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安娜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2
ISBN:9787532759002
作者:(英)范斯坦
页数:352页
作者简介
本书讲述了俄罗斯文坛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安娜•阿赫玛托娃不平凡的一生。作者借鉴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安娜本人的回忆录、信笺和日记，以及对她的朋友和家人的采访记录，力求详细而真实地还原这位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一生。
一战前，安娜已经开始写作，那时，正如她所说，“把女人当作诗人是件很可笑的事”。但她天分出众，成绩斐然，不过成功的代价也相当沉重：她的三段婚姻都不快乐，斯大林时期，她的诗歌被禁，她唯一的儿子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当人质以让她保持沉默。在疾病和贫穷的折磨下，在感情需求和艺术追求的矛盾中，她的坚定和毅力让她成为了所有被极权压制的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她创作的优雅而蕴含着源于她的戏剧人生的激情的作品，给人以无限希望与力量。本书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传记，更是一位伟大女性的人生故事。
内容概要
伊莱因·范斯坦（Elaine Feinstein，1930- ）英国女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和俄语诗歌翻译家。
毕业于剑桥大学英语专业，曾任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埃塞克斯大学文学讲师、英国大使馆驻新加坡和挪威特罗瑟姆作家。一九八○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二○○七年入选学会理事会。
伊莱因创作了多部诗集、十四本小说和五本传记，其中包括《普希金传》和《泰德•休斯传》。她还译有三部诗集，多为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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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另一位俄罗斯现代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将她与普希金相提并论，他把普希金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的诞生照亮了了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前行的道路，阿赫玛托娃的脱颖而出，则让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披上了一层凄迷而温暖的光辉。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女诗人、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撰写的人物传记《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俄罗斯诗坛“月亮”坎坷多难而又五彩斑斓的一生。据说阿赫玛托娃5岁时，她在住家附近的温泉区捡到了一个罕见的蘑菇，名为沙皇蘑菇，于是保姆说这预兆着它会给她的将来带来好运气；还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在基辅的沙皇公园拾到一枚竖琴状的饰针，家庭教师便断言这意味着她长大后会成为诗人。显然，家庭教师的预言没有落空，阿赫玛托娃11岁就开始写诗，迅速成长为俄罗斯诗坛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保姆的话也有部分是对的。阿赫玛托娃成名的年月，尤其是1913年，是俄罗斯近现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富有特殊意义的俄国现代派小说《彼得堡》（第一部）连载发表，著名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问世；风靡世界的男低音歌王夏里亚宾在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场场爆满，供不应求；周三与周日的芭蕾舞表演，人们会去竞相观赏杰出的芭蕾舞星安娜•巴甫洛娃与尼金斯基的迷人风采，或者去看一场现代舞的开山大师之一福金的演出；现代派戏剧大师梅耶霍德的实验剧院也吸引了众多的戏剧爱好者，各种先锋派、未来派的街头剧、时装秀与诗歌表演让人眼花缭乱；圣彼得堡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咖啡馆“浪荡狗”，常常高朋满座，各类演讲、美术展览、音乐晚会层出不穷，就连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也慕名来此。阿赫玛托娃自然也是这里的常客。生活在这样一个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光芒璀璨的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无疑是幸运的。博大深邃的俄罗斯文化有哺育她天才的深厚土壤。然而，阿赫玛托玛又是不幸的。她生活的岁月，正是俄罗斯从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艰难转型的多事之秋。底层民众的苦难、贫富差距的日益悬殊，成了滋生革命的温床，先是有1905年1月9日15万工人的和平请愿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史称“流血星期日”，让阿赫玛托娃震惊和恐惧；接着是1917年，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节节败退所激起的反饥饿、反战争的二月革命，就由阿赫码托娃居住的彼得格勒维堡区发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却并未让俄罗斯摆脱战争的泥潭，缺乏宪政传统的专制帝国更是无法华丽转身，进入民主发展的新阶段。相反，二月革命最终促成了十月革命的爆发。随之而来的内战、饥荒、大清洗，让曾经冷艳高贵的俄罗斯文学界“黑天使”阿赫玛托娃也无法置身事外，她陷入了不断的动荡、灾难和痛苦之中。阿赫玛托玛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差点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在1921年被契卡处决。而阿赫玛托娃注重自我与个人情感抒发的诗风显然与十月革命后的主流风气越来越格格不入，早在1927年，苏维埃当局就下发秘密文件，禁止她的诗集公开出版。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刚刚有所改善，掌管苏联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的恶毒攻击，又把她打入了生命的深渊。日丹诺夫称她“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这就是阿赫玛托娃和她那渺小、狭窄的私生活，微不足道的心境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色情。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完全自外于人民”。日丹诺夫的宣判不仅引来了苏联舆论对她的大批判浪潮，也让她再次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失去了赖以维生的退休金。阿赫玛托娃悲愤交加地发问：“告诉我，何以我的伟大的国家，在用它全部的科学技术撵走希特勒之后，还要用所有的坦克打从一个病歪歪的老妇的胸廓上碾过？”要想深入了解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她那复杂多变的感情生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伊莱因•范斯坦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她将传主的生平置于广阔、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同时，采访了阿赫玛托娃的一些后辈，利用第一手的材料加以丰富和补充，以严谨又不失可读性的文笔，还原了一个真实饱满的阿赫玛托娃。她结过三次婚，除了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第二任丈夫是古文字专家希列伊科，阿赫玛托娃1918年8月与古米廖夫离婚以后，同年12月便与希列伊科结婚。希列伊科虽然也喜欢文学，却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希望阿赫玛托娃做一个贤妻良母，对她结婚之后继续写诗很不以为然，甚至把她的诗稿扔进茶炊点火；他更不能容忍阿赫玛托娃与异性交往，醋意大发。这些都让女诗人不堪忍受，结果两人只得劳燕分飞。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任丈夫是文艺评论家普宁。1926年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结合，搬进他家时，普宁的原配阿连斯还住在那里，是一个海军中将的女儿，阿赫玛托娃成了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其实，她与普宁成为情人时，双方在外面都不乏风流韵事，阿赫玛托娃一度还与希列伊科来往，让普宁非常恼怒。普宁虽然倾倒于她的美貌与才情，在阿赫玛托娃受到攻击时还为她写过辩护文章，但两人的感情也是起起伏伏，在1938年走到了尽头。此外，阿赫玛托娃与热爱文学艺术的医生加尔洵有过一段恋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阿赫玛托娃与许多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疏散到塔什干，加尔洵在妻子暴毙街头后曾写信向阿赫玛托娃求婚。但严酷的战争损害了他的健康与心理，当阿赫玛托娃返回圣彼得堡，加尔洵以亡妻托梦阻止他与阿赫玛托娃再婚为由，断绝了两人的来往。其实，出现在阿赫玛托娃感情生活中的男性远不止这些。她第一次结婚去巴黎度蜜月时，结识了意大利著名画家莫迪利阿尼，成为挚友。以后她重访巴黎，两人继续亲密交往。莫迪利阿尼为她画了好几张画，其中有一张还是裸体画。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去看望莫迪利阿尼，不巧他不在，她就把一束玫瑰从他的窗户里扔了进去。两人的亲密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1930年代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也当过阿赫玛托娃的情人。1945年，原籍俄罗斯的英国作家以赛亚•伯林以外交官身份访问苏联，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女诗人。尽管这时阿赫玛托娃已经56岁，伯林比她小20岁，但两人之间激情洋溢的会面与对话依然令伯林如痴如醉，第二天上午他醒来后反复念叨：“我爱上了，我爱上了。”阿赫玛托娃也坦率地承认这次会见让她情欲上的反应很强烈，并为此写下了动人的诗句：“是什么不曾现形的火光/使得我们在黎明前发了疯？”无须讳言，阿赫玛托娃的情感经历是她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一生渴望情感，丰富敏感的心灵离不开情感的滋养。曲折多变的情感生活与心灵体验又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对她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诗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特殊的情感经历、儿子在大清洗中被投入监狱的不幸遭遇交织缠绕，终于让阿赫玛托娃的视域从个人的小我升华为人性与人类惨痛命运的大我，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写出了俄语最伟大的组诗《安魂曲》。“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这深沉感人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40年11月的一天，阿赫玛托娃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那儿的一位女清洁工看见自己喜欢的诗人后，请她为自己写一首诗，这让阿赫玛托娃非常感动。普通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热爱，让因儿子入狱、自己遭当局打压而饱受折磨的阿赫玛托娃，感受到了生存下去的动力和生活的真谛。因为，一切文学艺术，只要得到民众的热爱，便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源泉。 -
多年以后，在生命的尽头，当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回顾自己长长的一生时，她能想起的一定是她挚爱的前辈普希金曾经写过的诗句：“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与普希金短短的一生相比，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可谓漫长。很难说长寿对于安娜·阿赫玛托娃是好事还是坏事，她经历了一个女人与一个俄罗斯的特定历史时期见证人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但也同时最终赢得了应该属于她的荣耀。英国女作家、诗人伊莱因·范斯坦的《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还原的正是这个伟大的女诗人复杂、荣耀而又苦难的一生。伊莱因·范斯坦在书中这样评价作为诗人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于广大读者，她的简朴使得她的诗易于理解和背诵。自由派视之为斯大林主义的敌人，教徒承认她的上帝之爱，爱国者推许她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甚至共产党人也注意到她不是直言不讳的反苏分子。”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生命的最后，类似这样的溢美之辞还有很多，其实与其说她是个成功的诗人，不如说她是个幸运的幸存者更为准确，她的同时代的朋友中，能活着看到斯大林暴政结束的凤毛麟角，她一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前苏联）苦难史的一个缩影。很难说安娜·阿赫玛托娃最终成为诗人是因为她天生的诗人气质，还是源于俄罗斯悠久的诗歌传统，抑或是她所经历的苦难。安娜·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历史可以分为情史、创作史和苦难史，而这三者之间又彼此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象所有才貌双重而又多情的女人一样，阿赫玛托娃很小就赢得了无数男人的爱慕，同时自己也不时地春心萌动，这个伟大女诗人的爱情其实与芸芸众生的爱情并无二致，短暂的欢乐之后，是不尽的眼泪与痛苦。1905年，16岁的阿赫玛托娃爱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彼得堡大学生前因此而失身，而在更早时候，13岁的她就把16岁的男孩尼古拉·古米廖夫弄得神魂颠倒，在漫长的追逐过程中，古米廖夫曾经四次自杀未遂，而当他终于把自己的心人上娶到手时，又很快就厌倦并且开始了新的追逐。与古米廖夫貌合神离之时，阿赫玛托娃与几个优秀的男人先后有过几段恋情，1917年与古米廖夫离婚之后又有过两次婚姻，这三次婚姻给她带来的快乐远远少于给她带来的痛苦。关于婚姻带给她的痛苦，她于1914年留下这样的诗句：我不该渴求些许的幸福我只把丈夫交给他的爱阿赫玛托娃自己在道德上远非贞洁，他的第三任丈夫普宁半是醋意半是怨恨地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如此完美和纯洁的天使竟会与如此肮脏和罪恶的肉体合为一体。”他这样的评价对于阿赫玛托娃显然是不平的，也许阿赫玛托娃确实是个不适合婚姻的女人，但决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他的第一、二任丈夫死后她都写下了悲伤的诗句，而她与第二任丈夫，他们分离之后才彼此怜悯起来。也许因为与太多男人的纠葛，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句都与情感有关，1914年12月有她的同时代的诗人勃洛克在一次著名的谈话中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这个谈话不时把她与茨维塔相比较）：“她写诗似乎站在一个男人的前面，而诗人应该站在上帝的前面。”但他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过早，因为此时阿赫玛托娃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以后她所经历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斯大林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冷战等都导致了她个人的一次次的不幸，第一任丈夫被处决，第三任丈夫死于古拉格，儿子三次被捕，彼得堡围困时期的饥谨岁月，40年代末对她的批判以及被开除出作协，谁会想到这个当初只会写些情情爱爱的女诗人会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最严峻的时刻会写下这样的诗句：“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她被开除出作协，众多的批评家对她进行攻出之际，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告诉我，何以我的伟大的国家，在它用全部的科学技术撵走希特勒之后，还要用所有的坦克打一个病歪歪的老妇的胸廓上辗过。”阿赫玛托娃虽然发出了这样愤怒的呐喊，但她远不是一个“异己分子”，即使在最残酷的大清洗岁月，她都没有想离开过她的祖国，她其实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爱世界一切美好的诗人，而自由主义者，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天生就是极权主义的敌人。阿赫玛托娃曾说过，普希金的名字，将比他同时代似乎更为人知的那些成员会更长久地存在，其实这句话用在她身上也是一样合适的。=========发表于2013年6月8日《晶报•深港书评》http://jb.sznews.com/html/2013-06/08/content_2510516.htm -
1939年，年届五旬的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为患有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在与朋友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这是英国作家伊莱因•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场景。这番话完美地诠释了阿赫玛托娃一生的际遇，这种因为“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的困窘与无奈、隐忍与痛楚，早已是贯穿其终生的关键词了。阿赫玛托娃的故事开始于白银时代的辉煌，这注定了她不会拥有中规中矩的人生。1908到1913年，是她一生的黄金岁月。她流连于社交场中，“独立的姿态和话语体系，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她的手势”。她“奇异、美丽、苍白、永生和神秘”的气质，令包括莫迪利阿尼在内的众多画家、诗人为之倾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就连同为女性的诗人茨维塔耶娃，也无不羡慕地称她为“俄罗斯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时代正值俄罗斯君主制濒临解体、苏维埃政权日渐崛起之时。不过，在其早年的诗作里，不常见到动荡时局的痕迹。女性的本能使她将目光投向自身，她关注情爱多于社会问题。爱情作为其早年诗歌的一大主题，被她反复书写。在笔下那些“闪耀着贝壳和碧玉的光芒”的句子里，她以婉转忧伤的调子复制了“既轻佻又不道德”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小女人的闺阁幽怨，似乎再也没有多余空间来容纳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这些肆意妄为的任性举动与“狂怒的贵妇人的诗作” 惹恼了傲慢的男性评论家。1914年，被阿赫玛托娃视为“世纪初的丰碑”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就她的头两部诗集《黄昏》、《念珠》发表评论，无不轻蔑地断言她不是真正的诗人，因为“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是在上帝面前”。32年后，安德列•日丹诺夫老调重弹。在延续前者论调的基础上，他更是将恶毒、刻薄的谩骂发挥到了极点。在他看来，阿赫玛托娃其人其诗一无是处，“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范斯坦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女诗人、女作家，她大概更能体会女性写作的艰难，尤其是在那个“女人写诗，何等荒谬”的时代。因而，她并无偏见。在她的描述中，阿赫玛托娃“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和独力进行抵抗的诗人，而是这残暴的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不过，想要系统地描述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自然不能回避她三次失败的婚姻。《俄罗斯的安娜》当然也不能免俗。然而，范斯坦并未将传主妖魔化，也无意效仿坊间的八卦，使写作仅仅流于隐私的揭秘。她从诗人的生活细节入手，以编年体的形式深入探究阿赫玛托娃如何从一个以爱欲情仇为创作题材的闺阁女子，最终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76年的人生不算漫长，也不算太短，足以见证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从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运动、卫国战争、二战，直到战后苏维埃政府长达数年的批判和改革，整个国家在动荡中寻求发展，文学也在曲折地迂回辗转。俄罗斯从旧时封闭、腐朽的农奴制国家迈入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其中必然伴随着旧制度的摧毁与新制度的重建。在新旧交替带来的巨大阵痛里，文人首当其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作为白银时代的遗存，阿赫玛托娃更能体尝到政局变动带来的冲击。二月革命后，因为物资匮乏，不谙家事的她也不得不加入了排队购买配给品的人群。随后而来的大清洗运动更将她的生活摧毁殆尽。上世纪30年代末，白银时代风光无限的“阿克梅派”铁三角消于无形：曼德尔施塔姆无端被捕、死于流放；古米廖夫作为人民公敌被处以枪决；阿赫玛托娃本人也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在其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诗人”成了有名无实的称谓。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唯一的儿子列夫也受到牵连，两次被监禁判刑。 革命来临时，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纷纷选择流亡他国。即使在极度恐怖之下，阿赫玛托娃也没有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即使诗作无法出版、诗人身份不被承认，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并未就此陷入沉寂。譬如，在儿子列夫与第三任丈夫尼古拉•普宁被捕期间，她拖着病体四处周旋，甚至于上书斯大林，直接要求“把我的儿子和丈夫还给我”。如此勇气也正应了以赛亚•伯林的话，“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女王”。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被贫困、疾病与焦虑一再折磨，发胖、衰老，青春的容颜不复存在。即便如此，她依然高贵如昔。她从“破碎的生活碎片”中提炼出诗句，将时代的黑暗与自己的愤怒、痛苦融入其中。因此，也就有了后期那一首首饱含忧思与愤懑的佳作。抒情组诗《安魂曲》是她为儿子所作，其中流露出的情绪不再是一个母亲的忧郁怨念，而是属于整个俄罗斯的集体悲愤。在《没有主角的长诗》里，她怀念圣彼得堡逝去的岁月，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一个个显赫的名字如电光般照亮夜空，又在黑暗中一一陨落。就像布罗茨基所说，“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这是她的声音，发自这位被禁锢的女性之口，虽然微弱，却不乏撕裂人心的力量。1912年，在阿赫玛托娃首部诗集《黄昏》出版之际，古米廖夫曾无不兴奋地宣称，他从中找到了迄今以来一直“沉默的声音”——“迷恋、调皮、梦想和狂热的女性，终于用自己真正的同时有艺术说服力的语言开腔了”。终其一生，阿赫玛托娃都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早期闺阁女子备受压抑的无奈叹息，还是晚年为国家声嘶力竭的疾呼。她做到了。此时，对她而言，搁在嘴里的“钳子”是否取出，已不再重要，因为“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 。
精彩短评 (总计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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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读。 -
始终不曾告诉我们安娜何以成了安娜。又或者，一切都早已注定。 -
阿赫玛托娃回忆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诵犹如“白天鹅在滑翔” -
或许是翻译的原因，这本书的文献性大于可读性。失望 -
她提供了一种在混乱龃龉的年代如何高贵走完一生的活法。 -
看了一半，实在读不下去，后半本略略翻过。纯流水账。 -
格局不太大，才气有一点。影响力和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生活的时代 译本四星 -
克制又热烈，安娜的一生，安娜的恋情。译文破坏了文章的整体性，对恋情的关注大于对时代背景的关注。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圈，也和整个俄罗斯民族一样动荡辗转，交织着民族感和忧郁感。 -
稍显琐碎，译文让人痛苦。平心而论，译文不算差，但我不喜欢这种啰嗦的直译式的汉语，读到半截常常卡壳。也不喜欢一些生僻成语的使用 -
很好看的传记，只是美好的细节太多感觉有点麻木。 -
原来阿赫玛托娃的私生活跟茨维塔耶娃的比起来，毫不逊色嘛 -
什么时候国内能有一本翻译靠谱的阿赫玛托娃诗集，以及茨维塔耶娃诗集呢？一定要翻译靠谱，不然只是浪费了资源啊！@楚尘 -
非常之好看。。。相对于时代的沉痛，生命本身还要更沉痛。相对于人世的强烈，生命本身还要更强烈。这一些都被尽量无遗记录下来。这是什么呢？ -
好文笔 -
女诗人的练造。或许在生活方面一个女人应该做的更好 -
马海甸译布罗茨基诗歌：
为阿赫玛托娃百年诞辰而作
书页和火焰，麦粒和磨石，
尖锐的斧钺和截断的头发──上帝
保存一切；特别是爱和饶恕的
话儿，有如他自己的话语。
在话语中，脉搏被扯断骨头咯咯响，
铁锹在话语中敲打；平缓而低沉
因为生命仅一次，死者的唇发出的
话语比超自然的棉絮更加清晰。
伟大的灵魂，你找到了话语，
跨越大海的鞠躬，向你和熟睡於
祖国的大地上易朽的部分，只因你
在聋哑的宇宙找到语言的禀赋。
一九八九年六月 -
诗人多悲剧。何况多情的女诗人。何况多情又美貌的女诗人。 -
我很少吐槽别人的翻译，译事不易。但是这本实在是让我读得很痛苦，完全靠对阿赫玛托娃的喜爱才能读完。 -
80%的笔墨用来描述阿赫玛托娃的各种恋情，关于时代背景的交代聊聊无几。安娜内心世界的变化如浓雾遮掩，而她的画像几乎只见一个轮廓。唯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就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圈异常复杂的情感关系。 -
完全落实在私生活上，这种私人记录只是写作一部真正意义的诗人传记的前期工作而已。 -
最惊讶的是她曾跟普宁有过漫长又纠缠的感情史 -
“爱情不再给我以平和 只给我光荣和痛苦” 阿赫玛托娃与俄罗斯紧密相连、跌宕起伏的一生。一生用诗歌串起来，每首诗也更丰满起来，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情感最真实的表露。也可以通过诗人的生活了解到沙俄后期、二战还有苏联恐怖镇压时期的俄罗斯。 -
阿赫玛托娃给我的教育，抒情和具体的平衡。 -
翻译有的地方不通顺；有些地方很感人；这样的传记感觉对于阿赫玛托娃的了解还是比较浮皮潦草，但是阿赫玛托娃在脑海中已经大致有了一个轮廓；书中很少谈及“为什么”，对阿赫玛托娃的解释性不足。 -
勃洛克对阿赫玛托娃的前两部诗集相当轻蔑：她写诗好像总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站在上帝面前。----可年轻时谁不是如此呢？经历了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年代，阿赫玛托娃最终站在了全人类面前。。。 -
开篇的时代背景尚且开阔，后文却越来越介入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纠葛，俨然成了街头的八卦小报，捕风捉影，猎人眼球，实在觉得荒废了时间，无趣。 -
这本书写得很差，作者似乎对安娜的一些私密之事特感兴趣！ -
不好意思。没有感动我。平铺直叙的叙述，毫无激情。普通平庸的传记。聊做资料可以。翻译的诗也没有感动我，这个不强求，毕竟怪自己没那水平去阅读。人物本身我很感兴趣，真是复杂的性格和经历，活的真不容易。希望能看见她的好的译诗。那段历史更是给人类以巨大的启示，有类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悲的是，人类的苦难并不会自动转化成人类进步的文明，而是更容易忘记。所以理智的人类有责任了解、探寻和揭露、传承这些历史，寻找和思考人类进步理智的思想和方向，寻找文明的力量，对抗野蛮的本性和欲望。 -
阿赫玛托娃传。 -
翻译很差。但阿赫玛托娃的魅力居然能透过这样蹩脚的文字透露出来。2014年11月21日-25日。 -
“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她的生活很沉重，非常沉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牺牲品。安娜，俄罗斯的骄傲——传记本身并不算出色，就像在雾中远远的看着一个陌生人 -
完全不记读过 还是角落里的借书单上显示的 这么一想 当时还发出过贵圈真乱的感慨呢 -
唉。译得不怎么样。第一页就不容易看下去。 -
译者翻译完后难道没有再仔细阅读和校对自己的作品吗？ -
发现很多与萧红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许多不同。 -
考证翔实。以及有点把茨维塔耶娃作为平行主线的意思。 -
传记本身一般，诗人太传奇。书评整理中。 -
总的来说这书对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生活着墨较多。“挺住意味着一切”可以诠释她的一生，没有幸福，只有痛苦和痛苦赋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