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第九王国》书评

汉德克献给“叙述”的颂歌

1以反叛戏剧《骂观众》和《卡斯帕》出道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常被宣扬成一位叛逆的后现代作家，实际上他的小说更像复归传统的一面旗帜。这个传统主要是指德国大作家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所塑造的，即以一种启蒙时代欧洲人文主义者形象行走在路上的小说。它们与美国作家凯鲁亚克那种后现代嬉皮士形象行走在路上的小说有所不同。凯鲁亚克是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他引导人们接受分裂的“自我”并热爱“该死的世界”，歌德的“在路上”是骑士式从容追求自我完善的“在路上”。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在路上”获得的感悟之于读者都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彼得·汉德克（1942—）生于奥地利格里芬，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他以先锋戏剧走入文坛，此后所写的小说在叙述上越来越注重启示性，与由影视趣味主导注重娱乐性的现代主流小说渐行渐远。总得来说，他是以牺牲小说的娱乐性为代价，在传统小说模式中利用大量现代人文科学（比如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视点进行创作，最终铸就出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风格。他与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合作过的几部电影《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歧路》和《柏林苍穹下》都曾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创作意图和风格要素。现代主流电影总是注重娱乐性，并且把故事性作为作品娱乐性的基础。但汉德克和文德斯尽量保持创作的严肃意图，轻故事而重情景，特别是将人类面对现实真相产生的敬畏之心保存在那些让人感到“费解”的场景之中，以新颖的艺术手法重新制造事物之间神秘的联系。比如文德斯在拍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根据汉德克的小说改编）时，故意拍摄了一卷与剧情完全无关的镜头（他把这称为“艺术胶卷”），并且在后期剪辑时把它们有选择地插入到电影里，形成一种特殊的影像逻辑。汉德克那些“在路上”的小说喜欢插入自己对事物有所感悟时刻心理的细致分析。这的确使他的小说在叙事方面显得散漫，而且在很多地方显得相当琐碎和无聊，不过就连刚刚入门不久的作家也能从中看出来，汉德克的小说中几乎没有陈词滥调。他在努力的描述一个神秘的新世界，这并非一个未为人知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们熟识却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如此描述的世界。他所做的工作和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相类似，只不过他采用的是小说这种（至少在名义上）更为纯粹的叙述形式。2 《去往第九王国》创作于1986年，算得上是汉德克作家生涯中多次重大转折之一，而且它恰好是一部献给“叙述”的颂歌。小说分为三部分：盲窗（即假窗），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小说文本假托一个中年人的回忆录，回忆他其少年时代从居住地奥地利到祖籍斯洛文尼亚寻根的一次旅程。在这次旅程中，这位少年不断反思自己的童年生活。因而这整个叙事文本实质上是一个回忆中嵌套回忆再嵌套回忆的作品——这也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谓“第九王国”既可以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是汉德克赋予“文字世界”的新隐喻。第九王国出自斯洛文尼亚祖先使用的语言，意即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要是我们大家失散后，有一天又重聚一起，乘坐上披着节日盛装的四轮单架轻便车，前往第九王国，参加第九代国王的婚礼……”而汉德克则重新为它赋予其新的意义，“这时，我觉得这种虔诚的愿望可以转换到人世间来实现：文字。”菲利普·柯巴尔是流亡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后代，他中学毕业时不惜离开病重的母亲，执意要进行一次从奥地利向斯洛文尼亚寻根的旅程。一路上他不断发掘斯洛文尼亚语方言中的秘密，并且用它们反省自己的童年在这个被流放中的家庭的种种遭遇，以及语言在民族凝聚中扮演的角色。汉德克本人似乎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结，后来他还曾因为参加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引起极大的争议。所以这本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思语言世界与人类的关系，比如说到主角菲利普·柯巴尔“他在观察事物的名称时，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意图……而且每个词语圈就是一个世界圈！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是，圈与圈的分别来自那独一无二的、陌生的词语。当一次经历不愿意倾诉衷情时，你不是一再听到‘哪怕为之只要有一个词语表述就好了！’的抱怨吗？“这句话是想说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客观性其实是由词语建立起来的——这正是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之一。下面是一段更诗意化的描述，它进一步断定两种语言将带来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语言在一起，左边是一个个词语，右边是一个个对应的改写的形式。这些改写形式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使得空间弯曲，形成角度，进行比较，突现轮廓，实现建构。照这么说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这多让人开眼界啊，那个传说中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巴比伦语言混乱是多么有意义啊。那座塔不是在暗中建造了吗？它不就是虚幻到足够登上天堂了吗？”（这里是说《圣经》中的巴比伦塔，也叫巴别塔，传说人类曾经联合起来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就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终使该计划失败。）菲利普·柯巴尔后来不再将词语仅仅理解为普通的文字，而且把能够表达人类意图的种种符号也看成无法说出口的词语。比如“盲窗”就是其中之一。看到它之后，柯巴尔首先是想到自己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哥哥，然后意识到它所传递过来的清清楚楚的含义：“朋友，你不用着急！”这个“盲窗”是他在出发点那个火车站遇到的，此后他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为自己经历的事物寻找重新命名的规则。更多关于语言对人类世界观的影响研究可参考法国哲学大师福柯的《词与物》，虽然没有提到这本书，但汉德克在这里就是用小说来探讨相似的主题。小说快结束的时候，菲利普·柯巴尔在斯洛文尼亚偶然遇到了一场乡村宴会（东欧电影中最常见的场景），一群乡民穿着节日盛装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前，孩子们跑来跑去，男人都脱去礼帽，女人们个个面带微笑。而“我”（菲利普·柯巴尔）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只做观众，最后，她突然微微转过脑袋，打量起“我”来，没有微笑，没有撅起嘴唇，惟有一双一动不动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就是。”而“我”则在这个眼神之下获得了震慑心灵的“新生”。这个眼神就是一种清晰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我们”却在其中心心相印——相信所有读者都会对此有共鸣。应该说这是一本很难翻译的小说，因为汉德克总是试图用德语来解释斯洛文尼亚语，尽力揭示某一组词语在词源上的联系，并从中找到一个已经快要消逝的人类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由那些发明语言的先人创造的。语言决定着人们对生活模式的继承，但生活模式的改变也能够更新语言世界的使用规则，将一些词语变成古老生活的遗迹。叙述就是保存，就是把它们建造成一件艺术品；叙述就是一个文明的凝聚力所在。“叙述的阳光将会永远普照在那只有伴随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才能够被摧毁的第九王国之上。”汉德克如是说。首发于2014年6月《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