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人》书评

哈夫纳之问——评《政治的人》

哈夫纳之问千百年来，对利益的争夺充斥着时间和空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们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想把战争“删除”的蓝图何止万千！可惜，地球之上，蓝天之下，至今仍是杀伐纷争，此伏彼起，争斗不止。一个流传甚广的统计说：据匈牙利一位教授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里，在世界范围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曾几何时，我们对历史循环论嗤之以鼻。可是，面对历史和现实，不得不承认黑格尔说得有道理：当事物的本性要求时，战争还是会发生的；种籽又一次发芽了，在严肃的历史重演面前，饶舌空谈终于成为哑口无言。因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而名声大噪的美国政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同样认为，衰落的霸权和崛起的强权之间会发生战争。两者听起来都让人感到刺耳，后者尤其不受人们欢迎。个中原因，多半是战争的后果引起的恐怖，不管这些战争是国内的还是国家间的。那么，战争是如何从可能变成了现实？一位名叫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的德国历史作家就很关注这一问题。哈夫纳在他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3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第三帝国诞生史，是个悬而未决的大谜团。在我看来，它要比“国会大厦之火由谁点燃”还有意思。这里的问题是：德国人都哪儿去了？1933年3月5日，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投希特勒的赞成票，这些大多数都做了什么？都死了？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最后都成了纳粹？他们那个能让人注意到的态度怎么不见了？几乎所有我的读者以前都会认识一两个德国人，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寻常、友好、有教养——当然也可能有些民族主义情绪。如今，我的读者听着那些响彻全德国的讲话，意识到每天发生在德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他们的德国熟人，会瞠目结舌地发问：他们现在怎样？他们也真是那个疯人院里的疯子吗？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意识不到以他们的名义出了什么事情吗？他们情愿这一切发生吗？他们算什么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哈夫纳并非无的放矢，他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1933年3月5日国民议会选举时，尽管纳粹党以武力相威胁，仍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投纳粹的赞成票。选举结果，647名国会议员中，纳粹党成员占288名。紧接着，81名共产党议员在国民议会中受到排斥，被殴打，甚至遭逮捕谋杀。截至这年6月，那大多数人都哪儿去了？不错，这是个统计数据，但这不只是个统计数据，它还是一个历史追问，是哈夫纳面对有力量改变历史却放弃自己责任而“随小流”的“大多数”发出的追问。我们不妨称之为“哈夫纳之问”。其实在历史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因放弃责任而改变了历史途辙。而导致他们放弃责任的，肯定是出于对现实利害的种种考虑。可以断定，当年哈夫纳也是出于种种现实利害考虑，尤其是逃避纳粹势力的迫害而“出走”英国的“大多数”之一，虽然他不是议员。只是到纳粹政府失败数年后的1954年，他才返回德国。有人说德国是个“善于”反思的国家，或许不无道理。在德国，关注这个“大多数”并试图对“哈夫纳之问”给出答案的，并不乏人。德国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奥斯卡 · 内格特(Oskar Negt)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弟子、哈贝马斯多年的助教，内格特有自己独到的地方，这既使他打上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西方的，也使自己成为与哈氏并驾齐驱的人物。如果说哈夫纳从自己的惨痛经历中发出了追问，那么，内格特则是不偏不倚，直接以描述、解释并试图解决哈氏提出的问题为核心。在最近出版的堪称其集大成之作的《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当你把视线投到大街上，你察觉到、感觉到可能有人正在受酷刑、被羞辱，你会把看到和感到的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感到他们所受的酷刑、羞辱是这个社会允许的，这些就是你具有判断力的标志。如果警察对此等残害坐视不管，那么每个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向放任自流的有关政府部门提出指责。可为什么有人视而不见？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丧心病狂之行为，“大多数”却装聋作哑，以至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发疯了。不过，面对这“大多数”的有意无意的堕落，内格特不为所动，而且毫不手软，当众宣布这个“大多数”的判断力已被破坏，拉开了解密当年“大多数”“消失”导致的举国癫狂的序幕。他说：他们不可能都疯了，就算集体歇斯底里，也不可能把他们都推往一个方向，唯一可能的是：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早就受到了破坏。那么，决定性的变化是从何开始的？是通过什么开始的呢？为了揭开“大多数”“消失”的秘密，内氏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在译成中文也不下五十万言的这本巨著中，不但彻底揭开了“大多数”消失的秘密，正面回答了“哈夫纳之问”，另一方面也给今人设计了一幅“走向和平”的“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效果如何，未来会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