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书评

解读一定要从心出发，顺乎自然

在逐渐西化的过程中，国学不该全盘否定。而在读过傅佩荣先生的本书后，从翻开第一页就明白了何以儒学遭到诟病。从近代中国直到现今，我们能够读到的四书基本都是朱子的注解版，那么朱熹果真错了吗？由于古汉语对于汉字字义及对文字底蕴理解能力要求非常高，除了借助工具书外，还需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并翻阅大量相关书籍反复比对推敲，所以不会有太多的人具备比对原文，并加以比较勘校的能力。个人观点是，傅佩荣先生敢于对儒学泰斗提出质疑，并加以勘误，这本身就是值得褒奖并赞同的壮举。而从字义及全文整体精神去领会，也不难发现朱子确实错了，至少在解读四书时加入了太多为自己理念服务的东西，这是必然不会错的。特别赞同对天命，对性善的诠释，如此才符合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而不至被打成四旧，成为某些黑色的代名词。就中国社会的特色与四书的气质而言，这些思想是符合华夏全民族利益的。然而，如今有多少政客能理解大学与中庸的大德呢？傅先生在文中一抒胸臆，展现了其对孔孟儒学的深厚造诣。阅毕有个疑问，第一辑谈论语中的（）内应是援引原文的页码，但却未注明原文书名。另外，书名如果不用那么刺眼的“错了”，或许更符合孔孟的中庸之道罢。

一本使我读懂“四书” 的书

我们能读古籍，是因为我们汉字字形的稳定性，而我们能读懂古籍，就全赖于历代注家对古籍的注释了。但是，由于古代典籍言约意丰，这就造成了对很多语句的解读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果是为了政治或其他的需要，就更是会出现先入为主的歪曲解读。朱注四书从元朝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开始，就成了读书人从启蒙开始的必读书。毋庸置疑，朱注四书在儒家文化的传播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在此后的六百年间有很多的学者发现了其中存在问题，但是，几百年形成的学术潮流无法逆转，朱注四书早已随着科举考试深入国人的骨髓血液。朱注四书之所以会出现这么的被质疑之处，诚如傅佩荣先生所说朱注四书的目的：“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但是，虽然自古至今反对朱注的人不少，却没有一本专书能对朱注作全面深入的评价。可以说，傅佩荣先生做了一项前无古人、填补朱学研究空白的工作。总体上，作者对朱注四书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是朱熹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相对的，儒家也可能因朱注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与主张。二是朱注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有违常理，《大学》、《中庸》不应置于《论语》之前。三是朱注自始至终认定儒家说的是“人性本善”，而作者认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这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可是对于四书，朱注又是不可绕过的一座山。既然影响深广的朱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若想学习“四书”，怎么办呢？傅先生指点：首要之务就是以平常心看待朱注，肯定朱注为诸多注解之一。他的说法若有值得商榷之处，就须以合理的思维去验证。这实在是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了。这也就是“学贵有疑”、“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吧。本书虽然是批驳朱注四书错误观点的，但在此过程中涉及的是“四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读书的过程中，作者旁征博引，钩玄提要，使我们明白朱注的不足在哪里，傅先生认为正确的理解又是怎样的。书中对引自朱注的语句，都用了加粗的字体，非常醒目。读书的过程中，嫌辩驳的过程过于缠绕，每篇我都读两遍。第二遍则是把有关与朱注辩驳的段落略去，只读作者观点相关的语句。这样，作者对四书的解读就非常清晰明了了。通过本书的阅读，很容易对四书的内容核心也就有了一些总体的了解。借由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就能懂得“四书”大要，岂不快哉！另外，版权页标明了书的印数，当今之世，殊为难得，著者及出版社的底气沛然纸上也。好书！

读经典，从不同中找实际

《朱熹错了》 朱熹作为中国最有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一直被读书人尊为解读四书的范本，从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几百年来地位不减。其实傅佩荣命此书为《朱熹错了》未必指的就是朱熹。 在我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东西。比如我们丢弃的“训诂”之学，作者运用了这一个大方面作为贯穿全书的格局。比如开篇说《论语》，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其实是否接近真意倒没有傅佩荣这种以经解经和全局把握的态度有意义。 再如，关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首先针对“传不习乎？”傅佩荣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前面两句的主语是曾子，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主词变成了‘老师’传授给我的，主词无法统一”。如果是此意倒也没有不妥之处。不管当年曾子的真意如何，今天傅佩荣老师的看法有时候也能让我忽然有所得。 正如前人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语》，每个人都能从《论语》中读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与不对能用到生活中就行。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说法偏博，但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一丝这样的味道。 勿庸置疑的是，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但这不是一本国学普及书，前提是你需要有一定的国学功底作为基础，否则，谁对谁错？真得难以论断！最终论断还是没有断。平时读过各种各样的论语读法，比如南怀谨，于丹，易中天，李零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以经解经也好，我注六经也好，最终把那些有用的拿来用比满口仁义好的多。难怪傅佩荣开口就说“学而时习之”。最后还是“学而不思则罔”，多读一点这样的书我们就不“殆”了。2014.01.01.

朱熹“错”得有理

傅佩荣教授是国学大师，我很喜欢读傅大师的书，尤其是那本关于《论语》的讲解的书，有很多傅佩荣教授独到的见解，真乃见前人所未见，让读者受益匪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对后世的影响颇深，原因是其中多有朱熹的独见。傅佩荣教授的评论很精彩，亦有惊人的启发。但是，以我的浅见，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有“很多观点纯属个人的阐发，偏离了原书的意旨”是难免的。因为原著的意旨必要后人聪明的阐发才能显现；因此在阐发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论追求发挥一下，也是必然的。傅佩荣教授对朱注四书集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力图经由本书的讨论，辨明朱注与原典之间的歧异，阐明自己的简洁，从而有助于读者了解四书的真义所在。这一点正是我们敬仰朱熹和傅佩荣教授并且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能够引起极大的心理愉悦的原因。

重释《朱注四书》

朱熹著名儒学大师，印象中提到儒家思想、中庸之道，必提朱熹；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人所推崇四书五经，“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就是朱熹首次把起编著一起，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后称“朱注四书”，而朱熹编排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平时我们会先提到孔孟之道，必把《论语》《孟子》排先，对于后人来说，并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主学孔孟之道及朱熹中庸之道。而傅佩荣深入研究发现“朱注四书”的问题所在：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而四书是中国读书人的启蒙开始，学习儒家必须诵读，因此朱熹思想影响深重。对于敢叫板《朱熹错了》需何其大勇气及心力做研究，特意网上搜索朱熹相关信息，发现朱熹一生，毁誉不一。不过朱熹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中最著名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可见后人对其认可，人无完人，有错必究，记得上学语文老师提过孔子理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提：人之初，性本恶；孰对孰错？朱熹师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 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受程朱影响深重，多少对孔孟注解偏离，我们尊重朱注，更要领悟四书的义理，并互勉笃行之。《论语》孔圣人著作，作者潜心研究《论语》，在《朱熹错了》中偏重《论语》见解，站在客观角度，加之学生时代老师灌输，本人也觉朱熹在注解某些句子上，稍有偏差，《学而》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老夫子意为：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不也觉得高兴吗？朱子把“时”看成“时常”之意，“习”解释为像小鸟学飞一般，不断练习所学之事。有此看来，争议必起。等就《论语》作者揪出值得商榷处达50处之多。《孟子》作者更是指出北里孟子愿意，如孟子“心”字用法：一是指一般人的意识作用，二是指本心，表现大体的功能。而朱熹对“心”注解为“心者，人之神明，所谓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如朱熹注解，让人非思。《大学》原始《礼记》中的一篇，原文仅一千五百四十六字，朱熹把它作章句注解，其中字义值得推敲，不一一列举。《中庸》开始的三句话代表儒家思想结晶，但朱注注解是否合理或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朱熹错了》对被尊为范本六百多年的《朱注四书》指出错误所在，傅佩荣深入全面研究《四书》，并给书中肯见解，读朱注慎思明辨，以求领悟四书真谛，学习儒家思想。

朱熹错了吗

旧历年，收到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著作《朱熹错了》。一直想说说翻阅这本书的感觉，但却不知从何开始。最早知道朱熹，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始。后来关注朱熹，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江西与生活地福建都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　　史料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22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同安区）主簿。任职期间，朱熹曾数次登临嘉禾里（厦门旧称）金榜山，临海远眺，还做诗《金榜山》，做文《金榜山记》，对金榜山情有独钟。现在去厦禾路的金榜山，都能读到镌刻于石头上的朱熹诗文。朱熹诗文中咏及的一人不能不提，就是曾隐居金榜山石室的陈黯。陈黯何许人也？婺源县令陈元通之子，而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婺源县）是朱熹的祖籍，可见朱熹是有故乡情结的人。我还倾向于另一个原因，朱熹有志于学习陈黯。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就自同安弃官，致力于学术研究，历时二十余年。淳熙五年（1178），49岁的朱熹才出任南康（今属江西省星子县）知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因此，朱熹的一生，自举进士至死，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都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　　朱熹的一生，除了学术上自成体系，创程朱理学，还推动了书院教育走上正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撰写了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一文。1178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可以说，书院在南宋的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读一读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东、谢泳所著《教育放言录》，就知道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书院的消失，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不得不说，作为国学研究者，傅佩荣选择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研究点，朱熹是什么人？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他错了？错了什么？光这一个“错”字，就让人好奇。　　《朱熹错了》副题为《评朱注四书》，“四书”依朱熹的编排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六百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学习儒家，也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傅佩荣《朱熹错了》，针对的问题就是：朱熹表面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首先，作者没有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其次，作者对朱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提出异议，认为《大学》、《中庸》置于《论语》之前有违常理。所以，《朱熹错了》依作者的思量依次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进行了省思与分辨，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哪一句没根据，哪一句弄错了，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论语》上，占用了百分之五十的书量，从52个方面指出朱注思想对《论语》注解的失误。比如第一辑第一篇《时机的重要》，对《论语》首篇《学而》首章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辨析，针对朱注中的“学”、“时”、“习”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讨论。　　对于学术史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经典，我是不太懂，但我知道世间的事本就不是简单的错与对，一部戏剧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何况学术思想的探讨与推广。我就不喜欢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孔子总是圣人吧，他不是也说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该打的话么？朱熹对四书的解释阐发了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也有着时代的局限，他本身没有错，错在他的儒学被利用被扩大，错在读书人死读书读死理，关朱熹什么事？傅佩荣的《朱熹错了》对朱注四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辨明朱注与原文之间的歧义，帮助读者了解四书的原意，也是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学习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要有自己的辩证。不苛责，也不盲目崇拜。谁知道六百年后，后人又是如何释解《论语》的？陈寅恪说过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

是朱熹错了吗？

提起国学四大经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四部书也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提到《四书》，不可以不提朱熹，因为这四部书被南宋时的朱熹按《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样的顺序注编成为《朱熹集注》，俗称为《朱注四书》。由朱熹编的这四本书在元朝皇庆二年（1313）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自此后，中国读书人启蒙由此《朱注四书》开始。表面上看来，朱熹是在注解前人的四本书，可实际上，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也正如此，他的一些注解并没有完全确切表达出当时作者的真实意思，也造成了后世的学子对朱注四书的一些疑问，而现在，由傅佩荣写的这本《朱熹错了》，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朱熹的注解与原文不同之处所在。傅佩荣，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用自己多年对四书的理解和研究，告诉每一位喜爱儒学的读者，朱熹的注解和分析相比于原文作者的意思区别到底在哪里。思想是灵魂 ，这四部国学经典明确表达了作者对身边世界和人生观的看法，也因此，这四部书会尊为儒学经典。就好象任何时代的思想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朱注四书，也不例个，在注解四书朱熹就加入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迹。其实，朱熹的评注与四书在总体的意思上并没有太多的冲突，也一样的树立了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基本思想和信仰，这也是为什么自宋代开始朱熹的四书会成为启蒙书籍。朱注的缺点，就是在这四书的注解中加入了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还是有着局限性。自南宋起，人们把朱熹的注释当成了论语和孟子的思想，就算学子有疑问，有不同的解释，仍然无法超过朱本那类似教材的注解。想来，这也是傅佩荣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朱注的书毕竟不能代替原文作者的思想。读傅佩荣的这本书，除了重温国学经典外，也从朱熹的注释中可以找出朱熹与原作注解有异义之处，是重温和学习儒家经典的一本较为贴切的书。

换个角度看朱熹

本书是傅佩荣对朱注四书的评注，主要关注了朱注中的一些不合理的部分，给出了作者本人认为合理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看朱熹，换个角度看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俺只对论语有点儿了解，原因是儿子3岁左右上了个论语班，我有阵儿每周五陪他读两个小时。当时自己买了一些论语相关的书，比如钱穆的《论语新解》啥的。看了本书又帮我再次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复习。以前听过一个讲座谈到论语的主旨。原话好像是：“如何用几个字概括论语。”这事儿本身就很有难度，论语是语录体本身很难用几个字总结，真能总结出来那多半是孔子思想的主旨。当时主讲的回答是：“忠恕”我查了一下原文，如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后来有机会跟别人谈到论语，我也是这么总结的。朱注里提到：“尽已之谓忠，推已之谓恕。”俺感觉也挺对的。《朱熹错了》这书里提到朱熹在后面对“忠恕”做了个不当发挥，即“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傅的意思是曾参的个人体悟 未必是孔子的感悟，朱注掺入太多宋朝学者的观点，对今日 了解孔子思想反而是个障碍（这样有启发的点书里还有很多）。俺个人认为不少事儿怕是只有当事人能说清楚，后人都是按自己的时代背景再加以解释滴。客观想换个角度了解四书，本书值得一读。但作为读者，我对书的名字很有意见。如果谁现在写本《傅佩荣错了》，怕是会引来无数笔头官司，而且真的走上法庭也不是不可能。但朱熹再也没有给自己辩白的机会了。读完书后，我注意到序言的名字叫【《评朱注四书》序】，可见作者还是比较厚道的，毕竟是个学者。俺只能阴暗地臆测一下书名是编辑为了好买后改滴了。

读懂的道理

读懂的道理Keywords:四书；道理；朝闻之死第一次读傅佩荣老师的书，觉得好深奥，很深刻，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我的是一种真正的，不同的知识，输送了不同的正能量。《朱熹错了》是傅佩荣老师评朱注四书的书。傅老师用他对四书的研究，理解和领悟又一次在朱熹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个人觉得傅老师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对四书的理解更加全面，更加清楚，更加深刻，更加领悟四书中的道理。我以前并没有完全读过四书，在读书时只有对《论语》比较熟知。在这本书中，我不仅读了四书到底写的是什么，还懂得了书中说的道理。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论语》是要教会我们懂得人要善，要真诚并且要自我主动地道德修养；《孟子》讲究着人性的“情”“才”“心”“善”。《大学》让我第一次知道“三纲八目”。三纲描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强调修养，依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即是用中，即是人之道，即是择善固执。修成此道的是三达德，亦即智仁勇。我对傅老师批注的《论语》中的“朝闻之死”记忆深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注解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时之近”。傅老师在批注中对这句产生了疑问，并采用了宗教《新约》里的具体例子来诠释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听懂人生理想与人生正途，让自己内心由此转向光明。在我看来，朝闻之死，是人的一种境界。在人的生活中，要看你在追寻着什么，在生活中的梦是什么，当自己所有的梦和理想都实现，内心没有遗憾时，就应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的生命长与短的衡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对于生活的“质”高低吧。当人觉得生无可恋时，我个人觉得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因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死去可以得到安宁。《朱熹错了》可以当做一本《朱注四书》的补充本，在朱注四书的基础上更深刻的理解，领会四书存在的意义。总体上来说，从内容上，它是一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的书，很全面；从制作来说，它不是很厚，纸质很好，便于携带和查阅。

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经典，重温先贤智慧

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很典雅的小书，从封面设计就能感受到一股稳重大气的古典之风。翻动书页时柔滑的触感与稳重的排版相得益彰，看得出来，它实在不是那种小资的“xx古典情系列”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进行过详细的注解，后世之人从启蒙开始，就必须学习他的论著。因此，朱熹成为了一座大山，让很多人在山路中迷途而不知返。而这本书就是作者经过多年研究、推敲，针对朱注曲解、谬误的地方进行思辨、论证的成果。四书之中，我们大都对《论语》了解较多，因为它常年占据各式语文考试考纲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却没有想到，翻开书的第一辑，第一个内容就颠覆了我十多年来的认知。“学而时习之，不宜说乎？”，时，时常、经常；习，练习，实践。学习了知识又经常实践，不也很快乐吗？相信这是考卷上相当标准的答案。而无论是百度还是搜狗，各种官方、非官方的答案也基本不离其左右。但是这就是最正确的解读么？作者说，这是错的。朱熹错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人，也错了。为什么是错的呢？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说完“时”字，作者又谈到“习”字。按照朱注所引，“习，重习也”，即再三练习。而之前的“时”，又是时常的意思，这不是重复啰嗦了么。因此，在这里，朱注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作者再摆出自己的证据——《论语》中，孔子对“好学”的看法皆离不开“实践”。所以，“习”在这里，以“实践”解，更为合适。经过上述论证，最终结论就是“学而时习之”应该是指“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且不说作者的结论是否正确，单是这种缜密细致的研究之法就很值得我辈学习。此外，那些信手拈来引经据典的论证也彰显着作者胸中之沟壑，让人钦佩不已。就像对佛经的解读已经衍生出数个不同的流派一样，古老的典籍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并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从朱熹错了这一点出发，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烂熟于心的箴言，重新认识流传千年的智慧。文字，代表先贤的智慧，如何领悟，则是我们的智慧。

人性向善是“人性需爱”的自然对外心理投射

很认同@傅佩荣 教授关于“人性向善”的结论，但是傅教授并没有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人性为什么向善”？我认为：1）人的本性都是自己需要被关爱和善待的，这既需要来自他人的善待，也需要来自自己的善待；2）人的本性都是有恻隐同情之心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恻隐同情之心会让人明白“自己需要被善待，那么他人也同样需要被善待”；3）善待他人其实是“自己需要被他人善待”的自然的对外心理投射，也是“善待自己”的自然的对外心理投射；4）持续善待他人之后会收获来自他人的善待，这种正反馈会激励人们择善固执。理解了以上四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性是向善的。如果人性是向善的，那么恶又是来自何处呢？我认为，每个人在一生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有一定的基本合理需求的。如果这种基本合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内心就会有委屈。这种委屈如果不通过理解、宽恕和知足来化解，就会发酵放大为抱怨、愤怒、仇恨、报复、打击、贪婪、霸占等恶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可恶之人其实都是可怜之人。

朱熹错在哪里——《朱熹错了》

没读《朱熹错了》这本书，之前，对儒家思想只能算是一知半解。傅佩荣先生说朱熹错了，引经据典，剥丝抽茧的告诉我们，朱熹为什么错了？可是朱熹错了么?朱熹原本就不是想把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朱熹想做的应该是借助因着统治阶级的支持而一早在读书人心中扎根的儒家思想的外壳，讲述自己“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维护统治服务。所以朱熹存心去塑造孔丘天生圣人的尊贵地位，把一种读书人自我修养提升的文字转化成一种只能膜拜的宗教，以此来维护君主的集权统治。我们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叙孔子言行的一部书，孔子自己都说，他的弟子并不真正懂得他，那他的弟子记叙他的言行，又是否能够真正体会到孔老夫子的深意呢？这一代又一代的传播过程中，又有多少保存了其中的原意？就像每一个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个教义变更的过程，有时往往和最初的本意大相径庭，有的可能会相互矛盾。后世对于经典的解读（不排除有学者孜孜以求的追寻原初真意）往往也受到了当时当世大环境的影响。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必然需要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古老的教义是如何保持始终鲜活的生命力呢?除了一代代的传承之外，其实其教义也在不断发生微小变化。若一种古老的教义不能和现实接壤，也就只会变为小众群体喜欢的一种兴趣，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也就非常有限了。有人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也有人说中国人信仰的就是儒教，遵循三纲五常的人伦伦理。无疑，儒家思想对于一辈辈的华夏人影响深远，在法律不能完全主持公义的时候，一个小村子基本是靠着各个族长乡绅来决定一个人一件事的对错，其评判标准往往就是依据儒家的三纲五常。因为这种判断标准不论是妇孺老幼，都能够很容易接受，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们对于主持大局的人是否公正的争论。然而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由于统治的需要，对于孔子圣人地位的强化，对于忠孝节义最大限度的夸张和鼓励，使得社会、人性开始朝着扭曲的一面发展，逐渐儒教的观点变成一个漂亮的外在，而内里却往往不忍萃睹。朱熹错了，但是朱熹的错，不仅仅是他没能够真正理解孔丘的求仁的教化，他的错在于逆人性而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奢靡的人欲可以节制，但灭人欲，几乎等同于逆天了。傅佩荣先生，严谨的考证剥开了一直以来究竟歪曲的儒教教义的外衣，试图展现出最初孔子、庄子对于社会、政治、个人的思考和想法。

朱熹为什么会错

第一次听傅佩荣的演讲，我就对这位学者产生了好感，虽然说不上是敬佩。或许是他太善于演讲，树大招风，毁誉相伴，有人说他是于丹一路的学者，这样说于丹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但对于傅佩荣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赞誉。《朱熹错了》，一个非常惹人眼的书名。我很想知道朱熹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我肤浅的常识里面，朱熹犯错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四书章句集注》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甚至易篑之前，还提笔修改。不过，傅佩荣还是找到了一些的错误，比如《学而》篇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朱熹所依据的版本，缺少一个“道”字，就成了“贫而乐”。“贫而乐”缺少宾语，反而逼着“贫”成了主语，“贫”本身似乎缺少一种吸引力，朱熹却硬要给它找到一个根据，从中提炼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也就是程朱理学所冥思苦想的“孔颜乐处”。在傅佩荣以前，早就有学者发现了这个“道”字是脱文，那么所谓的“孔颜乐处”，简直就是伪命题。傅佩荣还指出了朱熹的很多错误，有些错误与其说是错误，毋宁说是学术观念的分歧。内圣外王是儒家相辅相成的两极，当修齐治平分为两截，儒者脱离政治之后，外王就随着儒者的被边缘化而淡薄，转而进入内圣的个人修养，这也是无奈之举。朱熹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外王，但内圣才是其一生致力处。曾经被孔子首肯的曾点，获得朱熹的赞扬，也就不是什么非常可怪之论了。如果硬是要说朱熹错了，我也承认朱熹的思想确实不同于孔子、孟子。还原孔孟的真身，是应该而且必须去掉朱熹注解的。这就好比要见佛的真身，就必须抹掉佛头上的粪，佛身上的金。但朱熹并不在意孔孟的原意，《四书》只不过是他阐明自家哲学的文本依据，正如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渡江是目的，芦苇不是目的。江都过了，管它芦苇乐不乐意呢？傅先生是欣赏抱着芦苇固步自封的达摩呢，还是佛祖西来的禅机呢？如此说来，朱熹也就是傅佩荣渡海而来的一支芦苇了吧！那么，朱熹错与不错，还重要吗？重要，也不怎么重要。

慢慢的读，细细的品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卜算子》 严蕊开篇的一首词，和《朱熹错了》这本书没多大的关系，但却与朱熹其人有关。提起朱熹，不一定会想到严蕊，但提起严蕊，却不得不提起朱熹。如果说是朱熹成就了严蕊的青史留名，并不夸张。我是先读了上面的一首词，进而知道了严蕊，然后知道了朱熹。先入为主的观念，使我并不待见这个在儒家学术推动上做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朱熹错了》，这本书拿到手时，看着题目有些八卦的小心思去翻看了内容。然后，渐渐的被其中有关学术类的质疑和重新注解定义吸引。自认读书甚少，不过一些《论语》的句子，只要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就还是可以背诵几句的。比如书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将其中的“时”是按“时常”作为译文的，可见是采用了朱熹注释。而傅佩荣教授提出，这个“时”可做“合适的时间”解释，即适宜。我不能简单的判断对与错，却喜欢这样的一种探讨，甚至可以说是质疑。做学问本身就应该是带着疑问的，这才是一切不断向前的原因。每个人都可以被质疑，同样，每个人都可以去质疑。毕竟写书人讲的是什么，往往都会有被曲解的部分，因为每个人读到的理解的，都不尽相同。我们只是在根据自己的思维去感受写书人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理解出笔者当时的心境。记得看过一则小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画家的画作被展览，参观的人争相评论，不发一言的画作被诠释出了千钟风情万种故事，最后这幅画作被奉为经典。然而，当画家本人来看画时，发现，他的画被挂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限定，所以看到的只是某一个角度的真相。所以，很喜欢这样的一本书，不仅让我完善了朱熹的另一面，抵消了一部分对他的不待见，也让我的思维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思考。就好像一块拼图，在一块一块的拼贴，更加完整。而至于，这本看似严肃的学术书中，所辩证的内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已经不再重要了。很多东西不是对立存在的，只要是让你的思维经历了一场思维风暴，那么，这就是一本值得的书。“人性本善”，婴孩的我们就是空白的，为何不可说是人性本善。“人性向善”，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为何不可说人性向善。也许，这个“时”就可以成为一种解释，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注解。这样的一本书，慢慢的读，细细的品，总是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颠覆，被颠覆，一再颠覆，在这样的一种探讨中，抛弃固有的思维，接受了更广阔的天地，才真是人生的一种收获。带着你的疑问，来接受一场洗礼吧！让大脑换换新鲜的血液，让心灵体会另一份感悟。

敢于质疑的精神

朱熹自然是儒学的大家，他所注解的《四书集注》一直是他响当当的代表作来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儒家经典。因为他个人的认真和博学导致宋元以后的读书者学习四书都要参考他的注解，其实当一种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坏事，于是他就成了学者学习儒家时所难以绕过的大山。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人无完人，朱熹他的见解里面自然也有纯属个人的意见，而且往往知识和真理这东西是有局限性的，例如时空的限制等等。因此傅佩荣敢于质疑“大山”，他经过潜心研究，试图通过这本《朱熹错了》的书来解释朱熹书中注解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题目取得挺霸气的，但朱熹还是非常具有可读性的，错的只是一些小部分的东西。时代的发展给予了我们很多，而我们也要善于去攀越前人的成就，这样子我们才能更好地走下去，所以我挺佩服作者的勇气以及学术研究的专心。其实有一种说法，当你对某一件事物进行阐释的时候，你就在犯错了，毕竟你代表的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当然这是一种诡辩的说法。对于共同的知识和书籍，我们人类还是有共同的见解的，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不然我们对于所有的事物就没有一个定论了。例如作者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是有别的，也同王阳明的见解是不同的，这就是因人而别，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读了这本书，我开始对于“范本”这个词有了更深一步的见解，就是所谓的“范本”给我们带来的利弊问题，何为范本，而范本能代表一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而自己的看法面对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同人的生活，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而我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我的看法是为了我当下的生活所服务的，只要我过好我的生活，那这种知识就是真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苏轼那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傅佩荣先生对于朱熹的书肯定是经过反复研读和推敲才会深挖出这么多不同的见解，吾爱我师，更爱真理，这就是我们能够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吧。当然，对于傅佩荣先生的观点，有些事我挺赞同的，特别是他能够结合我们的时代来谈过去的著作，自然是不错，但是有些地方我也有自己的观点。其实任何一种观点的发展都不能太过，过了就不好，例如“存天理，灭人欲”等这些自然是追求得太过了。而现在我们对于“仁义礼信”自然是应该多多提倡，毕竟我们的社会现在就缺这个。By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

学术还是专制，如何理解四书传统？

经学兴起于汉代，四书学兴起于宋代，对于这个转变最为重要的人——朱熹，自然是后世争议的焦点。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问世后，历代学者都有批评和指正，到了清代一批学者如毛奇龄、胡渭、戴震、焦循、刘宝楠均对朱熹的注释提出过批评，到了民国时期程树德更是将上述对于朱熹的批评汇为一册纂成《论语集释》。那么，朱熹是否真的错了，否则为何有这么多人对于朱熹进行批评呢？不过，上述书中对于朱熹的批评，大多散在具体的注释中，很少直接批评朱熹，毕竟从元代开始朱熹的《四书》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批评朱熹就相当于反对朝堂，对于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因此，这些学者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还是对于朱熹毕恭毕敬。但是，随着科举考试的终结，士子们再也不用被八股文所束缚，一时积累下的怨气就在民国时期爆发了。朱熹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成为五四青年批判的对象。五十年代，蒋介石败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沦陷，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沦亡，因此他在台湾推行所谓的三民主义和四书教育，相当于大陆这边的思想政治课。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台湾广大师生的不满，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及其弟子，针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他们既反对现实中三民主义对于台湾思想的压制，也反对四书作为封建传统造成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李敖在六十年代掀起了文化论战，对于朱熹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作为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不可能不受到殷海光、李敖及其朋友们的影响，对于国民党推行的三民主义及其四书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不仅仅是针对于朱熹本人而言，而且是针对于台湾推行的思想专政，将其看做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遗毒。因此，傅佩荣年轻的时候就着手撰写关于《四书》的一系列的札记，对于朱熹进行批判，我想这还是风气使然。在这部书中，傅佩荣认为朱熹纂改了孔子的原意，对于儒家传统进行了扭曲，因此他试图通过批评与解释，力图恢复原始儒家的本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傅佩荣的解释，与其说是恢复原始儒家，不如说是对于儒家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比如，对于三纲五常，傅佩荣认为自汉代以来，皆被统治者用来约束人民，最后演变成“礼教吃人”。而在傅佩荣看来，真正的孔孟思想，只有一纲，即孟子所谓的“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这就是说，子女应该孝顺父母，只有孝道是不可“逆”的。这种批评，当然并非是传统儒家的观念，因此傅佩荣补充道，在诠释孔子思想时，杂入太多汉代或者更后代的观点，实无益于理解孔子。对此，我们不难看出傅佩荣对于儒家的理解，并非来在于传统经典注疏，而是别有来源。那么，朱熹真是如后世批评的那样，在歪曲孔子及其儒家传统吗？那么，我们必须考察两部分的史实，首先宋代之前儒家的地位，其次朱熹关于四书是否仅有《四书集注》。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熟悉历史的朋友都会知道，汉代开始出现独尊儒术，但是随着汉代政权的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其实已经开始边缘化，虽然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但是考察的内容往往是诗词歌赋，并非有关于儒家经典。因此，儒家与经学到了五代时期，是相当的衰颓，以至于北宋程颐曾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可见儒学已经失去了原有尊崇的地位。为了扭转儒家衰败的局面，二程及其弟子才大力宣扬儒家和四书之学，朱熹闻风而起，将四书的注释和解释汇集起来，编纂成为《四书集注》。如果，仔细阅读过朱熹的集注，就会知道他其实是汇集了汉人和北宋学者的注释为一炉，融会贯通为新解。对于朱熹注释四书，后代人多有解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这部写于七十年代的作品，正是针对于台湾青年人对于传统的批判有感而发。在这部书中，钱穆先生考察了朱熹注释四书的过程，用的材料就不仅限于《集注》而且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也就是说，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讲课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注释中的疑问，也记录下来作为参考。朱熹注释四书的材料，我们在其他的两部书中都能看得到。这也就是说，朱熹对于四书的看法不仅仅是《集注》，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因此说朱熹对于传统进行歪曲，其实这真是冤枉他。至于说科举考试，我想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虽然元代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但是仅仅举行了一届考试，朱熹的学说并不能算是官方钦定了。到了明代，朱元璋在看了朱熹注的《孟子》后，对于其中民本的内容大加删改。到了朱棣更是编纂《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这才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要课本，而不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清代，关于科举的争议，一直接连不断，到了康熙才真正下令以朱熹的注释为定本，但是康熙也出版了《日讲四书解义》，作为御纂的四书教材，两者谁才是真正影响科举考试的课本可想而知。到了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召集了大批的汉学家进京，戴震作为批判朱熹的急先锋，却被乾隆赐了同进士。这恰恰显示了乾隆到底是如何看待朱熹代表的理学传统。可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对于提升儒家与经学的地位，有巨大的贡献。但是，这本书也逃脱不了后来权力者对其的利用。可以说，对于儒家传统的解释，朱熹是有贡献的，但是并非如科举那种唯我独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对于朱熹的批评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自己对于四书的解释，并非仅仅是《四书集注》，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因此他也并非仅持一说，而是保留众说。对此，傅佩荣将朱熹的注释称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应该针对科举考试那种权力游戏，而不是针对作为学者的解释。任何学者都有权力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服从于权力的言说。傅佩荣先生这本关于《四书》的札记，在分析朱熹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批评，仍然不失为一种新的解释。但是，我想他将朱熹看做是儒家的标准答案，则未免扭曲了朱熹本人的形象，正如傅本人认为朱熹扭曲了孔孟。朱熹对于儒家的解释，正是学者的责任所在，而傅佩荣先生对于朱熹的批评并提出自己的解释，也不一定称自己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否则也不免陷入科举考试的老路。知此，也许正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教训吧！

读经典，从不同中找实际

《朱熹错了》 朱熹作为中国最有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一直被读书人尊为解读四书的范本，从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几百年来地位不减。其实傅佩荣命此书为《朱熹错了》未必指的就是朱熹。 在我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东西。比如我们丢弃的“训诂”之学，作者运用了这一个大方面作为贯穿全书的格局。比如开篇说《论语》，作者列举了《论语》全书中“时”字所有出现的地方，除了指历法、季节、人生阶段，其余都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时”字从来没有被当做“时常”来用。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时”在这里不能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作者又引用了孟子的说法。孟子也用“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也正是指合乎时宜。经由以上三个论据层层推导，作者得出结论——这里的“时”，是“适当的时候”。其实是否接近真意倒没有傅佩荣这种以经解经和全局把握的态度有意义。 再如，关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首先针对“传不习乎？”傅佩荣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前面两句的主语是曾子，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主词变成了‘老师’传授给我的，主词无法统一”。如果是此意倒也没有不妥之处。不管当年曾子的真意如何，今天傅佩荣老师的看法有时候也能让我忽然有所得。 正如前人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语》，每个人都能从《论语》中读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与不对能用到生活中就行。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说法偏博，但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一丝这样的味道。 勿庸置疑的是，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但这不是一本国学普及书，前提是你需要有一定的国学功底作为基础，否则，谁对谁错？真得难以论断！最终论断还是没有断。平时读过各种各样的论语读法，比如南怀谨，于丹，易中天，李零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以经解经也好，我注六经也好，最终把那些有用的拿来用比满口仁义好的多。难怪傅佩荣开口就说“学而时习之”。最后还是“学而不思则罔”，多读一点这样的书我们就不“殆”了。2014.01.01.

仅仅是哗众取宠吗——对傅佩荣教授《朱熹错了》的批评

从训诂学史上看，宋人朱熹的地位颇高，著名训诂学家郭在贻先生就称许朱熹是“在训诂学方面能够加以变革的代表人物”①，以此表彰朱熹在义理的视角下观照训诂，而训诂又是为了义理服务的训诂理念。郭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许多字典辞书对朱注有所吸收就是明证。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朱熹《诗集传》将《卫风•伯兮》“其雨其雨”中的虚词“其”训为“冀其将然之辞”，这就跳出了训诂、辞章之学，准确地刻模出“其”字所体现的语气，这一点，清儒及近儒都无法企及。②当然，肯定朱熹在训诂学上的成就，并不是说他的训诂就没有错误，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不少前贤时哲对朱注进行过修订、改正。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批评朱熹的人，恐怕未必了解朱熹，并未对朱熹持有“同情之理解”，以致并非所有的批评都能站得住脚。一般而言，事物与观点都是有其背景信息和前提条件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背景和前提来议论是非对错，以免出“会错意”的尴尬。比如，我们不能根据欧氏几何里的平行线绝不可相交的公理来否定非欧几何里的平行线可以相交的观点，反之亦然。最近，知名学者傅佩荣教授出版了一部大著《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该书腰封明确标出“解读四书义理，直指朱熹的错误所在”，以显示其学术价值与内涵。修正前贤之说，是学术之幸，傅教授激流勇进，本书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只是，在我的粗浅的了解里，傅教授在训诂学领域并无卓越建树，在朱子学上的成就也并不十分著名。比如，傅教授在批评朱熹将《论语》首句解释错了的时候，自己把“传不习乎”翻译为：“我传授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实践呢？”③这里的“先”字义无着落，很明显是增字解经了。傅教授似乎是将“不”解释成“有没有”，这也没有训诂学上的证据，④是想当然的说法。 再细读此书，发现傅教授的一些批评有不少也不能逃脱“会错意”的情况，存在误判。从逻辑上来看，可以将傅教授的错误分为三类：一是朱熹本不错，傅教授误批了；二是朱熹错了，傅教授说朱熹错了是说对了，但是自己所提出的新说法却是错的；三是朱熹错了，但是傅教授却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批评。不过，为了便于读者对照原书，本文不作分类，仅以页码为序，逐条列出傅教授之错。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笔者也难免有会错朱熹之意与会错傅佩荣教授之意的地方，这一点，尚祈傅教授与读者诸君赐示观点，匡我不逮。……Blablabla……【根据原作者要求，以下省去若干字。】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并不仅仅是以“朱熹错了”这个炫酷的题名来哗众取宠而已。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的三个舅舅都有过做铁匠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大舅，十几岁就开始学徒打铁，60多岁才放下铁锤。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着大舅打铁，他告诉我一句俗谚：“打铁还需自身硬。”当时幼小的我尚不明白此谚的含义。大舅用他50多年的职业生涯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他的技术享誉方圆数百里。傅教授这本《朱熹错了》提供给学界很多思考，对我本人也很有启发意义。傅教授赐给学界以及我本人以桃，我学无专长，尚不能有李以报答傅教授，很是遗憾，谨以大舅教我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俗谚转赠，“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惟请傅教授笑纳。——————————————————————————————注释：①郭在贻：《训诂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1页。②关于虚词训释的相关问题，可参看郭锡良：《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汉语史论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1-306页。③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5-6页。④《故训汇纂》列与“不”相关的古训529条，并无一例指“有没有”。（宗福邦等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19页。）在笔者粗浅的知识经验中，也未见到“不”字可有此训。若按照傅教授的意思，且不管其他文字的词义是否合适，这句话的句序只能是“传习乎不（否）”。

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

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拿出来当年准备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架势——左手朱熹之经典注释，右手傅佩荣之名家纠错，中间摆《论语》和《中庸》（可惜手边木有纸版《孟子》和《大学》）——时而细细思量左手边这本的真正用意，时而暗暗揣摩右边这本的推理与结论，真真将比较阅读法实践了个透彻，才敢下笔说些浅见。虽然我赞同相当一部分傅先生对朱熹的纠错，但是归本溯源，更应该回归《四书》原著，吃透原著方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对朱熹和傅佩荣各自的观点发表评价。先人原意已不可考，后人所做一切都是在推测和自我阐释，那么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并且应该各有拥趸吧。依稀记得儿提时代直接读《论语》原著还是有些吃力的，因为文言文的一字多义、一词多义和古今差异等带来了不小的理解障碍。于是转而去看注释版的《论语》，第一本是谁注释的已经不记得了，接下来看的是现代文版《朱注<论语>》，朱熹本就是“托古述己”，即假托评注古圣贤之经典实则为自己的理论找个大靠山（傅佩荣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今人再对其注释再翻译成现代文，可以想见最后成果与原著有多大差距。我想稍微做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体会这样的感受，在教授的责令下去读一些本专业的国外经典著之中译本，时常越读越迷惑，然而找来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原文拜读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些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翻译人员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有违于原著。同理，在拜读了朱熹评注《四书》的四书之后，我对儒家典籍的厌恶达到i了我生命中的最高峰。究其原因，其实与后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焦点“存天理，灭人欲”基本雷同，以叛逆的青春期观点来看朱老夫子的观点就是自虐和穷作，用现代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圣人都是抖M”。其实这些都是误解叠加误解的结果，彼时甚至无法读懂原著，其实只是情绪化地去反对朱熹的论述，其实是任性而站不稳脚跟的。虽然后世批注也蔚然成风，但却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达成共识：不可能绕过朱熹而往前走。于是，朱熹成为一座大山，让多少人在山路中迷途不返。高中以后，初三之后随着大量阅读古诗骈文，对文言文的理解水平也水涨船高，再读《论语》就发现其实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之间的差异所在。傅先生也在本书中有论述，孔孟的基本观点孔孟认为“人性向善”而非朱熹所批注的“人性本善”。在对朱熹纠错的过程中，尤其是对《论语》的阐述和解释中，傅先生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经解经”，对于朱熹有意无意曲解的地方用四书原著中的释义去重新解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如，对“时”的解释原著意为“在合适的时机”而非朱熹所批注的“时常”，比如孔子教导颜渊的“贫而乐道”而非朱熹所倡导的“贫而乐”等等。古汉语的博大精深之处就在于用字的精准性和多义性，这也势必导致后人各种学派的产生和对立。而傅先生的做法很像是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方法，站在纯粹客观的角度不带任何价值预设地去感受和评价。出发点是比较理想化的，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毕竟人是理性与感性双重属性的存在，而非冰冷的机器。哲学也是多种理解和多重思考的体系，而非代数公式般的机械推理。就如傅先生在探讨《孟子》部分时，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在《大学》部分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既与朱熹不同，也与王阳明有别。到了《中庸》部分，几乎就是在写一份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基于前三书的体系最后形成了傅式儒学体系，虽然并不是每一处解释都那么中肯和贴切。我想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思路去看待权威，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使之有益于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最后实践之。尽信书不如无书，慎思而明辨，互勉笃行之。

飯碗先於真理

By 亂在經過教主于丹時代的狂飆式畸變後，內地所謂“勵志國學”已不見昔日的瘋狂。人們打開智能手機點看“實體書店倒閉大潮”的新聞時，已經沒有幾個還記得，當年到書店搶買《論語》時如饑似渴的表情。從前風光無限的學術評書欄目“百家講壇”，如今卻收視慘淡，幾近停播。究竟是國學回歸理性了，還是嚴肅節目自身一味重復、不求創新，或是受眾的理解能力下降，欣賞口味更加庸俗、娛樂至上？一時半會兒還真不好下結論。只是，被馬列修正主義腐蝕多年，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從經濟基礎上找原因：整日辛苦幹活，小荷包卻越來越扁，想與土豪做朋友，不料自己先變成了吊絲。經濟不景氣，鈔票貶值，恩格爾系數走高。網絡上吐槽聲陣陣，一片的自怨自艾、自我調侃與羨慕嫉妒恨，而這個病態社會的根本癥結何在，無人關心。倘使有誰點破其中一二，竟也悉數被指為不宜之論。寧為太平犬，不做離亂人。奴才跪久了，膝蓋在地上生了根，主子倒也看得歡喜。傅佩榮先生是個正經學人，在大陸悶火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作品雖也是大白話，但畢竟學問根底深厚，落筆講求嚴謹，卻也深入淺出，與于丹的膚淺“心得”截然不同。此次他借《朱熹錯了》一書，點出朱註四書諸多可值商榷之處，也著實為理解四書，打開了另一扇窗。傅先生在《人能弘道》一書裏，曾談到當代大儒錢賓四先生酷愛《論語》，每年都要讀一遍，於各層次人等，講出讀《論語》的不同功用。賓四先生也曾說：“自二十歲起到六十歲，應可讀論語四十遍”“今天的中國讀書人，應負兩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若要深讀精讀，讀了朱註，最好能讀何晏所集的古註，然後再讀劉寶楠編撰的清儒註。不讀何、劉兩家註，不知朱註錯誤處，亦將不知朱註之精善處”……只是，當下的中國，“犬儒”鹹魚翻身，小儒主動招安，大儒乘桴浮海。沒錢沒勢也沒辦法用腳投票的，便只能自娛自樂，隨波逐流，以求片刻安逸。這時讀點《論語》，抑或是打著國學旗號的心靈雞湯，於他們來說，無異於傷口撒鹽。讀上半篇，內心的不平、憤懣、騷動與酸楚便翻江倒海，片刻安逸也休想了。飯碗先於真理，如是而已。【約稿、轉載，請直接豆郵】

读书不能把书读死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语录》有句话很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我注六经”就是读者解读原著的过程，“六经注我”是说读者通过解读原著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思想的行为。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读书都是这样的，读书吸取书中思想智慧丰富自身的学识提高自己的修养或从读书中寻找乐趣只是其一，我们也是通过读书来诠释自己的思想观点，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朱熹是和陆九渊同时代的理学家，两个人思想观点相异，都是唯心主义，一个主观一个客观，朱熹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称为理学；陆九渊主张“心即是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创立心学。我没看过朱熹的书，他有才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人品气节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利用 “严蕊事件” 打击迫害同僚不成，最终自己却被御史弹劾10大罪状，虽然“不敬于君”、“不忠于国”、扒灰这些罪他不承认，但是“私故人财”、“纳尼为妾”是自己承认了的，最后被撤职查办，扒去假道学道貌岸然的外衣原是个典型的“伪君子”，声名扫地。对这种人的学术我确实是提不起兴趣来。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而傅佩荣的《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也只是个人观点而已。不过对于古人古籍的解读有各种原因会导致偏差，所以撇开朱熹的人品不谈，他对四书的解读是否真的错了不好轻易断论。首先，中文的复杂性之一在于一字一词多义，用在不同地方语境下可以有不同解释，同样的文字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哪怕是误解也并不一定就错。《韩非子》书中的说过一件趣事，原文是：“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人家本来不过是笔误把“举烛”写到信里去了，说者无意读者有心——照现代人的口头语就是想多了——竟然能成就一番治国大事，也是幸事。如果燕相会错它意，以为建议他点火，那可能就是一场大火或大祸。可见有时候字词的意思全在于不同气质、修养、性格、心态读者的不同理解。其次，中国古籍历经几千年的战火、焚书、封杀禁锢、篡改、散失、抄写印刷错误等等磨难（可能比唐僧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还多），原著原文能完好无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加上很多伪作、仿作（古代也有盗版的）鱼龙混杂，所以我们读到的大部分都未必是真正原著。就拿《论语》来说，且不说几千下来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曾见过，就算是原本流传下来的这书也并非是孔子本人所著，而是他的徒子徒孙收集记录编撰的孔子及其学生的段子、对话、言论、语录文集（应该算集体创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微博体），其中的场景言论也未必是作者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的是旁人转述，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很可能就是以讹传讹或者纯粹杜撰的（当事人早已不可考，无从查证）。后世的统治者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进行删除、篡改，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原著伪作都无法考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内容，就字句论字句，不必执着于细枝末节，也不必斤斤于是否名人原话原意，未必名人就都是金口玉言，无名氏就不能说出金玉良言。原文的本意除非是找到作者亲自说个明白，其他人的解读都只能算是自说自话，你赞同你就点有用，不同意就点没用，不可轻易断言自己的解读一定正确别人的解读就错了，那样就像乌鸦站在黑猪背上说黑猪黑——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文章文字这些与理解力相关的东西不像数学题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往往无法统一意见给个最终定论。其实就算是作者出来澄清他的本意是什么什么也没办法阻止别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书写出来就不是作者做主的了，就像产品上市被消费者买走，它的所有权就是消费者的了，读者有权评价、处置自己购买的产品（抄袭盗版假冒除外），而生产者这时候已经无权干涉别人的意见了。比如《朱熹错了》书中说的第一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解读问题，关键是“时”与“习”两字解释不同，整个句子意思就不同。时字有很多解释，有经常的意思，如时常；有不经常的意思，如时好时坏；还有机会的意思，如时机，时不再来。习字也可有练习、复习、温习、实习、习惯等多种解释。这样我们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就可以有多种解读：1. 学到新东西后经常练习，不也很快乐吗! 这个估计是刚上手，还不太扎实，勤加练习，终于掌握了，心里自然很高兴。比如跟师傅学了新招式，自己反复练会了，心里喜滋滋的。学车要会不会时兴趣是最大的，总希望多练一会儿，练会了自然很高兴。2. 学到东西有机会实习，不也很快乐吗！学到的东西能够学以致用，确实值得高兴。比如学到新招式后，有机会跟人打架派上用场，自然高兴，当然打赢了更高兴。学车学会了，可以上路试手，也是会很高兴的。3. 学到新知识，不时温习一下，也是件乐事。比如跟师傅学了绝招，不时自己揣摩把玩一下，心里自我满足一下（让我想起了老舍的<断魂枪>的场景）。又或者开车跟人学会了漂移，偶尔夜深人静马路上没人时耍耍，心里也会很爽的。再多的解释就不列举了。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也都讲得通。朱熹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既学而又时时习之。”显然是取“经常练习”这种解读，学会了还要经常练习，有点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会了还在不停练习，就没什么快乐可言了。不过，其实朱熹并没太在意“时”与“习”的字义，他是把重点放在“学”字上了，单单一个“学”字，他用了几十个字去阐释：“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从学习的定义到人性善，到后觉效先觉，再到复其初，他已经不是为了解读四书章句，而是在推销他自己的理学观点，这其实是他写《四书集注》一书的主要目的。完全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四书注解书中流传最广的，朱熹的《四书集注》一书倾注了他一生的精力，从三十岁开始注释，一直到死前几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历经四十余年，这本书的本质就是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过变成了“四书注我，我注四书。”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四书显然只是他作为推广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而已，四书一直是古代知名度最大的畅销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涉猎儒家思想，四书也还是首选），就像做广告要找央视，因为它的覆盖范围最广观众绝对数最多，借助四书这个载体他的思想也会散布得更广赢得更多关注，《四书集注》能在明清时期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用除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之外也有此原因吧。再说第二条，关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首先针对“传不习乎？”傅佩荣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前面两句的主语是曾子，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主词变成了‘老师’传授给我的，主词无法统一，”我觉得这是吹毛求疵的行为，这一整个句子的主语是“吾”谓语是“省”，后面的全部是宾语，都是反省的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解释为“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我熟习了吗？”完全顺理成章。反倒是傅佩荣的解释有些不合理，“我传授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实践呢？”第一曾子是在孔子过世后才开班授徒的，书中没有说这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不能断定曾子已经是老师不是学生了；第二作为一个好学生每天自己检查反省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有没有理解掌握是最正常不过的了；第三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一定都是要自己实践过的，如果一定要教自己实践过的，那教地理的老师讲赤道地理概况是否一定要去过赤道，讲南北极地理是否一定要去过南北极？老板要反省一下自己布置下属的工作自己做过没有？诸葛亮排兵布阵还要反省一下自己让将军们士兵们去冲锋陷阵自己实践过没有？连孔子教给他的学生治国安邦之道他也没有自己先去实践过吧（他倒是想可惜没机会），所以这样解释太牵强了，太可笑了。再说《交友之道》一篇，“无友不如己者”这句，傅佩荣书中没讲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是这样的： “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和比我差的人交朋友”， 我相信这绝不会是孔子本意，如果孔子真是这个意思，那说明他就是个势利之人，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他只想和土豪交朋友，这样的孔子真的就没什么可以值得尊敬的了。从这个注解可以看出朱熹的为人处世交友之道，没错，他就是这样做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但傅佩荣的解释是“不要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我觉得他的解释也有些偏差。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那三千不说，就是七十二个比较优秀的弟子也是性格志趣个个不同，若此，他们根本不应该相互交往啊？孔子怎么会和他们成为师徒，又怎么让他们同为同门师兄弟？这完全说不通啊。《论语.述而》一篇里有“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之语与这句“无友不如己者”可以相照应。没有人是不如自己的，几个人在一起，（别人）身上一定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样解释更符合孔子的为人。我比较懒惰，四书中《大学》、《论语》、《中庸》算是读过，《孟子》连一遍都没读完，其他人解读的书我更没心去读，除了《于丹<论语>心得》我是读过的，因为好奇她怎么就莫名其妙火起来的所以才去读的。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来回应外界对他的戏剧《哈姆雷特》的不同解读评价，换成中国俗语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套用这个模式可以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孔子”“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本<论语>”，同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本<四书>”。但别人的解读到底是别人的，我的主张是去读原文，如果你觉得读懂了，就可以不必去看别人的解释，如果没读懂，可以看看别人怎么解读的。又或者你读懂了，好奇别人是怎么想的或者为了开拓思路多了解几种解读方式，也可以去看别人的解读，这就是所谓见仁见智，读书不能把书读死了，如果非要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了，那大可不必。

书以外的朱熹

《朱熹错了》是值得买的书，显然，不是可以一下子读完的书。最充分的购买理由是当工具书用，日后读到一段孔孟，亦有诸家释言，可翻此书，查查可知朱熹是怎么看，傅教授又是怎么看，分歧的乐趣在于思辨。而不服气是深入的最好动力。博览群书之皮毛，无非在夜航船上伸伸脚。虽然没有通读，但就读到部分，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待论语，既不能认同朱熹，他的观点离我太远，也不能同意作者。看似圆满的解释，其实都存在着禁锢思考的危险。越是对待经典，越是是小心翼翼。宋朝的赵普半部论语治理天下，未必不影响到有宋一代解释论语的动力。但理学对未来中国立下的规矩。让这个国家停留在农耕社会的思维中，繁华过眼，琢磨着与有荣焉的点点滴滴，多少少年俊，修养成老迈学究，读圣人书，行苟且事，审美小脚，吸食鸦片，渐次天朝上国从懒得前进到拒绝前进再到害怕前进。要找其中的 根源，朱熹难辞其咎。孔孟何辜，背黑锅当然始作俑者。我对论语的了解，也是当年来自台湾的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日后看，他的解释圆滑又油滑。曲解之处，不可胜数。做启蒙书而言，至少让你读了论语，而出发点，无非让你确信论语上说的处处都对。一本著作绝对正确，便无法成立为一个有助思考的思想，而变成一部经。经的作用就是让你信。南怀瑾如此，朱熹不说了，他也是神话论语的帮凶，傅教授此作试图给朱熹纠偏，也是立足于此。不过也对，孔子和孟子就不一样，这路子学问传承的方式，便是后来者对于前者的不断解释。当然谁是正宗，还是看谁说的更合统治者心意。从朱熹到于丹，无一例外。倒是金圣叹将《论语》说为才子书，角度不错。轻浮的可喜。使得百无聊奈时候，卷半册论语可厕上读而不至于便秘。也是功德。不过遍眼世界，新教徒和旧教徒总是打的不可开交。唯独我们的儒者，新旧无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龚自珍诗名天下，死后，他儿子却一边敲着他的牌位，一边拿着他的诗骂，写的不好，丢人。这是异类，正说明中国的文化讲究恭俭让。晓得要面子，也更晓得给面子。唯独我读井上靖写孔子，那些关于论语章句的思考，未必叫我信服。但就其笔触的诚恳，使我读出一股子，苍茫而坚定的信仰。后来反观中日间国民的差别，便是这股子坚定意志的分别。国人好卖嘴。日人多实干。两种性格，殊途同归。都可以从孔孟里找到理由。台湾人好卖嘴，性格中有精细的东西。所以营销的水准大大领先于国内。以我本行经验看，营销的方式无不来自台湾，结果我们虽学的惟妙惟肖，但最后无不被做串了味道。在《天命是什么》这节文字看，朱熹说，事物所以当当然之故。傅教授解释为天子特权到个人使命之间的转换。学问的要义在于字解的方式，但要一个吃猪头肉喝黄酒。一天看两烂片，此刻试图写点什么以尽责任的中年胖子而言。这句五十知天命，结合孔子半生之事状，不就是认命而已嘛。是以为此刻读书的思绪。

我们应如何面对传统经典

《四书》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无疑是儒家思想的精要所在。然而，无论从《论语》到《孟子》，还是再从《大学》到《中庸》，这些篇章所使用的文字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隔久远，我们很难独自确定那些文字的具体含义——如果我们只是想不求甚解地匆匆一览，那么也就无关紧要了。然而，我们如果想明白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我们就必须依靠前人的注释，以达到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的效果不可。几百年来，试图理解《四书》的人大多依靠的是朱熹的注本。换句话说，朱熹的注具有一定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的基础是政令，而不是口碑。曹聚仁先生曾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谈到了他的父亲“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的同时颇受困扰的情况。而且当年，只有十一二岁的曹先生在读了王阳明驳斥朱熹的相关文章后，“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由此，可见对朱熹的注解的不认可，是早已有之的。也就是说，朱熹注文价值的被高估了。朱熹利用注解《四书》的行为构建自己的体系，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他所构建的体系是否有价值，这一点其实和本书的内容无关。因为这本书并不是在评价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而只关乎如何做到“理解”。谈到理解《三字经》中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这说明即便是儿童学书，也要进行一番仔细的训诂活动。正所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可见正确理解的重要性。傅佩荣先生正是本着还这些经典以本来面目的初衷，写下的这本关于“朱注四书”的点评集。那么这种纠正有没有价值呢？从我个人的观角度来看，傅先生的爬梳剔决，阐幽发微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可以让《朱注四书》这样的”权威“重回普通的视角。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人因承袭朱注而禁锢了自己的思维而不自知，这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情况，无疑不利于对儒家典籍的掌握。把朱熹从高高的圣坛上搬到一个与普通人平等的位置上来，无疑可以是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典籍的本来面目。其次，质疑辩难，讲究方法。在本书中，傅先生同过文本自证，文意推导，逻辑考辨等方法，对朱熹的注文进行仔细的辨析，有理有据有证，这无疑向后学之人提供很好的实例。第三，纠偏补正，扬弃兼用。对于朱熹的错误，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时代久远，文乖义舛，在所难免，强自为说，难免比附。然而，有些错误无关紧要，而有些错误则是对经典的误读。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三》）在这一则中的“绘事后素”朱熹注为：“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这种解释看上去十分通顺，符合我们的日常对中国水墨画的认识。因此杨伯峻《论语译注》，南怀瑾《论语别裁》，李泽厚《论语今读》都采取此说，丰子恺也曾撰文说：“绘事后素”，就是说先有了白地子然后可以描画，而李零在《丧家狗》中更由此发挥到了对“一穷二白”的猜测：“‘穷’是物质落后，‘白’是文化落后，可能就是脱胎于孔子的说法。”然而，蒋伯潜《四书读本》在附和朱熹的同时，又加入“《集解》引郑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适与朱说相反。”的字样。（这里的《集解》是《论语集解》“郑云”指的是郑玄的注释）钱穆的《论语新解》则在两说（绘事后素：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线条加以钩勒。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后施五采）并存的前提下采取了郑玄的说法，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选择的理由。对于上述情况，傅先生指出，朱熹在这里犯了添字解经的错误，在“后素”之间添了一个“于”使得绘画的先后顺序颠倒了。然后，傅先生以汉墓帛书为证，说明“在孔子的时代，绘画并无白纸可用，而是画在绢帛至上，绢帛本身有咖啡色”“因此，绘画时，先上各种色彩，最后再以白色分布期间，使众色鲜明突出而成其画”。这种解释无疑澄清了围绕这句话的误读。由此，可以理解，子夏和孔子对话，并不是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就礼论礼，而是由人及画，再由画及礼，从而揭示儒家主张的仁和礼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才发出“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的赞赏。也就是说，傅先生又指出了朱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以今律古。当然，这些指瑕和证伪未必是傅先生的独得之妙，但相对于众多沿袭朱说的而未加解释验证的人来说，傅先生的提法无疑是更为合情合理的。当今社会，重拾儒家传统的必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传统典籍”这个问题也日渐重要，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傅先生在本书中所展示的治学路径无疑值得所有人参考借鉴。

质疑思维出大学问

《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这本书让人不能不读，你看这书名多么惊世骇俗！朱熹是谁？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也是儒学的转折点。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此书。他的注解是也是四书的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这本书，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呕心沥血之作。朱熹究竟错在哪里？原来，朱注四书中有很多观点纯属个人的阐发，实则偏离了原书的意旨。这座大山中的歧路让多少人在其中迷途不返。傅佩荣教授在《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这本书依序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所作的批评辩证。其中《论语》的内容最多，着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探讨《孟子》部分时，作者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最后也与朱注得出大不相同的结论。《大学》部分中，作者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既与朱注有别，也与王阳明的诠释不同。到了《中庸》部分，作者则像是撰写一份心得报告，因为前面三书确立了儒家的思想基调，至《中庸》已有总结的意味。傅佩荣教授条分缕析，拨云见日，对朱注四书集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为我们解读四书的真义。傅佩荣教授，如果不是你拍案而起，大笔疾书，作为不懂国学、奔波浮躁的普通人，怎么会知道：朱熹错了？错在哪里？在尊重傅佩荣教授渊博学识的基础上，也更加钦佩他的质疑思维。其实，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迷信权威、迷信经验、迷信书本。认为凡是伟人、名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凡是书上的书本上的知识全是真理，是金科玉律。不想也不敢质疑。长此以往，盲目迷信权威、名人、书本，只会窒息我们的创造力，使我们在权威理论的光环中模糊自己的主张而停滞不前。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个注重“质疑”的智者，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在前人认为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科学的发展证明，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亚里士多德曾断言：物体从高空落下，“快慢与其重量成正比”。这个断言流传了一千八百年。勇于质疑和挑战权威的伽利略却拿着两只大小不同的铁球从比萨斜塔上往下抛落，经过多次试验，结果证明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是错误的。无独有偶，早在十一世纪，我国科学家沈括通过细致观察，对磁针正指南北的现象发生怀疑从而第一个发现磁偏角，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质疑思维，是指对每一种事物都提出疑问，这是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产生的开端，也是创造思维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啊。就连错了的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朱熹错了》论语部分细析（上）

傅佩荣先生的《朱熹错了》一书，对朱注四书进行了质疑和辨析，并提出了朱熹其实在很多地方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论语》，根本目的则是夹带私货，贩售自己的理学思想。其实，这一点倒也不是了不得的新发现，朱子作为理学家，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所谓扯虎皮做大旗，把理论的源头上溯到孔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一向都有这么做的传统，所以朱熹错不错倒是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傅佩荣先生是如何解论语。市面上流行的解读论语的版本很多，作为一个业余读者，先后入手了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以下简称钱注）、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李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以下简称杨注）、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以下简称南注）、李炳南先生的《论语讲要》（以下简称讲要）和比较新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以下简称李零注）7种版本。下面以《朱熹错了》（以下简称傅注）为纲，结合各家注解逐项进行列举和比较。1.时机的重要——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傅注认为学字不用牵涉性善性恶论，此说为是。时字解释成适当的时候，适宜，正解。钱注、李零注将习字解释为复习，傅注、李注、杨注、南注解释为实践、实习，亦通，且含义更深。傅先生提到的以经解经并不能证实《论语》中习有实践的含义，“传不习乎”通用解释是受老师所传是否复习，单是这一句话并不能提供佐证。2.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仍然是老问题，可以解释成复习或实习。三指多数，区别在于是指多次反省，还是反省许多件事。钱注、李注、杨注认为是前者。傅注、南注、讲要认为是后者。据钱注、杨注认为若指反省多件事，按《论语》文法应该说吾日省者三，此说应是。3.好德与好色——贤贤易色傅注认为贤贤易色一句专指五伦中的夫妻一伦而言，与此后言父子、君臣、朋友相呼应，仅少兄弟一伦耳。此说是。杨注也认为应该专指一伦，钱注、李注则泛泛解释。按贤贤易色当为并列结构，第一个贤和易是动词，第二个贤和色是名词，当做重视德行、轻视容貌解。易，钱注解作改易，李注解作替代，杨注解作轻视，南注解作改变态度，自然不认为是专指夫妇一伦。讲要同傅注。李零注解作代替，以好色之心来尊贤，并认为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等句中可见孔子并不否认好色的重要性，因此不该作轻视解。愚以为重要与否应在比较中体现，与妻子的贤德相比，色相确实相对不那么重要，因此在此两者之间，重视德行，轻视容貌是说得过去的。4.交友之道——无友不如己者本句与“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等句可并列千古疑难。傅注同讲要，解作不要跟不像自己（志向）的人交友，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但在遇到长沮、桀溺时，孔子曾经感叹“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似乎彼此之间的道不同，并不影响孔子与他们交友的想法，何况道不同便不交友，未免过于封闭。钱注和杨注都按通常说法解成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其中钱注从精进求学的角度来阐释，解作不要（刻意）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否则就是俗语所说的与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差。李注解作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南注同李注，认为若指不要，则《论语》中用毋字，不用无字，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仍嫌孤证不立。李零注同杨注，并引《吕氏春秋》等书记周公旦言为证，但此书晚出，是否因循《论语》而杜撰并不可知。5.贫而乐道傅注认为集注本缺一道字，应为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此说是。无论从文意，还是文法上讲，道字都不可或缺。钱注、杨注、讲要同傅注。李注、疏证、南注、李零注仍做贫而乐解。6.情感真挚——思无邪傅注引《诗经 鲁颂》，解为出自真挚情感，鉴于论语多次引及《诗经》，本条又是对《诗经》的评价，应做此解。钱注、李注、讲要、同傅注。杨注认为孔子愿意是思想纯正，属于错引《诗经》，以春秋时人对《诗经》的熟悉程度和孔子的学识修养居然会错用，令人难以接受。南注认为是思想纯正。李零注认为春秋时曲解诗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还援引西方文艺理论来佐证，确否，待考。7.立志学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句无疑难。李注从宗教、社会角度阐释，发人深省。疏证按志于学实为志于道，志于学为谦辞，亦通。8.解除迷惑——四十而不惑傅注引论语中辨惑的语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和“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来阐释不惑，虽然内容具体了，但无疑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所谓四十而不惑，更像是禅宗的因渐悟而顿悟的感觉。顿悟后，“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讲要引“可与立，未可与权”，解立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不惑是遇事行权，无可无不可，亦是一说。9.天命是什么——五十而知天命傅注将天命解作每个人都拥有的使命，此说是。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天赐使命，其实是由于其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如一个人走上学医之路必然有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其有了一旦学成，则应当去治病救人的使命。钱注作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钱注善从个人求学精进，增进修养处体悟圣人话语，多及个人体悟，对人大有裨益。疏证按“五十以学易”，学易渐知天命。10.顺从天命——六十而耳顺傅注引韩愈《论语笔解》和《敦煌石经》，认为耳是衍字，应为六十而顺。如此解的只有傅注。愚以为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实为心顺。盖六十尚需有意识的自觉约束，七十则由心所之，不逾矩了。钱注解作一切听入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并细分耳与目的区别，稍嫌过度阐释。杨注解作一听别人的话，就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似非。按此说更近于四十不惑之境界。李注解作自然地荣受各种批评，有理。所谓忠言逆耳，能耳顺，自然能纳批评。李零注同李注，认为是能接受批评及毁誉之言，举长沮、桀溺言为证。讲要解作闻他人之言，即知他人心意。本句各家解说纷纭，盖因耳顺二字难解，在《论语》中又仅此一现。按傅注过于生僻，钱注较好但失之过细，李注直白浅易，可以钱注互参。11.从心所欲——从心所欲，不逾矩傅注解作自然与应该的完美搭配，自然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都做的很自然。此注是。钱注解作纵己心之所至，无不合于规矩法度，己心道义，内外合一。此注更深一层。此句各家注解无大差别，钱注较为透彻深入。吾十有五句李注旁征博引，结合现代学术加以深辨，可细细体会。12.尊敬父母——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傅注认为应解作犬马皆能养人而不知敬人。讲要同傅注。钱注认为如此过于曲解，应解作人养父母，亦养牛马，不敬则无以别。李注、杨注、疏证、南注、李零注同钱注。傅注过于曲折，今从钱注。13.脸色和悦——色难傅注解作子女应保持和悦的脸色。本句与犬马皆能有养类似，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仍然属于养的范畴，而保持和悦的脸色，无疑属于敬的范畴。还有一种解法是子女应视父母的脸色而行事，但此说过于曲折，钱注不从。杨注、傅注、南注、讲要、李零注亦不从。李注解作不给父母好脸色，较少见。14.面对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傅注将异端解释成与自己不同的另一端，李注、杨注、李零注同傅注。钱注则认为异端就是事物的两端，教导人不要偏执。讲要同钱注。傅注将已解释成语助词，于是变成攻乎异端，斯害也。意思是不要对异端攻击，这样是有害处的。钱注、李注、讲要、李零注同傅注。杨注认为已是停止、消灭的意思，指可以消除危害，意思刚好相反。已字解释成语助词自是公认，异端的解释则两种均可，但我视他人为异端，他人视我我也成异端，由此观之，钱注较胜。15.三纲五常——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此言并不涉及三纲五常这些具体内容，因此可以不必辩驳。在世代因袭中总有不变的成分，在不同国家也有相同的成分，即今日所谓之普世价值。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指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可与本句合参。本章无疑难，李注从历史政治等处入手阐释，可细参。16.礼的意义——绘事后素傅注与别人不同，傅注认为当时绘画用绢帛，在画好后用白色充填其间，使其他色彩更为鲜明。子夏由孔子说绘事后素受启发，明白了人的品质经由礼来凸显的更为美好。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唯一存疑的是当时绘画，是不是真的最后再填白色。按常理来想，绢帛本身是黄色或咖啡色，其他颜色涂上去会受影响，不复本来面目，因此先用白色涂满打底，然后再绘画其上似乎更为合理。因此傅注确否，有待考证。钱注同傅注。李注、杨注、讲要、李零注认为白底在先，绘画在后。南注以为是说绚烂后才见素淡的可贵。李零注引《礼记 礼器》记载“白受采”，《考工记》记载“绘画之事后素工”。据查原文为“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由此可见，两种注皆可通。17.祭祀鬼神——吾不与祭如不祭傅注的断句是吾不与，祭如不祭，即我不赞同那些不诚心祭祀的行为。李零注同傅注。钱注同朱子注，认为应断为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虽然别人已经代我祭祀了，但我终究觉得好像没有祭祀一样。李注、杨注、疏证、南注、讲要同钱注。傅注看似有理，但祭如不祭这种行为，我们普通人也不会赞同，又何必圣人专门来讲？何况《论语》多强调自身修养，反求诸自身，所以解作孔子诉说自己的心态更为可信。18.向天祈祷——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傅注纠结于朱子所言天即理，若直解《论语》其实不必理会。所疑有两项，一是奥与灶代指什么，二是王孙贾在暗指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孔子的坚决态度，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些须小处不必细究。19.一贯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乃曾子的自己理解无疑，本句的症结在于曾子的理解是否正确，孔子之道是否由忠恕贯之的。傅注以为曾子未必理解正确，钱注则以为曾子虽不中亦不远矣，引“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为证，且钱注折中宋儒和清儒的意见，平正公允，可以细参。李注将忠恕解释成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说法新颖。20.天道之意——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本句无疑难。各家分歧在性与天道何指。孔子既罕言性与天道，自不必穷究，盖孔门学问都在日常细微处下功夫，日求精进，很少设大题目。21.人与本心——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朱子注言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是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傅注以为不妥。孔子屡言好德如好色，自然不是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一路，以无纤毫私欲解之，太过偏颇。22.无关天命——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朱子注言命矣夫里的命是天命，傅注解为命运，傅注是。伯牛自非穷凶极恶之人，何必天命报应使之有疾？言命运不好足矣。各家注只有讲要解为天命，余皆谓命运。23.颜子之乐——回也不改其乐宋儒多寻孔颜乐处，傅注以为因之前“贫而乐”少一道字，故不可解。今既云贫而乐道，颜子不因箪食瓢饮改其乐道之心明矣。各家注均不做如此解，傅注简洁明了。24.应该真诚——人之生也直本句无疑难，惟傅注将直解作真诚，钱注解作直道，李注、杨注、讲要、李零注解作正直，南注解作率直、真诚。正直与真诚有相通之处，但正直包含价值观判断，真诚则重在内心与外在一致。若说人生来是正直的，有些性善论的味道，孔子其实并未说过人生来本善。如此看来，解作真诚和直道较胜。25.关于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傅注以为远之是人应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劳烦鬼神的意思。傅注较曲折。钱注以为民心即神，故不必求鬼神，但得民心而已。李注认为此种态度是实用理性的范例——对无法用理性探明辨析的事物保持距离，不去思考。钱注、李注一从古，一从今，各有所得，宜合参之。

孔子去哪啦？

四书拢共加起来有4万3千多字，但历朝历代对论语的解释、解读、阐述，应该以n次方计，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人出来做开根号的工作。历史上，比较为人周知的“开根”儒学家，按年代排列至少有叔孙通、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钱穆……傅佩荣教授的这本《朱熹错了》显然也是在做开根号的工作。印象中，儒学实际上有过三次巨变。第一次是周秦之际的“引儒入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后胜出的是法家，所谓“秦砖汉瓦”，指的就是法家是立国之基，秦朝很明确说，“以吏为师”，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像毒品一样，可以令人腾云驾雾，最后飘飘欲仙不到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开始觉得权力老是裸奔的话，一不太好看，二容易着凉，所以直到董仲舒出来，算是完成了汉瓦的搭建，也就是用法家思想改造和吸收儒家思想，简称“引儒入法”。具体可参看秦晖网络视频——“秦汉史”系列讲座。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交融”，东汉末年，天灾频繁，仅公元107年—219年的112年中，特大自然灾害便达150次之多，按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天子岂不难辞其咎？为巩固国本，只能将责任转移给三公，所以不少宰相自杀或被杀就被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了。但这种把戏，骗百姓可以，骗有知识的人就不行了，所谓魏晋风度，放浪形骸，总之，忽悠不下去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佳少年队员”孔融先生当年就说，父母算个球啊，我只不过是你们快活的副产品而已，言下之意，父子之伦都是荒谬的，君臣之伦就跟纯属扯淡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瓦中，出则离矣。）这样的人，你想想还能活吗？不用抓嫖娼，直接找人诬告他意图谋反，于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给弃市了，并且是连同他的妻子儿女连锅端，一面谬种流传，惑乱朝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喜欢谈玄论佛，此诚儒家生死存亡之秋也，一直到武则天时期，先是尊佛，后是灭佛，一直到两宋，才算完成了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其中的过程，可以参看金观涛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所谓“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本质上就是对佛教的儒家化改造，只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儒家，不是孔子时期的儒家，而是“引儒入法”之后儒家法家化之后了的汉儒。第三次就是近现代了，这就更复杂了。简单来说，还处于争斗中，具体而言，可以大体归结为“反法之儒”和“反西之儒”之间的百年缠斗，乱得一塌糊涂，至今尚未尘埃落定。也可以参考秦晖教授的一个网络视频演讲——“晚清以来启蒙运动再思考”，内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以此观之，我的问题不在于朱熹错没错，历代为儒家开根号的学者错没错，我的问题是，孔子去哪啦？以上面的陈述而言，孔子显然被至少拐跑过三回，不敢说解孔的人都是赵本山，但问题是很少人知道孔子被“拐”过。也许你会说，你这是原教旨主义。那么好吧，除了孔子本人，还有谁能比孔子更有权威解释自己的学说？博学鸿儒吗？非也！谁能自成体系，言之成理，并得到权力的认可，谁就是最后的胜者，历史的来看，这才是儒学的真相！傅佩荣教授在这本小书里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所做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的孔子。有用吗？有用！就像当西方的《圣经》变成人手一册的时候，宗教革命就发生了。我们以为孔子已经死了，其实没有，他一直还活在我们的头脑中和言行中。只是我们不敢直视而已。只要你在中国社会生活十年以上，你的心理结构一定会被装上儒家的程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无孔不入。孔子去哪啦？孔子像软件一样就装在你的头脑中。如果朱熹错了，那么读一读这本小书，赶快查找一下你的系统漏洞吧。

用现代人的看法诠释了新的四书内容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很抓眼球的题目-《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朱熹错了》错在哪里？谁这么大胆敢批朱熹？这些问题就会指引着读者去弄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取的很好。《朱熹错了》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撰写的一本新书，看惯了国内的教授的著作，看到台湾教授的著作也倍感亲切。台湾的国语研究十分出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因此看到这本傅佩荣撰写《朱熹错了》，就知道应该有新鲜的想法在里面。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写书的初衷，他认为朱熹注释四书的确尤其独到之处，但是也受到他自己学识以及宗教取向的限制，过多地渗入了他自己的想法，因此可以说朱熹注释四书其中也表达了很多他自己的思想，因此有很多地方和作者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不同。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撰写论文或者书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确朱熹处于他的时代，肯定有自己的局限性，一个人的学识和哲学思想会无时无刻地渗透在自己的文章里，朱熹也不例外。从这点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傅佩荣教授正是本着正本清源的思想，澄清一些他认为朱熹注释有问题的些地方。在第一部分《论语》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52处，《孟子》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7处，《大学》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3处，《中庸》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有12处，作者通过旁征博引，据理力争，用现代人的看法诠释了新的四书内容。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的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傅教授自然在这方面是强者，通过博览群书，再加上台湾国学的良好研究氛围，这些值得推敲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很多新的观点合情合理，语言也更加通俗易懂。朱熹的注释毕竟是600多年前注释，受时代的局限性，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瑕不掩瑜，在学习四书的过程中依然是首选的参考书。通过看这本《朱熹错了》，能有效补充朱熹注释的内容，使四书注释更加清晰、合理、通俗易懂，更加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可以说是四书内容与时俱进的注释。从文中看出作者的治学严谨，每一处引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或者是用引号标注，或者是用粗体标注，每一处观点的引文也是引用完整，这一点也值得后辈学子学习。看书不仅仅要看文字内容，还需学习文字之外的内容，比如这本《朱熹错了》，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单独成篇，都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论文，但是却摒弃了艰涩难懂的古文注释的习惯。看完这本书，有一个愿望就是先看看朱熹注释的四书，再去看看没有注释四书的原文。这本书值得阅读，错过也是一种损失。

傅佩荣错了

不知为什么，最近，台湾著名教授、新儒家传人傅佩荣竟然攻伐起朱熹来，这要算得是理学阵营内部的萧墙之祸。12月5日，在其微薄上，发表了一篇介绍自己新书的序言，看那贴出来的书影，名字赫然竟是：《朱熹错了》。当然，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评朱注四书》，不过跟正名比起来，有点小巫见大巫。我自己因为教学生读《论语》的缘故，也颇参考了时人的一些讲解《论语》的书，其间很接触到一些所谓辩误、商榷的著作，大概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全错了。不过内里的语气虽然多数很狂傲，然而至少那表面的书名还比较谦逊，像傅教授这样居高临下、大张旗鼓的标题，确实很有些“特立独出”的意思。我要先郑重声明，我既不是朱文公的后人，也不是朱圣人的粉丝，只是每每看到有些人拖出几百年前的死老虎大打特打，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何况读了傅教授的这篇序言，更觉得如鲠在喉，很有说一些话的必要。傅教授说：“朱注四书的问题在于：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当然很成问题，但关键是这一点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稍微懂点学术史的人，都知道阐释经典有两种方法，即所谓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即借助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我注六经，即严谨立足于经典原文，不做过多的自我发挥。一般来说，宋明理学家喜欢六经注我，借助圣贤之言，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而汉儒清儒则偏向于我注六经，凡是经典中没有之义，自己决不多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六经注我的典型，他为了阐发自己的理学思想，往往强古人以就我，《论语》中明明说的是“不违礼”，他却改成“不违理”，《论语》中说的是天，他却发挥说：“天即理也。”因此清代的学者就讥笑这种阐释方法，说他们是将“理”字做成一个大布袋，不管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另外，由于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对于《四书》的注解，往往显得过于简略，有时候直接引用前人的注释，未加考证，在训诂方面经常会有一些疏忽之处。而自从朱注成了权威之后，后世许多学者盲目尊崇，对于朱熹的这些疏忽之处，或避而不提，或文过饰非，引起了博学的清儒极大的不满。清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就专与朱熹为难，据说他做了一个朱熹的头像，放在座位旁边，每当发现一处朱熹著作中的错误，他就甩给头像朱熹一巴掌，附带加一句：“朱熹你怎么又错了！”他的弟子们搜集毛氏著作中批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误的地方，集成《四书改错》一书，分22门类，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毛奇龄博学多才，生性好辩，又勤于著述，几乎将前代学者讥弹了个遍。他如此激烈地批评朱熹，一方面固然是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其实也有政治投机的目的。不幸的是，没几年，清朝官方尊奉朱熹为圣人，并配享孔庙，毛奇龄吓得赶紧将书版销毁，以免惹祸上身。到了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更盛，朱熹的训诂水平，在这些乾嘉朴学大师看来，早已是小儿科级的读物，对于《四书章句集注》，许多学者已置于不论不议之列，一是不屑于，一是不方便，因为朱注仍然是官方认定的权威注解。《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提要》中的一段话，可看作当时学界对朱注四书的公论：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因此，虽然朱注有他的武断之处，有他的疏误之处，但是数百年来被奉为士人必读之书，朱熹的诠释已经形成新的经典，我们今天可以不同意他的理学观点，但是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开创的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其实不仅如此，朱熹的注解，一向以简明扼要著称。这因为他博学多闻，文章也写得通达流畅，因此许多注文，都能用简易平常的语言，表达深刻明了的意思。略举数处：一：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第一）朱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第六）朱注：“既云今也则亡，又言未闻好学者，盖深惜之，又以见真好学者之难得也。”三：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第七）朱注：孔子盛时，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四：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朱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第一例中，子贡引用《诗经》中的语句，用意何在？孔子又为何如此赞赏？第二例中，为何既要说今也则亡（无），又要重复说未闻好学者；第三例中，何以说不复梦见周公就是衰的体现；第四例中，弘与毅是什么意思，跟重与远有什么联系；这些，读了朱熹的注解，无不令人豁然开朗，而其语言之简洁，概括之精炼，也是历来的注家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即使就纯学术的训诂方面而言，朱熹的阐释也是瑕不掩瑜，优大于劣。假如要揪学术漏洞，首先这是其次要之处，其次，诚如傅教授自己所言，前人已言之甚详，那么傅教授何以还是要写这样一部书呢？他说：朱注自始至终都认定儒家说的是“人性本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他为了坚持这种观点，不惜在注解《论语‧阳货》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时，公然质疑孔子观念含混，还引述程颐的话说“何相近之有哉！”我读到这种注解时，就发心要写眼前这么一本书，连带也对朱注作全面的批评。还是先找到《论语》及《集注》的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朱注：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先撇开此处所引用的程子之语不谈，光看朱熹本人的注解，对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解释，其实是非常忠实的。《论语》原文并没有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朱熹的解释也只是说其初不甚相远，只是后来“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从哪里可以看出朱熹公然质疑孔子观念含混呢？傅教授又说：我的用意是着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因此人须真诚而主动地进行道德修养，连带也须承担个人对群体的责任，由此响应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向。原来傅教授真正认为朱熹错了的原因，是因为朱熹讲人性本善，而他自己则认为应该是人性向善。我不由想起了《论语》中子贡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五）孔门得意弟子已经说孔子谈论人性的地方，不好明白，傅教授生在两千多年后，何以竟能那么确定地认为孔子所主张的是人性向善呢？何况对于人性的探讨，从先秦以来，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有的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取决于后天的生长环境。这些关于人性的观点，本来可以各自言之成理，何以傅教授一定要认为朱熹错了，而自己对了呢？最后，再谈一谈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四书的排列问题。傅教授说：朱注四书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即有违常理。就算我们接受朱氏所说，以《大学》为曾参所作，并以《中庸》为子思所作，但是怎么能将它们置于《论语》之前？并且有关前二书的作者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共识与定论。傅教授认为朱熹对于《四书》的排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顺序不符常理。殊不知朱熹原著的排列顺序并非如此，而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人出于刊刻阅读的便利，才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现在通行的《四书章句集注》，其顺序也多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只要稍微读一下《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提要》就可以知道的，那上面说：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其实朱熹如此安排，是有他的深意在的。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級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見，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14）他的学生黄榦在给朱熹做《行状》的时候，也说：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其实《四书》本来就是四部不同的书编合在一起，编著的人大可根据自己的见解，排列其顺序，并非一定得按时间先后来排列。如果一定要按时间先后来排列，请问傅教授，又该如何排列呢？因为诚如傅教授自己所言：“有关前二书（《大学》、《中庸》）的作者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共识与定论。”记得以前读过一则诗话，说两个人在谈论杜甫的诗。其中一个列举杜甫诗中写得不好的句子，并说应该如何如何改。另外一个人听了，说：你的诗中也有许多劣句，你放着自己的诗句不改，却去替杜甫改句，就好比耕他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同样，与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煞费苦心地揪朱熹的错，不如认真反省，好好将自己的著作多加推敲斟酌，以免贻误后学——更何况是用了这样一个居高临下、赫然醒目、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书名呢！总而言之，朱熹当然有错，但这些错，相对于他的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前人对于朱熹的这些错，早已考证甚详，大可不必拾人余唾，再写这样的一部书。其次，短短的一篇《序言》中，傅教授就出现这样一处硬伤，而且很低级。再其次，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打开市场销路，起这样一个缺乏学术理性的书名，显然与傅教授的声名水准大不相符。大学者黄宗羲曾说：“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为毕生声名计，为自身羽毛计，傅教授都应当亟将此书付之一炬。 言而总之：傅佩荣，你错了！

重新启蒙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早就听人说过不该喊打倒孔家店而应该是“打倒董家店”，因为孔子的思想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叫那个叫董仲舒的人一番取舍演绎，早已和孔子关系不大了。　　　自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儒学的历史地位都很不稳定。直至宋朝，朝廷重文轻武，大兴儒学，儒学才重新确立自己的思想统治地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二程和朱熹也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和发展的。　　　朱熹在这时将儒学发展为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成为儒学的代名词，他的《四书集注》也成为此后近千年对儒学的经典解释。加上统治者的推崇和科举的助推，宋以后的人习四书五经基本都是照着朱熹那一套来。而傅佩荣在此却说“朱熹错了”。　　　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以为作者会就朱熹的哲学观点对其进行批判，却没想到作者是“以经释经”，文中出现的与传统释义不同之处皆有据可考，非常忠于原始文本。　　　比如第一页批朱熹对“学而时习之”中的“时”指一子的解释。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的解释是“学习并时常温习”，这解释脱胎于朱注。而傅佩荣的方法是遍查全书，算出《论语》中“时”字出现11次，共有四种解释，一指历法，一指季节，一指人生阶段，剩下的皆意为“在适当的时候”，又引孔子于它处的言语以证此处的“时”是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紧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证明此句中的“习”是实践之意。最后得出“学而时习之”的原意是“学习，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的结论。　　　之后对《论语》和《孟子》的新解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直到《大学》、《中庸》才开始从宏观的哲学思想体系着手，到此已经有点总而结之的意思。　　　总得来看，全书大都是从原始文本出发，并且让四书互为解释，对许多字句都给出了新的释义，可是看完全书才发现傅佩荣的高明之处，在一字一句的新解当中，作者已经注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将程朱理学那一套从里到外推倒了。　　　可是看出这一点之后，我就开始质疑书名了。　　　儒学从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到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到程朱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一路发展至今，早已不是孔孟的那一套了。至于如何解释，不过是顺应最高权力者的需要。朱熹也许是错了，但傅佩荣也不一定就对，就比如前文所引的“时”的解释，傅考证出有四种解释，而“合适的时候”这一解释在《论语》中出现了8次，因此断定“学而时习之”中的“时”字也是此意。可是焉知“时常”就不是那第五种解释呢？毕竟前三种释义也都只出现了一次。　　　所以，对四书的解释关键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能不能自圆其说。　　　我曾向友人推荐这本书，叫她拒绝了，理由是四书本就是后人编纂的，经朱熹解释一道，再经傅佩荣批判一道，如此经了三道手，哪还能看到原文之意。她是指着什么时候看原著的。　　　看完此书，我觉得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即使是看原文，也总是要给那些文言词句一个解释的，而傅佩荣这本书不过是在传统的解释之外给了它们一个新的解释。其实谁的解释都没有对错可言。我们看这些古书本来就是为了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在这一点上和曾经的最高权力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傅佩荣这本书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一种新的为我所用的解释方式。　　　依我看，傅佩荣大可不必以“朱熹错了”之名来吸引眼球，也免去了发生我朋友理解的那样的误会。他大可写一本“傅注四书”来好好阐释自己的观点，来一次重新启蒙。如此也显得更加从容而不用那么咄咄逼人了。

慢慢细品国学之厚味

慢慢细品国学之厚味----读《朱熹错了》现代人物质方面在不断地富裕，然而精神方面在日渐地贫穷，这是我们忙忙碌碌、疲惫不堪的主要原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关于人生哲理早有先贤深思和探讨，他们的书也早已被时间证明为经典，闲暇时学一学先贤的哲理思想，无疑是我们摆脱苦累的好方法。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的著的《朱熹错了》便是一本让我们正确理解古代儒家圣贤思想、摆脱朱熹批注中一些谬误影响的、正本清源的好书。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朝皇庆二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自此以后六百多年，中国的读书人从启蒙开始，只要是想学习儒家的，都必须先诵习本书。然而朱注中很多观点纯属个人的阐发，偏离了原书的意旨。曾有人对朱注作过批评论证，但缺少体系化的论述。傅教授的这本书对朱注四书集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力图经由本书的讨论，辨明朱注与原典之间的歧异，有助于读者了解四书的真义所在。直接读先贤的书，由于语言习惯不同，比较难以理解和消化，而读名家的解析书籍，则能有助于阅读和理解。捧读《朱熹错了》这本书，就如听一位博学的老人给你慢慢详解儒家经典，句句在理，字字中肯。《朱熹错了》分为四部分，依次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熹批注的错误之处一一指出，并道出四书中圣贤的原著之意，让读者悄然悟之，文章字句中尽显作者的仔细省思与细致分辨。作者傅佩荣，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后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他潜心研究哲学，造诣颇深，见解独到，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著有多本哲学著作，如《哲学与人生》、《推开哲学的门》、《柏拉图哲学》等慎思明辨是我们应提倡的治学思想。该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严谨治学的范例。尽管置身于现代忙碌的社会中，但你捧读该书，听一位教授给你详解古代先贤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一个不错的享受。。

视觉的盲点

想起前段时间出差，单位领导在车上提到对“学而时习之”的解释，而他又不记得是如何地意义颠覆，我也未曾觉得五个字的空间里又能作何风浪，便也未去追究。惊喜的是翻看《朱熹错了》，第一讲“时机的重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好剔除了心中未去追究的疑惑。细想这“未去追究”的原因，可能没有发现线索，或没有去努力发现若明若暗的线索，或已经发现但从一种状态中起身，追下去的动力不足，总之是认为既有的解释无可争议，在大脑还是一张白纸，初次知道“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被解释的，并构成了我的认知基础，成为了一种文学常识。可以藉由已知的常识去认识衡量未知，但最难衡量的，正是这类最先植根于头脑的东西，比如接受“学而时习之”的最初解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它符合我们惯常的思维，“学”和“温习”的道理，我们忽略放任了。如果总是用常识将未知的事物常识化，将意味着不可能发现超出常识之外的“异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熟知的东西，而看不到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类似一种视觉的盲点。这也正是我很容易否定新生的事物，却根本无法怀疑构成了我自身的元素，因为我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支撑点，承载自己认知的出发点。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一个笑话：两个农妇聊天，其中一个农妇问，你说皇后娘娘早上吃什么？另一个农妇回答：肯定是大饼卷大葱，酱想蘸多少蘸多少，一点都不心疼；刚好她们的男人也在聊天，一个男人说，如果我是皇帝，就把整个村的牛粪全包下来，不许别人捡，只能我自己一个人捡；另一个男人说，愚昧，皇帝哪还用捡牛粪？他老人家肯定是拿个蒲扇，吃着西瓜，坐在树荫底下看着下人们捡呢！这也正如乞丐有钱后的理想只是换一个更大的碗，而村子里光棍儿的理想女神只是寡妇而不是貂蝉。等我有了钱、等我当上娘娘、如果我是皇帝了——这类想象赋予了一种思维的自由时，更能看出了内心无形的框框了。一旦你进入了认知的监牢，便永生不得释放，比起外在的牢笼，心中的牢笼更难破除。换言之，我也可以这样去利用内心牢笼的尺寸——比如在考虑某事是否属于内心真正所想时，可假设此刻拥有了500万（原谅我对财富认识的极限吧），你还会去做这件事吗——拥有足够的自由，仍旧去选择的行为才更具有价值，正如常人眼中，出于贫穷而步行，那是一种不幸，富裕的前提下步行，才有可能是节能减排或强身健体。所以，在不幸之中，人没有更高等的思维方式的权利，在充足的认知之前，人没有发现视觉盲点的可能。这种视觉的盲点像一种集体无意识，一代一代地影响我们，构成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如何否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呢？正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会对自己孩子的缺点充耳不闻，因为这缺点同样属于他/她，甚至属于整个家族或环境，家长觉得孩子这样做太正常了，甚至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说明这是自己的孩子。家长发现孩子的错误就需要借助一种理性的工具。如同《朱熹错了》书中采取的“以经解经”的方式，（“我们采用最笨拙但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P3）在我的感觉中这更像是狄尔泰解释学与新批评细读法二者的综合。作者通过全篇来解读部分，又通过部分去解释全篇（这也是作者将该书分成部分，“在我自己研习四书的过程中，总觉得还是少了一本对朱注作全面而什么评价的专书，所以陆续写成一些短文，再集结为本书。”《评朱注四书序》p2）。这样“解经”的前提是对整体统一性和写作连续性的信赖。把部分放入整体，看是否妥帖，又把整体分解成部分，寻找整体的风貌。这种对“视觉盲点”的发掘，使用的是一种保守可靠的做法——去妥帖、去平顺、去纠正事物自身。逆向地思考，也许可以将视觉中的盲点、平顺的常识用矬子锉出毛刺，然后分离，与外物的黏合，甚至希望不仅仅是朱熹错了，而且四书本身的断裂。在断裂和重新组合中见到意义，让构成我认知的东西重新生动起来，重新赢得一次视觉的重生。（2014.1.27）

敢于挑战权威的著作

这是一本难得的认真研究学问，做学问的作品，看到名字《朱熹错了》，就被吸引了。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此书。他的注解是也是四书的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宋元以后的读书人学习四书都要参考他的注解，看到这本书的题目，我就在想难道几个朝代那么多年那么读书人信奉的“朱熹说”真的错了吗？还是作者起了这么一个噱头，吸引读者的眼球。带着疑问读来，真是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渐渐发现读这样一本书，自己的学问真是太浅薄了，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自己也就在考试的时候背过教材中指定的篇目而已，基本上没有一个全新的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和作者站在一个高度去审视、质疑朱熹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质疑是基于他对中国那些传统文化的熟知、认真研究以及重新阅读，非一般普通读者所能达到的。像我这样浅显的水平也就能够读懂关于作者矫正的一些语句和词汇，而能力远不能领悟到作者对于朱熹解读的四书的一些思想、观点的质疑和解读。就那作者重新解读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就指出了朱熹的两处错误，一个是解释了“学”在朱熹批注中用他的哲学思想解释了孔子说人性向善，而作者傅佩荣却认为原文并没有这层意思；“时”在朱熹批注中解释为“时常”，而作者引用多处古文的原文，加以佐证“时常”的讲法是不正确的，应该是“适当的时候”的意思。 这样的“错误”在作者笔下被质疑的过程看似非常简单，作者佐证的材料也是信手拈来，足见作者古文功底之深厚，非常人所能及。遥想当年学习古文的时候，也曾质疑过文中的注释，但是最终总以失败告终，我们面对的是应试教育，不允许我们有不一样的答案，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都是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敢挑战所谓的“权威”。而作者之所以能够挑战权威，并且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最后成书，不仅是作者深厚的功底，更有作者对自己学问的自信。这样的著作才是真正的学问之作，作者才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朱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被阅历越少的继承，能够出版一本这样的学术著作，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

学而不思则罔

说来惭愧，由于我没有完整系统地研读过四书，所以此次读《朱熹错了》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前接触四书较多的情况就是读书时候的古文阅读理解了，但那时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断阅读，到现在也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也是想借阅读《朱熹错了》来逼一逼自己，重新温习一下经典，不奢望能有很大突破，但至少能对之前接触过的篇目有新的发现和认识，我也很满足了。傅佩荣教授的《朱熹错了》一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解读，其中《论语》部分占了较大篇幅，因《论语》实在是儒家的至尊经典，怎么多加研读都不为过。在读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没有接触过的篇目中不认识的字，我像个还在读书的学生，老老实实地翻字典了。《论语》中记录的大多是孔老夫子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弟子的指导，所以我们后人在阅读的时候，犹如在听孔子的教导，都是可以作为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金玉良言。如，孔子有四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对做学问和做人上的智慧之言，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都可以将其作为自己学习和为人的准则。可见，研读这些经典，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受益将是巨大的。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一直被读书人尊为解读四书的范本，从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几百年来地位不减。古时候的读书人要想深入理解儒家孔孟之道，可以说阅读朱注是必经之路，以致于朱注的地位非同一般。傅教授的这本《朱熹错了》对于朱注提出了质疑，可谓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傅教授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对四书的深刻的理解。作者不但从字面意思作了解释，还从更深层的领域——思想和主张作了剖析。作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四书，特别是《论语》和《孟子》，必须结合孔子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因为这些是孔子对学生教育和言论的核心出发点。思想指导言行，作者认为朱熹在作注释的时候，并没有完全从孔孟的思想出发，更多地是加入自己的观点，注解是必须忠于原著的，是不能加入主观意见的，所以作者认为朱熹表面是在注解四书，其实是他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看到作者在指出朱熹注释四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读者的提醒和希望：做学问必须慎思明辨，万不可迷信权威，在学习的同时，也要多提问、多思考，这也是做学问的精要所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朱熹错了吗？

最初听到傅佩荣先生新著名为“朱熹错了”，我便联想到清人毛奇龄的《四书改错》。非议古人易得大名利，然而也不免将自己陷入到自是之中，孔子云：“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修慝反身，方是实学之所在也。人类发展数千年之久，之所以一次次从禽兽之域拔将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些不甘流俗的贤哲，看清了千亿人的醉生梦死、迷途不返，在漫漫长夜中，这些灵魂正如一星火光，指引着我们。有人张口便说，贤哲误我、误苍生、误后世，有没有想过若无这些伟大的灵魂，世界会不会更糟呢？评判就是衡量，傅先生要用自己的平准去衡量一座文化史上的高峰、正如他说的这座高峰无法绕过，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勇气令我钦佩。傅先生虽然称“朱熹错了”，但是他实际上仍然走在朱子所开辟的道路上。历史上对《四书》的解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训诂式的、考证式的，称为汉学；另一种义理式、诠释式的，称为宋学。朱子便是宋学的高峰。凡是以义理解《四书》的，都绕不过朱子。甚至考据学派，也要面对这座高峰。毛西河的《四书改错》就是典型的汉学式作品，他认为朱子注《四书》的错误在于字词的训诂以及关于典章制度的解释。傅佩荣先生主要走的是义理阐释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以求领悟四书的义理”。训诂考证靠得是知识、靠得是勤奋，而义理、诠释则要靠领悟力、自觉力，这种领悟力、自觉力从何而来？当然，它离不开训诂、考据，但是从根本上它是一种深造自得之学，这种深造自得，若是无天赋的美质，那就必须依靠后天一次次反求诸己的事上磨练，如此才能困而学之、学而知之。傅先生的这本新著也应该由此出发，我想事实上他也作了很大努力。这些努力表现在《朱熹错了》这本书中，尤其是表现在对《论语》的相关解释中，傅先生也承认“心力用在《论语》上的最多”。傅先生对朱注《论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对“学而时习之”中“时”、“习”的解释，对“束修”的解释，对于“三纲”的批评，对于“鬼神”的肯定，对于“博施济众”的看法，如此等等。虽然前人多数已经揭示，但是用白话文重新读来，确实与现代人的心理更为贴近。其中，有些批评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也很难说朱子就是错了。或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乎？比如，傅先生对“束修”的解释，我原来曾在网络上听过傅先生的讲说，初不以为意，细思之，确有其道理，正如傅先生讲的，孔子要三万条干肉做什么？反过来，朱熹为什么采取了古人这种说法，却未提傅先生的讲法呢？朱子认为束修是“至薄之礼”，贽礼之虽至薄，难道可以没有吗？拜师之礼，或者在朱子看来，可能是必须的。还比如，傅佩荣先生对“天理”、“鬼神”的批评，这点也我衷心认同的。宋明诸大师与孔子时代最大区别，应莫过于此，即“天”的人格神化的消退，“天理”中的“天”更倾向天的运行法则，这种法则也是人间秩序的基础。当“天”的人格神化色彩消退，人们对天理的敬畏确实也不免随之消退。正如，傅先生举钱大昕讲：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冷冰冰的天理而心存敬畏呢？二程以“阴阳二气”解“鬼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更甚。确实，这是宋明理学应该反思的。不过，这些命题并非全是程、朱生造出来的，天理、人欲之辨，人死之后气归于天，亦能从《礼记》等经典窥其渊源。再比如，傅佩荣先生对圣化孔子的不满。的确，从朱子注《四书》中，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句子和思想倾向。我也不愿意过度神化孔子，从《论语》中看，孔子也确实是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甚至也犯过一些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也是人，确实不应该以彼之是非为是非。然而，圣化孔子不始于朱子，早从《论语》就开始了。为什么孔子得到了神化？称之为生民以来未之有的圣人？我想，是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一条成圣之路，正如子贡讲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为什么人们要称“圣”于孔子，要取法于孔子？这就是《中庸》中讲的“无征不信”，上帝为什么要化成耶稣来到世间？彼人，我人，彼能为，我何不能为？这就是征信，这就是信仰的起点。只是讲天、上帝、讲鬼神，而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粹、以先觉觉后觉的圣人降临在我们作为同类的凡人中间，我们怎么去征信天、上帝、鬼神？除了上述这类见仁见智的看法外，另外一些可能错不在朱子、而在于傅先生罢。数千年中，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何其夥矣！傅佩荣先生首先是通过原始文本，考察了什么是“善”，指出“善”是行为之善，因此得出结论说人性不是“本善”，而是“向善”。我不太清楚所谓“本善”、“向善”的区别，傅先生意指为何？大体来看，傅先生承袭了告子、阳明包括荀子的某些理解，对孟子的人性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傅先生张口就讲，所谓“性”，就是指“一物生来所具有的本性”，很明显，这就是孟子的对手告子所讲的“生之谓性”。既然孟子已经批评了告子，傅先生的结论也就被否定了。孟子其实讲得很清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确实也是人生之性，可是君子不谓性，君子所谓性者，是“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那么“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是指善行吗？这一点，傅先生给得出例子，我是没有看出来。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无法定义为善或不善的，这个在柏拉图《理想国》讲“正义”时就说得很明白，孔子讲中庸，也是如此。要么，孔子怎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只讲行为，不知时中，是小人、乡愿之行也！古之人，八岁入小学，则学以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善行。可是，十五岁还要入大学，要明明德、要新民、要止于止善，其要在知“止至善”。朱子称小学乃学“事”，大学乃学“理”。真正的“善”，不仅仅是行为，更在于“明理”，不在于执一理，而在于能否“时中”。从这个角度看，傅先生只讲对了最浅近的一层。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孟子所谓的“性善”就是“性本善”，不存在其什么向不向的问题，傅先生还认为性是“动态”的，这也是告子所讲的性如水一样可东可西。然而，孟子批评告子说：水必向下。因此，人性也是一定的。它不是杞柳，让你任意“打磨”。傅先生还将心等同于性，认为心可操可存，性即为动态。若云“心”即“性”，也只能从本体上讲。只有洗去了习染的心、摒却了物欲的心，方可以称之为“性”。朱子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傅先生未加辨析，阳明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气质之性，这个可以另论。其它的一些说法，多也似是而非。傅先生强调人欲之合理，依据是没有欲望人类怎么繁衍呢？然而，我倒要说，倘若没有天理，那么，人类再怎么繁衍，也跟禽兽之群一样；傅先生还强调后天教育，可是孟子明明说有人良知、良能，是不学、不虑即有的。其实，这正是告子、荀子一派的思路，认为只要建立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那就是“善”，至于顺不顺人性都是其次的。傅佩荣先生的解读，有很强烈的原教旨主义。比如举孔子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之类。考据派也总是觉得愈古愈好，完全不懂“发明”二字的意义。孔子没说过的，孟子就不能说，孟子没提及的，朱子也不能讲。就像一粒种子还没发芽时，认得它是松树的种子，当它生根发芽之后，却惊讶说：那些枝叶根须从哪来的？原来没有的啊！它不是种子！这就是不会发明。若不发明，那孔子所谓的“君子”只能永远是贵族弟子了。只有君子、圣贤才能明理，他们将这些理给我们讲出来，我们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反对这些道理嘲笑，未免是“不畏大人之言”。傅先生当然为自己的新著而自得，读其书，也会受益匪浅，至少我们也会去反思朱子的种种说法。不过，平心而论，朱子固然有些错误，但是绍道统、尽精微处，傅先生这本著作是远远不及的。

寻找四书中的儒家本源

“古文”二字是我自学生涯的恶梦，我曾自修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里，《古代文学作品选》我考了三次，而《古代汉语》则考了四次之多才通过，和其它所有的科目一次通关的顺利相比，那时的我几乎可以达到提到“古文”就“浑身发抖”的地步。冯唐在《活着活着就老了》的书里说过自己看古文的经验，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遇到某一句不懂，那么不要死瞌，继续看下去，大面积的看下去，总会懂的。于是我就找了本《鬼谷子》来看，结果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我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里面所有的字我都认识，可是它们连在一起，我却一句都看不懂。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因为《鬼谷子》比较久远的原因，如果近一点时间的文可能会好读一点，于是尝试了《庄子》《论语》和《传习录》，虽然仍旧懵懂，但总是比《鬼谷子》好一些了。不过最终，看这些书还是太过于吃力，白话文如果我一天可以看一本书的话，古文的估计得折腾两个星期才能搞定。于是我一度杜绝再看和“古文”相关的文字。《朱熹错了》是一场意外，因为编辑寄错了书，我要的另一本书快递公司寄丢了，编辑再寄时就寄成了这一本。书被我放了很久才开始阅读，算是我读的第四本傅佩荣教授的书。这本书是傅佩荣教授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里关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一些注解有误的部分的分析与说明。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是我这样一个古文知识薄弱的中国人，也能说出一大片和儒家相关的人物：孔子自不必说，孟子也不用提，还有荀子、董仲舒、戴圣、韩愈、王阳明、曾国藩、陆守仁、黄宗羲、近代的还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等，当然一定不能落下的就是宋朝的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儒学的发展史上，他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开始用哲学的方式研究儒学，因此宋儒也被称为理学。也是他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作为当时的教本，自他之后的科举全都一直延用着，理所当然的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拿来当做学习的参考了。并且是当时考试的“正确答案”。于是一个思想体系就这样被一个总结性陈词束缚了起来，王阳明对朱熹的反对也只是一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现在对儒家的研究慢慢的转向了本源，开始从孔子的角度分析《论语》，从孟子的角度分析《孟子》，而《大学》与《中庸》是从《礼记》中抽取出来的章节，也都是对孔子思想的总结。就像傅佩荣老师在这本书中所说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努力借由政治与教育来照顾百姓。这即是儒家的根本关怀。”但这样的根本关怀最终的演化可能并不是孔孟二人想要看到的。最典型的就是对“三纲五常”的解读，甚至有些人到现在都理解为自汉朝董仲舒在“独尊儒术”时期，便开始使用的对君王有利的解读。但如作者在《朱熹错了》中所说的：真正的孔孟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只有一纲是不可逆的，那就是“子女应以父母为纲”，只有孝道是不可逆的，而其它，如“君臣”、“夫妇”、“兄弟”与“朋友”，皆为“可逆”，不成其为纲。至于有关“文质三统”之说，亦为汉人见解。“三纲”之说始于东汉班固的《白虎通》，而五常也是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因此这些都是后人在研读孔孟时所凑合而成的产品，并不是出自孔孟的。而这样的产品不在少数，在这本书里也分析了很多。现在，儒家学说已经不再是一种衡量标准和信仰了，而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被研究和学习着，我们确实需要知道它的根本，即出自孔子的《论语》和出自孟子的《孟子》，而不是后来被分析研究和误读了之后的样子。《朱熹错了》这本书，除了书名我个人不太喜欢之外，书里的内容着实会让对儒家的了解并不全面，也并没有太深的研读过的我受益匪浅。当然因为对四书的阅读本就粗略，我觉得有新意的内容可能是大部分同学早都已经知道和看过的了。但是作者在书中对《四书章句集注》有理有据的分析着实颇具吸引力。我相信大部分正在学儒的同学都可以拿来参考。这本注书的特点和别的注书相比来说，我总结了四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学习和推广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学习中来。第一、有很多的问题，作者并没有下最终的结论，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或猜想，并说明，真正的内涵还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样的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才是研读古书最好的心态。因为朱熹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因为对每一个章句的注释都显示出一种有如神助的自信感，并且将孔子视为圣人，所有言论被摆在了“完全正确”的高台上进行的研读，肯定会不够公正，更不可能做到准确。第二个特点就是对比。证明朱熹的错误，作者用了很多历代儒学家的注释，几方对比下来，选取最接近真相的一个进行分析，这样的引文在书里有很多，这样稀有的类比研读是对我们学习儒学很好的参考。因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毕竟离我们的时代过于久远，这几千年的进化和演变让“正确答案”被隐藏在众多的著书之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比便成了唯一或者说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也取决于对比人个人的观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用注书者的生平及写作时间来分析和推导出接近真相的答案，这对于在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的傅佩荣教授来说算是轻车熟路的了。有很多篇的分析都非常有趣。在谈到“束脩（xiu）之礼”的章节里，（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脩”。早在孔子的时候已经实行。学费即是“束修数条”，束修就是干肉，后来基本上就是拜师费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学费。）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孔子不在乎干肉或者薄礼，他又以何维生？《乡党》入篇有“沽酒市脯不食”一语，表示孔子不吃市面上的干肉。他有三千弟子，如果每人都送上十束干肉，则前后总计三万束干肉，如何可能消化？所以在考虑孔子的生活费用时，不必计较干肉。孔子在二十岁前后成家，他曾担任季氏家庭的委吏（管仓库）与乘田（管牧场）。后来又以‘知礼’闻知，开始为人主办丧礼。在贵族之家办理丧事时，丧祝任务繁重，待遇尚可养家糊口。如此直到他五十一岁从政成为大夫。”作者也是因此分析出孔子所说的“自行束脩发上，吾未尝无诲焉”中的“束脩”指的并非干肉和朱熹所说的薄礼，而是指已经可以束带修饰的十五岁少年。这句翻译过来不应该是朱熹所说的：带着干肉或薄礼诚心求学的人，孔子没有不教诲的，而是：“十五岁以上的人，孔子是没有不教诲的。”这样非常妙的分析在书里占绝大多数，当然也是像我这样对古文甚感疲惫的人最喜欢的一些文章啦。傅佩荣教授在批注中所批的部分是那个借着四书的靠山来展现自己个人观点的朱熹，但对朱熹对儒学传承的贡献还是非常肯定的，他的目的是能够让学儒的同学可以透过这样的朱熹看到真正的儒家本源，出自《礼纪》的《大学》和《中庸》的作者现在仍然不太确定是谁，但仍然是准确阐述孔子思想的著作，透过这些书能够真正的读到儒家思想的本源，应该才是作者出版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可能会有人说，儒家的发展可能早已超越了本源，分析孔孟的本心意义可能并不大，但是事实证明，很多的曲解都是带有个人目的和政治色彩的曲解，这样的发展我并不觉得是有利于文化传承的。而儒家本源的光芒却在这些注解之中闪耀不止。希望你和我都可以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和学习依稀看到四书中儒家的本源之光。

关注经典还要学会思考

《论语》、《孟子》我们都应读过，其中一些经典语句也会经常在我们的文章中被引用。其中《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等等，有太多的经典段落了，之所以我们会时常用来作为警醒我们也好，激励我们也罢，是因为这是古人智慧的精华，直到现在依然不朽。能够读懂这些不朽的名著我们还要感谢一些人，就是那些将这些经典文字批注、整理，让我们后人可以不费脑筋就能读懂，甚至理解的大文豪们，其中朱熹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因为我们上学时课本上引用的经典注解基本都是朱熹注解的版本。所以当我看到傅佩荣老师的《朱熹错了》时，顿时就被吸引了，一定要看看我们那时摇头背诵的名句注解都有哪些是有出入的。作者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系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近三十年都在研究哲学，近二十年都在研究国学。40岁以前接触的都是儒家的思想，40岁以后开始潜心研究道家思想，50岁以后，专心注解传统经典，已重新译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曾经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凤凰卫视“国学的天空”主讲专家；东方卫视“世界文明讲坛”主讲《老庄的智慧》；山东卫视“新杏坛”首席主讲人；2008年获21世纪经济报道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文化类），被誉为“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导师，身心灵整合导师、哲普大师”。看到这一连串的荣誉和经历，我们对这位敢说《朱熹错了》的人有了初步了解吧，那他究竟都发现错在哪了呢？其实作者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人会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他只是觉得在研读这些著作中发现朱注四书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即有违常理，其实作者主要认为朱熹批注的是“人性本善”，而作者认为应该是“人性向善”，这一字之差可能就颠覆了先贤们的原意，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就可以好好地读读此书了。书中分别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重点分析，为了向大家介绍全面一些，我引用书中一小段：“我们采用最笨拙但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论语》全书，‘时’字出现十一次，除了指历法（‘行夏之时’）、季节（‘四时行焉’）、人生阶段（‘少之时’），其他皆指‘适当的时候’，无论作为名词、动词、副词皆是如此。”说心里话，看到这一段已经把我俘获了，如果不是深入研究，如果不是热爱至极，不会连整本书中一个字出现多少次都那么关注的。一般人会认为这样的书实在不好读，因为里面涉及过多的古文，不如小说读着解渴，实则不然，如果你能静下来，读进去，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好多观点是你之前不知道的，读了之后又觉得很有道理，这就足够了。说实话我对这样通读古文，并有自己见解的人都持有一种敬佩的态度，读他们的文章一定要用心来读，只有这样才会融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才会感悟到他们血液里都流淌着对哲学的渴望。从对作者的不熟悉，到读了他的书后开始思考自己原来对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重新审视，这或许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吧，不过我从心底里要感谢作者，让我能翻开书，再一次重温这些经典，并且有这么多收获和感悟。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我的印象中，朱熹就是一个理学大家，其学问高深莫测，但并没有对其理学思想进行过研究，我在讲课时也只是涉及到他对叶音说的推崇。没想到，傅佩荣先生竟然出了这样一本《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书，直接是颠覆了朱熹在我心中的形象。细细读来，不禁拍案叫绝，为傅先生的睿智而折服。我们知道，要想对朱熹的评注作出独到的见解，傅先生自己首先就要精通四书。而他的见解和朱熹不同，由此就会产生种种让我们读来受益匪浅的论述。首先，傅先生对朱熹注的“学而时习之”就进行了批判，为了验证他俩谁对谁错，看完傅先生的话，我专门去找了杨伯峻先生对《论语》的译注，结果发现傅先生的讲解是正确的。于是便安心的阅读下去。一页页读来，使得自己不但对四书的内容有了初步认识，对朱熹的思想有了了解，也对傅先生的思想体系有了认知。我是学习语言的，之前学习四书，不怕自己揭短的说，我只关注它们的语言并不关注其思想，所以对它们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如今看来，自己不学习它们的思想，是多么的错误。从傅先生的笔下，让我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隐隐约约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有了一定的思路。毋庸置疑，傅先生的这本《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我们学习四书和了解朱熹的思想有着指导作用，但是，从我个人出发，我认为如果单纯地用错对来判定朱熹对四书的评注，似乎有失公允，毕竟不同的时代所接受的文化熏陶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朱熹的评注正是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所以背离四书的原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不能说朱熹的评注毫无益处，他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对四书的看法，从他的评注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影子，对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有着莫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傅先生对朱熹评注四书的评判，也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对以往学者、文人思想的重新认识。

朱熹何错之有？

拆开包装看到如此小清新的一本书，真得是惶恐之极，对于《四书》离我的生活何其远，自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之上开讲《论语》始，国学成为一大热。近两年来，其热度似乎不及那两年。回归正题，以下内容才是我的任务。先说我认识的朱熹，以我知识之浅薄只知道他是宋代理学家，《四书集注》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他的注解是也是四书的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力最大的，其后的读书人学习四书都要参考他的注解。这本书——《朱熹错了》，仅一个名字便把我的目光紧紧地吸引过去，尽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错”，才在不服之中一节一节的读完，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朱熹错在哪里了？错在了他出生的时代，假如他生在当前，或许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批注；错在他把自己的思想通过批注表达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把儒家思想重新提上来成为后世封建王帝王当政者的政治工具。可问题在于，又有几人不是通过著书、批读阐述自己的思想。譬如本书的作者傅佩荣先生，不也是把自己的思想通过《错》这样的一本书传达出来了吗？朱注何错之有？！所以我认为，作者除了正《四书集注》中之“错”之外，也在传达着他的哲学思想，这是无可厚非，不然你在干什么？！勿庸置疑的是，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但这不是一本国学普及书，前提是你需要有一定的国学功底作为基础，否则，谁对谁错？真得难以论断！就像眼下的我，至今还在晕乎着。

浅谈傅佩荣的逻辑矛盾

对于四书及《朱注四书》的评述，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很难说哪一家的言论是完全对的或错的，只要本着严肃的治学态度，对基本的史料妥善运用，言之有理皆无可厚非，针对这一点，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新人，我着实不敢妄加评论，仅针对书中存在的逻辑矛盾谈谈自己的看法。研究一门古代的学问，必须要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来进行讨论，本书既是评述朱熹，定要知道朱熹拥有怎样一种理论构架，这一点傅佩荣是认同的，正如在本书《大学》部分中诠释“亲民”这一概念时，作者评价王阳明观点所说的那样：显然不是《大学》那个写作年代的儒家学者所能认同。同时，作者也运用了逻辑上的方法论来指出《朱注四书》的错误，例如他指出朱熹在注释孔子六十岁和七十岁的人生状态时，朱注分别利用了《中庸》中描述圣人的一段话的两个方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显然，《中庸》这句话中的两个方面是并列的关系，而孔子从“六十而耳顺”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很明显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作者仅利用逻辑上的矛盾就验证出朱注的问题，这种验证可以说是极为稳固的。又如朱注引述程子的说法：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作者认为从逻辑推导来看，能敬者必为鬼神者，信鬼神又是“惑”的表现，非“知矣”。因此在这一点上，朱注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再如作者认为《大学》所列出的“八目”中，“格物”列在第一步，所以它不应该太过复杂、太过困难、太过神秘。作者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关于“格物”的一种不同的诠释观点。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逻辑证明的方法是一种极为稳固的纠错方法，作者在对它的运用上也做的恰到好处，让其他想否定他的人很难证实作者可能会存在的错误。然后我们在认可作者方法论的同时，还应看到，书中许多地方又违背了作者自己所运用的方法论，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的局面。例如作者在谈及“贤贤易色”时，将其解释为“夫妇”，虽然夫妇确实为人伦中的一伦，但在孔子所处的年代，夫妇关系的地位显然应是排列在父子、君臣之后的，而孔子又是一个特别遵从礼制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教育学生这套有违常理的事，因此作者对“贤贤易色”的见解并未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是偏颇的。有如作者对《论语》中“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全。”这段话的解释，他将“共学、适道、立、权”分别解释为一起学习、一起走上人生正道、一起立身处世、一起权衡是非。首先，从语境上看，立身处世与权衡是非应当为个人修身之事，如何能与他人一起为之。其次，《论语》这段语句显然带有递进的意思，而权衡是非的意思较前面相对弱一些，如何能排列在最后？从这段翻译来看，作者的说法本身很值得推敲。（在《丧家狗》一书中，作者李零将其译为：学道、适道、守道、用道，至少从逻辑上找不出毛病）再如作者关于“性与天道”的评述。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看，“性即是理”是其标志性的观点之一，这一派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在《朱熹错了》整本书中，朱注多次出现用“理”来注释四书的片段，因而朱熹将“性与天道”解释成“理”是从其立场出发的注释，也不无其合理的一面。傅佩荣固然可以反对这种见解，但从整篇章节他也未给出“性与天道”作何解释，反而用“天命”替换了“天道”这个概念来作为论据，这之中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在本章节的结尾处作者居然说：无论如何，以“天道”为“天理自然之本体”，是宋朝学者的见解，与孔子或子贡都扯不上关系。那请问作者之见解不也是当代学者之见解吗？又与孔子扯得上何种关系？这样看来作者的评述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纵观全书，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作者在许多细节上突破桎梏、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尤其在《大学》部分，作者敢于一同违背朱熹与王阳明两位正统权威，可见作者有自己独立思考、摆脱权威束缚的治学态度，本书看似是评《朱注四书》之错，其实也是在阐述自己关于四书的见解，只是逻辑上略有不足，仍不失其借鉴参考之价值。

学者言论的风采

在没有拿到《朱熹错了》这本书之前，我心中没有任何负担，只是觉得我对这类书很感兴趣；但在我拿到书之后，顿时觉得看这本书还真不是三两天就能看完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主要是针对朱熹注解“四书”而写的，而要说出自己对这本书的态度，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最起码应该先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朱熹关于“四书”的注解看完，否则如何评判朱熹和作者孰是孰非呢。惭愧的是，由于时间关系和学识有限，我还真没把这些书看完过。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硬着头皮看下去的。这本书依照“四书”的顺序，先后对朱熹在四本书中的某些注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重点又放在了《论语》上。朱熹被称为宋朝的哲学家，我一直对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印象深刻，也是他把孔子推到了圣人的地位。他的注解曾经一度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直到现在有些语文课本的解释依然沿用朱熹的注解，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而作者在“仔细省思与分辨”后提出孔孟的基本观点应该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并通过“以经解经”的方式逐一论证。作者在充分肯定朱熹选归“四书”的同时，对于朱熹的某些注解提出质疑，并提出我们应该打破对朱熹注解的权威观念，以平常心对待朱注。先不说别的，只这一点，我就“点赞”。学术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万马齐喑”的局面毕竟是可悲的。朱注只是众多注解之一，他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四书”，别的人也一样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作者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时候，没有武断，也没有摆起架子说：“我是专家，我的就是对的！”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纵观全局，先确定整个儒家的基本思想，进而从基本思想着手，分析每句话的意思，从而让每一句注解更符合整套思想体系。所以整本书看下来，虽然有些句子的释义和我们从小接触到的解释不一样，但看到的时候却并不会反感，反而有一种新鲜感。我觉得这可能和作者选取的论点以及论证方式和行文风格有关。作者从我们最熟悉的“做人处事”谈起，率先吸引了读者眼球。时机很重要，自我反省要反省什么，好德与好色的问题，交友之道的问题，等等。说实话，在交友这个问题上，估计好多人误解了孔子“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据说，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给他的儿子郑亚旗18岁成人时的十条家训中的第一条就是四十岁之前尽量不和收入低于你的人交朋友。我不知道这条家训是不是和这句话有渊源，但确实有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了孔子说的并贯彻执行。说实话，我当时看了这句话后就相当腹诽，你怎么知道人家会一直不如你呢？万一人家最后发了，你去和人家交朋友，人家不理你，你多臊得慌！所以，我在看了作者的解释后，觉得还真应该像作者说的那样，要全面解读《论语》，联系上下，千万不能断章取义。作者就这样用一个个吸引人的小标题，一个一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再整合在一起，构成了自己新的观点体系。作者在论述时，依据不同的问题，层层论述，引经据典，说服力强。例如《论语》第一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一直记得我在学习时的解释是：学习要时常复习，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吗？作者从第一句话就抓住了读者的心，提出，这个“时”的解释是错的。作者一次列举谢氏之语，《论语》中出现的各个“时”的用法以及孟子、程子对“时”的理解，再加上孔子对自己的描述，等等几个方面一一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怎样的。这样层层分析看下来，我竟然在心里说，啊，这样也是可以说通的。几十年来的观点竟然也是摇摇欲坠。这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研究之深，之透，所以我这个门外女一听就轻易动摇了。行文中，作者语言虽然犀利，但不武断，力求以理服人。对于某一个问题常常是抽丝剥茧，力求多角度，全方位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为人、后人注解，等等，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逻辑明晰，层次分明，没有佶屈聱牙的生僻字和词，让即使对哲学不是很懂的人也能明白作者要说的意思和道理。作者学者的风范由此可以窥见一二。不能不说，看了这本书还真是收获颇丰，但也由此书我也明白，作者说，朱注是众多注解中的一种，作者说“朱熹错了”也是他的一家之言，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绝对是学习儒家思想的一本参考书！另外，说句题外话，这本书错字基本没有，看起来很舒服，实在是文献资料书的一大优点。最讨厌看书的时候出现错字和病句，所以，再赞一个！

世、代不分

第31页，傅教授说：十世的世，是易姓受命之意，譬如，夏商周三代，又称三世。这也是极其低级的错误。随便查一下字典，就会发现，比较早的时候（比如孔子时期），世与代有别。一世三十年，也可指父子相继为一世。代则专指朝代，比如夏商周，称为三代，绝不称三世。后来因为避李世民的讳，就用代来称世，比如祖孙三世，改称祖孙三代。但朝代的代，绝不可用世来表示。连这种基本的古汉语素养都缺乏，居然还敢出书批评前贤，而且还赫然叫嚣：朱熹错了。则其书之价值，可想而知了。

朱熹为什么错了

《朱熹错了》是傅佩荣先生对“朱注四书”中朱熹的注解提出的异议。朱熹认为四书的排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个排序傅先生认为也有不妥，不管从影响力还是从儒学的发展看，《论语》无论如何都应排在最前面。因此，在《朱熹错了》中，首先对《论语》的注解进行了批注，用的篇幅最大、精力最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自元朝开始就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一直延续了六百余年，因此这部书对后人研习儒家学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像一个丰碑，虽然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丝毫不影响其权威的地位。傅佩荣先生凭着渊博的学识，敢于向经典叫板，直接就说朱熹错了。傅先生认为朱注最大的问题，是朱熹用注解四书来诠释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朱熹戴上了儒家的面具，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观点。傅先生认为朱先生在认识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朱熹认为儒家学说宣扬的是“人性本善”，而傅先生认为明明在说“人性向善”，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本，带有本源之意；而向，则更侧重的是向某一方面靠拢，带有主动之意。傅先生与朱先生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此。通读本书，傅先生都是在驳斥朱先生的本源思想。通读完全书，不得不佩服傅先生知识的博学和治学的严谨，他旁征博引，通古论今。在本书中，引用的四书原文，都细心地标注了原书的章节号，以便于读者查找索引。他客观的引出朱先生的批注，用黑体字凸显，读者可以轻松醒目地看到朱注的原文。傅先生在陈述自己的论点之前或之后，都会详细讲解与朱注不同的原因，让阅读者能全面了解两个观点的前因后果。读这本书，不光可以熟知傅先生的儒学观点，也能了解朱先生的看法，同时也会对四书大概了解。如果以后专门读四书，因有这本书的基础，读起来会轻松许多。一本书可以读出三套书。前面说过，傅先生核心观点“人性向善”，而朱先生认为“人性本善”。但，“善”又是什么呢？傅先生说，善是人与人之间恰当关系的实现。这个解释恰当、精当。择善固执，是我一直追求的方向，也曾经让我一度迷茫，看到傅先生这个的解释一下子释然——原来善是如此，而恰当是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欠。说实话，在看《朱熹错了》之前，我并未通读过四书，只对某些篇节较为熟知。在四书面前，我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无法批判地看待本书。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就算一本通俗小说，因理解不同，也会幻化出不同的看法。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因为时代、人文、环境、语言等等的不同，当然会有诸多理解，这无可非议。重要的是，每一种观点，都应看到为什么不同和深层次的解读，而不是泛泛而谈。这本书做到了。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国学之学

　　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先要了解中国的儒家；而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经典，囊括了儒家的精髓。如若对它们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理解，不但会曲解祖国的文化，而且对于自身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对于这四部儒家经典的注解，众所周知的当然是朱熹对它们所做的注了。而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曾经作文科举考试的典范；在元明清时期也一度作为儒家的启蒙读物；所以朱熹对于后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人也愈发感到，不符合真正儒家的正统思想，多为朱熹自己的哲学理念。因此，对于朱熹的集注，我们不可全部吸收，应该批判性的审视，了解。　　傅佩荣先生的这本《朱熹错了》，客观细致的指出了朱熹集注的错误，也引经据典地给出了能够符合儒家思想的解释。对于一个想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经典中了解孔孟之道的读者，这本书还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傅佩荣先生很有针对性地，将四部典籍的的内容分层次的展现给大家，更有利于读者翻阅了解。　　就拿《论语》中孔子对待生死的问题来说吧；孔子在回答子路的提问时说：未知生，嫣知死。根据孔子在，《论语》中，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已”······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死的真正意义在于仁、道，是精神上的见解，而并非像朱子所说的昼夜之死。　　生死本是人的大问题，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生命终结，而在于对“生”的感悟，也就是对“道”的理解与弘扬。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说。精神意义上的长存，才是永恒的，才是不可磨灭的，才是长生不老的。人都有生死之痛，但对于一个懂得生之道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是可怕的；反而死亡是他们生的延续。·　　·····　　知“道”，才不会活得糊涂；错误的东西或许把你引入错误的轨道，颠覆你对现实的看法，时刻让自己活在自我的纠结之中，这不可说不说是一种痛苦。只有自己时刻做到“深爱明辨”，才不会让自己陷入深思的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