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莱特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比《简.爱》更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书中的女主人公从许多方面来看就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作品描写了作者在布鲁塞尔求学时与老师埃热先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书籍目录

译本序    第一卷第一章  布列顿第二章  波琳娜第三章  游戏的伙伴们第四章  马趣门特小姐第五章  翻开新的一页第六章  伦敦第七章  维莱特第八章  贝克夫人第九章  伊西多尔第十章  约翰医师第十一章  女杂务工的小房间第十二章  小盒子第十三章  不合时宜的喷嚏第十四章  圣名瞻礼日第十五章  暑假    第二卷第十六章  往日的时光第十七章  台地别墅第十八章  我们的口角第十九章  克娄巴特拉第二十章  音乐会第二十一章  反应第二十二章  一封信第二十三章  瓦实提第二十四章  德·巴桑皮尔先生第二十五章  年幼的女伯爵第二十六章  葬礼第二十七章  克莱西公馆    第三卷第二十八章  挂表链第二十九章  先生的圣名瞻礼日第三十章  保罗先生第三十一章  树仙第三十二章  第一封信第三十三章  保罗先生遵守诺言第三十四章  玛勒伏拉第三十五章  博爱第三十六章  不和的金苹果第三十七章  阳光第三十八章  阴云第三十九章  旧雨新知第四十章  幸福的一对第四十一章  克罗提尔德郊区第四十二章  尾声附录  夏洛蒂·勃朗特生平大事记

编辑推荐

夏·勃朗特所著的《维莱特》是一部比《简·爱》更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书中的女主人公从许多方面来看就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作品描写了作者在布鲁塞尔求学时与老师埃热先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夏洛蒂最后不得不与自己心爱的人分手，以后就再也无法见到，她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用创作来宣泄心中沸腾着的热烈感情，这样便产生了《维莱特》。

前言

1852年11月里寒冷的一天，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布拉德福市哈沃斯村教区牧师巴特里克·勃朗特先生的寓所里，牧师的女儿，这时已经以笔名柯勒·贝尔蜚声文坛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写完了她的小说《维莱特》的最后一行。她搁下笔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后来她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写完后，作了一次祈祷。究竟写好了还是写坏了，我不知道；任凭天意吧！现在我要努力平静地等待结果。”    这时，夏洛蒂年方三十六，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杰作《简·爱》（1847）和颇受欢迎的《谢利》（1849），年龄和事业都是如日方中之际，应该有漫长的锦绣前程等候着她，却不料《维莱特》已是她的绝唱和绝笔了。两年以后，她与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Bell Nicholls，1818—1906）结婚，结婚前后动笔写小说《爱玛》，未能完成，婚后只九个月便受疾病折磨，留下几章残篇，于春寒料峭的3月31日匆匆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九岁。    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原像多数乡村牧师家的生活那样，是清寒的；如果不是迭遭变故，倒也融融泄泄，乐在其中。但是，夏洛蒂六岁时，三十八岁的母亲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姨母来家照料六个孩子，终未能慰抚孩子们丧母之痛。两个姐姐、夏洛蒂和一个妹妹被送往教士女儿学校住读，学校里恶劣的条件和过分严厉的管教，对幼小的心灵只能投下暗影。还不仅如此，两个姐姐不久以后都得了肺结核，先后夭折。这些，在《简·爱》一书里都有着令人伤心落泪的反映。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辍学回家以后，和弟弟勃兰威尔、最小的妹妹安妮一同长大。弟弟后来一事无成，自甘堕落，浪掷了自己的才华，也辜负了家人的希望。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对于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着共同的爱好，终于都登上文坛，成为杰出的文学家。    三姐妹于1846年用笔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夏洛蒂的《简·爱》于1847年由史密斯一埃尔德公司出版以后，艾米莉的名著《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也于同年由纽比公司以作者负担一部分费用的苛刻条件出版。第二年，安妮又出版了小说《女房客》。    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顾这一门三女杰的辛勤劳动，让她们可以采摘甜蜜的果实了，却不料从1848年的秋天到1849年的春天的八个月之内，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三人相继在青春年少时死于结核病。    夏洛蒂的《谢利》写到三分之二的地方，正是家中惨祸连连的时候，她不得不暂停写作，过了一阵才强忍悲痛，勉力续完。    在她写作《维莱特》的一年间，可以想见亲人们的死亡的阴影是如何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还要加上一句的是，他们的姨母也早已于1842年死于他们家中。人去楼空，教会提供的两层八间的牧师寓所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爱独居一室的父亲、一个女仆和夏洛蒂三人。在荒原深处，墓冢丛中，教堂对面，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室外狂风呼啸，室内炉火闪忽，夏洛蒂伴着孤灯，形单影只，奋笔疾书，此情此景，该是什么况味！她们三姐妹原来有个习惯，在晚饭后绕着餐桌踱步，一个跟着一个，一面走，一面交流写作心得，互提意见。两个妹妹去世以后，夏洛蒂依然保持这一习惯，绕桌而行但已无人可以交谈，不闻欢声笑语，却只有自己的脚步敲击那石块铺成的冷冰冰的地板跫跫之声了。    这样的写作背景，这样凄凉寂寞的心境，不可能不反映到她的作品《维莱特》中来，何况这部书的内容比起夏洛蒂其他几部小说，带有更浓厚的自传色彩。    《维莱特》的女主人公露西·斯诺从许多方面看来，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真实写照。露西的经历如果说并不完全等于夏洛蒂的经历，却应该说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夏洛蒂的主要经历；同时，露西用第一人称对读者所说的话，应该看做夏洛蒂对世人倾吐的心声。    夏洛蒂把女主人公的姓氏称做“斯诺”是有含意的。1852年11月6日，作者致函出版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说到女主人公的姓名，我几乎无法解释，是怎样一种微妙的意念使我决定给她起了一个冷的姓氏……她必须有一个冷的姓氏……因为她有一副冷冰冰的外表。”原来“斯诺”的原文Snowe（=Snow）是“雪”的意思。作者一度曾使女主人公改姓Frost，意为“冰霜”，同样是寒冷之意。参照作者的经历看来，当不仅指她的外表，很可能还指她的遭遇和她的内心。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夏洛蒂还说：“除非我错了，这本书的情调将从头到尾是比较低沉的。……她也许会被看成是病态的、软弱的……而任何人如果过着她那种生活，都必然会变得病态的。”    书名“维莱特”的原文是法文Villette，乃“小城”之意，英国人用这个词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夏洛蒂用这个字暗指布鲁塞尔，正如她在书中用“拉巴色库尔”（Labassecour，“农家场地”或“晒谷场”）暗指比利时一样。原因当是作者要把故事的真实背景弄得模糊一点。从1842年到1844年，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读书并兼任英语教员。这是夏洛蒂一生唯一的一次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大陆。初渡英、法之间的海峡的时候，是她父亲陪送她和艾米莉前去的，费用由姨母资助。不到一年，姨母病故，夏洛蒂和艾米莉奔丧回家。在埃热先生来信盛情催请下，夏洛蒂再次只身返回布鲁塞尔。前后两年，夏洛蒂在法语、德语和文学修养方面大有收获。意想不到的是，在感情问题上，竟然也给她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恋情。她所以要写这部小说，所以要把这部小说叫做《维莱特》，显然是事出有因的。    这一段恋情，当时和后来都鲜为人知。如果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可能会永远湮没无闻。据说，夏洛蒂去世以后不久，为她写出第一部传记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向有关人士搜集资料时，对此事是知道的，但是为了不使尚活在世上的人难堪，为了不使她的朋友夏洛蒂本人的形象受损，故而在传记中略而不提。    事情是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学习期间与康斯坦丁·埃热（Constantin Heger，1809—1896）先生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埃热先生的第一位夫人死于1833年，他的第二位夫人（娘家姓Parent）克莱尔·卓埃（Claire Zoe）·埃热（1804-1890）是夏洛蒂求学时的校长。埃热先生主要在学校东隔壁的一所布鲁塞尔王家中学担任文学教授（在比利时，对资深中学教师也称教授），同时也协助夫人治理自己的学校并且授课。埃热先生为人热情，充满活力，学识渊博，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在夏洛蒂和艾米莉初来的时候，给予帮助，特为她们辅导功课。不久，夏洛蒂在学校里学习的同时，还担任了英语教师，并且为埃热先生和他的妻弟补习英语。从现有的材料看来，他们之间不过是如此这般的泛泛的关系。1842年5月，即夏洛蒂和艾米莉到达布鲁塞尔之后的三个月，夏洛蒂给她童年时的学友，后来成为终身挚友埃伦·纳西女士写的信里，这样形容埃热先生：“他是修辞学教师，一个智力雄厚的人，可是脾气异常暴躁易怒，一个矮小黝黑的丑八怪，一张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有时他借用一只发疯的雄猫的模样，有时又借用一头癫狂的狼狗的神态；偶尔，但很罕见，他抛开了这些危险的诱人的表情，采用了一副距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相去无几的风度。”从这些不大恭敬的言词看来，夏洛蒂这时不像对埃热先生有多少好感。但是，过了一年，夏洛蒂在给她的弟弟勃兰威尔的信上，抱怨在这个异乡异国人际关系“虚伪透顶”，不懂什么是友谊的同时，却说：“唯一一个例外是那个黑天鹅，埃热先生。”从“丑八怪”一跃而升为“黑天鹅”，岂不是像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这里，岂不是透露了一点什么信息吗？    另一方面，埃热先生比他的第二位夫人小五岁；那所学校看来又是这位夫人的资产；如此“屈居人下”，如果他感到“压抑”的话，便很有可能主动接近夏洛蒂，引为红粉知己。    当然，不能忘记，当时是十八世纪，当地是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学校。校长埃热夫人矮矮胖胖，彬彬有礼，但是神态冷峻，不苟言笑，一贯以严格的态度领导学校，以不断的监督对待师生。在（《维莱特》里，夏洛蒂按照她的模型出色地创造出一位贝克夫人，可以想见埃热夫人管理下的学校的大致的环境氛围。因此，夏洛蒂和埃热先生之间的关系想必不是那种浪漫的师生之恋，而多半如夏洛蒂在（（维莱特》里所描写的露西·斯诺和保罗·伊曼纽埃尔之间那种精神上的互相吸引、心灵上的彼此接近和沟通，但事实上是只有绝望和痛苦的那种交往。    夏洛蒂身材娇小瘦弱，但是性格坚韧刚毅，很有主见，再加上长期艰难和孤独生活的磨练，她是一位深情而又不易动情的人。她这时二十六岁，在来布鲁塞尔之前，曾经在家乡拒绝过两位求婚者，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在这样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向一位不适当的对象打开了心扉。恐怕只能说是盲目的爱神向她盲目地射出了一支金箭吧。    尽管夏洛蒂竭力自我克制，尽管表面上维持正常的师生关系，但是既然心中燃起了恋之火，总不免有外露的迹象。勃朗特研究家玛格丽特·莱恩在《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写道：“埃热夫人敏锐地注意到那个英国女教师对教授的反应过分冲动，过分带感情意味。她不喜欢热情，对这种歇斯底里，无疑也有过充分体验。……当然，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无以名状、不知不觉的妒意也在起作用。夏洛蒂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冷淡，正如埃热夫人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不适当的热情。”    大概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处境的尴尬，避免埃热夫人猜疑和冷漠的目光，以及治疗那难以忍受的孤独之感、思乡之情，夏洛蒂于1843年10月向埃热夫人表达了离校回国的意愿。不料，一如夏洛蒂给埃伦的信上所说：“埃热先生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怒冲冲地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不能走。”直到这年年底传来消息，说夏洛蒂的父亲快要双目失明了，这才给了她脱身的充足的理由。    可是一颗动了真挚的感情的心，并不因为它的主人身在何处而情况有什么不同。对于夏洛蒂说来，回到家乡，从此永不相见，反而使思念之情加上生离死别之苦，一如火上加油，而更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书信才能够慰情聊胜于无。这些信必须是可以公开的，因为是写给一位有妇之夫；但又必须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渴念和爱恋，因为这才是写信的真正目的。夏洛蒂以自己非凡的才华尽力这样做，然而纸包不住火，从一些字句，从字里行间，明眼人和旁观者是容易知道此中深意的。不知这些信共有多少，但是极其偶然、极其戏剧性地被保存下来的是四封，流传后世，让人得知湮没了许多年的这段隐情，也让研究者和读者得知夏洛蒂写《维莱特》的背后，实际上有着这样一段不幸的背景。    信是写到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去的，可见夏洛蒂并不有意避开埃热夫人的“监督”。后来埃热先生要求把信寄到自己任教的那所中学，可见他遇到了“麻烦”。夏洛蒂觉得这样做不妥，便从此中断了通信，可见她认为自己光明磊落，不想背着那位夫人暗诉衷曲，而且很可能当局者迷，她认为这些信只不过是普通的、或稍稍越过“普通”的师生问的通信而已。    四封信被保存下来的曲折经过是这样的。    据说，埃热先生接读夏洛蒂的来信以后，便撕作废纸，随手扔掉；埃热夫人却颇有心计地悄悄拾起来，用线缝缀并且裱糊好（从一本传记书上的一张图片上可以看出），藏在自己的首饰匣子里。埃热夫人死去多年之后，埃热先生才发现这些自己扔掉的信，很是惊讶，便再次扔去，却又被他的女儿拾起来珍藏。直到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夏洛蒂一家及埃热先生都已先后作古，埃热夫妇的子女也已到了老年，他们觉得这四封信是举世闻名的作家的珍贵手迹，便于1913年拿了出来，捐赠给不列颠博物馆。《泰晤士报》于同年7月29日将法文原信全文发表，并附英文译文。这时，已是这些信件书写日期的六十八年之后了。    夏洛蒂在信中说：“日日夜夜，我既不能休息，也不得安宁。……我梦见你，老是疾言厉色，老是乌云满面，老是冲着我大发雷霆。……如果我的老师全部收回他对我的友谊，我就毫无希望了。”“我曾经试图忘掉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认为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而当一个人忍受这种焦虑心情达一两年之久，只要能回复心情的宁静，他是在所不惜的。我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我找事情做，禁止自己享受谈到你的快乐——甚至对艾米莉都绝口不谈。……我食无味，寝无眠，憔悴消损。”    夏洛蒂心中沸腾着多么热烈的感情，又忍受着多么痛苦的煎熬，真是跃然纸上。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者认为文艺是被压抑欲望的升华。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这些话有多少道理，或许值得探讨，但似乎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夏洛蒂写作这部小说《维莱特》的动机。    她的动机，其实在那四封信的第一封信里就初露端倪了。那是1844年7月24日给埃热先生的信，上面说：“若是我能写作，我就不会感到空虚无聊。……我要写一本书，把它奉献给我的文学老师——我唯一的老师——奉献给你。”    不过，夏洛蒂从布鲁塞尔回到家乡哈沃斯以后，开头做的是与妹妹们积极筹备在家中开办招收四至六名学童的寄宿学校的事。她去比利时求学，原来也是为自己办学当教师打基础的。无人报名，办学未果，她们才转向文学事业。在三姐妹诗集出版以后，夏洛蒂于1846年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是《教师》，而不是《维莱特》。《教师》同样以布鲁塞尔为背景，写一位英国男青年前去做教师，与一位外国女学生恋爱而终成眷属。这部小说当是为献给老师而作的，可惜被认为失之平淡，不合人们流行口味而被出版公司六次退稿，后来又遭三次拒绝，夏洛蒂生前没有见到它的出版，直到1857年，即她逝世后两年，才得以问世。    《教师》受到的冷遇，终于由《简·爱》和《谢利》的巨大成功弥补了。但是夏洛蒂依然不能忘情于她在布鲁塞尔的那段经历。早在1847年12月14日，她就曾在信上对史密斯一埃尔德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我的愿望是重写《教师》，尽量弥补其不足，删除一些部分，扩充另一些部分，把它变成一部三卷小说。”结果便是她这部动笔于1851年夏，完成于1852年冬，出版于1853年初的杰作《维莱特》。作者也许担心这部作品会像《教师》那样不受出版者欢迎，所以在完成之后作了祈祷，仿佛不那么有信心。    与《教师》比较起来，《维莱特》的篇幅增加了一倍有余，人物大大增加，内容也丰富复杂得多，已经完全不是局部的改写和增删，而是另一部有独创性的小说了。不过写的仍然是叫做“维莱特”的布鲁塞尔，仍然以一所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为主要情节。把《维莱特》看做是一部李代桃僵的作者心心念念要奉献给她的老师埃热先生的一部作品，大概并不为过。    露西．斯诺是《维莱特》里最主要的人物，她自始至终向读者叙述故事，倾吐心曲。另一位主要人物保罗。伊曼纽埃尔，即在外表上和性格上都经过化装却仍然依稀可辨的那位埃热先生，在小说的第一、二卷里却不占主要地位，直到第三卷里才同露西和贝克夫人，即埃热夫人的化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演出可歌可泣的一幕幕，直到悲剧性的终场。    在第一和第二卷里的主要人物，除露西和贝克夫人以外，则是约翰·格雷厄姆·布列顿医师、波琳娜·玛丽·霍姆小姐、姑妮芙拉·樊箫小姐和阿尔弗莱德·德·阿麦尔上校等等。他们之间交织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露西暗暗地爱上了约翰医师；约翰迷恋的是姑妮芙拉，爱虚荣的姑妮芙拉却选中那位游手好闲的有贵族头衔的德·阿麦尔上校。到全书近尾声的时候，约翰与波琳娜（据知其原型是盖斯凯尔夫人的小女儿朱莉娅）结合成幸福的一对；姑妮芙拉与那位上校私奔远行。贝克夫人一贯不动声色地执行她明察暗访、严格管教的校长任务。露西遭受的则是命运对这位孤独无依的少女的种种折磨。    这第一和第二卷之中，同样反映了作者夏洛蒂的亲身经历。比如马趣门特夫人之死，使人联想到作者姨母之死；比如露西初至伦敦，渡海去“维莱特”时的感受；比如以一个信奉新教教徒的身份到天主教教堂里向神父忏悔的描写，在夏洛蒂于1843年9月2日给艾米莉的信上就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地方，夏洛蒂和露西已不分你我了。至于用大量笔墨描绘的那位年轻有为、英俊文雅、惹人喜爱、责任心和事业心都强的约翰医师，据知同样是实有其人，呼之欲出的。此人便是出版过夏洛蒂几部作品的伦敦史密斯一埃尔德公司的业主乔治·史密斯先生。夏洛蒂是从布鲁塞尔回到英国以后，写作成功，才成为一名作家，并与史密斯先生有了交往的。但是在《维莱特》里，作者把这一段经历的时间、地点和背景都作了移花接木的艺术处理，搬到先于此时的“维莱特”去了。夏洛蒂生平五次去伦敦，或为文稿出版事宜，或受史密斯邀请参观博览会什么的。每次，这位出版家都盛情款待，有时夏洛蒂住在他颇为舒适讲究的家中。夏洛蒂性格内向，木讷寡言，不善也不爱交际，但是史密斯还是把她带领到一些社交圈中。她在此时认识了萨克雷、卡莱尔、盖斯凯尔夫人、罗杰斯等名作家、诗人，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名流。宴会、观剧、参加音乐会、参观不列颠博物馆的画廊等等节目，主要也是这位史密斯先生的热心安排。他还与夏洛蒂去爱丁堡远游。交往密切，通信也频繁，看来夏洛蒂对乔治·史密斯颇有好感；史密斯先生的热心和殷勤似乎也超过一位出版公司业主同其投稿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外界有了一些猜测。不幸的是，史密斯的母亲对这样的关系不表赞同，夏洛蒂也觉得年龄不相配，对自己的容貌和家庭经济情况又有自卑感。1850年6月21日，夏洛蒂在致她的女友的信中，回答询问时说：“乔治和我彼此十分了解，十分真诚地相互尊重。我们双方都明白，岁月在我们之间造成多么大的差距。……我年长他七八岁，更何况我绝不以美貌自居，如此等等，都是最安全的保障，哪怕同他一道去中国，我也无所顾忌。”    话虽如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并非一般，夏洛蒂的心中不免又添一层怅惘。不过，史密斯并没有像埃热那样使夏洛蒂产生伤感和痛苦的心情。在《维莱特》里，史密斯母子以布列顿母子的面貌出现，露西默默地爱慕着约翰·格雷厄姆·布列顿医师，但是祝福他能够与波琳娜永结同心，幸福地过一生。这一创作意图，夏洛蒂在将《维莱特》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手稿寄交史密斯先生以后，于1852年11月3日的信上有明确的说明：“露西不该嫁给约翰医师；他太年轻、英俊、开朗、和蔼；他是大自然和命运的‘鬈发的宠儿’，应该从生活的彩票中抽得一张奖券。他的妻子应该年轻、富有而漂亮；他应该得到莫大的幸福。如果露西要嫁人，她应该嫁给那位教师……”    在这部小说里，夏洛蒂给波琳娜和姑妮芙拉都安排了各方圆满的结局，但是给主角露西安排的却是一个可悲的终场。这本来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符合作者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然而她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一部小说最后在他心头留下凄凄惨惨的印象，要求他的女儿让露西也喜结良缘，幸福美满地过一生，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那样。夏洛蒂不忍违拗她世上仅存的亲人的心意，又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结果便写成了读者现在看到的尾声。伊曼纽埃尔从西印度群岛回国，就在轮船驶近国门的时候，忽遇狂风暴雨，归舟不幸触礁沉没。这就完了。这位男主人公究竟遇救脱险没有？他和露西究竟得庆重逢、终成眷属没有？夏洛蒂放下笔来，不作交代。这个生死未卜、吉凶难定的悬念推给了读者，包括她的父亲。她在1853年3月26日写信给那位出版家史密斯先生说：“反正总得在淹死和终成眷属之间进行可怕的抉择。那些慈悲为怀的读者……当然会选择前一种较为温和的命运——让他淹死，以便解除他的痛苦。相反，那些狠心肠的读者就会…“残忍地、冷漠地让他同那个人……露西·斯诺——结婚。”    阅读一部文学名著会被它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即使对作者生平和创作背景不甚了了，也能够兴味盎然地尽情欣赏，正如《简·爱》问世，万众传阅，却还不知作者“柯勒·贝尔”是男是女。《维莱特》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同样有着这样的艺术魅力。不过，《维莱特》更接近于作者后半生的自传，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夏洛蒂的生平故事，那就像游览名胜古迹事先作一番研究一样，会跟着我们所钦佩、所爱戴、所同情的作者同呼吸，共命运，想作者所想，爱作者所爱，悲作者所悲，乐作者所乐。    因此，译者不惜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追踪和整理出夏洛蒂的心路历程来，觉得这样对于我国一般读者阅读此书将会有一些帮助。    夏洛蒂为她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的作品再版，于1850年写过一篇关于她们的回忆录。其中写道：“当烈日方中，农事正忙之时，耕耘者却在劳动中倒下了。”不料夏洛蒂本人也是这样倒下的。综观她的一生，有过事业成功，生命大放异彩的时期。她的爱情最后倾注到那位“不是富有诗意的”、但是真诚爱她的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身上，并且在她这位丈夫的祈祷声中死去（据朱虹、文美惠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所载，夏洛蒂是患妊娠败血症病逝的）。她最后一年的生活也可以说夕阳辉煌，金光灿灿。这正如夏洛蒂在写《维莱特》的时候说的那样：“（作者的）天空并不总是风和日丽，也并不——谢天谢地！——总是暴风骤雨。”然而，整个说来，夏洛蒂所尝味的人生是苦多于乐。面对死亡、长守孤独、恋情无所寄托，为寻找出路而拼搏。  她心灵的负担实在是非常非常沉重。这些，在《维莱特》的许多篇章里都有催人泪下的反映。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最能打动人心，《维莱特》正是这样一部小说。西谚有云：“受创伤的牡蛎用珍珠来修补它的介壳”（It is the wounded oyster that mends is shell with pearl），《维莱特》正是这样一颗永放光彩的不朽的稀世之珍。    无怪乎盖斯凯尔夫人在为夏洛蒂写的传记中说道：“《维莱特》受到异口同声的一致欢呼。”女学者兼作家乔治·艾略特在书出版两星期以后便说：“我刚刚回到自己周围真实世界的感觉中来，因为我刚刚读完《维莱特》，这是一部比《简·爱》更了不起的书。”为勃朗特三姐妹编全集的玛丽·沃德说：“这种诗的想象力的伟大天赋，她从来没有像在《维莱特》里运用得这样好。”小泉八云认为：“《维莱特》【比《谢利》】更好，说实在的，我常常禁不住要想，它甚至比《简·爱》还要好……”近代勃朗特研究家、作家玛格丽特·莱恩说：“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更精彩、更成熟、更老练……也是唯一的一部几乎从头到尾显示出夏洛蒂·勃朗特在最佳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    《维莱特》自出版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在国外，对于读者和研究者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国翻译介绍当以伍光建的译本为首，那是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名为《洛雪小姐游学记》。另外，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素台翻译的《维莱特》。西海（杨之宏）先生和我合作的这个译本当为第三个译本。我们自1987年开始，孜孜矻矻，不觉经过了五六个寒暑。其间固然有其他审稿、译稿以及疾病等等事情干扰，不得不暂停译笔，但是原文本身不易翻译，必须仔细推敲斟酌，也是一个原因。萨克雷觉得夏洛蒂“比多数女士们更精通英语……文体可说极其浓郁，极其纯正”。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她在选词用句上十分讲究。……一组词语，就是如实反映她思想的一面镜子，其他的词，不论含意多么接近，都不能取代它们……这种仔细推敲遣词造句，使她的文体显得像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么细小，都安插得天衣无缝。”作为译者，面对这样一件精雕细琢、长达六百多页的艺术精品，要用另一种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说一声戛戛乎其难哉，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过分。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地写；译者则必须体察入微、亦步亦趋地译。中国的方块字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其表达能力决不亚于任何其他文字。不过，要把夏洛蒂那样完美的西洋镶嵌图案惟妙惟肖地临摹出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读者看过这个译本，或许可以多少体会到译者所费的苦心。但是“天衣无缝”则是我们望洋文而兴叹的事。    西海先生和我分译互校。我译前面一半，并且担任全书中文润饰工作，以求笔调的一致。西海先生校正了我译文中的疏误之处。杨又才、吴成艺担任了枯燥的誊抄稿件的任务，在此谨表谢意。    书中注解是参考注释本原文和多家作品及中外文工具书编写的。    评论家认为，了解夏洛蒂的作品要和了解她的生平联系起来。为此，本书附有一份夏洛蒂生平大事记作为附录一，以便读者参考。    这篇序言之中的某些引文引自国内有数的勃朗特研究家和译者杨静远女士和祝庆英女士、祝文光先生编译和翻译的作品。这些作品名称已编写在书后的附录二之中，那是一份我国对于勃朗特姐妹的作品生平的翻译、研究的书目，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作进一步的欣赏和研究。附录二里，有些材料是彭嵋森先生提供的，感谢他费心代为搜寻。限于见闻，想必尚有挂漏之处，望请读者和专家指教，俾便来日更正和增补。    吴钧陶    1992．7．2

内容概要

作者:(英)夏·勃朗特 译者:吴钧陶、西海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布列顿    我的教母住在整洁而古老的布列顿镇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家好几代是那儿的居民，因此，说真的，就以他们的出生地做了姓氏——布列顿镇的布列顿。这是由于巧合，还是因为哪一位远祖曾经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因而把他的姓氏留给了这个地区，那我可不知道了。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每年大约去布列顿镇两次，我很喜欢到那儿去做客。那所房屋和屋子里的人们特别让我中意。那一间间宁静的大房间，那布置得很好的家具，那干净的宽大的窗户，那外面的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似乎星期日和节假日一直在那儿逗留不去，气氛是那么安详，人行道上是那么清洁——这些事物真叫我赏心悦目。    在一个都是成人的家庭里，对于独个孩子通常总是特别钟爱的；布列顿太太对我就是不动声色地格外给予照顾。我认识她以前，她已是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是一位医师，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    在我的记忆之中，她年纪已经不轻了，但是仍然漂亮，身材修长、匀称，并且虽然作为英国女子来说，肤色黑了一些，然而在她浅黑色的面颊上，一直带着健康滋润的样子，在那双美丽的含笑的黑眼睛里，露出轻松愉快的神色。人们感到极为可惜，她没有把自己的肤色传给儿子。儿子的眼睛是蓝色的——虽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得目光非常敏锐——他的长头发，有着正如朋友们觉得难以归类的那种颜色，只是太阳照着的时候，才称为金黄色。然而，他继承了母亲的五官的线条，还有她那一副好牙齿，她的身材（或者说有希望长成她那样的身材，因为他还没有长到定型），以及更好的是她的毫无缺陷的健康，她的那种状态和同等情况的精神，这对于拥有者说来，比一笔财产更好。    在这年的秋天——我正待在布列顿，我的教母亲自来认领我是她的家属，这时候正为我安顿永久的住处。我相信，她这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事情的预兆正在显现，我却想也没有想到，不过关于这事情的微小的疑虑已经足够把不肯定的悲哀传递给别人，并且使我乐于换换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我的教母的身边，时间总是平静地流过——并不是哗哗地、迅速地流，而是平淡无奇地流，好比一条水位高涨的河静静地流过一个平原。我去拜访她，就像“基督徒”和“盼望”逗留在一条可爱的小溪边，“绿树排列在两岸，百合花终年装点着青草地。”那儿没有丰富多彩的魅力，也没有小事情引起的激动；但是我那么喜欢安宁，那么不想找刺激，因而在刺激到来的时候，我差不多觉得那是一种烦扰，并且希望它还是远远离开我为好。    有一天，布列顿太太收到了一封信，其内容显然使她惊讶，并且有些担心。我起初觉得信是从家里寄来的，不禁一阵哆嗦，只怕是我所不知道的什么灾难性的信息。不过，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阴云似乎过去了。    第二天，我作了长距离散步回来以后，走进我的卧室，却发现了料想不到的变化。除了我那张搁在光线阴暗的凹处的法国式卧床以外，屋角出现了一张有栏杆的儿童小床，床上蒙着白布；除了我那只桃花心木的五斗橱以外，我还看见一只青龙木小柜子。我站在那儿凝视着，脑子里在想。    “这些东西表明和意味着什么呢？”我自问。回答是明显的。“另一位客人就要来了。布列顿太太准备迎接另外一位客人。”    正要下楼去吃饭的时候，得到了解答。我被告知，一个女孩子马上就要来和我做伴，她是已故的布列顿医师的一位朋友兼远亲的女儿。还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新近失去了母亲；然而，说真的，布列顿太太不久又添补了一句，说这一损失并不像起初看起来可能会有的那么严重。霍姆太太（好像是姓霍姆）过去非常漂亮，但却是一位轻浮、随便的女人，她对孩子漫不经心，又使她丈夫感到灰心丧气。他们远远不是情投意合的，这种结合必然导致的离异终于发生了——是双方同意的离异，没有办过任何法律手续。这一事件以后不久，这位女士在一次舞会上玩得过分卖力，患了感冒，发了烧，病了没有多少天便一命呜呼。她的丈夫天生是一位感觉十分敏锐的人，被这个太突然地传来的消息震惊得不知所措，这时，似乎很难使他不认为他在某些方面的过于严厉之处——某些欠缺耐心和纵容之处——对于加速她的死亡曾经起过一份作用。他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一点，直弄得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影响；医师们坚持要他旅行，试图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这时布列顿太太便提出照看他的小女孩。“我希望，”我的教母在最后加上一句说，“这个孩子可不要像她的妈妈一可不要成为一个疯疯傻傻的小调情者，弄得明智的男人情不自禁地要去娶她。因为，”她说，“霍姆先生正是一个有他自己特点的明智的男人，虽然他并不很讲实际。他喜欢科学，半生都消磨在实验室里搞实验——这是他的蝴蝶般的妻子既不理解、也不容忍的事情；不过，说真的，”我的教母承认说，“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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