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里弄房》书评

沪上老建筑，不止于历史地标

家对门的空地上曾杂草丛生，孤零零矗立着一栋古色古香的塔楼建筑。多年来时常叹息，倘能建一座图书馆才叫造福万千读书人。而今夙愿得偿，它果真要被改造为新的杨浦区图书馆，而它的前身就是民国“大上海计划”中的上海市图书馆。格雷戈里·布拉肯的《上海里弄房》也记载了这段历史。作为一名在亚洲生活过多年的爱尔兰建筑学家，作者将他对地方文化的了解融入了对建筑本身的解读中。除了历史的承接，布拉肯将夭折的“大上海计划”视为浦东大开发的试水，两者同样绕开了原殖民区，是有其渊源的。书中提到的老建筑还有很多，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最富生活记忆的里弄房是布拉肯研究的重点。窃以为，建筑格局决定生活方式，以至于今天，身处高楼的上海人还不时怀念旧时光：白日总有人在弄堂里边做家事边闲聊、邻里亲密有事没事都相互帮衬、儿童随意串门不愁没有玩伴、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是常有的事儿、鳏寡孤独也未必清冷寂寞。随着旧房拆迁，住宅拥挤的问题是缓解了，现代化的设备也的确提供了不少便利，但人情的温暖却是回忆中最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对习惯了旧生活的老年人，触手可及的闲话絮叨才当是常态。不过从布拉肯建筑学家的立场看来，问题的因果恰恰相反。“人永远是规划的中心，所有空间围绕人来组织。”里弄房的设计完美地体现了一种“递进的私密性”，正是满足于市民的实际需求的。市民在弄堂里的活动遵循着共同的默契，纹丝不乱，上海人随意中的精致可见一斑：水果摊、裁缝铺可以支在主弄堂与支弄堂交叉口，但摊贩只会站在主弄堂上，绝不会是半私密的支弄堂；大爷大妈通常只坐在既看得到主弄堂的活动、又不妨碍交通的支弄堂上；打牌洗衣看孩子都可以在支弄堂进行；生活所需基本可以不出弄堂大门得以满足。再观建筑细节，手工切割的木材难以完全遵循模块化，木结构建筑的这一特点在布拉肯眼中反而是优势：“比例的灵活性和相关性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模块的整体统一性，轻微的扭曲比完美的直线更能遮掩意外的晃动。”丰子恺在《谈建筑》中提到的希腊建筑刚好是另一种统一，为了达到视觉上绝对的对完美对称而刻意微调角度和尺寸，反映出是希腊人的严谨细致。那么中国式的木结构建筑也是国人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在一个基本结构中，人在一系列空间中的移动”。今日的拆迁、改造与重新规划，归根结底同样是服务于人对居住环境的需求，这其中也有某种平衡的规律。当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其他建筑形式取代，如何规划剩下的那部分变成更为审慎的选择。原住居民的感情亦需考量，甚至可以代表昔日里弄房居民的集体回忆，如马歇尔·伯曼所言，让人迁离熟悉的社区，像“被埋在他们过去生活地方的瓦砾底下”。除了物质需求，老建筑要展现历史价值、注入新的生命也成为市民的精神寄托。上海有几个改造的典型，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布拉肯以新天地和田子坊为例展开详述，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是成功的改建，表现了身为学者的隐隐担忧。建筑本身的意蕴未得保留，空得其骨而失其魂。譬如新天地在外国人眼中是真正的中国，在中国人眼中又是异国风情，“两种误解推高了新天地的人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确无法唤醒往昔的美好回忆，无法倾注对故土的柔情，顶多只是多了一方物质的休憩地。在布拉肯成书之时，关于民国上海市图书馆的改建方案犹未尘埃落定，想来这或许有望成为一个老建筑改造的范本。相关部门几经探讨，最后决定按照1930年代的图纸进行改建，修缮现有部分，同时恢复图纸上没有实现的建筑。保留原有设计的既定用途，结合现代化设施，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深厚的历史底蕴，兼顾周边文化需求，老建筑的魅力，值得拭目以待。——乙未年读格雷戈里·布拉肯《上海里弄房》

上海里弄“房 / 家”

格雷戈里·布拉肯（Gregory Bracken）的这本《上海里弄房》是针对上海里弄建筑的学术著作，该书篇幅不长，不过写作上严谨、系统且规范，加之大量援引了各家观点。当然普通读者并不用担心阅读的时候会有过多术语或理论的障碍，它仍是一本不错的了解上海里弄房的读本，尤其是在西方学术视角下提供了一些对里弄建筑的独特洞见。研究者既然把“里弄房”作为研究对象，对“里弄房”及其相关概念做一些澄清就显得格外必要，这对读者理解这类建筑也颇有益。作者在第一章中便做了不错的工作，对里弄房相关的术语如里、弄、堂、里弄、弄堂、石库门等做了恰当的界定。我想即便是常年使用这些语汇的上海人也未必能将它们分得一清二楚，比如在上海人口语中的里弄房子和石库门基本是划等号的，而严格意义上的“石库门”只能算是里弄建筑的类型之一（此外还有花园里弄、公寓里弄等）。另外作者在第一章中还提到了“家”，“城市和公共空间”等概念，这些概念也是作者研究里弄建筑的重要切入点。接下来作者用一整章来回顾上海的历史，令人有些惊喜的是，本章的书写颇为精彩。从上海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小市镇，讲到她化身成一座令世人“着魔”的半殖民都市，之后因战乱和政权更替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比之往日的辉煌）直至今日又逐渐走上正轨。上海如何从一个代表堕落的名字变成引起众人幻想和惊呼的浪漫都市？布拉肯选取了一系列关键的历史片断和数据，仅用了20多页就描摹出了一座城市的特质。在章节末，作者将焦点投向作为“家”的里弄房——在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后，它们如何面对当前的各方压力。如此费心地将上海的历史做一概览，更要紧的用意在于，里弄建筑的命运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无法分割，要对里弄房有所认识并唤起人们对其价值的重视，都不能可能脱离上海这座城市复杂的历史背景。在第三章，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和元素中，追溯上海里弄房这种中西融合建筑的类型起源。如我们所知，里弄建筑脱胎于江南传统民居，所以在建筑功能和风格上和都和传统建筑有很强的亲缘关系。这点我们在观察里弄建筑的屋顶、天井、大门及山墙时就能得到较为直观的感受。不过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里弄房的空间构造显示了它和中国传统的居住理念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之中就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人与家的关系。再者，布拉肯引入了“递进的私密性”这个概念（出自吴讷孙先生，Chinese and Indian Architecture，1968），这一概念很好地揭示了传统四合院院房之间层层递进的私密性，怎样在上海弄堂之中得到延续和继承——形成从道路到总弄，到支弄，最终到里弄房（分别对应完全公共—半公共性—半私密性—私密性）的空间特征。此外，里弄房之所以会诞生，或者说会成为一种独特的民居类型，和当时的城市发展的需求密不可分，这是作者在第四章中试图阐明的。可以明确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人口涌入上海及其租界，这让租界对一种新型民居的要求显得迫切而实际，里弄房的出现是商业的投机，同时这也决定了它的布局和对空间的利用，是充满实用性考虑的。里弄建筑并不是在今天才令人觉得局促逼仄，在当时也很可能就是这样。我认为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全书较为薄弱的部分，至少从写作的条理上比之前几章逊色不少。尤其在第六章中对文学和电影里的上海里弄房的分析，做的就远远不够，有些浮光掠影，也没有好好地深入那些作品的文本。不过这两章里仍然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地方。旧上海多元的人口构成往往被“五方杂居，华洋共处”这个短句来简单形容，但布拉肯指明，实际上，里弄房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受到过多西方的影响。（甚至在前一章作者还提及，由于主要由中国买办实际经手，里弄房的开发也可能较少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较直接的或许仅是资本。里弄房的诞生恐怕更多要归功于本土设计师和营造所对传统建筑的稔熟和对西方建筑的创作融合。）里弄生活较少受到西方的影响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的外国人并没有意愿融入本土的社区，他们更多的还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和来自文明世界的猎奇者。一方面里弄街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社区形态，它承担着整个弄堂居民的日常生活功能，居民往往没有必要离开街区就能满足平日的各类需求。布拉肯赞扬了里弄街区空间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它们的活力和多样正是由其模糊的界限中体现出来的，不仅作为家，有时里弄房也是经济生产的空间，这令我们想到弄堂工坊、弄堂书局（主营出版和印刷，有时还附带零售）还有以写作作为生产的亭子间文人，甚至它既是妓女的家也是她们上班的地方。我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式的家的概念，里弄的围合不仅仅符合所谓“递进的私密性”，确实也如作者所意识到的，其中有传统的“礼”对人际和家庭关系的一套要求和规范。“礼”始终要求服从权威和个人自律，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作者引入福柯关于空间和权力关系的理论是恰当的。他把里弄居民中相互的监视和构成的权力关系视作一种公共空间必要的良性要素，并借用福柯称里弄房为“良性的圆形监狱”。或许这正是里弄空间在传统的家长建制下，面对着现代城都市文明的开放所结合出的独特环境。它对内部是规训的、自我组织的，对外则是有限度的开放/递进的私密，至少作者认为里弄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公共空间，孩子们在这样的弄堂玩耍，大大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当然这种概念的嵌入仍然值得斟酌，从现实上来看，比如说，里弄生活缺乏隐私的保障是不少人切实的烦恼，此时监视的目光真的是良性的吗？它极可能和原子化的个人的基本需求相抵。街区的组织和表面的活力，隐藏着无奈的接受这种空间里的权力关系，（更暗示着里弄空间的融合与变革并不彻底）。里弄房可能存在的压抑不仅于此，当里弄街区的人口逐渐固化（他们的身份从移民固定为上海人），街区越是稳定的熟人社会，（已经受到外界冲击，如资本开发和计划生育）失去活力的里弄居民对外来者往往变本加厉地质疑和排斥（也应和着作者提到过“小镇心态”），近年来有太多里弄居民赶走外来者的例子（静安别墅，陕西南路的丰子恺故居，永康路等）。在全文的最后一章，作者试用一些案例探索里弄建筑何去何从的问题，包括对新天地、田子坊的里弄建筑改造的介绍和评价，并将里弄建筑和新加坡的店屋进行比较（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同的开放性空间结构）。作者对里弄房作为“家”的关注其实很打动读者，本书的标题即为“The Shanghai Alleyway House”，这里的house显然不仅仅指“房”或“住宅”，也可以理解为“家”。作者在第二章就问道：“所有这些新建造的空间最后怎么样？因为这些新开发而动迁的居民又怎么样？他们对被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发生的变化有何感想？”这或许是里弄房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它们正在不断消失——而目前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保护、开发规划来令里弄建筑重获新生。令人惋惜的是，比起其他殖民时期的建筑来，里弄房并不起眼，它既不高贵也不能引发游人对纸醉金迷的东方巴黎的幻想。里弄房非常市井，规模很大却难以亲近，而且作为一种城市民居它确实有些过时了——好像真的可有可无一样。里弄房的真正怀念者可能只是曾经对这些生活空间带有个人情感的居住者或原居住者们。仅仅靠一些人的怀旧是不可能拯救里弄房的，作者通过全书的论述和探索，就是想让人了解到里弄建筑和它所构成的空间的独特之处，希望在这种了解之后，里弄房的保护和利用可以不再像新天地那样，仅仅是存留下一个空壳。

一种建筑，一种情怀

一种建筑，一种情怀——评《上海里弄房》/By Rene-summer提及上海，自然会想到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西式的公寓楼、身着旗袍的女子、还有落满一地的法国梧桐树叶子，但这里面往往会有可怕的故事发生。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里弄房，却往往是温暖和热情的地方。里弄房，城市里弄中按同一模式建造、有独立墙门的住房，这是上海一种独特且不同寻常的城市和建筑类型，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独具代表性。而爱尔兰籍的建筑技术系博士格雷戈里•布拉肯，在《上海里弄房》中更是讲述了里弄房这一建筑结构的由来、诞生、生活以及未来。上海里弄房兴起较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比如房屋布局合理性、递进的私密性、住宅呈长条形等。在中国住宅中，庭院式住宅最受欢迎，北京胡同则属于庭院式住宅，紧凑的排列在狭窄的街道里，这一特征也影响了上海里弄房的格局。但不同的是北京四合院院子就是庭院式住宅的中心，而上海里弄房没有院子，只有狭窄的天井。帕梅拉•雅兹格曾说过，“老上海本质上是个怪胎”。的确如此，当时的上海既不是殖民地，也不完全属于中国，住着世界各国的公民，却不受任何人的统治。而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难民涌入租界，使得新住宿的需求猛增，而里弄房也就因此诞生了。文学作品中也经常有提到里弄房，除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的《长恨歌》、石墨一雄的《上海孤儿》也都有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来写。电影作品中更加是比比皆是，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墨臣艾禾里制片的《伯爵夫人》等都是怀念那时的上海。里弄房不仅仅是居住的处所，还是联络感情的场所。主弄堂有摆摊的小贩，大爷大妈会在不妨碍交通的支弄堂里活动，支弄堂还可以打牌、闲聊、洗衣服、做饭和看孩子，街坊邻居互相之间可以拉家长里短、互相照应，这些是现在居住在楼房里的人体会不到的。人们在一边怀旧的同时，另一边却是里弄房的不断消失。旧城改造，生活在里弄房的人不断外迁，人民需求的不断提高，里弄房日益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再加上年代久远，好多里弄房已经无法修葺。里弄房该何去何从呢？作者在书中列举了田子坊的例子，虽然是自发形成，有画廊、精品店、酒吧还有书店，但更多的是保留了里弄房的真实性。而新天地在经设计师设计后，在外国人眼里那是真正的中国，而在中国人眼里则是异国风情。作者虽然看似是批评了新天地，但他肯定的认为，“没有新天地，可能也就没有了田子坊”。

《上海里弄房》：里弄深处话当年

文/吴情里弄，上海独有的建筑，外观造型有些像北京的四合院，同时又类似于西方建筑中的排屋。这一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建筑，自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出现在上海，这一东方的巴黎，商业浪潮与殖民体系造就下的一块艳丽的伤痕。熟读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上海作家之作的人总能于字里行间发现它的身影，它是文化符号，是上海的象征，它的历史变迁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大上海的逝水流年。格雷戈里·布拉肯（Gregory Bracken），荷兰代尔夫特大型建筑技术系博士，主要研究亚洲城市，如香港、新加坡和上海。他的毕业论文为《思考上海：社会主义城邦的福柯视野》，以福柯的理论深入体察社会主义时期上海的建筑。在新作《上海里弄房》中，他延续了先前对于上海的思考，同时将视野愈发放宽，从上海独特的发展史中看待上海里弄的前世今生，并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具体个人的日常生活切入，体察一座城市的往昔与记忆。深入上海弄堂，可以发现，虽然规模有异，但可分为主弄堂和支弄堂，功能、地位和私密性各不相同，从而体现了“内部的层级关系”。“从主街（完全开放）进入私人住宅、宫殿或花园，需要依次穿越层级空间”。具体说来，假如一个人“从主街（完全公开）由主弄堂（半公开）进入到与主弄堂相交的支弄堂（半私密），最后进入完全私密的家，他们遵循的是一种空间的递进顺序”。这一顺序会影响到商业活动网点的设置，居民主要活动场所的安排，以及社区间社交系统和人情关系的建立。因此，里弄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公共空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面对着“前古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在外国人的洋枪洋炮的冲击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埠通商，划出租借之地予“洋人”居住。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处，交通便利，地位伴随着中外贸易的深入开展而与日提高。商品的交易往往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分享、传播和交流，上海也不例外。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的交流最终催生出里弄房的诞生。起初，里弄房并不完全用作家庭住房，它的商业功能相对而言更为突出。在《上海里弄房》一书中，布拉肯首先在第一章“引言”中就建筑的一些关键术语进行了简短介绍，如“四合院”、“石库门”、“里弄”等等，以及城市和公共、私人空间等概念，尤其对中国人如何理解这些词进行了详细剖析，如中国人的“家”观念。第二章提纲挈领地回顾了近代化过程中的上海发展史，为城市的发展铺设时代背景的幕布。第三章就里弄设计来源之一的北京四合院进行了建筑学意义的解读，从建筑美学、实际功能、公共空间多角度阐述。第四章则将具有上海特色的里弄放置在商业浪潮中进行测量，分析了商业浪潮如何影响里弄的布局和功能，堪称一部里弄演进史。在第五章中，布拉肯从个人（市民）角度探究了里弄在日常生活中的世纪功用。第六章则借助张爱玲、王安忆和石黑一雄的文学作品探讨了作家对上海里弄的文学书写和人群记忆。第七章则将立足现实，扣问上海里弄的可能面对的未来。正如伊塔诺·卡尔维诺的名作《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给人的启示，真实的城市不在于建筑学意义上的客观数据解读，而在于城市空间与城市历史之间的互动。摩登上海，无论是带有19世纪时的“迷人、颓废、东方情调”，或者是带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荣光，她都不曾与上海人（乃至多数中国人）相脱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难以预料到上海里弄房的结局和未来，只能在一旁静静守候。在跟随时代大步往前迈进的同时，我们不妨深入一座城市，从历史和建筑中找寻到打开一座城市奥秘的最好方式。如要转载，【豆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