），結（打結）：髻（腦後盤結的頭髮），沽（買，賣）：賈（商人），秉（握，拿）：柄（工具手握處），奉（奉獻）：俸（奉獻給高官的俸祿，俸祿），斷（斷）：段（片斷），非（錯的，不對的）：誹（指斥錯誤，誹謗）。（四）複雜的音變構詞。王文列的寫成不同漢字的例子如：背（脊背，脊梁）：負（用脊背馱），蹄（馬蹄；蹄）：踢（馬踢；踢），爪（手指甲）：搔（用指甲搔），帚（笤帚，掃帚）：掃（掃地，打掃），藥（藥物）：療（醫療），内（裏頭，裏邊）：入（進去，進來），坎（陷阱）：陷（掉進陷阱裏），豚（小豬）：腯（豬肥），分（分割）：半（半個），聚（聚集）：族（氏族，家族），死（死亡）：尸（死尸），卑（低下，卑賤）：婢（婢女，丫頭），廣（寬闊，廣大）：擴（擴大）。（一）（二）（三）（四）這些配對詞的上古音，古音學家們誰都承認不同。這是對的，人們根據後代讀音來推闡古音，不正是這樣認識的嗎？如果說每對詞的兩個成員上古讀音都相同，不僅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而且必然將上古音系弄得一團糟。那樣的話，我們就要追問：認爲上古漢語“包：胞”同音的學者，你們怎樣論證這些配對詞分別同音？你們不採用“以今識古”的科學方法的依據是什麽？這些你們處理爲同音的字是什麽時候變得不同音的？如果這些配對詞上古不同音，那麽，由原始詞滋生出這些滋生詞時聲母、韻母等必然發生了變化，上古漢語一定存在着音變構詞。我們還知道，上古漢語存在着大量的同源詞，《同源字典》可以爲證。實際上，同源詞是上古甚至遠古漢語音變構詞和詞義構詞的共同產物。只是其中有不少詞我們無法確定哪一個是原始詞、哪一個是滋生詞而已。誰都承認，上古漢語的同源詞之間不一定同音。如果承認這一點，就必定承認上古漢語有音變構詞。上古漢語有大量的不同音的同源詞，這正好證明了上古漢語有大量的音變構詞，當時是音變構詞極爲能產的時代。我在《漢語變調構詞研究》中，曾順着這樣的思路舉出“舞：巫”爲例，證明只要承認上古“舞”讀上聲，“巫”讀平聲，就一定能證明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現在再舉一個例子：“内”和“軜”，這是一對同源詞，“内”應該是原始詞，“軜”是滋生詞。現在我們假定不知道“内”和“軜”哪一個是原始詞、哪一個是滋生詞。我們知道，《詩經》時代，“内”是物部長入，“軜”是緝部短入，不僅聲調不同，連韻母也不同。但是根據研究，“内”原來是緝部長入，根據《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内”原讀nuəp，“軜”原讀nuəp。總之，“内：軜”原來只是聲調不同。這樣一來，“内”和“軜”的滋生情況理論上只有三種可能：（一）“内”是原始詞，“軜”是滋生詞；（二）“軜”是原始詞，“内”是滋生詞；（三）它們都是滋生詞，原始詞不知道。如果是（一），顯然從“内”滋生出“軜”聲調發生了變化；如果是（二），顯然從“軜”滋生出“内”聲調也發生了變化。如果是（三），這個未知的原始詞的聲調跟“内、軜”就只有三種關係：第一種，跟“内”同調；第二種，跟“軜”同調；第三種，跟“内、軜”均不同調。如果是第一種，則原始詞滋生出“軜”時聲調發生了變化；如果是第二種，則原始詞滋生出“内”時聲調發生了變化；如果是第三種，原始詞滋生出“内、軜”時聲調都發生了變化。因此，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這是鐵的事實。從《同源字典》中可以抽繹出大量的聲韻全同而聲調不同、並且詞義有別的同源詞，因此上古漢語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的變調構詞。有人根據寫成同一個漢字的“四聲別義”和“兩聲各義”否定上古漢語有音變構詞，那是見樹不見林，是錯誤的看法。有一個糊塗觀念，以爲有很多“四聲別義”的破讀音最早只見於中古人的注音，未見於上古人的注音，因而不能推到上古去，因此上古漢語沒有變調構詞。這想法不科學。我們理解古代的語音，必須以已知求未知，“以今知古”，但不能以今爲古。按照有的人的説法來推闡，殷商的甲骨文就沒法釋讀。古人的具體字的讀音已逝，我們必須借助今天的讀音去了解古代的讀音。假如沒有跟古代漢語一脈相承的現代漢語，我們幾乎不可能讀懂古書。正因爲古代的許多字音在今天的活語言中還保留着，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其古代的語音；有些字音今天消失了，但是南北朝以來的學者幾乎給每一個漢字都注了音，借助它們的注音，我們也可以知道其古代語音。這是以已知求未知。漢字的注音是從漢代開始的，但是當時出現的絕大多數漢字漢儒並沒有注音。這並不妨礙後人認識漢代語音。像“一、二、三、四、五”這些字上古的讀音是什麽，上古的人並沒有告訴我們，只能通過後代讀音往上推。因爲那時候沒有給這些字注音就認爲這些字當時的字音不可知，這就陷入不可知論。我們知道，不僅很多破讀音不見於上古人的注音，就是絕大多數的如字音也不見於那時人的注音。我感到很奇怪：很多配對詞的原始詞的讀音也是漢代人所沒有注的，爲什麽只允許原始詞的讀音由六朝往上推，卻不允許滋生詞的讀音由六朝往上推？根據何在？一個字無論是讀原始詞的音，還是滋生詞的音，根據六朝經師的注音往上推，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同理，美好的“好”讀上聲，愛好的“好”讀去聲，上古時代跟後代也分別有嚴整而系統的對應，按照一般音義結合的原則，都得從中古讀音往上推。除非有另外的堅強的理由，否則對於配對的原始詞和滋生詞上古讀音的推求都必須採取“以今知古”的方式。不能因爲兩個“好”上古人沒有注音而認爲都不可知，更不能認爲讀上聲的“好”是可知的，去聲讀法是不可知的，或者去聲讀法要讀成上聲讀法。“一、二、三、四、五”這些字的字音都未見於上古的注音，可是誰都會認爲其通常讀音都來自上古；同理，在一般情況下，“好”的兩讀也來自上古。當然，從理論上說，滋生詞從原始詞分化出來以後，首先要經過一個詞義構詞的階段，因此滋生詞最早跟原始詞同音。這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這只能說滋生詞的讀音晚於原始詞的讀音，並不能證明滋生詞在上古時代也要讀成原始詞的音。我們不能忽視另外一個理論：如果滋生詞的詞義上古大量使用，按照“以今識古”的方法，其讀音也得從中古往上古推。後一種理論更爲關鍵。得承認，有少量的滋生詞的讀音上古時代跟原始詞相同，中古才產生分化。但是，這要根據確實可靠的材料加以證實。否則，在一般情況下，就應該依據音義結合的原則，按照“以今識古”的方法將滋生詞的讀音由中古推到上古。歷史語言學的這一個原則，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事實上，更多的音變構詞，還有其他的内證材料可以證實其滋生詞的讀音來自上古。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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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言“我一直认为，汉语变调构词的研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掘的沃土，甚至可说是处女地”，我以为甚确。读了作者的理论介绍和些许词条，觉得这一块的确是很有意思。
上古汉语是否有调是有争议的，但是以此书的变调构词来说，则上古汉语的调是很重要的。以我所读作者书中“伐”“假”等词为例，调决定了词义。而反对者则认为所有的注音都是中古及以后的人写的，不能反映上古汉语。“说有易，说无难”，作者用了一千多组证据来证明汉语变调构词。以我浅见，如果是后来的经师创造注音，则创造体系未免太过于庞大了。作者使用的原材料除了各种韵书，还有散落在各种古书专著里的注音，诗韵，以及现代方言。如一个“蟲”的变调材料的寻找就已经颇费功力。我以为正是因为汉语确实有变调构词，所以才导致古人在创造音注的时候不自知的就有了大量的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