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范儿》章节试读

《万历范儿》的笔记-第1页 - 1

面对烟花样壮美绚丽的历史，面对斗拱般精妙复杂的人性，我们绝不能和那个差劲的正德皇帝一样，看到皇宫失火，竟然兴高采烈地来一句：“好一棚大烟火！”否则，我们真会如被祭旗的祖先一样，用一个族群集体的鲜血和愚蠢，去祭奠另一个族群的骄傲骄傲和荣耀。

《万历范儿》的笔记-第3页 - 第一章 朱翊钧 宅男皇帝的非主流生活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描述朕这位四百多年前皇帝，你会发现朕既可爱又可怜。

朕叫朱翊钧，自号“禹斋”，你们后人则叫朕明神宗或万历帝。朕属猪，AB血型，处女座，长得体体面面、白白胖胖，心肠好，学习棒，爱骑马，善书法，而且声音充满磁性，非常好听。当然也有些美中不足：个子有点矮（1.65米左右），牙有些黄（氟斑牙），后来又因为疾病的缘故，背变得有点驼，脚有点跛。不管如何，至少在二十岁之前，朕还算一个英气逼人，招人喜欢，让大家充满信心和期望的好皇帝。
但是二十岁之后，随着朕的老师张居正的突然故去，没有顺利度过青春期的朕开始“失控”，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喜欢。之前一直习惯被强势老师和严厉母后做主的朕，还无法一下子成熟起来，没有学会独立判断，更不懂如何有效疏导内心复杂的冲突，加上周边小人别有用心的刺激，使朕永远遗憾地将自己封闭在青春叛逆期。坦率地讲，朕此后一辈子都处于病态的青春期，具体表现就是做事任性拖拉，容易发火动怒，有点糊涂，有些自私，爱找理由，也爱解释，许多道理都明白，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换言之，朕一点都不复杂，从心理发育上讲，只是一位一辈子都没长大的任性帝王。也许，你们只有深入地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朕那些或好或坏，或疯或痴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因为朕是帝王，所以朕的好，一旦被放大，便好得一塌糊涂；朕的坏，一旦被利用，也会坏得不成体统。这便是“人治”的最大坏处。然而，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却偏偏是依赖和重视“人治”。我们讨厌“人治”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却又不能不严重依赖“人治”，因为只有靠“人治”的灵活和变通，中国庞大的社会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但也因为灵活和变通的空间太大，漏洞太多，使得中国（也包括中国人）的问题和悲剧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厚厚的史籍典册中，记载的几乎全部是“人治”的失败，但我们依然迷信“人治”的力量和奇迹。我们也制定制度，却从不相信制度，因此制度总是“人治”的摆设，而非有力的约束。
于是，讲起历史故事来，朕这样的当事人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那就是一个时代的好坏和精彩，必须要从朕这个做皇帝的故事讲起。
好心的皇帝 温柔是一种施政的美德
对朕而言，做皇帝只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要了解朕，不妨从朕的日常工作，即例行的一次早朝讲起。
首先，你们要打破电视剧里表演的模式，不要以为上朝是一件多么壮观宏大的事情，至少明朝不是。譬如我太祖皇帝朱元璋上朝时，就很有意思。当时，每天上朝的仅正式编制的官员就有近三千人，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的杂职，每日都“接踵趋朝，骈首门下”，场面相当壮观。大概缘于我太祖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所以喜欢走群众路线，偏好大规模的集会。当时除了朝参的官员，他还命令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都可以“随朝观政”，而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其“随班朝参，以观礼仪”。于是乎，每天上朝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可以想象当时皇宫门前，会和你们今天看到的故宫一样拥挤热闹。
到了朕做皇帝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一来不用天天起个大早，组织那么多人上朝；二来仪式大大简化，骏马列队、驯象等繁杂的仪式弃置不用；三来官员人数精简，也不用早早在午门排队，而是直接在宣治门（太和门西边的门）集结，进行御前议事。可有些东西却没改变多少，譬如我朝干部的上朝习惯和个人素养。或许因为祖上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农民军出身，性情粗野，行为散漫，不但导致国家的形象气质一直高级不起来，也严重影响了后世的朝政作风和官场习惯。
譬如万历十年（1582）正月，刚刚亲政的朕，心里一直不太痛快，因为朕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够威风，也不够体面。那一段时间，每次上朝办公，都觉得朝臣们甚是不顺眼。一来是百官们的装束太随意，许多人都不按品级穿戴，而是追求花哨的“混搭”。譬如当时流行穿着明绿色的袍服，佩着白色的象牙革带。这种略带俏气的穿戴，或许真是好看，却给朕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按照规制，不同品级的官员都有相应的着装要求，这样朕就可以根据衣服的颜色装束，快速判定官员的职务和级别。但现在都不守规矩，自然乱了套。因为绿袍本来只是八九品官员的制服，而象牙革带则不在官方定例。大家为赶时髦，都这么穿戴“混搭”，他们倒是高兴，可给朕造成很大的职业困扰，因为我已经分不清辨不明谁是谁了。再说，上朝就是上朝，又不是走秀，绿森森的一片，撞色实在是撞得招人心烦。更心烦的是，这些面子上赶时髦的官员们，“里子”却相当的土，竟然会当着朕的面，毫无顾忌地咳嗽、吐痰。这样的素质，“殊为不敬”，这样的场面，也实在难堪。
需要说明的是，朕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很讲体面的皇帝。每次上朝，朕都要仔细地刷牙洗脸，用一块当时很有名的天理牌肥皂，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然后再涂抹一些“膏泽脂香”，甚至为了显示庄重肃穆，朕还要给自己的小脸和脖子上敷上一层喷香的白粉。朕这么讲究的皇帝，面对这样一群不讲究的臣子，自然是一百个看不惯。
即便是抛开个人卫生习惯不谈，在公众场合，特别是当着皇帝的面咳嗽吐痰，也实在让人质疑朝廷威仪何在，皇帝尊严何在。要是换成我太祖皇帝朱元璋，可能早就让这些没大没小的臣子脑袋搬家了；要是换成我世宗皇帝朱厚璁，也肯定会把这些不懂礼貌的臣子们打得屁股开花。可朕心肠软，只愿“温柔”地处理这个问题。朕既没砍他们的头，也没打他们的屁股，只是让内阁发个通知，告诉大家以后要注意一点，并明令以后不准再穿那样没规矩的服饰。
朕不只是在礼仪这样的小节上对大臣们态度友好，如你所知，朕在历史上出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对大臣们“大不敬”的言论出奇地宽容。在朕当政时期，官员们最爱做的事便是骂朕，人人以批鳞为荣，或直言不讳：“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或厉声诘问：“（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或严重警告：“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更有甚者，直接痛斥：“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
无论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可能都很难容忍臣子们这样“讪言卖直”的放肆，但朕能。朕虽然生气，可惩罚他们，也不过是扣工资、削官职、逼退休等象征性的警告，最严重的，也就是揍几下他们的屁股。在朕当政时期，没有一个大臣会因为疏谏而丢了脑袋，虽然朕有这样的权力。这种宽容的态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因为此前数千年，此后几百年，因批评“领袖”而掉脑袋的政治悲剧，都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讲，朕算得上一个“讲人权”的好君王。而在当时，对于舆论，朕也持自由和开放的态度。有关朝政的评论，不再仅仅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口喃耳语”，而是可以“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也就是说政论集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政治讽刺剧也是能够公然上演的。从这个层面看，朕又是一个“讲民主”的好皇帝。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缘于朕的“宽驰”施政态度，才造就出一个“承平”的全盛之世来。这也难怪后来的大文人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吴伟业、陈洪绶等，都特别怀念朕执政时期的那一段黄金岁月。正是：“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朕主政的时代，文臣士子大多个性张扬，想来多多少少也应得益于朕的软心肠。当时做老百姓的，特别是天子脚下的京城居民，也沾了不少朕好脾气的光。譬如，每逢冬天，皇城内外的河面上，凡是结冰的地方，都会有许多京城贫民摆摊，靠“拉拖床以糊口”，而且当时场面相当壮观。河面上满是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色游客。小老百姓能够在皇家地盘上尽情玩耍，帝王时代，可能也只有万历朝才会发生。
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整个社会应该是“尊卑有序，上下有章，等威有辨”，而不是这样乱糟糟的样子。早在万历四年（1576）时，便有大臣向朕反映情况：“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但朕并不以为然。如果不用道学先生的眼光看，这样的社会倒是显得更“平等”些。至少在生活享受层面，可以有“平等”追求，并不算一件坏事吧？朕之所以不和臣子们计较，甚至有些纵容，就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只可惜后来的帝王和领导都不这样想，以至于随后几百年的中国，又迅速陷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寡味无趣中。

《万历范儿》的笔记-万历萌皇帝和他的潮时代 - 万历萌皇帝和他的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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