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4
ISBN:9787511715562
作者:吴敬琏
页数:1604页
作者简介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收录了吴敬琏先生1980—2012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共分8个专题，分别是：（1）综论中国改革和发展；（2）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3）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6）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7）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8）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每个专题按照写作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这8个专题，不仅涵盖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且对经济改革为什么以及怎样与政治改革、公民社会建设协同推进有深入的阐述。其中相当一部分论述，已经成为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篇 综论中国改革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1980年10月)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1982年12月)
“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经验的初步研究(1985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1987年2月)
经济发展面临以改革促调整的新阶段（1989年11月）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年8月)
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1991年12月)
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2年4月)
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1993年9月)
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1997年5月)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1998年2月)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1998年10月)
改革20年感言(1998年11月)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2000年12月)
中国经济走势与可选政策(2001年10月)
中国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2003年10月)
改革必须攻坚(2005年3月)
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2006年11月—2007年3月)
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2008年7月)
“中国模式”会成为全球榜样吗？(2010年10月)
“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2011年11月)
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9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2012年10月)
第二篇 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
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1985年7月)
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
（1986年1月）
经济机制和配套改革(1986年5月)
中国工业中的双重价格体系问题(1986年7月)
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1987年1月)
争取尽快地走出相持阶段，开创改革的新局面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整体设想(1987年7月)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规划纲要
(1988年5月)
在李鹏总理接见体改中期规划研讨会人员时的发言要点
(1988年6月)
从1988年上半年经济状况看价格改革的环境
(1988年7月)
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分歧与选择(1988年10月)
市场取向·整体设计·发展与改革协调
——关于加快改革的几点思考(1992年6月)
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1993年7月)
1994年改革实绩评价与1995年改革重点设想
(1994年12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001年11月）
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2001年12月)
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实现可持续发展(2005年12月)
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2011年12月)
加强顶层设计，认真推进改革(2012年3月)
中册：
第三篇 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
城市改革的关键是增强企业的活力(1984年9月)
“两权分离”和“承包制”概念辨析(1987年9月)
产权制度和大中型企业的改革(1989年4月)
关于公司化(1993年8月)
在公司化改制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1995年3月)
“新三会”与“老三会”(1995年6月)
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1995年10月）
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看法（1996年3月）
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思路(1997年5月)
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
（1998年4月）
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建议
(1998年7月)
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方向（2000年1月）
我国大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2000年6月）
关于企业组织的“多级法人制”（2001年4月）
对于国资委成立后国有经济改革的若干建议（2003年7月）
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澄清几个原则问题(2004年10月)
如何合理合法地实现国企改制和产权明晰(2007年1月)
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停步
(2011年9月)
对陈清泰《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一文的推荐语
（2012年6月）
第四篇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1984年9月)
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
(1986年11月)
从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看创新机制(1991年5月)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1995年8—12月）
制度重于技术
——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年5月)
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2000年5月)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4年7月)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2005年3月）
我为什么研究起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来(2005年10月)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2005年10月)
建立促进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
——关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若干思考(2006年3月)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2008年6月)
出口导向战略与粗放增长模式的持续（2008年9月）
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2010年1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自身改革更关键(2011年1月)
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提高服务活动在经济
活动总量中的比重(2011年11月)
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2012年10月）
第五篇 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
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1984年12月）
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
(1985年2月)
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1985年4月）
论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1986年3月)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讨论情况的汇报(1987年4月)
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1988年4月)
国民经济的困境和出路(1990年9月)
切实推进改革，才能保证稳定增长(1993年4月)
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1994年3月)
何处寻求“大智慧”（1994年6月）
激活供给方采用“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治理通货紧缩
（1999年6月）
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2000年3月)
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2003年12月）
对做好宏观调控的建议（2004年5月）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2004年12月）
增长模式与资本市场(2008年9月)
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2008年12月)
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的思考(2010年8月)
“十二五”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2011年5月）
下册：
第六篇 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1988年8月)
贫富差距大小谈(1994年2月)
再谈根治腐败(1996年4月)
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1997年8月)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脉络(1998年9月)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1999年4月)
证券市场的公开秘密和规范之道(2001年1月)
股市七题(2001年3月)
正本清源，分清是非(2001年7月)
归还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是“国有股减持”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002年1月)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2002年5月)
揭穿黑幕，填平陷阱，净化市场环境(2002年11月)
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会保障基金欠账的建议
（2003年3月）
保持社会公正是转型时期的一个尖锐问题(2003年10月)
关于完善《公益捐赠法》的建议(2004年3月)
就《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研究》课题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
(2004年11月)
腐败溯源与清源(2004年12月)
实现“机会平等”应有期(2005年1月)
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2006年6月)
社保基金为何“亡羊”，又如何“补牢”？(2006年10月)
警惕寻租新动力(2006年12月)
建立全民低保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推行
(2007年3月)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2011年2月)
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单靠再分配(2011年6月)
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研究(2011年11月)
第七篇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
关于各级政府职能与分层管理的思考(1986年12月)
加速“秀才班子”向思想库过渡(1987年1月)
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1995年8月)
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中国经验(1997年1月)
三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析(1999年1月)
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2000年6月)
努力实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过渡(2000年10月)
政协常委会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时的发言(2001年3月)
建设民间商会(2002年5月)
用信息化推动民主政治建设(2002年8月)
法治中国(2002年12月)
再谈法治(2002年12月)
修改宪法和实施宪政(2003年6月)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2003年6月)
努力构筑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2004年12月)
商会的定位、政府关系及其自身的治理(2006年8月)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2007年2月)
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2012年2月)
第八篇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1984年9月)
从匈牙利的经验看我国当前的改革(1985年8月)
经济理论的演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
——对中国实例的分析(1988年12月)
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1991年12月)
回顾和展望
——庆祝《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10周年(1995年8月)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2004年2月)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1月)
中国的转型（2005年8月）
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2007年3月)
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2011年4月)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2011年7月)
索引1548
中国人名1548
外国人名1553
专有名词1558
后记1604
编辑推荐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收入吴敬琏1980年以来写作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报告和对话。其宗旨，是用较小的篇幅准确反映作者的基本思想。因此，大部分作品并没有纳入《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中。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学术著作先后荣获第二届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9年因《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0年因整体改革理论获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0年、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AM）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IEA）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吴敬琏大力倡导并努力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经济改革应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为目标，建议缩小国有经济范围，主张从法治入手推动宪政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关于改革目标与改革战略、改革方案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制度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系列研究，对经济学界或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始终对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不公高度关注，不仅借助寻租理论科学分析了转型期腐败蔓延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还在90年代后期率先发出权贵资本主义预警。
名人推荐
吴敬琏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优秀的教授，同时还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生。他思想开明，不骄傲自大。他虚心接受他人的观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他都会给予支持。他随时准备接受并且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思想。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经济学会（2002—2005）会长 亚诺什·科尔奈 吴敬琏教授不仅娴熟、优美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剖析复杂的中国经济问题。而且，更让我认同的是，他还追求社会公正、公民自由与宪政民主，坚持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公和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不断提出告诫和批判。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经济学会（2008—2011）会长 青木昌彦 这部《吴敬琏文集》不仅扼要反映了吴敬琏先生1980年以来的思想历程，而且对于了解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文献参考价值。其中，作者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同推进必要性的强调，以及对法治市场经济的呼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 吴敬琏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关于改革目标、改革总体方案的原创性研究，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通读他的文集，不仅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而且对于凝聚改革共识、重启改革议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周瑞金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坚持实行经济性分权 3.6 “六五”期间国民经济体系未能充分有效地运行，不仅是由于各种改革措施的配套不足，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实行经济性分权，把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交给企业，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的构想，常常受到在我国长期存在的行政性分权的思路的干扰。以“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地方分权进行行政性管理的格局。许多事实表明，这是当前经济失控，以致改革在许多方面受阻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新体制打破了以往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在改革初期对发挥地方和部门积极性，解决财政困难，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时也隐藏着不少消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了“地方所有制”类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当时，中央也认识到这种财政体制并不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只准备实行5年，然后在1985年改为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人，重新核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然而，从实行上述体制之日起，其他一切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得不考虑财政“分灶吃饭”这个既定的前提，围绕着行政性分权模式搞小配套。此外，从1984年开始在5个主要工业部门实行的投人产出包干体制，也带有以“条条”为主进行行政性分权的性质。在这些部门中，也围绕着“部门所有制”类型的行政性分权模式搞小配套。以上两类小配套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系的形成所起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中央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切块下达。各级行政主管机关层层加码，下达给下属单位。到了基层企业，很难区分哪些是指令性指标，哪些是指导性计划。而且这种局部性的计划往往互不衔接，于是重复布点，外延扩张，自成体系，以追求各自的超速增长，而同提高社会整体效益的要求相矛盾。 ——物资调拨计划常常被局部的本位利益所冲击，国家重点项目、大工业城市的物资供应得不到切实的保证。而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却又因为地区间画地为牢、互相封锁而难以形成。特别是一部分实行“双轨价格”的物资，计划内调拨部分常常被“蚕食”，非调拨部分则受主管单位控制，实际上存在经营垄断。 一资金管理仍以纵向为主。银行隶属于各级政府，缺乏开展信贷活动的自主权和经营责任。企业之间的跨地区跨部门的资金融通受到条条块块的严重束缚，阻碍了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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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局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出席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要建设法治市场经济，需要依照宪政思想，限制政府的权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江老您好，您认为像吴敬琏吴老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江平：我觉得吴老是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旗帜的作用和启蒙的作用。所谓的“旗帜”，就是作为一个领头人吧。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是从经济学家来说，主张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吧！我觉得这个“旗帜”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学者中间有一批的人都在沿着这个路子往前走。至于观点是不是一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另外很重要一个是启蒙的作用，我觉得启蒙的作用不断的在唤醒人们。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个作用很重要。 主持人：我们知道吴老被冠之以“吴市场”这样的名称，后来又大力提倡法治市场经济被人称之为“吴法治”，为什么当下主张法治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呢？ 江平：吴敬琏是经济学家当中认识到法治作用的第一位，当然跟他的家庭渊源有关系，因为他母亲是学法律的。我觉得经济学家能够认识到法治的作用很不简单，因为经济学家认识法治的作用，等于说把他的品格，把他的地位提升了一大步。也就是说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也就等于说要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为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能够把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升华，这个在吴敬琏教授身上是很明显的。 主持人：您认为应该怎样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呢？ 江平：这个说来话长了，怎么样能够在市场经济建立法治？总的来说当然还是要依照宪政这个思想。具体说来，当然方面很多了。你比如说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政府的作用在里面很关键了。现在按照吴敬琏教授所说还是一半市场，一半管制。在一半管制内，那一半的管制怎么改革？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就涉及到法律里面的问题了。怎么限制政府的权力？从政府这一面来说是这样的，如果要上升为一个宪政，那就更多了。 主持人：我们知道吴老他主张的改革是注重顶层设计的，需要一个整套的改革方案和路线图，包括时间表，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改革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民间自发的产生的，只是政府作为一个权威机构事后追认它的合法性。您认为地方“首创精神”和来自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否有冲突的？或者说它们是否是一致的？他们对改革的作用？ 江平：我是这么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群众自发的作用可能更多一点。比如说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从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是呢，深层次的一些改革，或者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就主要不能够单靠群众自发的了。群众可以推动，可以呼吁，但是深层次的一些改革还要自上而下的。 主持人：所以说政府顶层设计和民间智慧是相辅相成的，能不能这样去说？ 江平：是。 主持人：谢谢您！. -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 刘明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吴敬琏自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因为一向坚持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主张，而获得了“吴市场”的美誉。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让人民幸福，肯定不仅仅只是吴敬琏等几个少数学者才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相信那些理性、务实的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就没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伟业了。毕竟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且特殊的体制下，任何一点点改革或者改良的动作，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阶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允许、容忍都是不可能进行的。尽管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搞改革开放的，但没有理论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献计献策，以及方案设计，也是不可想象的。吴敬琏先生就是那批舆论支持、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之一，更是为数不多参与许多重大改革方案设计的专家成员之一。今天我们可以从刚刚出版的《吴敬琏文集》中，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属于为中央领导层出谋划策而作的“策论”。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走向富裕繁荣的一条必由之路。这一点，在理论上的确认，早在近两个半世纪以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里就完成了（1776年3月，亚当·斯密《国富论》在英国出版，至今天已经过去了237年）；而在现实实践上的确认，则是二战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并领先于世界的事实证明。另外，上世纪末苏东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抛弃了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先后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也从反面证明：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可能在牺牲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创造较短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奇迹（如苏联70年代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却无法具有持久的活力与效力。中国作为苏联老大哥的学生，在新中国政权建立后，几乎完全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命令经济）以及一元化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鄙视市场经济、笃信甚至迷信计划经济的官僚、知识分子。就连吴敬琏也是笃信队伍中的一分子。最早的觉醒者是思想家顾准。顾在自己被自己亲身参与缔造的政权宣布为敌人（右派）以后，开始了彻底的反思。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中，悟出了中国只有回到世界文明大道，才可能摆脱几千年的封建黑暗，实现自己民族的“神武景气”。吴敬琏作为顾准的学生和朋友，在他们一起“劳动改造”的过程中，被顾准的深邃思想与远见卓识所折服，也由此奠定了吴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思想基础。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吴敬琏——“吴市场”的时候，切不要忘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顾准的理论贡献。从70年代末邓小平、胡耀邦等推动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初期，不过30几年的时间，中国便从一个连人民温饱都存在问题的赤贫国家发展成为了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其实也有不同声音，已故宪政学者蔡定剑教授就认为不存在中国奇迹）。对于奇迹发生背后原因的解读，一向似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官方主流的看法，同时有体制内外有大量知识分子为这种看法进行辩护。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是坚持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结果——即依靠强势政府的直接推动，同时集中资源，通过海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完全托了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福——或者说是因为放松和部分解除了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的束缚，让自由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吴敬琏是一直坚持后一种看法的。另外，对于随着经济和国力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官僚腐败、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严峻社会问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和学者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的恶果，进而还出现了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向计划威权体制倒退的“逆流”。特别是在2010年前后，“重庆模式”甚至受到了来自较高层领导与底层民众的双重的欢迎与赞美，更有一些文人知识分子以为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新大陆”，而为之欢欣鼓舞、摇旗呐喊。尽管在十八大前，随着薄熙来的倒台，“重庆模式”不再受到官方公开的肯定，但官方和民间那些对于重庆模式持肯定看法的人，好像一点也没有减少。重庆模式本质上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并不存在着任何的冲突，相反是很一致的：依旧是强势政府、集中资源与海量投资驱动（外在形式是“唱红打黑”）。吴敬琏先生早在1988年，就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过理论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吴敬琏认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为了不让政府权力在经济转型中故意“搅局”、“谋利”，就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011年底，吴敬琏对媒体发出了“当前中国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呐喊。可惜的是，他的声音一再被淹没或者被故意忽略掉。中国时下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当然不是搞了市场经济的错，而是因为“改革还处于半路中”，还是一个“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体制，法治严重缺位，政府权力过大，这就为权力“搅局”、“谋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中国最赚钱的生意，要么行政垄断，要么官商勾结。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始终受到挤压甚至遏制。特别是在近10年里，还发生了政府主导的成规模的“国进民退”行动，导致的结果则是权力越来越值钱，权钱交易越来越普遍了。对于中国的未来，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都是不现实的。不错，现在仍然沉湎于所谓“中国模式”魔力的朝野人群，依然无比强大，也仍然有大批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在不倦地为它唱赞美诗；但是中国经济却不再给力，按照吴敬琏先生的看法，2010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原来那种高歌猛进式的增长不可能再现了。所谓形势比人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改良都是形势倒逼的结果。倒退必然是死路一条，惟有继续深化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实施宪政民主，才可能是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就是邓小平等领导人曾经启动却又搁置了的，顾准和吴敬琏等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冒着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所坚信、坚持、呼吁的道路。 -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场发言中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吴敬琏：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有一个说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内容一以贯之，这个不太准确。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8年江苏出版社出了一个经济学家每个人说自己的自传，我那个自传有一个小标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想到因为当时事情的变动，这个书出了两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这个编辑很紧张，说这个标题不行，改个标题。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讲完了团长提一个问题，61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毛派不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一篇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叫做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署名叫吴琏，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我。阐述毛泽东在读书会，社会主义就是一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当时年轻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前面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们回忆90年代这次改革的时候，我们跟江泽民总书记讨论，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金融的机密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金融机制。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制，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法制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我们这些人学术的认识结构不但老而且相当得顽固，需要努力，我们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就我来说仍然如此，今后还是继续努力，真正成为崛起的国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撑不住的，我们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另外讲一点，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80年代打开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号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的结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90年代经过92年设计93年设计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一个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了壮大，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 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个是以前得到过共识的，而且在“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呢？我参与过“十一五”讨论，“十一五”的规定相当不错，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么看，做“十二五”的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预研究，为首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迈克尔斯潘、鲍汝莫尔，他们听了学者的汇报特别听了发改委主持“十二五”汇报的人的汇报，杨伟民那时候在发改委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两位特别满意。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谢谢大家的盛情。.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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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 -
2014-12-28 -
落点就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实际上跟人和组织有关系的事情就是这个事 -
150多万字，断断续续读了一个多月 -
读完上册后最大感受是：吴老的理论已经过时，样例数据都太陈旧~于今日而言没有理论指导作用。（但毋庸置疑这些理论在当时而言是”激进“而难行的，不容易！）在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理论前进步伐，吴老确实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不得不说，要推动中国的发展，老一辈要树立”退位让贤“的价值观念，不应该冲在前线”倚老卖老“了。 -
经济理论和制度成因都没讲透，官方文件的味道十足，点多而不精 -
大家的魅力就在于可以把复杂的事物用最精炼的语言、共知的原理非常有逻辑条例地表达分析。我的课上相关问题提了很多，但是总觉得老师并没有把许多问题说透，自己也一知半解。而吴敬琏先生却解答了我的疑惑，并且论证充分，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强推！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 -
对着目录挑了几篇来读，大多已经过时了 -
道德文章，知识渊博，不脱离实际。 -
其实很多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探讨，比如国企改革、国退民进、产权与激励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长篇累牍了，哪怕在本书中也大篇幅涉及这些内容。可是不做政治体制的改革，很多问题都是在反反复复的修改而不是变革。在现行体制、现有框架和研究范围内，本文集应该是很全面和科学的。值得一读，但不易成为你思想的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