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日历》书评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0
ISBN:9787309089943
作者:兴膳宏
页数:247页

发表于《书屋》杂志

《汉语日历》作者兴膳宏教授已有多种著作译成中文,如《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彭恩华译,齐鲁书社,1984)、《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中国古典文化景致》(李寅生译,中华书局,2005)、《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戴燕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等,所以中国学术界对这位六朝文学研究大家并不陌生。读者即便通过这些选译本,也很容易总结出兴膳宏教授的治学风格,我们如果读他《新版中国の文学理論》和《中国文学理論の展開》(清文堂,2008)两种代表作,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重视文献的特点。他曾译注出版了《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1995),显示了其学问的底色,而影印出版明代冯惟讷的《嘉靖本古诗纪》(汲古书院,2006),说明他对文献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至于翻译《文心雕龙》、《诗品》、《文镜秘府论》、《金楼子》、《朱子语类》等作品,正可想见其文本细读的扎实作风。这就是日本汉学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将兴膳宏教授归入到“京都学派”来理解。可是这样的理解脉络,往往不会注意到兴膳宏教授对学术史、研究史的特别关注。如其《中国研究近五十年·文学》(1998)一文梳理了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陈广宏教授讲课时曾提到,如果将此文与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一文合观,可以视为日本明治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简史。至于《京都大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概况》(《人文中国学报》,2004)和几篇回忆其师吉川幸次郎的文章,则勾勒出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大要。《日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和研究》(1984)一文,则说明他对专书研究更是有着学术史的关怀。翻译《法国近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1999)一文,则可以说明其学术视野并不囿于东亚。治学风格并不等同于学术兴趣,注意到兴膳宏教授的京都学派渊源,还应该了解他对学术研究的共时关注,所以不该忽视他还翻译过李泽厚的《中国传统美学》,不应忽视他还写过这本《汉语日历》。因为兴膳宏教授还出版过《平成汉字语往来》(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佛教汉语五十话》(岩波书店,2011),所以读者也往往以为这本《汉语日历》不过是众多讨论汉字词的作品之一。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日本使用汉字的悠久历史,现在大众媒体上还经常出现汉字的测试、汉字游戏,而著名的文字学家白川静还因《字训》一书获得“菊池宽奖”——这个奖一般都授予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足见汉字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中文是现在日本大学中重要的第二外语,学习者颇众,所以有关汉字的普及读物极多,从书店的印象看,这类书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汉语日历》也无可厚非。但是,《汉语日历》应该归入“岁时记”的书写传统。岁时记书写由来有自,宋代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中已经专列“岁时”一类,郑樵《通志》改为“月令”类,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改为“时令”类,虽然名称有异,但这类岁时记作品皆以年节时序为纲,或采风俗,或写人情,时有小品之笔,呈文章之妙,自成一体。此体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这些作品多侧重于记录物候,如《逸周书·时训解》“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云云,其中“风不解冻,号令不行”之类的警示,说明岁时书写也蕴含着政治理念、人伦道德,不只是记录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四民月令》“正月”条对此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祢”,然后说明此前三日当斋式,礼毕后又当“称觞举寿”,“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记录了岁时与人伦的配合,可以说岁时一经这套系统的书写,就不再只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人文的。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岁时书写也是抒情的,其理论基础在《文心雕龙》已经道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而岁时记书写就隐含着这一气感类应的世界观,岁时记一类作品都是以岁时展开,年节岁时的铺排感召着读者,岁时物候与人心款曲暗通,不必明言悲情愁绪,一句中秋月明,读者自可意会,它是一种知识系统,也是一种抒情模式。可以说岁时记正是中国式的抒情,如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正月七日为人日……登高赋诗”,“登高赋诗”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这一条自然就包含了人日的抒情。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荆楚岁时记》提到正月一日要进屠苏酒,而兴膳宏《汉语日历》的“一月一日”也提到这一习俗,正是意外的相合。这一类岁时记中国极多,如《千金月令》、《齐人月令》、《保生月令》、《金门岁节记》、《四时宝镜》、《秦中岁时记》、《辇下岁时记》、《四时纂要》、《岁华纪丽》、《岁时广记》、《养生月览》、《玉烛宝典》、《金谷园记》等,清人不只辑前代之佚书,还动笔创作,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需要说明的是,西历通行以来,这种岁时记书写传统似乎就断了,黄遵宪《新历》一诗早就观察到新历与旧历在岁时上的凿枘不合:“梧桐叶落闰难知,蓂荚枝抽不计期。只记看花携酒去,明朝日曜得闲时。”“梧桐叶落”、“蓂荚枝抽”原来都是计量岁时的物候表征,黄遵宪的感喟,说明物候与新历已不相符,而岁时记的传统随着新历而消亡。我们便不容易再回到这种抒情的传统中去了,所以我们以为这些岁时记不过是民俗资料,或者认为它们不过是农书,对它们的理解开始隔膜了,体会不到它们的抒情性了。日本或者说东亚,都是共享着这一岁时的抒情传统。日本的俳句中就必须有一个表示季节的“季语”,岁时的抒情性更为明显,或者说抒情与岁时的绾结更为紧密,他们不但从中国输入各种岁时记作品,如清代的顾禄《清嘉录》便在日本得到大量的翻刻,日本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岁时记,如《本朝月令》、《年中行事秘抄》、《年中行事抄》、《师光年中行事》等。岁时记写作在中国随着西历通行而渐渐退出历史,但日本却是慢慢地转成新历的岁时,这可以归因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樱花过后,杜鹃随之,但看周遭的颜色,也能生发出逝者如斯之叹,也许日本人更能感受岁时变迁,所以岁时感人动物的抒情模式,并未随着新历而与之俱逝。明治初期人们便试图将旧候物与新历再次联结,如森春涛《新历谣》:春入杏花红未酣,轻寒脉脉雨毿毿。新来燕子应相讶,江上已过三月三。四月方看寒食花,中秋正见下弦娥。几回繙历检诗料,添得虽多减亦多。此诗中三月三的燕子、四月寒食、下弦月的中秋,都是候物与新历的错位,诗人虽然感叹,但也承认新历的岁时仍有诗料,即日本的新历岁时保留了抒情性。明治初改用太阳历后,日本人不断改编出版新的岁时记,将这种抒情传统也延续至今。《新编俳谐题鉴》、《新题季寄俳谐手洋灯》、《俳谐新闻志》、《俳谐岁时记新刊草》、《明治岁时记》、《明治岁时记讲义》等,都是从江户时代的岁时记改编而来。明治三十年代开始,岁时记实用性和文学性并重,明治末期,多种岁时记冠以辞典之名,这样书写的脉络延绵至今,现代日本的书店里仍有大量的直接题作岁时记的作品。而岁时记的内容变得更为复杂,甚至还出现了《疾病岁时记》,著名的出版社平凡社,还制作了电子版的岁时记(くらしのこよみ),依时推送七十二候和二十四节气相关内容,我相信在电子时代,岁时记也有安身立命之处。兴膳教授这部《汉语日历》一书,每天一个汉字词,间或征引汉诗文,尽显作者的博雅与严谨,似乎不再是一部抒情作品了。不过,我们回到书写的场景中去,该从“京都学派”的传统,还是兴膳教授的学术兴趣,抑或是岁时记的书写传统来读它,应该是明确的。兴膳教授写作时,并不刻意强调这一不绝如缕的抒情传统,他在“弁言”中说,这部书受到了法国和中国两种台历的启发,只在“后记”提到了桑原武夫《一日一言——人类的智慧》影响,透露出日本的岁时记书写氛围。说到“渊源”,突然记起李寅生先生(《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的译者)《我与兴膳先生》一文,文章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内容是兴膳教授亲口告诉李先生的。据兴膳教授的家谱记载,兴膳教授的祖先是中国人,为明朝的一位王子,乃郕王一脉,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兴膳教授的祖先、那位明朝王子只有两岁,由一位日本商人带到了日本,幕府的将军赐姓兴膳。兴膳这个姓,在日本是极为少见。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恐怕要进一步考证,写到时里,我不禁怀疑“渊源”是否真的有助于了解兴膳教授,或者有助于了解这本《汉语日历》,失落了岁时抒情传统的中国,是否依然能否激发出日本读者相同的感受?([日]兴膳宏著,陈广宏、潘德宝译:《汉语日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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