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书评

思想史的立场问题

马立诚的这本《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其实就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再版。能够再版，怎么说也是一种肯定，至少说明读者对“当代思潮”这个话题有兴趣。如今时间过去三年多，作者也趁再版机会增补了部分内容，比如在老左派思潮中添加了对“唱红打黑”的叙述，也算与时俱进，是本书相比前座的看点。不过2012版中的“专题讨论”和“相关连接”两部分并未辑录，失去了一个超越“一家之言”，更全面审视本书论题的视角，颇为遗憾。在书中，作者归纳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涌现出的八种代表性思潮，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并对各种思潮的来源、特点、理念、价值观等进行了逐一罗列、分析与评判。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把握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基本脉络，对各种思潮的缘起与特点获得基本认识，此为本书值得肯定的地方。当然，不足的地方也很多。作为一本概览性质的读物，浮光掠影在所难免。需知书中罗列的每一种思潮，都是可以引出无数专著论说的。要在一个章节里交代清楚，并非易事，不仅需要作者了解每一种思潮的来龙去脉，更要深入理解每种思潮的主张和诉求。以此观之，本书作者马立诚能作此论著，立意不小，勇气可嘉，但八种思潮，认识难免有深有浅，于各章之中表现出来，便是颇为混杂的行文风格。老左派一章，写得如秘史演义，新左派和新儒家等章节，又写成了引文摘抄。且即使是评述所占比例较多的章节，也多止于对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罗列和评述，缺乏清晰的谱系。这些都是此书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不过，要说本书最为引发争议之处，却另有计较。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问题：作者自己什么立场？有此争议也是难免，因为本书涉及的各种思潮，往往相互抵牾，彼此冲突，于是读者自然希望作“通论”者能够持平公允，客观公正。这一点也是本书遭诟病最多之处：“态度有偏”“不够客观”“立场过于明显”之类评论，比比皆是。而马立诚在本书中的立场也确实是足够鲜明，读过便知。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可（这个不能不认可啊），对自由主义是支持同情，对新左派、新儒家是质疑，对老左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是无情批判。如此一来，作者自己的立场也就十分明了了，说他“不够客观”并不算冤枉。然而问题在于，一部呈现和评析思想史的著作，是否真能做到如生物百科全书那样的“客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思想”“思潮”本身就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人对事物的认知体系。也就是说，这些对象本身就带有价值判断，且往往自我标榜为“普世”。评判者想要绕过这些标杆而“另起炉灶”，做出另一套价值判断，几无可能。如想追求客观，唯一可行的大概就是放弃价值判断，只是罗列情况，对各个对象雨露均沾一遍，说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在一些科班出身的“社会学者”看来，这大概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法。只是这样写出来的书，必定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因为在书中看不见作者自己的思考，也就让读者陷入互相矛盾的论述而无所适从。如果不能有所赞，有所贬，有所爱，有所很，那所谓的“客观”“理性”又与机器何异？因此，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问题只是在于，这种立场是否一定非左即右，非社会主义即自由主义呢？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思潮之中，寻得一些共识，一些共同的底线，一些超越左与右的普遍标准？乍一看，横亘在这些思潮之间的鸿沟似乎会令这种想法徒劳无功，但是细细思之，却未必如此。其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所以“守旧”，是因为其相信人所创造的过往有值得珍惜的美好之处，相信对人的尊重基于对每个人的人格和自由的维护；而社会主义之所以“求新”，是因为其相信只有打破旧的束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而个人的意义最终要到社会中去实现。它们的共同诉求，都是人的福祉，人的利益。且这里说的人，是全人类而非一国家一民族之人。因此，如果有一种共同的标准，那也必是一种“人道”的标准，一种以人的诉求作为尺度，去检验各种思想的标准。作者是“靠左站”还是“靠右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中是否存着一个大写的“人”。因此，观马立诚的论述，从他虽批判老左派，但也肯定其关心社会弊病，人民疾苦，从他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病态的“当代群体自恋”和“反智倾向”的严厉批判来看，他离这种标准并不算遥远。这大概也是本书读来虽有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之处，但却并不令人生厌的原因所在。

给出了轮廓

关于中国的思潮，这本书给了一个总结的概括。之前读书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左右，新旧之分，拿来就读。作者的分类让我知道了思潮的发展和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以后的读书中， 会有一些思考，到底这些书的思维方向是什么。这本书的书名是思潮介绍，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 很容易辨别作者对哪种思潮的批评和对哪种思潮的支持。我不觉得有什么错，要一定中立等等。如果都按照固定的套路，是不是作者还要再写一本自己立场分析的书呢？一个建议就是，既然自由主义是主流是作者支持的地方， 倒不妨多加点笔墨。

以社会思潮为镜看中国社会

以社会思潮为镜看中国社会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在发生作用，也常常会涌起各种新流行的，或旧思想经过包装的思想流派。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多元化，使得社会思潮也必然多元化。尤其最近40年，中国的思想领域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其踪影。这些观念或理论可能有对有错，但都是人类面对困境所做出的文化反应，是主体针对困境想出来的“大办法”、“好药方”。　　社会意识往往通过社会思潮表现出来。当代著名评论家马立诚在《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概要地勾勒出最近40年流行于中国的8种思潮。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和新儒家思潮。这8种思潮，或隐或显，大小各异。彼此之间，起起落落，或激烈争辩，或部分重合。一如马立诚在《在思潮交锋中理解中国》（本书序）中所言，“这八大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这8种思潮既反映了人们因立场和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区别对立的意志和愿望，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历程中的较量与博弈，以及企图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八种药方”。　　思想生发于问题，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时代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近40年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表达了各个社会阶层在转型时期的不同利益诉求。即，一种社会思潮往往并非简单的仅具有积极性或消极性，而往往是既具有进步作用，又具有倒退作用，即一种社会思潮往往同时具有多元性、混合性的特点。在《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马立诚对这8种社会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和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做出若干考察。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言。社会思潮是一面镜子，通过对社会思潮的观察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的精神层面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譬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等思潮无不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经验以及他们的愿望。《南风窗》 2015年13期 » 南书房http://www.nfcmag.com/article/5676.html原创稿件，谢绝任何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公号等以任何形式转载，若转载或商用请致函致电商洽索取原创及润色后的完整版。但是，欢迎转发和分享至你的朋友圈。 　　　　　 新浪微博，欢迎互粉：http://weibo.com/1391089223/

顽强的意识形态“魔咒”

近十年以来总有一些人声称意识形态消亡论，其中不乏学界的权威人士。然而，我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是伴随人类政治社会而存在的，因为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夸张的政治计划，虽然难以全盘实现，但也无法完全摒弃。东方出版社的这套当代思潮丛书，我已经看了三本分别为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徐迅先生的《民族主义》，虽然与国外相关著作就意识形态认识和理论系统化上还有待完善和提升，但是在国内的意识形态研究上可谓专业，作为读者我亦有所收获。马立诚先生的《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则是统括纵览的对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梳理，可以说马先生已经比较全面的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在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趋势，有利于我们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较为基础且专业的认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发展就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原本极左的主流意识形态被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替代，而其他一些西方社会的思想理论也随之成为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社群所坚持的理念。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它是邓小平等新时期的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现实国情的一种深思熟虑后的设计，它不同于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后者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一系列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构建之后的结果，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够“接地气”的计划，更谈不上针对某个国家的具体设计。这一点上马克思似乎做的没有尼采到位，都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积极向往和构建，尼采就没有尝试对理想的未来社会做具体的理论构建，这样为他所设计的未来社会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同时也为他本人留下了尊严；马克思则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余地，他精心的设计了一整套的社会系统，具体到一些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照搬照抄，尽管最后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甚至马克思本人也遭受了诸多诟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则就是吸取了马克思和尼采两人的优点之后的产物，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上仍是确定的，但是不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构建，只是强调当前应该集中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积累能量，而具体的方法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什么一定的范式和模板，其中充满了想象空间和灵活性。就此，我认为在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在有着传统中庸思想的中国仍旧会以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希望得到一个精确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尽管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会有什么质的变化，但也不能忽视同时存在的其他一些意识形态。马立诚先生终究还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这也致使他在《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撰写中难以非常中立的评价当前中国的种种意识形态，不过研究政治的学者应该都不会完全摒除自己的政治立场了。对于马先生提及到的老左派思潮在当今中国虽然已经不能和三十多年前相比，但是依旧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所谓的“强国论坛”、“乌有之乡”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其中不乏35岁以下的生力军，这些人一旦过了35岁基本上也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了，剩下的多是年龄偏大的极左思想的铁杆支持者。马先生通过列举案例的方式强调了老左派思潮的强大甚至危险，我却不以为然。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所谓的“重庆模式”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烟消云散后，极左或老左派就很难再有生命力，最多也只能是维系生命状态的植物人。老左派以外左派阵营里还有所谓新左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前者实际上没有非常明显的标签，对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仍然坚持，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反对的东西很杂也很多，这对于分清所谓的新左派不是很好的信号。马立诚先生在这一部分不断的阐述，依旧也没有使我很清楚什么是所谓的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非常明白的，在西方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制度构建，而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一种温和的左派意识形态，它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特别关心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等中低社会阶层，当然在政治制度上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区别不大，强调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理念。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在具体的施政方向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差别不大，因此这种思潮算是左派意识形态中生命力最强的一种了。马先生虽然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部分谈的比较多（与其个人政治立场相关吧），但是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从来在中国都不是主流，未来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情节已经深入每个人的骨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就在那里，使得自由主义总是来势汹汹，最后却必然恢复平淡。新儒家在大陆近十年来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这关键是所谓国学热带来的副产品，儒家文化确实是我们核心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要强调其在当前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或是一种富有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却是牵强了，我认为不管是儒家还是新儒家就像老子说孔子的话，说话的人的骨头已经腐朽了，那些话还有多少能用的上呢？马先生专门用两章分别谈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大隐患。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激起一个种族、民族的狂热，这种意识形态对政治的稳定性也破坏最大，苏联解体和本世纪初中亚集中发生的“颜色革命”可以说都与这个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虽然没有什么规模，但是一旦遇到与日本、美国等有敌对历史渊源国家的摩擦时，就可能发生群众游行等显示所谓民族凝聚力的活动。几年前，与日本相关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使得一度出现了激烈的反日游行甚至有打砸日货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讲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事实上，历史证明民族主义多是政治家们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已。民粹主义在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太多的表现的，这源于政治体制的限制使其无所发挥，马先生举得例子也多在民国时期，当然文革实际上也是一种民粹的形式。马先生总结民粹主义的时候有一句话也算是精辟，他认为民粹主义表现的很民主但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政客的专制目标。中国台湾地区政治中民粹主义可以说非常盛行，特别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善于利于文选发动群众，利用民粹上台实施自己所为的“绿色恐怖”。民粹主义是具有极大欺骗性的民主，它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在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殊不知都是在受到了政治家、社会精英的思想渗透和影响后，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总的来讲，意识形态这种概念在出现的那天起就蕴含了人类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的生命力极强将会伴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失，但目前来看还很遥远并且它也在与时俱进不断的衍生出新的意识形态种类。它就像是一种“魔咒”不断的作用于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社会，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它，但你一旦成为政治人则必然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