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章节试读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及中国应对

经济全球化发展特征
1. 产品流动全球化
货物贸易仍旧处于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产品生产全球化特征仍是居于主要位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 要素流动全球化
资本流动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化）
劳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
如前所述，FDI增长趋势决定了贸易的扩张进程。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生产工序过程开始全球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现代化工业生产采取了标准化零部件方式，而产品生产的工序过程是可分解的，且具体的不同生产工序过程对于要素禀赋结构需求存在着差异，这位生产工序层面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空间；而是如前面所说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估计交易制度与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跨国间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令跨国公司采取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产品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优势变得更为经济可行，也就使生产全球化可以从产品零部件的层面来挖掘各国间要素比较优势，促使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货物贸易仍旧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以建立全区产业价值链的形式来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来。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发达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也成为产业资本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双代理问题的存在，即使在国际间投资壁垒大幅下降和技术准备成熟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仍旧相当有限。
金融资本并未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主题和主导推动力。必须承认由于产业资本具有经济发展过程的支配力，也自然具有对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力。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结果，产业资本的投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资本的发展需要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发展，依赖于产业资本的财富创造能力，金融资本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是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必须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因此一旦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脱离产业资本全球运动方向时，就容易出现金融危机，比如2007年的次贷危机。危机发生在于金融资本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而出现的金融脱媒，即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而金融资本却从发展中国家或其他资本盈余国家流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样的对流循环关系使得两类资本的回报率持续出现较大的差异，由此引起这一脆弱的队列循环链被打破，从而出现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解决的对策之一就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比例合理化，其实质是金融资本的运动必须反映产业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
不论是作为主动推动者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作为被动参与其中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都分享到了全球化红利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好处。但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达经济提相对实力会有所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实力会有所上升，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红利分享上存在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跨国公司拥有高端生产要素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使其能控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和利润分配，因此而获得较大的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来说，参与全球化分工之前，经济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机制也极端不完善，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使得国内经济要素相对价格得以较大程度的改善，由此激励了要素有效积累。所以对于这些后进国家参与全球化，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参与以效率为向导的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使本国要素资源配置错配减少，优化了经济结构，使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是在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过程中，国内扭曲的要素相对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市场机制使要素积累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增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因此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中的长期动态增长红利。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产业资本的外流一方面提高了产品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国不能适应全球化分工的劳动要素逐渐退出劳动市场，导致国内需求能力相对下降。就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是垄断要素，享受垄断价格，而劳动力要素是竞争性价格，是低价，再此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分配是非均衡的。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总供给。为了应对这种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情况，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方式造成金融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来吸收过多的全球总供给。就短期而言，通过建立在资产泡沫基础上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暂时平衡，但随着金融资本收益率逐渐地超过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形成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泡沫，最后只能以危机的方式重新调整社会资产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和总供需的再平衡。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由发达经济体自身来完成的，需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新布局条件下才可以实现。
美元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将通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参与国家。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经济体系中重新配置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金融领域华尔街垄断地位的现实存在与产业资本的发展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环境的差异，使两类资本的新平衡实现将会是产业资本的调整依赖于金融资本的调整方向。而两者再平衡的调整目标是实现资本回报率的平衡，这决定了这一轮的再平衡调整将采取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式来进行，因为金融资本的汇报率依托于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所以再平衡将会是以金融资本相对价格下降来完成的，而金融在经济体的垄断地位意味着只能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实现再平衡的调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的笔记-第38页 - 第二章

自由贸易区的激增以及区域主义多边化趋势，既给WTO对边体制带来机遇，也同时带来了挑战。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互动发展，构成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制度结构转型机制。一方面，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摆脱WTO多边体制所遇到的障碍甚至停滞，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从而试图解决多边体制的现有问题，突破现有的障碍。但如果这一倒逼机制不起作用，则区域主义很有可能发展成新的多边主义、生长出新的多边体制，即出现所谓的“区域主义的多边化”。如此不断演进，从而在多重框架内形成区域性安排与多边体制互动发展的格局。这一制度结构演进生生不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区域主义与多边体制之间存在互动发展的制度演进机制，以及现行WTO多边体制陷入困境，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制度框架正逐渐由以WTO(GATT)为主导的多边框架发展到区域主义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多重框架。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果WTO多边体制面临的困境无法突破的话，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以区域主义多边化为主导、现行WTO多边体制为最低门槛（即维持现状或可能被抛弃）的新多边框架。但不管怎样，目前自由贸易区区域性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多重框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新的制度结构。尽管如很多研究所分析的那样，这一多重 框架的内在冲突以及利弊不一而足，但它至少为各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促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机会与平台。因此，在不放弃多边主义的同时，积极推进区域主义，无疑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