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年如水》书评

刘苏里：周老的口述是百年历史的“证词”

在书中能看见何兆武和金克木的影子，同时又有超越二人之处；周老的口述是百年历史的“证词”■刘苏里（本文为刘苏里先生在《周有光百年口述》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未经著作权人允许，不得转载）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个发言，是再适合不过了。我不想因为我的发言，而可能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或发行。我的任务就是把书卖好，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卖书的人。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我原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个“应景”的事情，因为周老的事情，我不能不重视。但是阅读过程，让我改变了这个看法。其实在这之前，我看过周先生不止一本书，也不是两本书，他那个《朝闻道集》之后的书，我都看过，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书，你看《朝闻道集》之后的六七个集子，你的感受会差得很多，你没有立体感，你也就认识一个晚年还能够追赶时代潮流的老年人。说得好听一点，可以说他还在“勤于思考”；说得中性一点，他还爱发牢骚；说得难听一些——在某些人看来，他这是“心怀不满”。他为什么心怀不满，我不知道，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周先生的完整的传记或者了解他完整的生活经历，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被上帝遗忘的人”。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这本书让我感觉是在读两个人的叠加，又在同一个维度上超越了这两个人。第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现在还健在的将近九十岁的《上学记》的作者何兆武先生，第二个人是已经去世了的北大教授金克木先生。这本《百年口述》，之所以说他像何兆武先生，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个“百年的证词”，是历史的证词。其实刚才刘志琴老先生已经谈到了这层意思，就是我们百年以来的历史——甚至在我看来，其实还应该往前推，三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被纂改的。四九年以来的历史是纂改的最厉害的，没有真历史。我经常讲，大概除了时间、地点、人物接近于真实以外，而史识和史观则基本上都是假的。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被纂改的史识和史观——甚至史实都被纂改的——教育下的一代人，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接受的假历史的教育。一百年以前，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了，但是这一百年的历史是被纂改的最厉害的，那么谁给我们讲述，使得我们这写已经年过半百的还能记住一百年前和五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因为五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大概我们也只能记住三十年左右的事。所以，我认为周先生的这本书整个就是一百年历史的“证词”，里面有大量的细节，不论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社会存在物的描写，还是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抗战，人们在最绝望的时候，整个中华民族还是保持信心。而且那个时候，人们站的高度，就像周先生在书中经常讲的，凡是阅读报纸的人，都非常关注欧战的情况，关心美国参战的情况。为什么？人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即使在全球化卷入如此之深，在所谓的“大国崛起”已经成为事实的今天，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种眼界的，我们的命运是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个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周先生的这本书作为一个历史证词，完全赞成刚才几位先生的提到的，不仅应该大量发行，鼓励人们阅读，并且要和我们的国史并行讲述，使得他个人的一个眼光，所关照到的百年，能成为正史的一个非常准确而有力量的证明。当然，这个得益于周先生不同凡响的家世，以及你完全难于想象的晚年的老头。他不仅走了五大洲四大洋，在国内，也几乎东南西北全去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当年走过了许多我们不可能去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在这本书中看到金克木先生，并有能超越金克木先生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预言家”。我常说起被人看不太起的金克木先生，因为金克木先生晚年以后就不写大文章了，都是小豆腐块。但是我经常讲，金先生的每一篇豆腐块文章都足以让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做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不要小看金先生的豆腐块文章。而周先生自《朝闻道集》以来的文章，其实也是豆腐块文章，长的大概三四千字，短的就是几百字。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把前面看的几本书翻出来，我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作为“预言家”。大家注意，周先生是一个自然寿命超过一百年，而他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发展，并看今后历史发展的大潮流的时候，他这个预言，你就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意义上的老年人的思考。不是的。他自己讲，他是被上帝遗忘的人，我有时候则开玩笑地讲，上帝都害怕这个老人，不轻易地把他召走。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他是上帝派来启示这个冥顽不化的、跌入历史深渊而万劫不复、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拯救自己的民族。他就是来启示来了。启示什么呢？《朝闻道集》之后的一系列言论和集子，都是这个启示的一部分。我认为，有了这本书垫底的话，你对他最为一个“先知”或者“预言家”的定性，就会更深刻。当然，刚才有两位老先生发言说，周先生不受（当权者）待见，那这样一个“乌鸦嘴”的老先生，他怎么可能受充满自信的这样一个领导和集团的待见呢？不可能的。而且，不仅不受待见，可以讲，周先生一百年来，没有受到大的迫害，他已经很幸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派来的人，大概冥冥之中，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人不是随便能动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一半同意刚才有位先生讲的，他是有一个处世之道；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他内在的有某种神力，否则我们也难于解释，一个将近110岁的老人，还能够清醒地思考，在告诫或者训诫统治者，告诫这个民族，未来我们的道路到底在哪里。谢谢大家。

如水的从容

这本书吸引我的最直接原因其实是因为周老先生的高龄，今年他已经110岁了，葛剑雄在前文里说：“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也是怀着这样敬重的心情，想看看这些真正从喧嚣中走过，又依然在沉默中观望着这个世界的老人，是如何看待岁月，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生命。没有炫耀，没有怨恨，没有标榜，没有沉沦。这些回忆口述记录和我之前看到的很多回忆性质的文字内容都不同，它显得比较安静，即使这其中经历过的种种事情都是残酷与无力的，但经老先生娓娓道来，仿佛就是在听一位老爷爷讲着~那个时候，在他的身上，在他周围的世界里，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就比如他说他去见过爱因斯坦，然后两人说过几句话，已经不太记得了，如此这般。像我这种对中国近现代史始终都是一头雾水的人，借助这样的人生故事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又多了一种对于历史亲近的理解与整体感。周老先生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但他早年其实是搞经济学的，早年的时候他也教书，英文已是非常的好，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热爱经济方面的事务，在某一段时代里，他和他身边那些满腔热情的人们都很清楚，只有经济的蓬勃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运，看到那段历史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根本看到的都是一些十分现代的观念与事物，原来那个时候，这世界也曾经那样的新鲜过呢~但世事呢，世事并不是为哪一个人而变迁的，世事的变迁从来都由不得个人。在抗战年代里，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出门公差，回来的时候，早上还好好儿的房子就变成了废墟，或者走着走着一颗炸弹就爆炸在他面前的不远处，刚刚还活生生的人，转瞬间就血肉横飞，为了躲避轰炸，家就那样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好不容易找个清净地儿，蒋介石也住那儿，然后又不清静了。那时代的生死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简直都只是运气说了算。后来赶跑了日本人，结束了内战（他用一个世界全局的视角描述了这一部分的历史），解放了，苦难总是有终结的吧~不，苍天还没睡醒，或者还没耍完，各种运动又开始了，这简直比躲流弹还要拼运气好么，那个几近扭曲的年代，被禁锢的心智，被束缚的自由，被摧毁的心念……但不管这些历史和事实有多么的残酷，我发现老先生身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做好眼前事。教书的时候，他很认真的教书，做银行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做银行，跑外联的时候他很认真的跑外联，搞语言文字研究的时候就认真的做研究，甚至在被批斗时做检讨的时候他也很认真的做检讨，也许正是这种对于当下的诚恳与不挑剔，使得他躲过了无数的劫难，才得以跨越了沧桑的百年。曾经和朋友聊起，旧时的老人总能记忆起很多事情就恍如发生在昨天，是因为他们在那样艰难而又凝重的气氛里对生活留下的印记更为深刻吗？同样经历过，有些人看懂了，变得喜乐而淡然；有些人看不懂，变得狭隘而自怜。周有光老先生在2014年增补的尾声里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意”，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这是来自于一个百岁老人的谦卑，深为敬重。

自在如风的老头

周有光这位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的老头，生于没落的绅士家庭，目前已经110岁了，还在世。这本书是1996年根据他口述忆旧的磁带整理而成。这百十年间，中国从清帝国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今来古往，沧海桑田。周有光这本忆旧之书，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因为周有光结交的都是历史书籍里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显出一种特别的历史感。我看着一个个名人在书中出场、退场，从热血团结的抗日，振兴实业，到下放劳动，自杀冤死，万物终归于无，似一出中国版百年孤独。周有光结交的人随便摘几个，比如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这种救国七君子，沈从文、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吴蕴初、杜重远等实业家，何廉是国民党行政院长，许涤新是周恩来秘书……总之，如果周有光上上知乎的话，绝对是最有资格回答「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最有效的人脉吗」这类鸡汤成功学问题。在采访里，周有光谈到现在中国没有大师，讲到过去大学毕业是没有专业技能的，学校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学习知识的技能，高尚的道德等等。参加工作后，才慢慢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后来，学了苏联教育，大学生一出学校都是专家，人人就定型了，二十岁看老，囿于专业里。这从他少年做乡村教育，再到银行工作，后来做政府经济工作，再后来转到汉语拼音工作，这种自我学习的能力，我是很羡慕的。关于教育，周母的家庭教育很值得一提。周家是个没落的绅士家庭，依靠卖房产维持生计。饶是如此，依然有佣专人，每日装好礼盒，出门送礼。为了维持体面的形象，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搞好关系，别人家结婚、死人都是不能缺席的。周母看不惯，就带着孩子离开常州，去了苏州，持的心思是，「在常州是非多，到了苏州怎样的穷，也穷的很干净，很安静，既干净又安静」。后来周有光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不是要你孝，我是要你Fraternity「博爱」，有博爱之心，你就会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给你留什么遗产，我希望你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对经济史和金融史的价值

■徐时霖（题目为整理者所加）周老的书，我是从21世纪之后才开始看的，最早看的是《朝闻道集》，后来陆陆续续看了许多。看了周老的这本《百年口述》之后，我感触最深，或者说有点意外的，是他对自己参加金融工作的描述。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搞文化工作的人有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特别是金融工作者也应该认真地去读。这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最大体会，并由此对周老更加敬重。我举例说，书中提到了三件事：一个呢是江苏农民银行。江苏农民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乃至近代经济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银行，陈光甫和书中提到的现在不太为人所知的徐伯明，也不完全像书中周老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最重要的思想，之所以取名为“农民银行”，和今天的“小额贷款”很接近，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巨额资金分成很多份，用来帮助数量很大的普通平民。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周老是最早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书中提供了很多细节的描述。这个做法，当然以后由于社会的种种变化，到今天这个做法也没有成功。在国外，像孟加拉尤努斯就是靠这个取得了成功（并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天余额宝和微信红包也不是马云等人的发明，实际上也源于——就中国而言，直接的起源就是江苏农民银行。所以，今天之所以能这样做，之所以是平台和手段不同而已，但理念和思想源于那个时候。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农本局的描述。农本局实际上是个政府的金融机构，类似于今天农业部的一部分职责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周老在这本书中如此细致地描述了它的运作规则和它实际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抗战时期，支持后方经济工作的到底是什么力量。我们今天了解抗战，知道政治，知道军事的很多，但是后方的经济工作究竟是怎么做的,如何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前方抗战，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特别是他讲到农民的问题，对今天的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是如何让农民有一个自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组织，来帮助和引导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周老在这本书里面描述了当时的做法和他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个足以供今天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第三就是新华银行——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王志莘先生，上海人，我从其他史料上了解，他的家乡就是上海的莘庄，所以我判断这个字可能念“xin”,今天读“shen”(范炎培先生插话：读xin，莘庄，上海就读xin。)王志莘先生在今天中国金融史上基本上是汲汲无名的人物，但周老在这本书中对他有有近距离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新华银行的资料，以及当时汪伪控制地区的金融线索。这本书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新华银行，按照今天金融史上对新华银行的叙述，还不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十分之一，仅仅就这一点描述，也没有讲到它和美国的业务联系，也没有讲到它向西北的业务发展，周老在这里都有了相对详细的描述，因为他是亲历者。特别是讲到后方的经济与汪伪地区金融的关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今天对国统区的经济情况，描写的很少，农本局都不太有人知道，对汪伪地区的金融的描述就更少，周老在书中就提到了，当时不仅可以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作为中转。应该还有更多的资料，埋没在史料当中，值得去进一步去研究。上午蒋彦永先生讲到一个朱伯泉先生——就是刚才放录像没有放出来的那个人，他就是汪伪政府里面金融的一个高管，他所作的工作，从今天看实际上，有一个观点可能是成立的，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他的经济迅速崩溃，和他当年把江浙、南方比较稳定的金融体制破坏了，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是周老这本书题外的问题了。但是周老在书中的叙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和线索。这个也是应该值得重视的，特别是对王志莘先生的描述，而且王志莘先生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远祖”，这些今天几乎都要被淡忘了。从这些方面来里理解周老的一生，了解他对经济问题的观点，进一步了解他所提供的资料，在经济史和金融史上的价值。

李锐：周有光是先知先觉的导师

周有光是先知先觉的大导师■李锐（本文为李锐先生在《周有光百年口述》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整理者所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转载）我这个人耳朵不行，讲话大家还能听得懂。周老啊，我过去不认识，直到2009年才认识。这本《百年口述》，我看了大部分，我就写了这首诗，送给今天这个研讨会:一生光闪闪先知，世事洞明大导师。寿届期颐留史记，炎黄永远别狂痴。“一生光闪闪先知”，因为他有一本纪念文集叫做《有光一生，一生有光》，这是一点都不错的。这个“光闪”就是在说明他是什么人的，我认为他是先知先觉。“世事洞明大导师”，刚才周老的大公子已经讲了。我认为，在我们国内来讲，在学者中间来讲，他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世界上的事情，他都非常清楚，是我们真正的导师，大导师。毛主席不是讲过嘛，他有“四个伟大”嘛，他讲他自己是“伟大导师”。我看真正的导师是周老。“寿届期颐留史记”，他这个百年的回忆，这本书，可真正比得上《史记》。周老比我大11岁，1906年出生，而且是五四运动他就了解了，所以说他是真正地对当代历史非常了解的人。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恐怕是个好处（笑）；另外他是从上海到北京，因而没有被打成右派，这是他的一个幸运。最后一句“炎黄永远别狂痴”。“炎黄”是指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今后应该永远照着周老的道路走下去。周老的道路真正是人类普世的规律，我们现在还在启蒙的十字路口。“狂痴”，我为什么用“狂痴”二字呢？我是红军那一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我在延安被关过一年半，坐牢啊，说我是特务。别的我不知道，我可以承认错误，我不是特务，我知道嘛；文革的时候，我在秦城关了八年，所以有人讲，（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就被打死了。所以过去几十年啊，我是用两个字来说明——“狂痴”。我们这个党是没有什么科学基础的。大家还记得打麻雀吗？大家还记得……我搞过水电，五十年代，我到福建去搞水电站，福建漫山遍野都是森林。福州那个小小的广昌，有一棵大榕树，风景树，非常大。八十年代我再到福建去，完了，森林没了，那棵大榕树也没了。所以我今天要来参加这个会，就是向周老继续学习。他的一生的经历啊，刚才我们听得很清楚了，他非常重视经济，重视科学，重视教育。我退下来，离休三十多年了，我就想，有三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不太了解，还是有点糊涂。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到底靠什么？这个事情本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提出来了——“科学”“民主”，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什么东西呢，就缺乏这两个东西，中国就没有自然科学传统，我们那时连植物、动物、矿物都分不清楚。另外呢，“天地君亲师”，皇帝第一。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你们有很多同志是知道的。大概十是多年前，《南方周末》有个姐妹刊，叫《二十世纪环球报道》，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就吐出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接班的时候，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会，他和×××不多讲话，就讲了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那我就放心了。”（后来）登出来了，马上把这个刊物封掉了，也没有批斗，对我还是比较客气一点。所以啊，中国是个农民国家，这个农民他有个基础，中国革命，他要有一个人来管他，这个农民他是眼睛向上，要有人来管他，这是孔夫子的一个错误传统。孔夫子有好东西，但是也有错误传统，就是三纲五常。我们这个国家，周老是讲得很清楚，西方为什么进步呢？启蒙运动。美国人是华盛顿造反去的。毛主席不是讲过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周老到美国之后，他研究经济学，他更清楚。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去了三次美国，第一次……第二次是有些大学召我去的。我真的是感觉她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为她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科学，自然科学的发达，必须是宪政国家。不是宪政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自然科学也发达不了。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自然科学的占70%，我们大陆一个也没有，所以说我们是一个自然科学很落后的国家。现在还有人写文章，大学者，说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好，我就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我给你们讲个事情。我接触过胡绳。我是八十年代退下来的，这三十多年来，我就比较注意三个问题，脑袋里面搞清楚三个问题。一个是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主义”是个什么东西？第三，就是我们这个党。我是1937年2月入党的，过去对这个党是非常崇拜的。八十年代，我写过一些文章，寄给他，他不理我。他去世之前，寄给我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是什么一回事情。而且他有一个遗书，这个遗书在一本科学书上，一本记录科学文人的书上登出来的，用的是古话：“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他糊涂了，三十年不解。郑板桥不是有一个“难得糊涂”嘛——“七十八十，少知天命”。他这个天命，就是刚才讲的周老的一些思想。“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党史专家、大学者胡绳。我们这个国家现在需要一批能够反过来，过去搞错了，现在发过来，尤其需要像周老一生都是先知先觉，需要这样的人，先知先觉。所以周老能活到现在，出了这么多书，又出了这本《百年口述》，是我们国家的幸福。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幸福。现在我对我们这个国家最担心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环境破坏，没有好空气了，没有好水了，没有好土地了。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这个“狂痴”造成的。我就简单讲这么几句话。（持续掌声）所以周老这本书，我是建议大量发行，这个是教科书，最好是变成学校的教科书。中国有这样的人物，了不起！你们知道吗，我认识吴祖光，也住在我住的那个楼里。曹禺，大家都知道。吴祖光跟我讲过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文革”以后，他去看望曹禺，曹禺对他讲了一句话：“我太听话了！”所以我想，在场的诸位，恐怕都是不太听话的。（笑声）

门缝里的世界

这本书厚度足够，度量的是一个百岁老人的一生，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逝年如水》是周有光本人的口述，很多事物只有从主体本人的角度看，才能得出正确且有价值的结论，所以一般意义的传记有很大的局限性。周有光本人说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在读者看来这是十分自谦的说法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的一生没有白活，英雄生于乱世，我觉得他是英雄，然而他自己兴许认为自己真的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凡有点见解的人，大约都会在迟暮之间回想自己的一生，大多数都称不上“戎马”，即使做得再好，可能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究竟哪一种过活方式是最不容易留遗憾的呢？周有光的遗憾在哪里？读者和周有光本人之间的代沟体现在哪里？从分量上看，这本书很大，从一生的长度来讲，很多地方又是意犹未尽的。的确，作为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他能够比较清晰地叙述下自己的一生很了不起，用余华在《活着》里的表述来形容，周有光的一生没有过到狗身上去，更多的人是把自己的一生过到狗身上去了；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是口述，会造成很多地方出现重复或者不严谨的情况，记录者又不加润色，呈现在读者面前有点太过随意化了，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冗的感觉，“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反倒有”，除此之外，由于这些材料是1996年录制下来的，所以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很陈旧了。从1906年周有光出生（甚至提前到祖父辈的重要事迹一并记录）算起，一直到1996年，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最为动荡的时间段，清朝末年的摇摇欲坠，军阀斗争，列强压迫，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地渐渐发展······这是中国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从周有光的角度看这些东西都有了不同的色彩，侧重点也不一样，我们了解那个世界不能单从客观味浓重的“史料”来了解，更应该多了解一些那个时代的人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以及他们的心态，不管是史料还是个人叙述，都是历史的局部，所以我说，不管哪一部著作，给我们呈现的都是“门缝里的世界”，不过值得骄傲的是，尽管是在门缝里看，但起码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他们还是很有主张很有成绩的。周有光的世界，是站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角度上感触的，他的依托更多的是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包括银行、执教、参与汉字改革），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家庭生活。逝年如水，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流动的水或许还泛着波澜，只不管怎样，它流动得很快，你来不及回头，已然耄耋。周有光的成功是必然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性格中的坚韧和又追求有毅力，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就是他的“幸运”，这个幸运，包括家庭环境对于他的各方面的支持，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意识层面，他得到的正面回应居多，所以求学年代一切顺利，一顺则百顺，他的进取和他家族广泛的人脉又为他今后各方面取得成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妻子是“合肥四姐妹”之一的老二张允和，一生相濡以沫，是他坚实的后盾。周有光先前一直想要去美国留学，读者可以发现，他到最后也没有机会在美国真正做过一个学生，这里，更多的是战争的阻碍，所以，他的这些成就其实是基于他的本科学历完成的，这也是我尤其钦佩他的原因，他取得的成就更多的依赖于他的坚持学习和热衷兴趣，经济学是他不断观察对比，不断阅览书籍以及在银行的工作经历积累起来的；语言学是基于他的文字爱好，这方面他是没什么基础的，完全是在兴趣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最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汉语拼音改革方案，可以肯定，他一定不会为中国人所遗忘。依着张允和，我们可以从侧面发现有关合肥四姐妹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对她们挺感兴趣的，只是一直没有好好了解过这四姐妹。四姐妹的不平凡和周有光的不平凡很相似，都是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功成名就之人的相似之处吧，所以说“人生来平等”这句话其实是很不正确的。四姐妹是书香世家，经济条件又很好，家长重视、环境的清明为她们形成良好的人生理想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成年后的她们也更有见地，不同于一般人家的子女，她们的父母对她们的择婿采取放任的方式，可幸，四姐妹的夫婿都是很不错的，所以他们的放任是基于他们的良好教育的基础上，一般人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将放任挂在嘴上，要做到放任首先要在子女年幼的时候为他们树立好榜样，制定好原则。周有光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发生在大学时期，持续了很短的几年，那时家族没落是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圣约翰大学的罢课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里我就很有感慨，民国时期中国存在相当一部分优秀大学，我认为它们的优秀主要是由于管理方式和教育方式得当、利于学生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大学都很应该学习一下这些举措。周有光毕业后，跟着开办了一段时间的学校，算是对中国教育现状以及国情有了最初的体会吧，经济条件转好一些以后，他迎娶张允和，赴日留学，赴日留学或许是他那一时期最坏的决定，因为日本的教学制度使得他无法读硕士生，还得继续读本科，所以在日本蹉跎了一年，不过这一时期，他自修了很多东西，倒也不算浪费了一年，自修是他这一生取得很多成就的最优秀品质之一。回到国家后，在银行工作，不久抗战，转入重庆四川开展后方工作，感触良多，一腔热血得到释放，在此期间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总算度过了最大的难过，赢来胜利的曙光，战争是残酷的，他作为一个“上层阶级”人士在大后方的体会尚是如此，那么前线普通百姓家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了。抗日胜利后，到去过各地以及世界各地考察工作，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一番踌躇后，决定回国建设祖国，开始重新在银行工作，同时在大学授课，在此期间，新中国刚成立，开始折腾各种运动，所以我认为从解放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中国除军事有一点发展外其他东西真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当然，我说法很偏激了，豆瓣上对这些东西还是很敏感的，不谈），后来到北京参加文字改革，从此到他的生命终结，他的主要工作基本就是跟文字改革打交道了，文革期间各种斗争，见惯不怪，文革后，又去一些国家宣传文字改革，同时在国外有很多不错的见闻，可以说，一生戎马。门缝里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门缝世界组建起来，大约就能形成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世界了吧。