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书评

如何烹调犹太人？

刊于《周末画报》（2014年9月6日）当我们谈论犹太家族故事时，我们谈论什么？一个关于某太叔公的实例：“他是个屠夫，某天脚下一滑，掉进了煮着大量火腿的沸水桶。他当即就死了，留下八个孩子。”故事里的听众吐槽道：“这恐怕是最不犹太的死法。”而讲故事的人表示同意，但她改换了措辞：“那不是烹调犹太人的传统做法。”——“烹调”犹太人？简直是口味重到出界的黑色幽默。而且，还有更重的——“传统做法，是啊，你说得对。犹太人被送进烤箱，异教徒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他们在思想实验中达成共识：像这样“水煮”犹太人，不是烹调犹太人的传统料理法。这段来自美国作家内森·英格兰德的短篇小说《关于我母亲的家族，我所了解的一切》里的故事不啻整部短篇小说集的最好概括：短篇集中八个故事皆不是对于犹太人题材的传统料理法，没有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令人窒息的描写，没有辛德勒名单式的催泪演绎，或者说，没有惯常的欧美视角，而是从犹太人内部出发，用爆笑的幽默感（有时甚至不合时宜、但恰恰又因为不合时宜反而带来一种令读者不安的奇效）和极具洞察力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带有民间传说、寓言或童话的色彩，但又绝无说教的意味，而是像牛排保鲜一般小心维护着道德上的模糊感，在模棱两可之中触发读者自身的思考）探讨宗教、身份、伦理、历史等诸多严肃、基本又略显宏大的主题。标题作《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显然是在指涉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卡佛的故事中，两对夫妇一边喝着杜松子酒和酸橙，一边谈论着爱情。在内森的版本里，则换成了两对犹太夫妇：在佛罗里达的那对成了世俗的教徒，而留在以色列的那一对“从东正教徒变成超东正教徒”（“这名字像种经过重新包装的清洁剂”，作者写道），而他们喝着比杜松子酒更加浓烈的伏特加，抽着从儿子房间里弄来的大麻（在一番关于“美国道德标准”的讨论后），聊起了关于宗教和身份的沉重话题。在故事的结尾处，两对夫妇在储藏室里玩起了“安妮·弗兰克游戏”——即：假设美国发生了大屠杀，想一想身边有哪一位“正义外邦人”会冒着一切危险藏匿他们。在这场有关生死的思想实验中，他们陷入了自我怀疑。“我们四个人谁也不会把不能说的话说出来——这位妻子不相信丈夫会把她藏起来。”时间跨度长达38年、却仅有32页长的《姐妹山》可能是这部短篇集中最具有野心的一篇。内森选取了以色列最具历史意义的四个年份，切片般地展示了耶路撒冷东边某座小山上两个家庭的变迁，并由一场象征性的买卖所引发的争论（由于某种迷信而象征性将自己女儿出卖的母亲，没有料到多年之后对方竟要求兑现承诺）推及对于宗教（可视为贯彻犹太法律的抽象契约）及契约的思考：没有执行过的、象征性的契约仍是有效的契约吗？内森·英格兰德的这些故事从没有过分抽象、而落入道德说教的俗套，而是充分展示了人物（或人类）内心情感的复杂程度。在《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中，校园里的犹太人与反犹分子之战（由于发生在孩子之间而带有游戏色彩）本是善恶分明的，然而当犹太孩子们通过训练、练习使用诡计并向更强大的“领袖”寻求帮助，完成了向反犹恶霸的复仇之后，叙事者望着在地上流血抽搐的恶霸时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假想中复仇的快意并未来到，相反的，他觉得“被人打垮要好于打垮别人”。内森·英格兰德在《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里的所有故事或许都可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故事，这些不时令读者感觉极度不安的故事不断催促着读者思考：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更准确地说，让读者意识到对与错之间的界线是怎样的暧昧不明、模棱两可。在《日落营》和《送给年轻寡妇的免费水果》中，这样的探讨达到了某种惊悚的烈度。在《日落营》安度晚年的老人们，并无证据地一口咬定某人是集中营的守卫，并一起策划了一场疯狂的杀戮。内森仿佛在通过标题暗示，日落营可以成为另一种集中营。《送给年轻寡妇的免费水果》则通过孩子的视角，反思父亲对某“教授”的仁慈的由来，乃至国家的处境。“父亲向艾加解释了战争中模糊不清的道德观念，解释必须在一瞬间做决定，威胁和反击之间的平衡，还有所谓百分比和绝对值。西密尽可能让儿子明白：以色列人夹在国界模糊的领土和没有正式签署的宪法之间，处于一片名叫真实生活的灰色地带。”我们由此不妨这样认为：内森的短篇小说，恰恰就是从这片灰色地带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