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

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1
ISBN:9789888139132
作者:嚴志雄
页数:232页

作者简介

本書探論清詩「一代正宗」王士禛(漁洋,1634-1711)之成名作〈秋柳詩四首〉及當時諸名家之和作。王氏之〈秋柳詩〉構成清詩創作、詮釋傳統中非常獨特的一個「小傳統」——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秋,王氏於山東濟南大明湖賦詠〈秋柳詩〉,一時和者數十人,後之和者以百數,王氏之詩名從此鵲起。王氏殁後,〈秋柳詩〉的和作仍不絕如縷,直到清末民初尚見蹤影。王氏之原唱及其和作有無「故明之思」,當時後世聚訟不休,迄今仍無定論。明湖「秋柳社詩」及其後續之再創作、詮釋、接受,允為清代文學史上重要事件。本書作者認為,在過去政治託寓的詮釋範式外,〈秋柳詩四首〉的研究尚有更豐富的文化、理論意義。本書於既有研究範式外另闢蹊徑,在詮釋、考證、理論方面均有重要突破,對清代詩學研究有開拓性的意義。
「本書具有較強的理論意識,研究方法也很獨到,選題雖小,開掘甚深,具有由小見大、小題大作的特點,是一部有較高創新度的論著,書中提出的問題和結論都給人以多方面的啟發。」 ——蔣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本書以王士禛的〈秋柳詩四首〉為題,集中探討此作品所引伸出來的一系列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以側窺詩歌創作於清朝前期所肩負的人文、歷史和文化使命,以及當時文士對此等價值之認知和認同。」 ——余文章 (Isaac Yue),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科舉、秋柳、變調——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新探
「習性」與明清之際山東新城王氏的科舉與賦詩實踐
王士禛〈秋柳詩四首〉與「隱喻性聯想」
「轉調」與「新吾」
王士禛「秋」與「柳」之書寫譜系
「秋柳」與「小草」——王士祿〈秋柳〉和詩中之身世之慨
小結
第二章 明遺民對〈秋柳詩〉之回應——顧炎武、徐夜〈秋柳〉之賦詠
前說之檢討
亭林「賦得體」詩
亭林之〈賦得秋柳〉
徐夜、王士禛、顧炎武〈秋柳〉詩之「三角」關係
小結
第三章 糾結複雜的心事——曹溶與朱彝尊之遙和〈秋柳〉
「習性」、性情與詩歌創作實踐
順治十六年 (1659) 以前秋岳之仕宦經歷
秋岳〈秋柳〉詩前諸七律的意態
秋岳〈秋柳〉詩析論
朱彝尊和秋岳〈秋柳〉之作
秋岳、竹垞〈秋柳〉詩寫作的時間背景、歷史場景
秋岳與竹垞詩的對話與辨證關係
秋岳與竹垞〈秋柳〉唱和詩之餘韻
第四章「秋柳」的回歸——冒襄、陳維崧〈秋柳〉詩中江南「朱門」的創傷
冒襄、陳維崧〈秋柳〉詩作期小考
「柳」的意態與本章的思考角度
冒襄、陳維崧小識
冒襄之〈秋柳〉詩
陳維崧之〈秋柳〉詩
最恨健兒偏欲折——江南「楊柳」與歷史創傷
數枝清影立朱門——冒襄水繪園之「白門楊柳」
青眼窺人忍再論——飄零於水繪園之「江南子弟」陳維崧
小結
結語
後記
作者簡介

内容概要

嚴志雄 (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明清文學、錢謙益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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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湯志波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新城(今山東桓台縣)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歷任揚州推官、翰林侍讀、禮部主事、國子監祭酒、左都御史,官至刑部尚書。王士禛是公認的康熙詩壇盟主,主持壇坫垂四十年,其所提倡的“神韻說”在清初詩壇風靡一時。王士禛研究亦是清代文學研究熱點,筆者目力所及,僅本世紀以來出版的專著就有: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鳳凰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裴世俊《王士禛傳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年)、黃河《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利民《王士禛詩歌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孫紀文《王士禛詩學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此外實證編年研究如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全集整理如袁世碩《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資料彙編如張明《王士禛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亦為王士禛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可謂成果頗豐。與上述專著重點考察王士禛文學成就、詩學思想不同,嚴志雄先生新著《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以下簡稱《秋柳的世界》)另闢蹊徑,以王士禛早年成名作<秋柳詩四首>及當時名家之和詩為中心,對這個清詩創作、詮釋中的“小傳統”展開探討,通過詩歌文本細讀,將<秋柳詩>背後隱藏的作者心理活動、易代之際不同身份文人對<秋柳>之回應作了精彩分析,是近年來清代文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秋柳的世界》除“導論”、“結語”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秋柳、科舉、變調——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新探”,借助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之“行動者”、“習性”等概念,指出王士禛<秋柳>詩背後隱含的心理及精神因素,對<秋柳>之藝術、思想特徵作了重新詮釋。第二章“明遺民對<秋柳詩>之回應——顧炎武、徐夜<秋柳>之賦詠”,以顧炎武、徐夜兩人為代表考察遺民群體對<秋柳>詩之回應。王士禛<秋柳>四章迅速傳播,多是由遺民和詩所推動,所謂<秋柳>詩中“故國之思”,也是受遺民群體箋註、唱和影響。但遺民和詩是否符合王士禛原作之本意,亦需重新探討。第三章“糾結複雜的心事——曹溶與朱彝尊之遙和<秋柳>”,朱彝尊亦為遺民詩人,但作者將其與“貳臣”曹溶一起論述,不僅是因兩人同時唱和<秋柳>,更與其詩歌內涵有關。曹溶和<秋柳>詩背後隱藏著複雜的心事,要與朱彝尊之和詩一同參照,方能明白。第四章“‘秋柳’的回歸——冒襄、陳維崧<秋柳>詩中江南‘朱門’的創傷”,主要考察江南文人冒襄、陳維崧和作。王士禛在大明湖畔參加鄉試,首先想到的是“殘照西風白下門”——江南的秋柳,而見證了明清易幟的江南文人冒襄和陳維崧,和<秋柳>之詩將讀者引入真正的“江南”,賦詠中的語言、情感、經驗終於“回歸一體”。四章雖各成系統,又環環相扣,引領讀者一步步進入清初詩壇中“秋柳的世界”。《秋柳的世界》在詮釋、考證、理論方面均有重大突破。詮釋方面本文僅以第一章中“科舉與賦詩的實踐”為例,文獻考證僅舉<柳洲詩話>圖卷之例,而作者對清代和<秋柳>詩之研究,無論結論還是方法,對明清詩歌研究均有啓發意義。以下分而論之。一、“實踐”理論下的科舉與<秋柳>順治十四年(1657)秋八月,年僅二十四歲的王士禛與諸名士集于大明湖畔,首唱<秋柳>四章。一時唱和者數十人,並很快流傳大江南北,和者益眾,“於是秋柳社詩,為藝苑口實矣” 。<秋柳>詩用典甚多,典故又晦澀而多歧,故產生後箋注不斷,如屈復《王漁洋秋柳詩四首解》、王祖源《漁洋山人秋柳詩箋》、徐壽基《秋柳詩詮》、高丙謀《漁洋秋柳詩釋》、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鄭鴻《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等,多是對其典故加以附會增飾,從而形成種種“政治讬寓式的詮釋”——“本事說”,如懷思故國說,為“明藩故伎”所作說,吊南明福王舊事說,詠明濟南王故宮說,“南雁”指南都遺老說,“西烏”指顧炎武說,“枚叔”指錢謙益說,“福藩故伎”指鄭妥娘說等等,其釋義之爭構成近三百年來文學批評史上的一樁公案 。進入二十世紀,學界對<秋柳>之隱晦典故已多持批評意見,如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批評<秋柳>“用典之拙劣”,稱其“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 ,日本吉川幸次郎稱詩中典故“使此詩整個的含義變得極其難解” 。種種“本事說”之非已為學界所共識,但對<秋柳>四章主旨之深入研究,卻甚少有新的進展。作者對<秋柳>四章的詮釋,從詩歌產生的時間、地點、緣由等因素考察王士禛明湖賦<秋柳>詩背後所可能隱含之心理、精神因素,在種種“本事說”之外,開拓了新的詮釋空間。<秋柳>四首詞意之隱晦、情調之哀傷,確實會讓讀者產生一種歷史滄桑感,且王士禛幼年經歷了明朝的覆亡,崇禎十五年(1642)清軍破新城,王士禛叔父王與玫、王與朋兩家死難十餘人,其後“甲申之變”中伯父王與胤一家又有多人殉難自殺。流賊的屠殺與異族的蹂躪,給王士禛留下了慘痛的印象,故<秋柳>詩中的哀傷被解釋成“故國之思”,亦非空穴來風。作者不蹈襲前人舊說,運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實踐”理論,重新審視王士禛在清初科舉“場域”中的實踐,認為詩中的滄桑感很可能與王士禛、王士祿兄弟在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更直接關係。作者據文震孟《藥園文集》、鈕琇《觚賸》、王士禛《池北偶談》等材料,例舉新城王氏在明代科舉傳家之盛,而至王士禛祖父輩,王氏子弟科舉便開始走下坡路,故王士禛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科舉承受著特殊的精神壓力。作者將王士禛早年至詠<秋柳>前之成長教育過程以年譜形式編年呈現,殊有說服力。而順治十四年八月大明湖畔秋集,正是王士禛與諸名士為鄉試而來。王士禛此前舉業頗不順利,十五歲出應童子試,被落;十八歲應鄉試,本已定解元,後被移為第六名;十九歲會試,落榜,二十二歲再次會試,中式,但僅得第五十六名,未預殿試而歸。加之其兄王士祿科舉不順,亦對王士禛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作者指出:“新城王氏一族的生存目的有一內在邏輯,即,登第入仕,此一生命實踐代代相傳,內化成一種習性。王氏子弟傾注無限心血,在朝往‘進士’之途上奮力前進,考取功名與仕宦構成他們生命史中的重大‘通過儀式’。”“政治、社會的動盪並不影響王氏子弟讀書應試的堅毅意志。習性,是某些頑固的原則;我們幾乎可以說,王士祿、王士禛是為考試而考試,是王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傾向’起著作用。”(頁25-26)故作者推測,<秋柳>詩中的“滄桑之感”,或與王士禛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關,早年的考試不愉快經驗、以及對殿試的焦慮而發生,并從王士禛數年後所作<丁酉詩>、晚年所作《古夫於亭雜錄》中找到了旁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令人頗有耳目一新之感。學界對於<秋柳詩>之研究,亦曾關注過王士禛之心態,如黃河先生在《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中指出:“他們既不能不承認清廷統治的事實,又對前朝尚存留戀,特別者如王士稹,還常常沉浸在對自己家庭在前明的榮耀這種幸福回憶裡而不可自拔;既迫切希望通過入仕以實現人生理想和宿願,又明確意識到入仕清廷有違于傳統道德觀念與人生操守信念。……在—個這樣的環境中、背景下,王士稹<秋柳>詩的出現,給其時士人這種分裂扭曲心態的釋放和表現創造了一個契機,使他們被扭曲的心態得到一種附著。他們以即本著這樣的心態而稱道<秋柳>。” 雖已察識到王士禛對前明王朝的眷戀與渴望入仕清廷的矛盾心理,但這也是明清之際士人分裂與扭曲的普遍心態,並非王士禛所獨有,未能進一步具體考察王士禛科舉壓力下的焦慮心態。無獨有偶,《秋柳的世界》出版後,周興陸先生獨立完成的<少年記憶與<秋柳>詩之微旨>一文,同樣重新考察王士禛作<秋柳>詩時的當下情景,指出“把<秋柳>詩解釋為諷刺南明小朝廷,只能說是屈復自己心裡意識的主觀投射。進入新朝之後的年輕的王士禛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憑仗科舉重振門楣”,“獵取功名,晉身仕途,以期重新振興新城王氏家族,這才是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 亦已注意到王士禛<秋柳>詩與科舉之關係,并指出其作<秋柳>詩時真正的意圖是“獵取功名”,佐證了作者之觀點,與其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說可以相互參照。二、<柳洲詩話>圖卷與“手抄本文化”作者熟稔西方文論,使得全書理論色彩較強,但在傳統文獻考證上,同樣毫不遜色。如通過對比王士禛批點《徐詩》與徐夜後人所編《徐隱君詩》,指出王士禛編刻徐夜詩集時對其和<秋柳>詩進行了較多的改動(頁202),這與王士禛“神韻說”的詩學主張有關,對瞭解王士禛文學思想亦有一定幫助。再如對比多種<秋柳>文本,指出《漁洋精華錄》中<秋柳>四章刪除了其小序,是“王士禛(通過門人)去歷史化的一個舉措”(頁201)。但更為出彩的,還在于以顧頡剛後人所藏<柳洲詩話>圖卷為參照,結合中國傳統詩學、書畫藝術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之相關理論,對<秋柳>詩之精彩論述。1926年,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福建泉州購得一幅作于順治十四年(1657)的<柳洲詩話>圖卷,畫面中心為王士禛與三位友人圍坐于大明湖秋柳下論詩,圖後另紙有王士禛書<秋柳詩>四首並序,曹溶、朱彝尊和詩及嚴沆、陳伯璣評語。王士禛序云:“……未幾槜李曹子溶、秀水朱子錫鬯先後寄遙和之作,□□陳伯璣歎賞不置,好事者遂屬濼水宗老繪成<柳洲詩話圖>見示,並欲予書詩其上。會予奉揚州司李之命,急束裝赴程,又性不耐小楷,強應以答二三君子意,然□□予行半日矣。” 可知<秋柳>詩多次唱和後已為文壇雅事,由“濼水宗老”繪成圖卷,陳伯璣再請王士禛將<秋柳詩>書於圖卷。作者多年來一直探求此圖卷下落,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終於得以目驗圖卷實物,并對圖卷中的文字重新做了詳細校正。圖卷中<秋柳>序前半段與<菜根堂詩集序>、《漁洋詩集》中之小序大致相同,但所引部分並不見於袁世碩先生主編的《王士禛全集》,不僅作為佚文對全集可作增補,更有意義的是,<柳洲詩話>圖卷之文字與通行本對比有多處異文,如圖卷中題記云“僕本恨人,性多慷慨”,而通行本中作“僕本恨人,性多感慨”,結合王士禛時赴揚州推官之境遇,作者對“感慨”與“慷慨”之區別作了細緻分析,進而考察王士禛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況,並結合圖卷中王士禛所鈐“余亦澹蕩人”閒章,指出該異文“是自我形象經營的舉措、行動者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策略”(頁8-9)。對於曹溶、朱彝尊和詩之異文,亦有細緻論述,如朱彝尊和詩在通行本《曝書亭集》中作“亡國尚憐吳苑在”,而<柳洲詩話>圖卷中作“故國尚憐吳苑在”。結合當時政治背景及朱彝尊、王士禛不同身份與心態,作者認為圖卷中的異文不僅是王士禛對文辭優劣去取之考量,還有“政治正確”之意圖,亦有一定道理。學界對王士禛<秋柳>詩之研究甚多,但運用手抄本文化理念並結合<柳洲詩話>圖卷作深入闡釋,尚屬首次。正如作者所云:“以民國年間重新發現的一幅圖卷、一首詩為研究素材,比勘相關異文,思考相關問題,一步一步走進文詞背後那紊亂而又豐腴的文化、歷史世界中,對‘傳世本’背後的那些作者,加深了瞭解以及不瞭解。” “手抄本文化”理論近年來逐漸為學界所重視,以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為代表,田著指出:“……在文本平滑穩定的表面之下,律動著一個混亂的、變動不居的世界。這就是手抄本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一般讀者無緣知曉,因為它只在少數殘存的早期異文中留下些許痕跡,而就連這些痕跡,也常常遭到編者無情的刪除。” 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文本常以抄本形式流通,而之前學者對手抄本的研究,更多是選擇作為“底本”或“參校本”校勘其異文,最後整理出一個通行的“定本”,形成了文本“平滑穩定”的表面狀態。“手抄本文化”理論提醒我們更要注意那些變動的異文以及那些被編者刪除的文字,這對社會史、文化史、心態史、政治史研究均有重要價值。過去我們更多關注稿本、抄本,用書畫作品校勘者亦是少數,遑論進行“手抄本文化”研究了。其實明清以來文人與書畫家交流頻繁,很多文人本身就是著名書畫家,書畫傳世作品甚多,其中不乏重要詩文可資參校者,因此在確認其真跡基礎上 ,辨別書畫作品之異文,是考察詩人當時創作(書寫)心態、詩歌創作過程的重要依據。手抄本文化理論在文學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學中有更廣泛的應用前景,作者以<柳洲詩話>圖卷探討<秋柳>詩之成功範例,值得我們學習借鑑。此外,作者通過<柳洲詩話>圖卷指出王士禛在大明湖畔賦詩至<柳洲詩話>圖卷製成,再至和作題於圖卷,可以看作是“一樁不斷衍生的書寫事件”,“秋柳詩社”可以說是王士禛啟動、策劃又全程參與的一次唱和活動(頁3);<秋柳詩>這樁書寫、傳播、詮釋事件中,王士禛除了是原詩作者外,還須以一“行動者”視之,均是將文獻考證與理論完美結合,限於篇幅,不再展開。三、從回應到回歸:清初詩人和<秋柳><秋柳>一出,和者甚眾,王士禛曾不無得意地回憶說:“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大江南北和者益眾。” 唱和<秋柳>之傳統在清代一直延續,但對於如此眾多的和詩,學界卻少有研究。目前僅見張宇生<顧炎武<賦得秋柳>詩新解>及拙作<清代和王士禛<秋柳>詩初探>兩篇論文。前者主要考察顧炎武<賦得秋柳>一詩與王士禛、徐夜詩之微妙關係,認為其主旨是悼念魯王 ,然對和詩分析較為簡略。後者選取清代十餘人所作<秋柳>和詩,分為遺民詩人、閨秀詩人、科舉得意與失意之人四組略作探討,主要考察王士禛原詩並無“故明之思” ,對和詩本身亦未深入展開論述。《秋柳的世界》選取顧炎武、徐夜、曹溶、朱彝尊、冒襄、陳維崧六人和詩,作為三組分章闡釋,這是學界首次對和<秋柳>詩之系統研究。較早唱和<秋柳>者為王士禛從兄徐夜,同年顧炎武作<賦得秋柳>,對<秋柳>唱和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顧炎武之詩曾引起學界爭論,上世紀三十年代黃節先生指出,顧炎武此時與王士禛並未相識,其<賦得秋柳>並非為和<秋柳>所作。此說一出,爭議遂起,王蘧常、王冀民兩位先生在箋注顧炎武詩時均加以反駁,對黃節之說多有商榷,<賦得秋柳>為<秋柳>之和詩,幾為學界定論。但作者經過仔細考辯,指出徐夜和詩作于順治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以後至九月間,九月顧炎武與徐夜相會於濟南,得見徐夜之和詩,<賦得秋柳>亦作於此時。顧炎武<賦得秋柳>其實更多是唱和徐夜之詩,“涉及士禛處則偏取一端而發揮其故國舊君之思,言下且不無調謔原作之意”(頁105),“賦得”二字已是暗示非和,而是就原唱、和作而賡作。論據充分,言之有理,不僅徹底解決了一樁學術公案,且對顧炎武<賦得秋柳>中“故國之思”,對王士禛原作“調謔”之意以及徐夜、王士禛、顧炎武<秋柳>詩之“三角關係”作了深入探討。順治十六年(1659)秋曹溶和<秋柳>詩,然與王士禛原詩相比,在用典、辭氣、風調、用韻上差別甚大,且內容晦澀難解,作者自言“曹溶的<秋柳>詩寫得甚好,也卻是我處理諸家<秋柳>詩最困難的一首”(頁200)。通過考察曹溶在明末清初的仕宦經歷,“循著習性、性情與詩歌創作實踐的緊密關係”這一線索,探討此間曹溶行事之大概、情感、思想狀態,指出曹溶詩亦受“習性”之影響,詩中流露出“官運不暢,抑鬱失落;懷人憶往,感喟平生;觸景生情,憑弔先烈前賢”之感喟(頁128)。學界多強調曹溶與明遺民之交往及詩中故明之思,實際曹溶在順治元年(1644)即以御史身份降清,且連升三級,官至戶部侍郎,因清廷內部黨政而被貶黜。故作者提醒我們,曹溶詩中雖或有故明之思,但並不妨礙其對清政府的效忠,對於曹溶詩歌的解析,千萬不能陷入二元對立(明清對立)的思維、邏輯、話語結構中,以免有所遮蔽。這不僅有助於解析曹溶詩歌,對研究易代之際詩人心態、詩文分析,均有啟發意義。與曹溶同時,朱彝尊亦有和作,結合此時鄭成功金陵之役敗北的政治背景,作者認為作為“遺民”的朱彝尊與作為“貳臣”的曹溶之和詩存在互文性、對話關係,“朱彝尊<秋柳>之詩微妙地道出了曹溶的心事”,同樣為我們研究清初“貳臣”與“遺民”在“情誼與文字上的交集互動”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順治十六年,王士禛出任揚州推官,與江南諸名士燕無虛日,建立了龐大的交遊網絡,為其成為康熙詩壇盟主奠定了基礎。學界對王士禛與江南文人之交遊已多有關注,但均以王士禛文學創作為考察中心,對江南文人與王士禛之間的互動研究較少 ,以此探討江南文人之特有心態者更是鳳毛麟角。作者認為江南文人冒襄、陳維崧所作和<秋柳>詩在辭語典故、結構章法方面最接近原作,但在寄託、情韻上卻迥異“貌合神離”,這也正是冒、陳二人和詩之高妙所在。作者敏銳察識到,冒襄和詩使用詠柳詩中較為罕見的“朱門”一詞,陳維崧和詩中突兀出現“江南子弟”一語,“隱隱然就是江南‘朱門’、‘江南弟子’向王士禛此一山東世家子弟幽幽訴說的‘江南——朱門——秋柳’的哀怨故事”(頁13)。二人筆下的秋柳,更多隱喻著明清易代之際江南教坊妓女的悲慘命運。作者認為“‘秋柳’,是明清之交一個豐腴、有效、有力的隱喻”(頁191),是通往詩人生命經驗、情感、思想的重要通道。對於明清詩歌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宏大敘事”,更應通過“隱喻”考察詩歌背後的世界,考察詩人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情感。結語詩歌細讀是作者當行本色,如前期出版的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等著作,堪稱這方面的代表。目前學界對明清詩歌的研究,除對个别名家名作有所深入探討外,絕大部分尚處於原始資料的搜集整理階段,明清詩歌被認為價值不大而缺少關注,遑論對其深入细读。本書對<秋柳>及和詩之細讀,可圈可點之處頗多,對明清詩歌研究頗有開拓性意義。除了傳統意義上考證本事之“考今典”與解釋辭句之“釋古典”外,詩歌之間的意象、意境、字詞、句法結構等細部對照,詩歌之間“互文性”關係,原唱與和作、和作與和作之間的對話,均分析細緻入微。如指出徐夜與顧炎武和詩中的“話題——陳述結構”,冒襄和詩與原唱在詞語、典故、句構、章法上的“貌合”而在寄情、情韻上的“神離”等等,為今後明清詩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作者對詩歌抽絲剝繭式的文本細讀,亦未僅局限于原詩本身,作者指出:“倘若單看其<秋柳>一首,難免如盲人摸象,不得其全豹,甚或以偏概全。”(頁127)對相關材料之佔有也是“竭澤而漁”式的,如論王士禛之<秋柳>四章,作者對其之前詠及柳之詩句、專門詠柳之詩全部摘錄排比,從而指出<秋柳>四章並非其早年詠柳“習性”的延續,其“秋柳”相對此前的“春柳”,是一個斷裂(rupture),“秋柳”之“柳”為王士禛處理此一物象的新發展,而“秋柳”之“秋”,則是王氏詩藝“習性”之延續(頁47-53)。再如學界對顧炎武<賦得秋柳>中“賦得”二字之論爭,作者對顧炎武現存詩歌中所有“賦得”體一一考察,再結合<賦得秋柳>創作時間、背景,指出“賦得”真實含義(頁76-83)等,均以資料翔實、考證細密取勝,亦可見作者用力之勤。作者對王士禛<秋柳>及六人和詩做了精闢而深入的論述,但清代和<秋柳>詩眾多,僅選取六人之作,未免讓讀者產生意猶未盡之感。如閨秀和<秋柳>者甚多,王士禛自稱:“順治丁酉,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彼二年,余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 清嘉、道間梁章鉅云:“王漁洋<秋柳>詩,當時閨秀和者至數百家。” 若能將現存閨秀和詩蒐集作為一組加以論述,相信會別有新意。作者指出王士禛原唱<秋柳>背後所存在的科舉壓力殊有新意,其實和<秋柳>之詩人中不乏進士乃至狀元等科舉得意之人,如雍正五年(1727)狀元彭啟豐有<秋柳四首追和王阮亭先生原韻> 、乾隆十年(1745)狀元錢維城有<秋柳四首追和漁洋山人> ,與王士禛鄉試前壓抑、焦灼心情不同,他們科舉前的和詩更喜用“柳汁染衣”、“李固袍新”之典故,以預兆自己高中,心態積極向上 。將進士群體和<秋柳>之作蒐集對比,亦頗有意義。且<秋柳>詩之影響絕不僅局限于中國,若將視野放大至域外漢籍,考察東亞詩人之和作,定會有新的收穫。期待作者能將<秋柳>和詩蒐羅完備,假以時日,相信會有更加精彩的著作問世。 刊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2015年第4期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我想這就是老師說的中研院式小題大作,但是我喜歡這本書的處理方式。
  •     求之过深
  •     由小見到,對詩歌的分析與鑒賞思路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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