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治》书评

新华悦读：读懂中国的政商生态

推荐序文/托马斯∙海贝勒　　张伟博士的专著《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基于详尽的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提出了民商阶层在政治发展中的三种可能作用：推动者，阻碍者，或旁观者。毋庸置疑，这是当前研究中国民商及其政治角色作用的最好学术专著之一。　　中国民商阶层并非整齐划一的共同体，而是具有显著的内部差异性。实际上，民商间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规模上有大、中、小之分，地域上有城市、乡村之分，性格上有传统、现代之分，教育素质上有高、低之分，等等。地方政府与民商间的互动关系也具有显著区别。比如，与沿海及南方地区相比，华东、西北、西南地区的民商所处政治文化环境大有不同，他们受到的地方政府规制、约束要更多一些。　　这种差异性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多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上。比如，我个人2012—2014年在华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有五种基本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第一，珠三角模式，特点是国外投资驱动增长。第二，苏南模式，由前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私有化而来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TVEs），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联系紧密。许多企业主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前集体企业管理者，其中很多人具有党员身份。因此，地方企业和党政部门联系紧密。地方政府往往会为企业提供政策保障、帮助化解危机。第三，福建晋江模式，没有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而是土生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创业时可能带有非法色彩。多数企业主没有党员身份，但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间存在紧密联系，地方政府也会为企业提供政策保障、帮助化解危机。第四，温州模式，特点是基于本地企业的强化外向型经济。开始时，这里的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然而经历了2008、2010年的经济萧条之后，政府开始对民营经济采取更严厉的干预和操控政策。第五，欠发达地区模式，一般来说，这些地方少有工业企业（主要是农业地区和农产品加工地区），地方政府渴望能吸引外来投资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比如旅游业）。这些多元模式表明，地方层面的民营企业发展并非遵循统一规律，而是受特定地方条件的制约。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民营经济发展：重新调整工业结构；支持产品和工业的升级换代；工业用地许可；帮助企业获得授信和贷款；为发明创新和企业品牌提供税收减免；推行环境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控制商会组织；提供市场信息；鼓励私营企业工人和职员开展在职培训；等等。有时地方政府会强调，“政府不是要管企业，而是致力于改善地方和商业发展环境”。地方政府有时会帮助企业提升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建立起更加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然而，只有那些被认为契合当地发展思路、有前景的产业才能得到地方政府垂青。总起来，政府和民商间的权力关系是非对称的。　　由此，有些民营企业倾向于被地方政府所吸纳，甚至将自己与党和政府紧密捆绑在一起，期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政策支持上的回报。对政府来说，民营经济不仅是地方就业、经济绩效评估和干部政绩的关键所在，也日益成为财税收入的关键。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从企业经营领域退出，而成为一个调节者——就是从直接的“领导”角色转换到“引导”和“提供服务”的角色。有效的政府干预基于政府和民营部门间的紧密合作。可以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互动关系看作是一种新范式——“地方政府社团主义”。然而，民商处理政商关系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有些采取若即若离的策略，张伟教授将这种情境表述为“火炉理论”：“太近烤死，太远冻死”。如果个别民商过于政治化或具有挑战性，他们很容易被压制或禁言。　　当前存在很多商会、行业协会。然而，这些大多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并非是代表民营企业或民商利益的自发组织。它们主要起到国家维持对民商阶层政治权威的桥梁纽带作用，并保持地方政府和民商间的畅通交流，以有利于地方经济持续发展和市场繁荣。显而易见，有些民商认为这些商会组织对与企业发展实际发挥作用不大。大型企业通过运用其私人关系网络或直接与官员接触来解决问题，小型企业则经常发现地方政府对于他们面临的问题根本漠不关心。民商解决问题时倾向于私下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相熟官员进行沟通，而很少依靠商会援手。因此，企业主有时对加入当地各种商会并不积极，只有少数代表人士是工商联会员。　　在许多民营企业里都存在党组织，其负责人一般由老板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地方官员强调企业党组织不应家族化，但显然有企业党组织总比没有强。地方政府推进企业党组织建设有多种动机，比如发挥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很难精确地识别出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因为缺乏足够的透明性。对民营企业来说，党组织常被人诟病徒有虚名，主要作用体现在企业员工文化活动方面。　　这本专著分析了民商阶层的政治能力、政治价值、行为策略、制度文化等，认为民商并不能带来政治体系的变革。比如，他们与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主要基于个人关系，而非基于利益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他们缺乏特定的阶层共同行为，而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然而我个人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也可以带来集体行动，并可能对政治决策和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中国民商不仅是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们也引领着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时也在扮演政治角色，因为他们试图在政治体系框架内改变制度设定，其方式往往也是成功的。因此，检验民商集体行动以何种方式在增加，他们是否至少已经形成了有潜力的战略群体，仍然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当前，互联网对民商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近年来，电子网络圈正在成为民商间的常见交流方式，比如MBA校友圈、同业民商间的微信圈、企业家俱乐部，及其他非正式的企业家交流圈。我们有各自的观点，但并不影响我对作者严谨详实的研究态度的认同。　　民商阶层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府政策改革进程产生何种可能影响，是个让许多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张伟教授这本专著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民商阶层进行了政治社会学分析，提出并尝试解释了困扰学者们的许多问题。衷心期望这本书可以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文读者世界里出版。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资深教授，曾任该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任该大学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的德方院长。他于1977年获得不莱梅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在《北京周报》社德文编辑部工作，曾担任德中友协主席。从1981年开始，他每年都在中国不同地区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5-11/03/c_1283882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