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掌纹

作者简介

《左手的掌纹（珍藏纪念版）》精挑细选于作者六十年间散文创作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囊括了最早发表的《猛虎与蔷薇》、《石城之行》和《西湾落日圆》《八闽归人》等8篇散文新作。

《左手的掌纹（珍藏纪念版）》共分7辑，小品与长篇兼备。其间既有细腻感性的诗意情丝，也有神游天地的哲理思考；有对故乡、亲人的魂牵梦萦，也有对温馨家庭生活的生动描摹；有对艺术和阅读的切身感悟，也有对良师益友的深切怀念，还有追忆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多彩游记。整体、多样的编选勾勒出了这位活跃在当代华语文坛的文学巨擘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

书籍目录

《左手的掌纹》旧版序言

第1辑 蒲公英的岁月

石城之行

落枫城

登楼赋

蒲公英的岁月

听听那冷雨

第2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猛虎与蔷薇

书斋·书灾

夜读叔本华

凡高的向日葵

壮哉山河

第3辑 凭一张地图

凭一张地图

德国之声

红与黑

山色满城

不流之星

第4辑 幽默的境界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幽默的境界

假如我有九条命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戏孔三题

第5辑 日不落家

山盟

我的四个假想敌

日不落鸡啊

萤火山庄

失帽记

第6辑 落日故人情

朋友四型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何曾千里共婵娟

另一段城南旧事

西湾落日圆

第7辑 自豪与自幸

自豪与自幸

从母亲到外遇

黄河一掬

金陵子弟江湖客

八闽归人

编后记

编辑推荐

右手诗歌，低吟乡国愁情。左手散文，溯游山河梦影。全国文艺类优秀畅销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赛年度散文家奖。最具权威的余光中散文集，畅销十年珍藏纪念。《壮哉山河》《不流之星》《我是余光中的秘书》《戏孔三题》《失帽记》《另一段城南旧事》《西湾落日圆》《八闽归人》八篇新作首度收入。

内容概要

余光中，台湾诗人、作家。祖籍福建泉州，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考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8年随父母迁至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中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由大陆入台，以及游走于东西方的学习、生活经历，使其得以浸润于东西方文化，并将之融会贯通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章节摘录

第1辑蒲公英的岁月落枫城作客枫城，竟然也有一个半月了。秋色如焚，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毗连爱荷华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斓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虽说不可怕，柔驯的晌午到了傍晚，也会伸出渐利的猫爪，凌晨的霜齿也会深深陷进乔木，将枯叶咬出斑斑的血迹。秋色之来，莫之能御。红得剖心滴血的是盐肤木，赤中带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黄爽脆日色欲透的，则是满街的枫树了。说到枫树，中年的读者当会忆起大陆的红叶，唐诗的读者当会吟起“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的名句。美国中西部的枫树，却是黄叶。风起时，满城枫落，落无边无际的枫叶，下一季的黄雨。人行秋色之中，脚下踩的，发上戴的，肩上似有意无意飘坠的，莫非明艳的金黄与黄金。秋色之来，充塞乎天地之间。中秋节后，万圣节前，秋色一层浓似一层。到万圣节秋已可怜，不久女巫的扫帚，将扫尽遍地的落枫，圣诞老人的白髯，遂遮暗一九六四年的冬阳了。而此际秋色犹深，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纽约到西雅图，纵你以七十英里的时速在超级公路上疾驶而去，也突不破重重的秋色了。枫城当然不叫枫城。伊利诺州的第二大城，皮奥瑞亚（Peoria）是密西西比支流伊利诺河畔一座古老而繁荣的城市。说它古老，因为它建基于一六七三年，开镇史上，数伊州第一。说它繁荣，是因为世界闻名的毛虫（Caterpillar）履带开路机，总厂在此。然而这些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枫城的一些人物，一些可能出现在马斯特斯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的人物。在“亚洲教授计划”之下，我于中秋之夕，飞来枫城，成为此地布莱德利大学（Bradley University）的所谓客座教授。这是三四年级的一年选修课，总名“东亚研究”，在我之后，还有尼泊尔、印度和韩国的客座教授各一，各任半学期的讲授。我的部分自然是中国文学。班上一共有三十八个同学。由于选课异常自由，各系的同学都有，系别差异，从英国文学到历史，从家政到新闻，从数学到政治地理俱全。本来听说——听别人警告说——美国的大学生最好发问，且勇于和老师辩论。我的经验稍有不同。大致上，班上的学生都很注意听讲，有问必答，可是并不紧紧追诘。也许由于缺乏东方历史和语文的背景，谈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反而有些羞愧之色。最能引起普遍的兴趣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字，尤其是六书的象形和书法的篆隶行草。从中国的文字开始，我将他们的兴趣带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每读一首诗，我都为他们准备一篇颇饶英诗意趣甚且合乎英诗格律的所谓“意译”，一篇逐字逐句追摹原文的所谓“直译”，最后还有一篇罗马拼音的音译。这样绕着原文打转，自然比仅读粗枝大叶的“意译”较近真相。最令他们好奇而又困惑的，是四声平仄之类。无论如何努力，他们总不能把四声读准，尤其是阳平和上声。尽管如此，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古典诗的朗吟。讲解每一首诗，我必用现代的（我的江南）国语读一遍，然后用老派名士的腔调朗吟一遍。虽然我的吟法，父亲听了，会说非闽非粤，死去的舅舅听了，会皱起长眉说念走了腔，而我的四川国文老师（科举时的拔贡）会放下嘴边的旱烟筒直摇头，我自吟自听，倒觉得蛮过瘾的，大有“余亦能高咏”之慨。至少安格尔教授听了，说过marvellous之类的字眼。布莱德利班上的同学们，似乎也有同感。因为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曾不能使他们进入诗的意境，而朗吟的节奏与音色，却是超意境且直接诉诸听觉的。可是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丽亚和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那又是怎样的滋味？伊利诺的大平原上，偶尔也见垂杨，但美国的垂杨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美国的枫树更不解何为吴江。“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眼前这些美国的小儿女，更不解长安的意义了。可是美国的青年，也有很可爱的。大致上，我班上的学生都很用功，且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喜（Náncy Ann Kelley），因为她总是考第一，而且读完了《红楼梦》。伶俐而且娇小，颇有一点拉丁女娃的风味，挽得高高的棕色长发，垂得低低的眼睫，应该上雷努瓦或是莫地里安尼的画面。她的答案总是清晰而中肯，显示她认真地了解那些问题。她将贾谊的《鹏鸟赋》和坡的《大鸦》对比，分析得非常得体。在“校友回校”期间，她曾参加Homecoming Queen的竞选，结果虽然落选，却赢得不少注意。某日秋雾弥漫，方进早膳，发现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过来同座。感觉他的英语有些异样，追问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谈起李斯特和巴尔托克的音乐，眉宇间渐展喜色，说两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响。最后他才告诉我，离开匈牙利已经八年了。当年和他一起越境逃亡的许多同伴，由于经不起旅途的折磨和乡愁的呼唤，不少人只到了巴黎，便纷纷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可是在美国，施路哈说，两兄弟并不能经常见面。忙于生活，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将从匈牙利来美国，看两个久别的男孩子。说到这里，施路哈的眼眶都红了。班上另一个男孩，也曾有类似的经验。那是巴尔纳比（Stephen Barnabee）。瘦长而秀逸，尖尖的鼻子，灵活而湛蓝的眼眸，披一头漂亮的棕发。有一次小考，他最后交卷，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着试题——这样棘手的礼物。当天中午，我请他在学生中心的自助餐厅吃炸鸡。那天巴尔纳比刚满二十一岁，算是成人了，一团高兴。原来美国的小伙子有两个大生日，值得大庆特庆。那是十六岁生日和二十一岁生日——十六岁是可以开车的年龄；而二十一岁是成年，到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选高华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当然没请巴尔纳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乐与炸鸡之间，巴尔纳比告诉我他在西德做钢铁锯工的生活，说他怎么喜欢慕尼黑，怎么从西柏林乘火车去东德，看东德无欢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东德的警察手持冲锋枪戒备的情况。高大，英挺，整齐的平头，深黑的眉下闪动着热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齿光，那是克尼尔（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尔。他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皮奥瑞亚本地人。我来了没多久，比尔便代表校刊《布莱德利侦探》（The Bradley Scout）来采访，之后便在十月一号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我的讲课，原不囿于中国的古典诗。接着唐诗，我讲到中国的散文——先秦诸子的散文、史记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之后便是中国的小说，限于时间，只能以《红楼梦》为中心。最后的两个礼拜，我便集中在现代文学，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谈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谈到以胡陈为例的自由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分裂，以及胡风的被整肃，新月社的风流云散，左翼作家的雄踞文坛。最后谈到台湾现代文艺的运动，现代诗和抽象画的高度发展，并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画与二百多幅古典画的彩色幻灯片。此外，我更应邀在当地美以美教会概述中国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谈中国的文字，并在英文系的班上诵读中国的古典诗与现代诗。居停主人，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杜伦夫妇（Rev．＆ Mrs．F．Roy Doland），待我异常亲切，使我远适域外，仍得分享家庭乐趣。由于他们的向导，我有机会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萨伦（New Salem）的遗迹，和他在春田（Spring Field）的纪念碑与故居。那是十月下旬，响朗朗的一个晴日下午，小阳春的天气，宛若回光一瞥，欲去还留。方向盘在杜伦先生阔厚的掌中，指挥一九六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的秋色。高速的观览中，成熟的风景慷慨地展现她的多姿，地平线和纵游之目在天地难解处捉迷藏，反正伊利诺州有足够的平原，让你驰车，驰目，驰骋幻想。没有什么比春秋佳日坐在疾行的车中更能放纵幻想的了。七十英里，七十五英里，八十五英里，速度快得似乎可以逸出悲哀的常轨，而不知名的国度似乎即在面前涌起。毕竟秋季已经成长到饱和，橡叶已经红得发焦，枫叶已经黄得伤眼，然而映在这季节最后的残照里，犹堪支撑一个美的宇宙，在雾后雪前，暂驻奇迹。四车并驶的公路，截过好几片鹿苑，路边的交通牌上，注着Deer Crossing，虽然不见鹿迹，已增多少仙意。据说游鹿来去自如，有时撞上汽车，会造成车破鹿亡。更据说，群兽目无交通规则，每有野兔和臭鼬之类的小可怜，辗毙轮下，因为超级公路上面，最低时速且限于四十五英里。时速到六十英里时，从起念刹车到戛然车停，已然滑行了三百六十六英尺。像王维夫子那种“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的温吞劲儿，准给人家的喇叭大轰特轰了。据说辗死臭鼬最为倒霉，因为其臭黏附轮胎，历久不衰，虽力拭亦不去。在新萨伦的林肯遗迹徘徊了两个小时，回顾当日林肯村居的种种情况。一切停顿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表面。泥糊石砌的老木屋中，笨重的桌椅和高架床，方花格子的桌布，犹闻唧唧的纺机，纵横可数的木条地板，一切都似乎停顿在马克·吐温作品的插图里，给人一种拨不开的时间之幻觉。到春田已欲黄昏。斜阳自州府大厦高耸的塔尖上滑下来，余温已然敌不住暮的锋芒。在斜晖中，看到落锁的林肯旧宅。此中人已进入历史，住在永恒，犹有十几个游人，徘徊宅前，似欲逆泳而上时间之流。等我们攀上林肯纪念碑的大理石阶，落日颓然西下，夜色忽已连环。在寒气渐侵的苍茫中，辨认建墓时三十七州的古朴石徽。州各一石，重大如碑，而石分九型，据说是从明尼苏达、密苏里、马萨诸塞、阿肯色、犹他、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比利时的大理石矿中采来。衬在墨蓝的夜空上，一百一十七尺的方尖塔犹兀自矗起民主的意志，下面的四只角上，为自由而斗的英雄们仍然在进行南北战争——步兵群、骑兵队、海军和炮兵的青铜像座，似仍在抢夺一个铿锵的胜利。林肯死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明年正是百周年纪念。百年后，民主的道路仍未平坦，且似乎更加崎岖。归途，阔大的平原罩上了渺茫的神秘。平直的公路，无声地伸入未知，如梦的车首灯光，拓开了一片黑暗，又被吞入另一片黑暗。我们平稳地向前游弋，从一个未知向另一个未知，看夜在车窗外设计着几何图形，且忙于变换星的坐标，绕着青兮兮的北极星。黄灯眨着诡谲。红灯瞪着无礼的警告。白灯交换着匆匆的眼色，朝相反的方向投入黑暗。三百六十度的黑暗。黑暗在黑暗中泛滥着黑暗在黑暗中染黑了黑暗。鲸鱼在南方巨伟地泅泳，偶尔喷出一粒流星。终于，夜决定是缺少了一个半圆形。于是初七的半月从车窗的右后侧追了过来，把好几品脱的清光泼在我们的发上。如果这时此身在中国。如果这时中国在汉朝。如果我的古典情人在汉朝等我，在汉朝冰肌的月光中，在眼前这般恍悠悠的青白色的月光中洗她乌黑的长发，黑得晶亮的长发，如果。而忘了如梦的车首灯不过是指向皮奥瑞亚，指向枫城。忘了车外，万圣节渐近的夜空中，骑帚的女巫们，都不用点灯的。第2辑开卷如开芝麻门书斋·书灾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歌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里、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面，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荷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来是从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When I am dead，I hope it may be said：“His sins were scarlet，but his books were read．”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曾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巨生（C．L．Dodgson，笔名Lewis Carrol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巨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的古拙，“花园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约翰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多页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牛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第3辑凭一张地图凭一张地图一百八十年前，苏格兰的文豪卡莱尔从家乡艾克雷夫城（Ecclefechan）徒步去爱丁堡上大学，八十四英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七月底我在英国驾车旅行，循着卡莱尔古老的足印，他跋涉三天的长途，我三小时就到了。凡在那一带开过山路的人都知道，那一条路，三天就徒步走完，绝非易事，不由得我不佩服卡莱尔的体力与毅力。凭那样的毅力，也难怪他能在《法国革命》一书的原稿被焚之后，竟然再写一次。出国旅行，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乘飞机，但是机票太贵，机窗外面只见云来雾去，而各国的机场也都大同小异，飞机只是蜻蜓点水，要看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还是乘火车、汽车、单车。不过火车只停大站，而且受制于时间表，单车呢，又怕风雨，而且不堪重载。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开车，只要公路网所及之处，凭一张精确而美丽的地图，凭着旁座读地图的伴侣，我总爱开车去游历。只要神奇的方向盘在手，天涯海角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召来车前。十三年前的仲夏我在澳洲，想从沙漠中央的孤城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租车去看红岩奇景。那时我驾驶的经验只限于美国，但是澳洲和英国一样，驾驶座是在右边。一坐上租来的车子，左右相反，顿觉天旋地转，无所适从，只好退车。在香港开车八年，久已习于右座驾驶，所以今夏去西欧开车，时左时右，再也难不倒我。飞去巴黎之前，我在香港买了西欧的火车月票。凭了这种颇贵的长期车票（Eurailpass），我可以在西欧各国随时搭车，坐的是头等车厢，而且不计路程的远近。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也可以买这种长期票，价格较低，但是只能坐二等。所以在西班牙和法国旅行时，我尽量搭乘火车。火车不便的地方，就租车来开，因此不少偏僻的村镇，我都去过。英国没有加入西欧这种长期票的组织，我在英国旅行，就完全自己开车。在西欧租车，相当昂贵，租费不但按日计算，还要按照里数。且以两千西西的中型车为例，在西班牙每天租金是五千西币（Peseta，每二十元值港币一元），每开一公里再收四十五西币，加上保险和汽油，就很贵了。在法国租这样一辆车，每天收二百法郎（约合一百七十港币），每公里再收二法郎，比西班牙稍为便宜。问题在于：按里收费，就开不痛快。如果像美国人那样长途开车，平均每天三百英里，即四百八十公里，单以里程来计，每天就接近一千法郎了。幸好英国跟美国一样大方，租车只计日数，不计里数，所以我在英国开车，不计山长水远，最是意气风发。路远，当然多耗汽油，可是比起按里收费来，简直不算什么。伦敦的租车业真是洋洋大观，电话簿的“黄页”一连百多家车行。你可以连车带司机一起租，那车，当然是极奢华的劳斯莱斯或者戴姆勒。你也可以把车开去西欧各国。甚至你可以预先租好，一下飞机，就有车可开。我在英国租了一辆快意（Fiat Regata），八天内开了一千三百英里，只收二百三十英镑，比在西班牙和法国便宜得多。伦敦租车行的漂亮小姐威胁我说：“你开车出伦敦，最好有人带路，收费五镑。”我不服气道：“纽约也好，芝加哥也好，我都随便进进出出，怕什么伦敦？”她把伦敦市街的详图向我一折又一折地摊开，盖没了整个大桌面，咬字清晰地说道：“哪，这是伦敦！大街小巷两千多条，弯的多，直的少，好多还是单行道。至于路牌嘛，只告诉你怎么进城，不告诉你怎么出城。你瞧着办吧，开不出城把车丢在半路的顾客，多的是。”我怔住了，心想这伦敦恐怕真是难缠，便沉吟起来。第二天车行派人来交车，我果然请她带我出城，在去牛津的路边停下车来，从我手上接过五镑钞票，告别而去。我没有说错，来交车的是一个“她”，不是“他”。我在旅馆的大厅上站了足足十分钟，等一个彪形的司机出现。最后那司机开口了：“你是余先生吗？”竟是一位清秀的中年太太。我冲口说：“没想到是一位女士。”她笑道：“应该是男士吗？”在西欧开车，许多地方不如在美国那么舒服。西欧纬度高，夏季短，汽车大半没有冷气，只能吹风，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觉得燠热。公路两旁的休息站很少，加油也不太方便。路牌矮而小，往往是白底黑字，字体细瘦，不像美国的那样横空而起，当顶而过，巨如牌坊。英国公路上两道相交，不像美国那么豪华，大造其四叶苜蓿（Cloverleaf）的立体花桥，只用一个圆环来分道，车势就缓多了。长途之上绝少广告牌，固然山水清明，游目无碍，久之却也感到寂寥，好像已经驶出了人间。等到暮色起时，也找不到美式的汽车客栈。第4辑幽默的境界戏孔三题争先恐后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已故的孔仲温教授，乃孔子八十多代的后人，生前文质彬彬，谦谦君子，乘电梯总是让我先走。有一次我们又同电梯，我笑问他：“你们伟大的先人带曾子出门，谁走前面？”他说：“当然是孔子。”我说：“错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是曾子。”他说：“凭什么？”我说：“争先恐后。”比丘比尼据说韩愈谏迎佛骨，贬官潮阳，途中阻雪。侄孙韩湘冒雪相送，韩愈赠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名句。当晚宿于蓝关驿舍，韩愈长叹一声，对韩湘说：“释教蓄意颠覆儒家，我早就看出来了。”韩湘追问其详，韩愈说：“和尚叫做比丘，倒也罢了，尼姑又叫比丘尼，就太过分。分明是冲着圣人来的，不但要跟孔丘比，还要比仲尼呢！”孔夫子印名片孔子收到美国“世界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请柬，邀他在开幕典礼后作专题演讲，十分高兴，准备先去印一盒名片。文具店老板见圣人来了，异常恭敬，问清楚名片要中英文对照，对孔子说：“英文的一面，不知该怎么称呼？”“不是有现成的Confucius吗？”孔子反问。“那是外国人对您老的尊称，‘孔夫子’拉丁化的说法。”老板笑笑说，“您老不好意思自称‘孔夫子’吧。”“那倒是的。”孔子想到自己平常鼓吹谦虚之道，不禁沉吟起来，“那，该怎么印呢？”“杜甫昨天也来过。”老板说。“哦，他的名字怎么印的？”孔子问。“杜先生本来要印Tu Fu。”老板说，“我一听，说，不好，太像‘豆腐’。杜先生说，那就倒过来，叫Fu Tu好了。我说，那更不行，简直像‘糊涂’！”“那怎么办？”孔子问。“后来我对诗圣说：‘您老不是字子美吗？子美，子美……有了！’杜甫说：‘怎么有了？’我说：‘杜子美’就叫Jimmy Tu吧！”孔子笑起来，叫一声“妙！”“其实韩愈也来过。”老板又说。“真的呀？”孔子更好奇了。“他就印Han Yu吧？”“本来他要这样的。”老板说。“我一听又说不行，太像Hang You了。韩老说，‘倒过来呢？’我说，You hang？那也不行。不是‘吊死你’就是‘你去上吊吧’，太不雅了。”“后来呢？”孔子问。“后来呀，”老板得意洋洋，“还是我想到韩老的故乡，对他说：‘您老不是韩昌黎吗？’他说‘是呀’。我说就印Charlie Han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孔子笑罢，又皱起眉头，说，“他们都解决了，可是我到底怎么印呢？”老板想了一下，叫道：“有了！”“怎么啦？”孔子问。“您老不是字仲尼吗？”老板笑道。“对呀。”孔子满脸期待。老板大叫：“就印Johnny Kong好了！“不久那家文具店国际闻名。大家这才发现，那老板原来是诸葛亮假装的。第5辑日不落家日不落家1一元的旧港币上有一只雄狮，戴冕控球，姿态十分威武。但七月一日以后，香港归还了中国，那顶金冠就要失色，而那只圆球也不能号称全球了。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经四十五年，恰与一世相等。在两位伊丽莎白之间，大英帝国从起建到瓦解，凡历四百余年，与汉代相当。方其全盛，这帝国的属地藩邦、运河军港，遍布了水陆大球，天下四分，独占其一，为历来帝国之所未见，有“日不落国”之称。而现在，日落帝国，照艳了香港最后这一片晚霞。“日不落国”将成为历史，代之而兴的乃是“日不落家”。冷战时代过后，国际日趋开放，交流日见频繁，加以旅游便利，资讯发达，这世界真要变成地球村了。于是同一家人辞乡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昼夜颠倒，寒暑对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们的四个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留下我们二老守在岛上。一家而分在五国，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语，也成了“日不落家”。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翁热修法文，后去巴黎读广告设计，点唇画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卢风味。我家英语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语发音，常会遭她纠正。她擅于学人口吻，并佐以滑稽的手势，常逗得母亲和姐姐们开心，轻则解颜，剧则捧腹。可以想见，她的笑话多半取自法国经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法国男人。马歇·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学默剧。不过她的设计也学得不赖，我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面。现在她住在加拿大，一个人孤悬在温哥华南郊，跟我们的时差是早八小时。长女珊珊在堪萨斯修完艺术史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做了长久的纽约客。大都会的艺馆画廊既多，展览又频，正可尽情饱赏。珊珊也没有闲着，远流版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就是她公余、厨余的译绩。华人画家在东岸出画集，也屡次请她写序。看来我的“序灾”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虽然苦些，却非徒劳。她已经做了母亲，男孩四岁，女孩未满两岁。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面挥舞恐龙和电动神兵，一面却随口叫出凡高和蒙娜丽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艺术合而为一，十足一个博闻强记的顽童。四姐妹中珊珊来得最早，在生动的回忆里她是破天荒第一声婴啼，一婴开啼，众婴响应，带来了日后八根小辫子飞舞的热闹与繁华。然而这些年来她离开我们也最久，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也最不容易回台，所以只好安于“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么妹之间隔了一整个美洲大陆，时差，又早了三个小时。凌越淼淼的大西洋更往东去，五小时的时差，便到了莎士比亚所赞的故乡，“一块宝石镶嵌在银涛之上”。次女幼珊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华滋华斯，正襟危坐，苦读的是诗翁浩繁的全集，逍遥汗漫，优游的也还是诗翁俯仰的湖区。华滋华斯乃英国浪漫诗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莱写硕士论文，仰攀的是这翠微，十年后径去华氏故乡，在曼城写博士论文，登临的仍是这雪顶，真可谓从一而终。世上最亲近华氏的女子，当然是他的妹妹桃乐赛（Dorothy 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轮到我家的二女儿了。幼珊留英，将满三年，已经是一口不列颠腔。每逢朋友访英，她义不容辞，总得驾车载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亚，一览湖区绝色，简直成了华滋华斯的特勤导游。如此贡献，只怕桃乐赛也无能为力吧。我常劝幼珊在撰正论之余，把她的英国经验，包括湖区的唯美之旅，一一分题写成杂文小品，免得日后“留英”变成“留白”。她却惜墨如金，始终不曾下笔，正如她的么妹空将法国岁月藏在心中。幼珊虽然远在英国，今年却不显得怎么孤单，因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时研究，见面不难，没有时差。我们的三女儿反应迅速，兴趣广泛；而且“见异思迁”：她拿的三个学位依次是历史学士、广告硕士、行销博士。所以我叫她做“柳三变”。在香港读中文大学的时候，她的钢琴演奏曾经考取八级，一度有意去美国主修音乐；后来又任《星岛日报》的文教记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语家人：“记者面前，说话当心。”回台以后，佩珊一直在东海的企管系任教，这些年来，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种译成中文，在“天下”、“远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时做市场调查，范围兼及荷兰、英国。据我这做父亲的看来，她对消费的兴趣，不但是学术，也是癖好，尤其是对于精品。她的比利时之旅，不但饱览佛朗德斯名画，而且遍尝各种美酒，更远征土耳其，去清真寺仰听尖塔上悠扬的呼祷，想必是十分丰盛的经验。2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感觉，看电视上的气象报告最为具体。台湾太热，温差又小，本地的气象报告不够生动，所以爱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够酷的低温。每次播到大陆各地，我总是寻找沈阳和兰州。“哇！零下十二度耶！过瘾啊！”于是一整幅雪景当面掴来，觉得这世界还是多彩多姿的。一家既分五国，气候自然各殊。其实四个女儿都在寒带，最北的曼彻斯特约当北纬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纽约也还有四十一度，都属于高纬了。总而言之，四个女儿纬差虽达十二度，但气温大同，只得一个冷字。其中幼珊最为怕冷，偏偏曼彻斯特严寒欺人，而读不完的华滋华斯又必须久坐苦读，难抵凛冽。对比之下，低纬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过等于英国的仲夏之夜，得盖被窝。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了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我们的孩子所在。“温哥华还在零下！”“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伦敦都这么冷了，曼彻斯特更不得了！”“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坐在热带的凉椅上看国外的气象，我们总这么大惊小怪，并不是因为没有见识过冰雪，或是孩子们还在稚龄，不知保暖，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太简陋，难以御寒。只因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记忆的深处，梦的焦点，在见不得光的潜意识底层，女儿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远珍藏在娇憨的稚岁，童真的幼龄——所以天冷了，就得为她们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们一一回来，向热腾腾的晚餐，向餐桌顶上金黄的吊灯报到，才能众辫聚首，众瓣围葩，辐辏成一朵烘闹的向日葵。每当我眷顾往昔，年轻的幸福感就在这一景停格。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在厦门街绿阴深邃的巷子里，我曾是这么一位顾盼自得的年轻爸爸，四个女婴先后裹着奶香的襁褓，投进我喜悦的怀抱。黑白分明，新造的灵瞳灼灼向我转来，定睛在我脸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认真地读我，似乎有一点困惑。“好像不是那个（妈妈）呢，这个（男人）。”她用超语言的混沌意识在说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脸庞，用超语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别人，是你爸爸，爱你，也许比不上你妈妈那么周到，但不会比她较少。”她用超经验的直觉将我的笑容解码，于是学起我来，忽然也笑了。这是父女间第一次相视而笑，像风吹水绽，自成涟漪，却不落言诠，不留痕迹。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舞，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为了逗她们笑，我们做鬼脸。为了教她们牙牙学语，我们自己先儿语牙牙：“这是豆豆，那是饼饼，虫虫虫虫飞！”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的，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快乐的童年是双全的互惠：一方面孩子长大了，孺慕儿时的亲恩；一方面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儿时。因为父母与稚儿之间的亲情，最原始、最纯粹、最强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虽经万劫亦不可磨灭。坐在电视机前，看气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现的常是她们孩时，仰面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态，只因那形象最萦我心。最萦我心是第一个长夏，珊珊卧在白纱帐里，任我把摇篮摇来摇去，乌眸灼灼仍对我仰视，窗外一巷的蝉嘶。是幼珊从躺床洞孔倒爬了出来，在地上颤颤昂头像一只小胖兽，令众人大吃一惊，又哄然失笑。是带佩珊去看电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转动，闪着银幕的反光，神情那样紧张而专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里。是季珊小时候怕打雷和鞭炮，巨响一迸发就把哭声埋进婆婆的怀里，呜咽久之。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记忆中是怎样为每一个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形。也许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远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触觉，是胎里的颠倒蜷伏，手撑脚踢。当一切追溯到源头，混沌初开，女婴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雏形。从父体出发长征的，万头攒动，是适者得岸的蝌蚪宝宝，只有幸运的一头被母岛接纳。于是母女同体的十月因缘奇妙地开始。母亲把女婴安顿在子宫，用胚胎喂她，羊水护她，用脐带的专线跟她神秘地通话，给她暧昧的超安全感，更赋她心跳、脉搏与血型，直到大头蝌蚪变成了大头宝宝，大头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团，准备向生之窄门拥挤顶撞，破母体而出，而且鼓动肺叶，用尚未吃奶的气力，嗓音惊天地而动鬼神，又像对母体告别，又像对母亲报到，洪亮的一声啼哭，“我来了！”3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蓼莪》篇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其实肌肤之亲、操劳之勤，母亲远多于父亲。所以《蓼莪》又说：“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中所言，多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离子，最为传神，动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胜过人伦了。从前是四个女儿常在身边，顾之复之，出入腹之。我存肌肤白皙，四女多得遗传，所以她们小时我戏呼之为“一窝小白鼠”。在丹佛时，长途旅行，一窝小白鼠全在我家车上，坐满后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里。我手握驾驶盘，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游，美景共享，却也心满意足。在香港的十年，晚餐桌上热汤蒸腾，灯氛温馨，四只小白鼠加一只大白鼠加我这大老鼠围成一桌，一时六口齐张，美肴争入，妙语争出，叽叽喳喳喧成一片，鼠伦之乐莫过于此。而现在，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剩下二老，只能在清冷的晚餐后，向国外的气象报告去揣摩四地的冷暖。中国人把见面打招呼叫做寒暄。我们每晚在电视上真的向四个女儿“寒暄”，非但不是客套，而且寓有真情，因为中国人不惯和家人紧抱热吻，恩情流露，每在淡淡的问暖嘘寒，叮嘱添衣。往往在气象报告之后，做母亲的一通长途电话，越洋跨洲，就直接拨到暴风雪的那一端，去“寒暄”一番，并且报告高雄家里的现况，例如父亲刚去墨西哥开会，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讲，她也要同行。有时她一夜电话，打遍了西欧北美，耳听四国，把我们这“日不落家”的最新动态收集汇整。看着做母亲的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那全神贯注的姿态，我顿然领悟，这还是母女连心、一线密语的习惯。不过以前是用脐带向体内腹语，而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而除了脐带情结之外，更不断写信，并附寄照片或剪稿，有时还寄包裹，把书籍、衣饰、药品、隐形眼镜等等，像后勤支援前线一般，源源不绝向海外供应。类此的补给从未中止，如同最初，母体用胎盘向新生命输送营养和氧气：绵绵的母爱，源源的母爱，唉，永不告竭。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所以《诗经》叹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一切的一切，从珊珊的第一声啼哭以前就开始了。若要彻底，就得追溯到四十五年前，当四个女婴的母亲初遇父亲，神话的封面刚刚揭开，罗曼史正当扉页。到女婴来时，便是美丽的插图了。第一图是父之囊。第二图是母之宫。第三图是育婴床，在内江街的妇产医院。第四图是摇婴篮，把四个女婴依次摇啊摇，没有摇到外婆桥，却摇成了少女，在厦门街深巷的一栋古屋。以后的插图就不用我多讲了。这一幅插图，看哪，爸爸老了，还对着海峡之夜在灯下写诗。妈妈早入睡了，微闻鼾声。她也许正梦见从前，有一窝小白鼠跟她捉迷藏，躲到后来就走散了，而她太累，一时也追不回来。第6辑落日故人情朋友四型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种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低级而无趣的俗物？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一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愈滚愈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积极或消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或是“爱斯基摩人对于性生活的态度”。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有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然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第7辑自豪与自幸八闽归人——回乡十日记自从两岸开放以来，我曾两次越过海峡，但是都到厦门为止，未能深入福建。今年九月，幸得福建省文联相邀，乃有十天的八闽之行，始于福州，更历武夷山、泉州，终于寻根回到阔别六十八年的祖籍永春，最后再由厦门返航。飞抵榕城，正是中秋前夕。次夕月光圆满，在城东鼓山顶上有一个赏月盛会，朗诵或演唱的都是我历年所写的咏月之作，也免不了包括《乡愁》等诗。我自己也吟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在福州四天，活动繁多，除了瞻仰林则徐、严复、林纾、冰心的纪念馆，并在福建师大演讲之外，更有一整天的“余光中诗歌研讨会”。与会的海内外诗人、学人包括刘登翰、杨际岚、孙绍振、陈仲义、李元洛、古远清、黄曼君、朱双一、徐学、林承璜、姜耕玉、冯亦同、江弱水、江少川、王性初、王勇、黄晓峰、戴冠青、范宝慈、庄伟杰、钱虹、郭虹、傅天虹等多人。最令我感动的是，年逾八旬的前辈诗翁蔡其矫竟也到场发言。武夷山的两天，气温仍高，不免有损仙气，却无碍文友们的豪气。第一天上午，众人从大斧劈皴法的晒布岩脚底，瞻上顾下、左避右闪，委委曲曲蹑过了一隙石缝，重回天光，更步步为营，一级级向天游峰顶仰攀上去。虽云只有八百八十八级，但山灵扯后腿的后劲愈来愈沉，就算英雄也不免气短。路回峰转，风景渐渐匍匐在脚下，回首惊艳，九曲溪水那么娴静地在谷底流过，像万山私隐的纯蓝色午梦泄漏了一截，竟然被凡眼偷窥。当天下午转劳为逸，苦尽甘来。碗口粗细的长筒巨竹，两头烤弯，十六根并排扎成的竹筏，绑着三排六个座位，前后都有船夫或船娘撑篙。我们乘筏从九曲到二曲顺流而下，让一溪清浅用涟漪的笑靥推托着，看雄奇而高傲的山颜石貌一路将筏客迎了又送。经过上午的苦练，益显得下午的逍遥。山不转，水转。水真是智者，人随着水转。人转时，峰头起伏也跟着转了。所以说，万静不如一动。泉州之旅不足一天，活动更是紧凑。抵埠已是半下午，只能忙中偷闲去开元寺，放缓脚步，跨过唐代高高的门槛，去菩提与老桑的密叶绿阴下，对着地震不塌的石塔悠然怀古。当晚在泉州音乐厅举行“余光中诗歌作品朗诵会”，除了我从早年的《扬子江船夫曲》到最近的《粥颂》等十五首诗外，更包括南音与高甲戏。《乡愁四韵》一首用闽南腔吟唱，尤能贯串古今。次晨在华侨大学演讲“中文与英文”，接着车队就向西北进发，驶上最后一程：寻根之旅。不到一百公里的归途，路面虽然宽坦，心境却多起伏。在记忆幼稚的深处，久蛰的孺慕与乡情，蠢蠢然似在蠕动。“头白东坡海外归”，东坡何曾归得了眉山？我又何幸，在三反五反之后，“文革”的大难之余，竟然有满车知音从福州一路伴我回头，只为了溯源而上，溯晋江的东溪而上，一窥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山县，怎样的灵山秀水，默化出他们青睐的诗人。轮下所历，多为南安县境，地势渐高，所经多石矿与窑厂。一过诗山，便近永春县界了。镇名诗山，应为吉兆。永春县城在县境的东南，桃溪从青山簇里蜿蜒东来，将县城分为两岸，北岸人烟稠密，是辐辏的市区。迎面而来的先是彩色的三角旗成排成串，继有布条从高楼垂向街面，热情的标语欢迎永春之子迢迢归来。人潮渐密，车速减缓，终于停下。一出车立刻陷入乡亲的重围，绽笑的脸全向着我们，像满田盛开的葵花，远者挥手，近者一拥而上，或来握手，或来挽臂，语声鼎沸，有的呼叔公，有的叫叔叔，有的叫“光中舅”。有资格直呼我名的，想来都不在了。人群稍稍让开，容我们——我们夫妻、傅孟丽、同来的作家们，从福州一路相伴的章绍同、朱明元、杨际岚、郭平等，还有报纸与电视的记者们——容我们过桥入城。这才发现还有刚放午学的小学生，列队两侧，吹号打鼓，并间歇地齐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队伍很长，像有两百人的样子。看到汗珠子在他们额上闪光，我一面感动，一面又十分疼惜、歉疚，觉得至少应该早点抵达，免得这许多小脸曝于犹烈的秋阳。入城式的兴奋退潮后，我从侨联大厦的高窗俯瞰这古称桃源的县城。我的父亲生在永春，曾去马来的麻埠办过小学，后来回乡，先是担任永春的教育局长，继又担任安溪县长。在他任教育局长期间，县里来了一位远客，令他注目。他看到的是一个江南女子，吴腔呢呢，刚由常州的师范学校毕业，千里迢迢，分发到这闽南腹地的陌生山城，来教八音咿呦而不懂普通话、更别提什么吴语的村童。我不能想像教育局长跟新来的外省教师该怎么交谈，一定是误会连连、傻笑不已吧！不过有情人总会传情的。鸡同鸭讲的情人总之结了婚，而且生下了我，不在这磊磊山县，而在繁华的石头城。在我七岁时，他们曾经带我回永春住了半年。记忆中的故乡经过六十多年的侵蚀，早已暧暧然呈星云状态，只剩几个停格，根本说不上倒带，在记者们不断的盘问下，也供不出多少蛛丝马迹。总之我穷思苦忆所得，或是此行近乡情怯所盼的永春，都远远不如此刻，在窗口所见的新城这么高，这么生动而亮丽，街道宽阔而平直，楼屋大方而整洁。桃溪在现代工程的云龙桥下向东南流去，对岸的中国电信大厦，矗立二十层楼高，白壁交映着一排排绿窗，那气派哪像小县城？我原以为会重温褪色的黑白照片，此刻照眼的却是对准焦点的七彩分虹。第二天上午车队迤逦，由县城向北出发，去洋上村的余氏祠堂祭祖。出得城来，车道渐高，一线蜿蜒没入远山丛中。已过中秋六日，天气仍如盛夏，亮晴的艳阳下四围山色，从近处的稻田到远峰的林荫，无际旷野满目青翠，名叫故乡。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我的心感到一种恬静的倦意。一生飘泊，今天至少该落一次锚，测童年有多深吧？“下面就是你家了！”前座的泉州市文联主席陈日升回过头对我说。斜落的坡道下，一座古朴的村庄，错落的人家红墙灰瓦，宁静地匍匐在谷底。“下面就是你家了！”一句话令我全身震颤，心头一紧。“下面果真是我的家吗？”泪水忽然盈目，忽然，我感到这一带隐隐青山、累累果林，都为我顾盼所拥有，相信我只要发出一声喊，十里内，枝头所有的芦柑都会回应。骤来的富足感一扫经年的乡愁。村人全都拥到户外，或沿路欢迎，或倚楼张望，或紧随在身后，热闹有如过节。除了学童夹道挥旗，更有乐队呼应着舞狮，最后是一阵鞭炮声淹没了万籁。夫妻俩经常被人潮冲散，偶然才萍水相逢，相对苦笑。几个近亲后辈如刑警扭送犯人一般，好不容易将我们挟持到祠堂。上百人跳栏似地跨过清朝的高门槛。奇迹一般，我终于站在祭祖的主位，浪子回头，面对列祖列宗的一排排牌位，乡情怯怯，孺念耿耿，朗读起祭文来。堂上阶下，片刻间总算是肃穆无声了。香烛冉冉，供案上摆着祭肴，两侧赫然是净了毛的全羊全猪，背上贴着红纸，头上还翘着双角与肥耳。祭毕，人声恢复喧闹。余渊川和振生、汉生、群生三侄告诉我，下一步要去“万杉郑”古厝了。我转身对记者群大声说：“现在我要去老屋看一下，请大家不要跟了，让我和祖先静静在一起二十分钟！”酱红的砖墙上覆压着鳞鳞的灰瓦，脊坡缓缓，脊角的燕尾斜斜，屋前的晒谷场长约三十米，屋后有古树嘉荫的庇佑：万杉郑与典型的四合院闽南旧厝并无差别。但是有一点截然不同，亲人告诉我，此屋坐南朝北，顺着他的指点远眺，就发现为什么了。两里路外，背负着北天一碧，连绵不断的山势，峰峦起伏，却有峥嵘的三顶拔萃，啊，拔翠而出。左边一峰名叫石齿，中峰名称玳瑁，右峰则为铁甲。吾叔余承尧腕底的永春山色，多半在此。难怪先人之庐要朝夕相对，而不愿转过头去，达摩面壁一般对南湖的近山了。正眺望间，族人引一老叟来见，云是我儿时游伴，名余江海，大我三岁。我和这小伴又是老友热烈拥抱。他有点怕生，只顾傻笑，但不久就挽着我指点故居。他带我到后院一座小石磨前，说从前两人就推着磨玩，说我常爱坐在磨上。这时照相机竞相闪动，原来记者们早就潜入了。后院有土石砌成的平台，高出地面五尺，上有一排五株荔枝树，拔地蔽天，身材高过三楼，枝叶繁茂，华盖的绿荫清凉，可庇佑树下人溽暑无汗。此刻那绿荫深密，正庇着江海和我。他告诉外地的众多来宾，当年就和我一同爬树，到高处去找鸟蛋。记者不免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拍拍江海的瘦肩说：“要不要比赛再爬树呀？”引得大家一笑。越过灰瓦层叠的屋顶，透过荔枝交接的翠叶，玳瑁与铁甲的双峰迢迢可见。这一切山形与树色、灰瓦与赤壁，冥冥之中，必定如地下水一般渗入了我童稚的记忆之中，比四川村野的印象更近底层。否则日后我怎会这般忘情于山水，与造化如有夙缘，与一切宏美的壮观一见如故？族亲似乎暗通吾意，把并蒂的一双芦柑，那么绿油油富于生机，放到我手里，说：“把永春的特产水果带两只回去吧。”有什么比这对孪生的绿孩子更能够吮吸故乡的乳汁与地气呢？绿柑盈握，有谁能比我更富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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