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的星空》章节试读

《劍橋的星空》的笔记-第1页 - 剑桥的星空

灵魂与精神研究……更被一种私人化的情感经验推动着，那就是亲人亡故的伤痛。近在身畔的人忽然间不在了，令人难以接受，他们究竟去了哪里？科学祛魅固然不错，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实是面临更大的虚无。就好比霍奇森在派普夫人的导灵菲纽特博士口中得到了故人的消息，应该是会感到一些慰藉吧。这慰藉表明降神会也罢，通灵术也罢，并非完全无聊，除去满足庸人的猎奇心，一定程度上还有着感情的需要。那一个无数生命去往的彼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又与此岸保持如何的关系？是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倘若能有丝毫，哪怕丝毫的信息传来，……所谓“活着”的人大约就可对“死亡”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当宗教不再能够维系生死之间的连贯性，神学被实证科学揭开了神秘面纱，科学能不能继续前行，突破壁垒，打开另一个通道，让人遥望彼岸呢？
用什么研究灵魂？我想，无论用什么，最不能用的就是实证，而在《猎魂者》中，那一代代研究者却采用了这不能用的方式。这种跋涉，很难让人看到希望，但却又不得不佩服其精神，特别是当这种行为背后有着亲人亡故的伤痛的时候。
无论如何，正如王安忆所说——
未知世界初露端倪，好比雾里看花，云中探月，待到云消雾散，反倒什么也看不见了。
最后剩下了什么呢？
总是有星星在。
但那遥隔着几亿光年、看着人们的光明，到底试图在传递着什么？我们依旧不知道。

《劍橋的星空》的笔记-第127页 - 温柔的资本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离家出门，她的遭际不外乎两种，不是碰到好人相助而好起来，就是迅即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而堕落下去。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忆走到了文学的后台，也可以说是后厨，为《嘉莉妹妹》里的嘉莉妹妹与《布鲁克林》里的艾丽丝这两个经历相似的女性角色找到了社会学的注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典型形象”。
前者处于资本的草创阶段，嘉莉妹妹离经叛道，付出牺牲，获得成功，简直是一种冒险人生；后者则告别了蛮荒时期，尽管商业规则的严格性始终没有松弛，甚至更为紧张了，但一切又走上了合法性的正途，艾丽丝遵循社会法则，生活也就缺少了传奇性，但亦可实现恰如其分的价值。
结果呢？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着，乘着时代的快车，车轮和轨道之间摩擦系数降低，越来越润滑，无所阻挡，开往下一个世纪。
从嘉莉妹妹到艾丽丝，故事性是越来越淡了。那什么是故事？从小听故事，开头总是“很久很久以前”，故便是老，故事，首先得是过去的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许多事，但如今被讲述的，却是这样一些而不是那样一些事，因此，只有历经了时间的筛选，最后剩下的那些关于过去的事，才是故事。从这个角度看，现时永远不会有故事。现时里其实还是有故事的，毕竟，现时的事经过时间筛选后剩下的，便是未来的故事了。
我自己读《布鲁克林》的感受是迷惑，因为所有的事，不仅是我能够理解的，甚至就发生在我身边，不再是“很久很久以前”。原来眼前发生的也可以是故事，这让我感到兴奋。优秀的小说家，得有能耐发掘未来的故事——现时发生的事，有哪些是可以被未来讲述的？

《劍橋的星空》的笔记-第57页 - 命运与无命运

1. 两本书：
《奥斯特利茨》：先提出问题——“从我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以来，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然后用一己的经历进行回答，有意识地解释历史。
《无命运的人生》：毫不知情下坠落历史之中，从具体和偶然的个人生活开始，沿着事物的发展抵达不确定的结局。
2.文字是陷阱：人的存在是在命名之下，历史能够附着的载体，大约就是语言吧！但语言这东西可靠吗？它承在时间之上，已经说过，时间是虚无的，立足于虚无之地的语言其实相当危险。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词不达意”。书籍将会为现实埋下陷阱。
3. 历史：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之后，很快就运行流畅，形成另一套长跪。就好像在进化中培育基因，可在变故的关头迅速分泌润滑剂，缓解和消除摩擦，这种润滑剂的名称应该叫做求生。
而历史呢？历史很像电影的蒙太奇，它将最戏剧的片刻连接起来。
但是，在个体的人，这一瞬间的容量却是相当可观，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占据着生命和生存的空间。在这局部里发生的事情……是“蒙太奇”略去的那一部分……其实就是常态。
假定人们知道的、不需要再去说的常态，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4. 集中营的历史
小说《无命运的人生》采用的同步叙述方式隔绝了后来的认识水平。在主人公天真、平静的讲述中很少有对当时情景的解释、评判。在他的眼里，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很自然，尽管环境恶劣，但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
于是，我们看到：在蔡茨我才发现，囚禁也有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囚禁其实全是乏味的日常生活。
当然，就算已经接受，这也是日常生活之一种，可它依然不可阻挡地摧毁你的耐心。
不能把集中营简单地等价为地狱，原文这么写：记者让“说说集中营之地狱”，“我”却对“地狱”感到茫然。记者解释道：“这只是个比喻，难道我们不该——他问——把集中营想象成地狱吗？”回答很有意味：“我只能想象集中营，因为我对它还有所了解，而对地狱却一点也不了解。”久尔考断然拒绝任何比喻，它就是它，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借用来描绘。
甚至在小说全文倒数第二段的末句，作者写道：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里的幸福，如果人们再次问起我的话。
5. 幸福：无命运变成命运
如果我们将强加给我们的决定当成一种事实自始至终地生活于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自由所带来的必然性中，我便称之为无命运。
那幸福，也就是，使无命运变成命运。

《劍橋的星空》的笔记-第60页 - 音乐生活

在维也纳还去过海利根斯塔特的贝多芬久居，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已收藏贝多芬一份未曾兑现的遗嘱而著名。走入一个小院，上一个木楼梯，贝多芬曾经在此短暂逗留。也许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于是写下了这份遗嘱，可显然鲸鱼又好了起来，或者说情绪的周期过去，便按下不提。居处是几进小小的套间，迎门赫然一具玻璃柜，陈列着后世称之为“海利根斯塔特遗嘱”的那份文件。参观者除我们外，又来了两名日本女生，大家都在留言簿上写下敬仰的字句。下了这一侧木楼梯，再上对面的楼梯，推门进去，门厅内坐一老妇人，向我们卖票，出示了方才的门票，回说不管用，因为是两个机构，对面是贝多芬研究协会，这里才是贝多芬真正居住过的地方。至于“海利根斯塔特遗嘱”，这里的才是原件，对面只是复制品。看起来，全世界各地都存在文化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
说了一圈，其实我感兴趣的是最后一句——“看起来，全世界各地都存在文化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我国的文化大繁荣之下，做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听说要复制一个凤凰。虽然手法类似，但相较之下，复制一个贝多芬故居，其工程量显然不能和复制凤凰相比，量变也就有了质变。但两者之间，未尝没有相通之处。远香近臭，其实是常有的事。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今天的新闻，说辽宁修了一个大铁环，只有观赏一个用途（未必是好看的），但事实上，这世界上，只有观赏用途的建筑，不用实地考察也知道，恐怕是很多的。这样讲，倒不是要讲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是说，很多事情，不见得就需要立马惊诧、然后质问的。论证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脆弱，经不起推敲。
这篇长文所写的“音乐生活”，一个是王安忆个人旅行途中邂逅音乐的生活，一个是法国文学人物克利斯朵夫艺术化的音乐生活。前一种音乐生活是大众化的，“那些节奏化明快的段落，观众似乎老早等着的，一来到便全场随了拍子鼓掌，于是演员很‘人来疯’地再来一遍”。王安忆说，“要是让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一幕，他又要气死”。
艺术是需要群众基础的，但这群众基础却未必也不可能对艺术达到艺术家程度的理解。艺术是糖，群众基础从艺术里取那么一点边角料，泡一杯糖水，也就满足了生活的需要。
（页码是《十月》2012年第4期的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