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存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文存》(作者刘东、翟奎凤)是梁启超晚年传统文化相关著述的一个缩影，以1919年《欧游心影录》为标志，梁启超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于未来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开始沉潜于国学研究，致力于弘扬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举凡任公在儒、道、佛、文学、历史、政治、宗教、地理、考古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精彩论述《梁启超文存》皆有收录，全面呈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精神高度与思想风采。

书籍目录

未竟的后期
1919生
欧游心影录(节选)
1920年
《改造》发刊词
清代学术概论(节选)
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演说词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老子哲学
孔子(节选)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1921年
墨子学案(节选)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选)
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1922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节选)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地理及年代
评非宗教同盟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情圣杜甫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节选)
什么是新文化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大乘起信论》考证(节选)
屈原研究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选)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1923年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节选)
人生观与科学
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选)
1924年
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
戴东原哲学(节选)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节选)
亡友夏穗卿先生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
非“唯”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1925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节选)
1926生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选)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节选)
《庄子·天下篇》释义
《苟子》评诸子语汇释
1927年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选)
北海谈话记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儒家哲学(节选)
学校读经问题
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
1928年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辛稼轩先生年谱(节选)
梁任公生平大事记

编辑推荐

《梁启超文存》(作者刘东、翟奎凤)收录梁任公1919年至1928年10年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讲演文稿。    本文存对不超过两万字的重头文章大多照收，对两万字以上的长篇大作则进行节选，并对其背景和内容简要说明，俾使读者能假此“一卷本”窥得任公后期著作全貌。

前言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问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章节摘录

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履历，总有些简单化或格式化的传记，愿意把它说得好像是从一开始就能一次性地搞定，所谓“自幼便如何如何……”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休要说如此开放与随机的人生了，就连虚构小说的全能叙事者，也做不到如此精准地掌控主人公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小说结局，总会露出那样多的不确定性：他要么就让主人公的下场游离出创作的初衷，弄得到头来简直就连作者本人都能被吓一大跳；要么就为小说写几个不同的结局，只把它们并列出来任凭读者去选择；要么索性不再为这种僵硬的结局操什么心，只给出个有头无尾的半拉故事去供人想象……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还会看到，在王蒙的那本《红楼启示录》中，他才会针对那些专门根据第五回中的暗示来猜度和评判全书结局的书斋型学者，而和盘托出自己身为作家的实际体会：其实任何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从一开头就完全封闭住自己的故事，就算曹雪芹也绝不会例外！    的确，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谋划和重新设计的过程，并且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体现为向着可能世界不断敞开的过程。——而在这种不断重赋生命以意义的开放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中的个人，又主要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跟外来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牵连与互动，由此而决定了个人生命中的偶然和经验内容；其二则是受到了先天禀赋与价值理想的驱动，由此而显示出这个小小的“块肉”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抵抗，否则人生就完全是一场随波逐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太过固执还是太过善变——比如正像我们常能从身边看到的，要么就去把某个很有时代局限的招牌式怪论，不厌其烦地重复到“公认笑柄”的地步，要么就车轮般地把十八般思想武艺全都戏耍一过，捎带着也把凡是自己持有过的立场全都戏弄一遍——当然都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或者说，都是把持不住自己和缺乏人生智慧的表现。    上面的几句随手小引，听起来当然并不费解。不过如果我们再深钻进去，却能从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涉及在同时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程中，究竟如何担负起对于我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似乎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即使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任何新的意义创造行为，也只能基于对于过去经历的激活。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往往又必须狠下心来学会舍弃，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需要既能舍弃已有的功业与名声，也能舍弃以往的招牌式论点，——那些东西当然代表过你的生命实现，可如今却已是你实现生命潜能的魔障，正如曼杰尔斯塔姆在诗中所吟：“已经说出的话，并非出自我的嘴／而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如同石化的麦粒。”    而这样一来，话题就变得新颖和刺激多了！事实上，虽然人人都学会了跟着去说“生而自由”，然而恰恰在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生命对于他来说才最是必然！此时此刻，由于生命本身张力的弱小，几乎构成其主体内容的一切，都要视周遭的偶然环境而定．包括他的母语和母文化，他的开蒙老师和启蒙教本，以及他后来学着思考问题时，所首次对准的对象、采取的角度、获得的灵感和抓到的机遇。——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独上述的种种主体努力本身，可以意味着从必然向自由的挣扎；惜乎不无矛盾的是，此后的复杂困境偏又表现在：他居然要既背负和拖累着这些，又利用和驾驭着这些，来从某种程度上谋求解脱与拓宽。换句话说，对于在另一方面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个人而言，最为反讽和吊诡的是，在其打从落生便已开始的主体扩张中，他所感受到的“不自由”居然还要包括：往往必须做出“破茧”式的突破，或者“壮士断腕”式的割舍，来克服自家生命扩张的某些阶段性成就，哪怕它曾为自己博取过广泛的喝彩，——以免它完全异化成了佛家意义上的“业障”，阻碍自己再去攀越更高的境界。    正是从这个富含哲理的角度，我们在这里顺理成章地，引入了这篇论文的主人公——梁启超。大家当然都还记得，这位以“变法”而名家的英雄，在其慨然从政的早岁，就已然对因时因地的观念变化，发出过这样的自觉和自许——“语日：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而到了他转而治学的后期，他又以下面那种鲜明的对比，在当年两位主要的变法人物之间，继续拉开“善变”与“不变”之间的距离或反差——“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口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确乎是终其一生，都从不惮了公开地承认：自己主要的特点恰在于“善变”。而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就呵以从分析他这种“善变”人手。P1-3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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