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张力》书评

“人的本质的全部丧失”：后期创造社与鲁迅对“革命”的不同理解

李初梨、冯乃超等刚从日本回国后不久的后期创造社新青年欲图将从日本学来的左翼理论套用在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机制上，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实践在他们最后加入共产党成为实际的政治工作者之后很快无人问津了。但他们在辩驳文章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放在当下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1928年也是绝无仅有的创造。这些有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大革命”失败后，文学青年在普遍受挫的社会气氛中激起的一种反向的、否定性的激进思潮。在李初梨、冯乃超看来，“无产阶级”是一个扩大了的概念，绝不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论意义上的农工大众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是一种否定性的人格结构和状态：“人的本质的全部丧失”（冯乃超）。这一界定在中国左翼文学发生史上绝对是激进的、革命性的，前后没有共产党的文艺领导和党内理论家如此明确地引申“无产阶级”的概念到这一意义上。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家的批评活动还是相当自由的，中共党内亦没有形成统一的对“无产阶级”究竟为何的界定及其引申出来的相关文艺政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构建为政治主体的过程”（汪晖）。李初梨、冯乃超认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它的本质的实现就是否定性（本身）的实现”，“无产阶级”不只是“对一个现实阶层的描述”，它“具备普遍性的否定力量”，而这种“根本的否定性力量”本身，即是所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是后期创造社青年社员的理论创造。其实，李初梨、冯乃超所想要回答的，是“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能否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主体的问题，直面这一问题在左翼文学发生史上是头一次，由此引起轩然大波，并呼应了稍晚茅盾东渡日本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中辩驳的主题。后期创造社的青年社员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是完全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的，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但其前提是“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必须首先来一次“思想革命”以获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从而才可能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学”的生产进程中来。在李初梨、冯乃超看来，既然“无产阶级”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论意义上那么简单的，而是作为否定性本身的人格结构，那么有产不有产就不是最重要的，而人格及意识的改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就不局限于农工大众，“小资产阶级”当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点是稍晚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篇答辩要论述的中心，而且无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不尽相同，不能等而看之）的这些青年骨干还是茅盾本人，都倾向于接受“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主体的理论事实（茅盾还探讨了“小资产阶级”作为文学普遍读者的问题）。当然，在李初梨、冯乃超的理论文献中，“思想革命”被看作是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完成了“思想革命”，就能获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就不复为原来那个“小资产阶级”了，就转变成“无产阶级”了，于是就可以进行“文学革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来了。而鲁迅对李初梨、冯乃超的批评恰恰就在这点，鲁迅认为李、冯等人太看重理论展布而忽视文学现实——他们没有看到无论何种文学，都是在文学实践和文学行动中慢慢摸索和总结经验的。那么，在后期创造社的理论展布中，“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如何获得所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呢？他们没有给出清晰的论述，也就是没有具体的改造步骤。但是，“思想革命”的逻辑和框架是清明的。首先，要确认“无产阶级”是否定性本身的现身情态，是内容丧失掉了的纯粹的形式；接着，既然清空了附着在“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上的诸多前见和混杂的理解，那么一种纯粹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为内容就可以加在“无产阶级”这一空空的形式之上了；最后，内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形式（“无产阶级”）都两全了，就有了“无产阶级的本质”（本质就是内容加上形式），“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就转化成“无产阶级”了，就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还需要讨论这“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究竟为何吗？不需要了！李初梨、冯乃超洞见到了左翼文学的核心关切，就是那个常常“被侮辱、被伤害”的“现代人”内心中无时无刻不泛起的反抗的意志、那个“自反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就是一种不断自我清理和自我否定的反思过程，它就是“无”的能动性本身，就是那大写的“不能”！在“无”之中分裂的现代主体欲求整全，其展布的形态只能是一种失败了的、必将失败的对整全的渴望本身，是流动的欲望不能获得满足，整全因而只能是无法兑现的、空无的承诺！因而在实质上，后期创造社所唤起的，是“左翼”这一概念的原初形态，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反思和批评空间的生成，是对失败本身的永不衰竭的欲望。而在鲁迅看来，李初梨和冯乃超的洞见显得太年轻和太幼稚。首先必须承认，鲁迅确实没有好好去读李、冯的文章，确实不理解李、冯的“无产阶级”概念，不明白他们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究竟用意何在，而将年轻一辈的反弹视之为对自己的攻击。鲁迅对“无产阶级”的理解并没有李、冯那般复杂，他基本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论的一般意义上理解它的，也即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无数受苦的农工大众。因而在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展开的交锋中，鲁迅的批评并没有紧扣李、冯抛出来的核心命意，双方是站在不同的层面谈这个问题，射出的箭没有打到靶上，鲁迅因而遭致了李、冯等人对其“落伍”的嘲笑。事实上1928年像李、冯那样从一种失败了的人格结构之生成的能动过程的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的人几乎没有，因而他们的声音也显得突兀和孤单。但是，鲁迅接下来的批评就相当有力，直击了后期创造社的痛处。鲁迅认为，“革命总是迫成的”，“正确的意识”是“要在革命的进行中把握到的”，“要求大众个个都有正确的意识才配革命，这其实是叫人不要革命；也就是屠杀革命了”。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更接近于托洛茨基（此时共产党内的托派反对派已经遭受了来自中央的批判），也更接近于当代。“革命”是一台永动机，是一个永在生成、不断流动和更新、未完成、渐进式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持续的、欲望在形式上获得整全满足的高峰体验。在托洛茨基看来，所谓“革命”就是要让这一段高峰体验尽可能地、永久地持续下去，“革命”因而具有超越于日常的意味在。鲁迅并没有将“革命”引申到这么远，但他看到“革命”作为一个永动过程是接近于托洛茨基的。鲁迅反对后期创造社新贵们的革命完成论，在鲁迅看来，李、冯把“革命”看作是一个万事俱备、仿佛按一下按钮就可以照原先计划运转下去的宏大机器，这其实是违背了“革命”本身的含义。李、冯是先有“思想革命”，先确立纯粹的（其实也就是已经完成了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然后再去做实际革命的工作，这样革命就会胜利；而鲁迅对革命可能胜利这一理论预期是非常不信任而且是忧心忡忡的，他认为对“胜利”的渴望和目的论会葬送“革命”本身的能动进程，从而“屠杀”了“革命”。鲁迅认为，“革命的意识”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是一个事先获得的概念，而是在现实革命的实际进程中循序渐进把握到的，先不要管谁可以革命，而是先革命了再说——鲁迅的这一革命观在当代也被持不同立场和怀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人作为方法论一再地征用。一如既往，鲁迅在任何一次笔战中都能充分彰显其人格的特质：反对、拒绝和永远说“不”正是鲁迅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之所以如此特别的原因，他在时代几大主潮的罅隙中拼命维护一个独立自足的批评空间。这是老生常谈。但是，鲁迅真的从来不相信某种建设，或者他对“救国”的希望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亲切的认同吗？鲁迅一生犹疑，但他是否确实在生命中某一些感伤的、令人迷惑的时刻，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方案（实际政治的意义上，不是纯理论的意义上）有过身心合一的体认呢？我们很难去想象或是去还原鲁迅在加入“左联”前后，内心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众所周知，来自他最信任的人给了他最大的打击。我们也很难去猜测，鲁迅一生里，究竟有多少时刻真正怀揣过信心。2015.3.13 雨霁，台北古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